庆历四年秋（宋史三部曲）

这是我今年读过最有趣的一本书，整本书读下来一点都不乏味，类似于《万历十五年》，从一个历史的小切口开始，一个突发事件，事件发生的背景，牵连的人物一一娓娓道来。 事件是一群清水衙门的小官吏搞团建，团建上有人随酒作诗，被有心之人告到官家那里，但团建每个部门都有搞，诗也要看解诗的人怎么理解了，可大可小的事情为什么就这次搞这么大。带着疑问往下读，就牵出来一个君子党，以及历史上众所皆知的“庆历新政”-发生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改革，宋仁宗推动范仲淹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以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为中心。 讲历史故事，我认为最忌讳就是沉闷和脱离，最怕就是作者站在制高点俯视历史，给你说教。这个作者的书我是第一次读，居然毫无疏离感，不像某些名著，我读半截就开始打脑壳，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分享有趣的语段： 放纵也是一种力，在酒席上，它绝对能够验证力学的三大定律：一、惯性定律，一旦启动，就刹不住车，不会轻易停下来。二、加速度定律，只要有人跟着哄抬、较劲，热情就会逐步升级，一路走高。三、万有引力定律，大家互相感染，互为激励，都成了人来疯，没有谁能置身于外。 这种丧事当作喜事办的传统，后来又被人们不断发扬光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不管遭遇了天灾还是人祸，或者天灾加人祸，灾难一过，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先不去管它，事件背后的种种弊端和黑幕也懒得追究，有关各方最起劲的就是披红挂彩地表彰一批英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所谓“英雄”者，借以掩盖问题转移舆情之“鬼神”也。 诗人或作家是眉眼流波的感性动物，他们只关注心灵的声音；而政治家则必须匍匐在现实的大地上，触摸理性的质感。 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之力，就维系于某个大人物的几声咳嗽或喘息之中。世间所有的权力中，时间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而时间对于个体的人，就是他生命的长度。 故作欢愉，说到底是为了活得让亲者快，仇者痛。我再苦，也只能苦在自己心里，决不能苦给别人看，更不能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尤其不能苦给自己的敌人看，让他们幸灾乐祸。

《庆历四年秋》以庆历新政的消逝为棱镜，折射出北宋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图谱。夏坚勇先生以考据为舟楫，沉浸于历史的细微幽深之处，将一场宴会、一纸公文、几句唱酬的微末细节，淬炼成权力场域的密码。那些被史册碾碎的幽微人性，在诗酒风流与政治暗涌中渐次苏醒。作者以手术刀般的笔触解剖士人风骨，在簪笏荣光的裂痕里，照见知识分子永恒的困境与抉择。这部作品既是历史肌理的切片标本，更是一面映照当代精神境遇的青铜古镜。

读来很有趣的一本书，虽然作者有些语言太过接地气，但也瑕不掩瑜，推荐！

作为宋史三部曲的第二部，相比《绍兴十二年》在文笔上有很大的改进，摒弃了轻佻浮夸，多采用写实的风格。其次是前作上帝视角的俯瞰式点评有所改进，转而将视角平行集中于庆历新政本身，通过不同人物的刻画如范文正公富弼的改革，欧阳修苏舜钦的文人抱负，夹杂着仁宗和群臣的交锋，作为反派的夏竦也塑造的不可谓不精彩。在褪去了抖机灵式的遣词造句后，作者通过化用宋人词句使自己的笔触高级化，用精简凝练的文笔将自己对新政的思考融入到历史叙事，可读性提高。 最为叹服的是，作者不再追求必然的解释，摆脱了先射箭后画靶的尴尬。通过史料论证得出改革的黯然收场并非一人一党的成败，而是北宋政坛积重难返的深层困境阻挠改革的可能，这样的结论更能使人信服。虽是昙花一现，却如一道微光引出了后续的王安石改革。 所以相比前作，我更喜欢本作，摆脱了模仿《万历十五年》的桎梏，找到了沉重与轻松的平衡点，可供反复品鉴。

