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日记

《工厂日记》已经读完半年了，每次想起这本书心情都很沉重，本想读完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再一起写书评，奈何后者断断续续看了四年多都没能看完。 我也曾和薇依一样，主动投身到一些低端劳动力的工作之中，并不是受她的影响，当时我还不知道有她这样一个人，以及这本书。我本也不必参与那些低端劳动的工作，完全是抱着丰富人生体验去的。 我是个物质欲望很低的人，怀着自我感动式的理想主义情怀，希望看到一个充满真挚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羁绊的世界，我深知在我有生之年，以及可预见的未来，这一理想都不会实现，可仍愿为推动这一理想的达成投入时间与精力。我并不自认为高尚，也不愿推崇及宣扬所秉持的理想主义价值观，通常我都会力所能及地劝诫身边的人要现实一点，多去享受生活，不要变得像我一样，反而自己却始终病态的无法抛弃自我感动式的理想主义。我这种人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哪种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痛苦，难以自持地聚焦那些不公与苦难，并深深与之共情。 科技的进步使生产活动逐渐克服了自然的限制，不再受时令、地域、昼夜的制约，然而生产者却始终无法摆脱自然的限制。以直观的量化指标为标准的生产活动将生产者卷入了永不停歇地劳作之中。每逢有新的科技进步，我们都幻想着改变人类的境况，然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新的KPI陷阱。贫富差距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且不得不承认的社会现实，我们只能转过头来在个人的尊严问题上寻求政治解决。马克思式的大型人类实验已在多次实践中以失败退场，仍在苦苦坚持的也只是时间问题。马克思发现了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但并没有将这种异化回归到人本主义，而是推升到了