《庆历四年秋》开篇是进奏院的几名小官，借着赛神会的由头，变卖院中公废纸凑钱饮酒，本是北宋官场再普通不过的聚宴，却在御史王拱辰的穷追猛打下，演变成震动朝野的大案。参与宴饮的苏舜钦、王益柔等人尽数获罪，或除名为民，或贬谪远地，一时间京城俊彦为之一空。而这桩小事，也催生出成语“一网打尽”的由来。王拱辰在事成后得意扬言“吾一举网尽之矣”，轻飘飘一句话，道尽保守派铲除异己的狠厉，也揭开了北宋中期朝堂最残酷的政治角力。 王拱辰为何有如此这般畅意恩仇？这就得从这个人的经历谈谈了。 这个人少年得志，十九岁就大魁天下，皇上又对他青眼有加，在传胪大典上亲自为他改名，这些都无形中给了他一种强烈的心理预期，似乎从此以后，天下的好事都该有他的份。一个人成名太早，有时也不是好事。他太自负了，属于乡下人所说的吃屎都吃尖儿的主。当他看到富弼、韩琦等同代人已先于自己进入了宰执行列，自己的连襟欧阳修也有蒸蒸日上之势时，他心中的醋意中烧，足以翻江倒海泛滥成灾。 自从“王拱辰”这个名字在官场上出现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注定了是一个铆着劲争先恐后的角色，请仔细体味一下这个“恐后”的“恐”，戚戚然，惶惶然，诸般滋味，纠缠在一起，其中有一份就叫“忌妒”。忌妒不仅扭曲人性，也污染官场生态。在政治原则和自己的仕途利益之间，王拱辰理所当然地会选择后者。 用作者的话来说：忌妒是人性中最妖娆、最隐秘，因而也是最难以告人的阴私，这是一种内心翻江倒海却又不能说出来的自我折磨。一般来说，快乐能与人分享，痛苦却纯粹属于个人，没有任何痛苦是真正能被别人所理解的，由忌妒所引起的痛苦尤其如此。人性中的其他感情都不像忌妒这样隐秘，即使是恶，那也是可以广而告之而用不着遮遮掩掩的，因为忌妒针对的不是明火执仗的对手，而是周围那些和自己差不多的人，有的甚至还是自己的朋友。忌妒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在忌妒中奋起，就在忌妒中沉沦，人生在世大致如此。 王拱辰何许人也？欧阳修的连襟。他俩是天圣八年（1030）同榜进士，王拱辰是状元，欧阳修是甲科十四名。可见其水平还是有的。但此人极度自负，一辈子最擅长的就是抓小辫子、扣大帽子、借刀杀人。不是那种明着贪赃枉法的奸臣，而是专搞政治构陷、专打正直官员的“官场杀手”。 说起庆历四年，我们都会记起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中。“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滕子京本名滕宗谅，子京是他的字。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事也离不开王拱辰。他除了进奏院那一场“一网打尽”，他最招人恨的，就是死咬着范仲淹一派不放。范仲淹看重的滕宗谅，本是在边关用公款安抚将士、救济百姓，干的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王拱辰却抓住一点账目不清，揪住不放，一遍遍在仁宗面前弹劾，非要把人往死里整，逼得范仲淹多次在朝堂上为朋友辩解，几乎把脸面都丢尽了。王拱辰要的根本不是什么公正，他就是要把范仲淹身边的人一个个拔掉，让改革派孤立无援。 滕子京被贬到岳阳，从庆州一路贬到岳州，当的是岳州知州（巴陵郡守），管一州军政民政，算是个地方一把手，但那时候岳州偏、穷，跟流放差不多。他到任没消沉，反而撸起袖子干：修防洪堤、清积案、劝农桑，一年多就把地方治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岳阳楼那时候早就破破烂烂，他看着可惜，又觉得这楼是巴陵脸面，也是文人登临寄怀的地方，就想重修。关键是他不敢再碰公款——这次他想了个巧办法：帮民间追讨陈年旧债，让债主捐一部分出来当修楼钱，没动国库一分钱，就把楼给修起来了，还比以前更气派，又把唐贤今人写岳阳楼的诗赋刻在楼上。 楼修好了，滕子京知道光有楼不行，得有一篇好文章才能传下去。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同年进士、一辈子的知己范仲淹。“记”是古典文章家族中身份最高的文体，为一座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标性建筑作记，对作者的选择无非三点，一个是文名，一个是在政界的影响力，再一个是和当地主政者的私交。综合这三点，最适合为岳阳楼作记者非范仲淹莫属。对此，滕宗谅请范仲淹作记时，在信中讲得很清楚。 他说：“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他又说，范仲淹“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 那时候范仲淹也因为庆历新政失败，被贬在邓州，俩人都是天涯沦落人。滕子京就写了封《求记书》，把修楼的前前后后说清楚，范仲淹拿到信，就完成了《岳阳楼记》。 回到《庆历四年秋》，书中开篇这场小酒局，为啥让仁宗如此火光？都是官场政治。蹿局儿的苏舜钦是宰相杜衍的女婿，由范仲淹一手举荐；王益柔等参与宴饮的青年才俊，皆是新政阵营的中坚力量，是改革派在中枢的新鲜血液。他们聚在一起，纵论时政、针砭时弊，酒酣之际王益柔作《傲歌》，一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孔子驱为奴”，成了保守派攻讦的利刃。也就是，酒后吐真言真要命。在王拱辰等人的构陷下，这场聚宴被定性为“监主自盗、结党乱政、侮慢君圣”，桩桩罪名，都直指背后的改革大佬。 庆历四年，范仲淹主持的新政，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为核心，动的是皇亲国戚、勋贵旧臣的蛋糕。恩荫入仕的特权被压缩，论资排辈的升迁被打破，无数靠祖荫混日子的官员没了出路，以吕夷简、王拱辰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早已对改革派恨之入骨。进奏院案，不过是他们苦等已久的突破口——拿小人物开刀，牵出背后的范仲淹、杜衍、富弼，用“朋党”的罪名，将改革派连根拔起。 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宋仁宗的态度。世人皆赞仁宗仁义，他宽厚待下、轻徭薄赋，是北宋少有的仁君，可在皇权与朝局面前，这份仁义终究让位于帝王权术。书中对仁宗的心理刻画入木三分，他起初支持新政，是目睹北宋冗官冗兵、积贫积弱的困局，想借改革力挽狂澜；可当保守派群起而攻之，一遍遍在他耳边渲染“改革派结党、威胁皇权”，他心底的猜忌便生根发芽。宋仁宗一生最惧朋党，北宋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下，皇权最忌文官集团抱团。进奏院的酒宴，恰好坐实了保守派口中“君子结党”的说辞，那些青年官员的意气风发，在他眼中成了目无君上、结党擅权的佐证。 他不是看不清这是一场政治清算，也不是不明白苏舜钦等人的冤屈，只是在他的权衡里，维稳朝局、压制朋党，远比保全几个改革青年、推进新政更重要。于是这位仁义君主，默许了保守派的一网打尽，亲手掐灭了自己曾寄予厚望的改革火种。书中写仁宗下旨严惩时的沉默，没有雷霆震怒，却藏着最冰冷的帝王心思：仁义是治国的外衣，皇权稳固才是不容触碰的底线。 没有非黑即白的善恶，只有理想与利益的碰撞，仁君与权术的博弈。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赤诚，改革派青年匡扶社稷的意气，终究抵不过保守派盘根错节的利益网，抵不过帝王心底的猜忌与摇摆。庆历四年的秋风，吹凉了进奏院的酒宴，也吹垮了庆历新政的宏图。一网打尽的，不仅是十几位青年官员，更是北宋中期一次自救的契机。历史从不是孤立的事件堆砌，一场小小的酒宴，一场刻意的清算，藏着一个王朝的选择与宿命，也道尽了理想在现实面前，最无奈的凋零。

庆历新政，水过地皮湿，并没有给北宋王朝带来实质性的变革。其主要原因是和西夏签订了岁币，和辽国的关系也处的不错，仁宗皇帝认为已经天下太平，也就无需改革折腾了。所以，只凭夏竦和王拱辰二人之力就把改革派的君子党打得四散飘零，贬谪文学也就随之兴起。《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沧浪亭记》等等名篇喷涌而出，为中华文学留下了颗颗璀璨的瑰宝。呵呵，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啊！

《庆历四年秋》《绍兴十二年》之后第二本，作者文笔不错，有很多有意思的歇后语；叙事时候的衔接过渡很流畅，读来没有生涩之感。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介绍也比较全面，能让读者以更广的视角纵览，以及会提前铺垫一些后文会用到的背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跟着作者的文字，很迅速地从这到那儿，有时候可能觉得八竿子打不着，但偏偏就有一个衔接的点在。比如第七章从京师东北的封丘门讲起，带读者进入城门后向南到达马行街，对这条北宋的美食街进行了些许介绍，御烧肉、广告等等。由当时广告中的一个常见错字，引到错字的问题。广告中的错字问题不大，但有些情况下一个错字会让乌纱帽掉，人头落地。进而写到之前提到未成功就任枢密使的夏竦，他正在仇恨之中，密谋以文字对破坏他进入两府的那些人进行复仇。随章节向后推进，与第一章的情节也呼应上了，王拱辰拉仁宗衣角、仁宗被余靖汗臭熏杀、唾喷于面。夏竦诬陷石介密奏，需先进呈进奏院，如此，与开头监进奏院的苏舜卿也接上了。从第一章写进奏院案，仁宗勃然大怒，要求严查，引出问题“为什么一向以仁德著称的宋仁宗会如此”，继而开始后文的叙述，从仁宗登基，刘太后摄政，仁宗亲政，一直讲到庆历新政，而后新政效果不佳，仁宗对于朋党的隐忧，而后以进奏院案宣判、君子党均外放宣告庆历新政的终结。（刘娥摄政十一年：天圣1023-1032；明道1032-1033。明道二年三月，刘太后逝，仁宗亲政。景祐1034-1038.11；宝元1038.11-1040.2；康定1040.2-1041.11；庆历1041.11-1048；此后还有皇祐、至和、嘉祐，不做赘述。）而在贬谪之地，欧阳修写出了《醉翁亭记》，苏舜钦写出了《沧浪亭记》，以及范仲淹应滕子京所请写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此记之日“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即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年）。1038年，李元昊成立西夏。1040年三川口之战，1041年好水川之战，1042年定川寨一战。1041年五月时，范仲淹知庆州。从定川寨之战之前，双方已启动和谈，1044年达成庆历和议。庆历四年十月一日，李元昊送来誓书，宋夏和议终成。另有1042年契丹趁宋夏战争发难，要求拿回关南之地，富弼出使，北宋同意将原每年给辽国的岁币从30万（银10万、绢20万）增加至50万（银20万、绢30万），辽国撤军并放弃割地要求，史称“庆历增币”（北宋视角）或“重熙增币”（辽国视角），维持了宋辽间的和平局面。（与契丹、与西夏边境战乱终结，以岁币换取和平，财政压力大减，仍能维持，在仁宗看来貌似这就使新政推行的必要性大打折扣。）庆历四年，新政推行效果不佳，加之夏竦的诬陷（伪造书信，诬陷石介与富弼谋反），仁宗对君子党的不时敲打。六月范仲淹巡视西线，八月五日富弼出任河北宣抚使，八月十四日欧阳修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庆历四年十一月初六，进奏院案的处理下达，仁宗借题发挥，将君子党新锐一网打尽。十一月十一日，又发布诏书，将政治弊端一股脑归于朋党之祸。同日，范仲淹上表请求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但章得象进谗言，不想背轻易罢黜贤臣的名声，先不允，如范仲淹上谢表，则是挟诈；仍辞职，就是要君，反正范仲淹怎么做都是错。仁宗暂且搁置，过了南郊大礼、过了元旦，到了庆历五年一月才应允。同一天，富弼的枢密副使也免去，知郓州。第二天，杜衍的宰相被罢，知兖州。韩琦为富弼鸣不平，庆历五年三月，枢密副使解职，知扬州。自此，中央的新政君子党全部罢免，从庆历三年九月到庆历五年三月，庆历新政宣告结束。进奏院案受罚最重的苏舜卿去职后移居苏州，花费三十两购下一处房屋，苏州沧浪亭是也。庆历五年，富弼、范仲淹并罢安抚使，十一月范仲淹改知邓州。人虽去，但迫害不停，欧阳修因“张甥案”在庆历五年八月被贬滁州，此前学过《醉翁亭记》，但并不知作者写此文的背景。“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单从文中，根本无法看出这是经过庆历新政失败、屡次被贬而到滁州的欧阳修。时范仲淹在邓州，富弼在青州，韩琦在扬州，欧阳修在滁州，王洙在濠州，陆经在袁州，杜衍在兖州，石介的墓则在泰山脚下的奉符。亲朋星散，同侪飘零，苏舜钦在沧浪亭里的日子看似平静而悠闲，但内心却难说轻松。 本书名《庆历四年秋》即来自于“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即滕宗谅。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进士，明道元年（1032年）上书刘太后请求归政，被贬。景祐元年（1035年），仁宗亲政，迁为左正言，谏官。但滕子京景祐元年八月又上书仁宗指出其沉迷女色，被贬信州。此后辗转信州、饶州、江宁、湖州等地。后范仲淹经略西线时推举他为泾州知州。庆历三年初夏，范仲淹离开西线调中央工作，滕宗谅亦从泾州移任庆州。泾州的继任者郑戬是范仲淹的连襟。郑戬就任以后，发现前任经济上漏洞很大，其中竟然有十六万缗公使钱去向不明。上报朝廷调查，根据滕子京的反映，十六万缗公使钱除用于那次非常时期的应急开支外，日常性的流向还有两处，即所谓的“日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朝廷出现争议，范仲淹为之作保，愿同贬黜，御史中丞王拱辰力主追查到底，亦不惜以辞职相要挟。滕子京其人在公使钱运用上很粗放，虽没有进自己腰包，但在公使钱使用中有不够规范之处，主要表现在讲排场、摆阔气、大手大脚、超规格宴请，以及在公务交往中馈赠红包等等。考虑到滕子京到泾州和庆州任职都是范仲淹推荐的，如果滕宗谅被处分，推荐他的范仲淹也要被追究，下台是最符合法律和惯例的结果。然老范一去，新政奈何？仁宗只好轻轻放下，庆历四年正月初四，朝廷下发了关于滕宗谅的处理决定：降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为祠部员外郎、知虢州，职如故，贬斥体现在其所知的州等级下降了。但王拱辰那边还是不满，以居家待罪威胁。二月十四日，“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如此，便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庆历五年六月十五日。滕子京派人将《求记书》和《洞庭秋晚图》送达地在范仲淹担任“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的治所邠州，滕宗谅在信中说：​“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范仲淹从未到过湖南，也没有见过洞庭湖，更是不可能登上过岳阳楼的。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范仲淹于邓州知州任上作文《岳阳楼记》，传颂千年。一些小知识 宋朝官员头衔可分为三部分：官、职、差遣，官即为寄禄官，职是荣誉衔，而实际做什么是由差遣决定的。 岁币并不全是白银，而是由白银、丝绢、茶叶、赏赐合计，银以两为单位，绢以匹为单位，茶以斤为单位，赏赐主要是逢年过节遣使祝贺给的回赐，而且都要在条约上写清楚。 宋代实行二府制（中书门下，东府，中书门下为最高行政机构，长官为宰相，副职为参知政事；枢密院，西府专掌军政，长官多由文臣出任，体现重文轻武特征。两机构正副长官合称“宰执”，构成中央最高决策层。）二府长官出自：三司使、权知开封府事、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转自豆瓣： 相较于明清鼎革之变那个极为出名的甲申年，公元1044年是一个被湮没在《岳阳楼记》背后的甲申年。“文化大散文”名家夏坚勇发现了其背后关键的时间节点：“北宋庆历四年，岁在甲申。自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难北宋覆亡还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说，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这一年恰好处在中点上。”于是，梳理史料，推究细节，有了这本“宋史三部曲”之一的《庆历四年秋》。  作品展示了从宫廷到市井广阔的生活面，政治、社会、军事、外交……错综复杂，变革、权争、阴谋、人祸……惊心动魄；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北宋“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种色调。”

吕夷简是78年的，范仲淹是89年的，欧阳修是07年的，苏舜钦是08年的，宋仁宗是10年的（生日530），王拱辰是12年的，这些千年前的古人恍惚间成了我的同龄人，我很容易就和他们熟稔起来。我喜欢这部书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来源于此。 大学时的一位恩师问过：百年前的国人在世纪之交想些什么，做些什么。这种奇妙的与过去某一时空相连线的思维一直萦绕，影响至今。所以，我喜欢窥探千年前的古人和他们生活的那个既好又不好的时代。1025年正是北宋天圣三年，和我们熟悉的庆历四年春只相隔了18年又几个月（还有三天就是2026年元旦）。 阅读中，我屡屡被打断，但是不厌其烦，一个字，一句诗，一个人，都会让我停下来去搜索，寻找那个时代的细节，原来商榷是商税院和榷货务，原来“庭院深深深几许”不是深闺的幽怨惆怅，原来韦应物是一个奇妙串联苏舜钦和欧阳修，苏州和滁州的诗人，原来吕夷简有这么多洞悉人性的有趣故事……这种被打断是另一种链接，让我惊喜的找到一个又一个窥视历史的猫眼，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推荐，回购纸质书。

庆历四年，岁在甲申。 宋王朝就像一辆笨重的牛车，不紧不慢地行驶在坎坷的故道上，想让它产生一点加速度谈何容易，更不用说想让它驶上新路了。彼时的范仲淹，其头衔主要不是诗人或作家，而是政治家。范仲淹和韩琦由西线内调中央时，士大夫皆额手称庆，皇上对他们也信任满满，言听计从。但随着新政式微，边事浸宁，皇上对他们的热乎劲很快就过去了，富弼、范仲淹，包括欧阳修和蔡襄等人相继调离京师。 西线无战事，干戈已化为玉帛，皇上用不着再倚仗他们了，范仲淹们一叶知秋。恰逢此时，小人登场告密，一场热闹的年会饭局过后，被冠以朋党之名，一夜塌房，所有的涉案者都被赶出中央机关，发配得远远的，雨打风吹去。 面对着命运中的困厄和不公，他们既有旁人无法想象的苦痛怨尤，又有安之若素的超然闲适，他们都应之以适度的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而心中却始终高扬着崇高理想的旗帜，身处泥淖却谱写了昌明盛世的华丽篇章，譬如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庆历新政水过地皮湿，这场改革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的东西其实不多，但却成就了中国散文史上一座小小的高峰，一批因参与支持新政而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虽然星散四方，却以他们在文学上的建树而星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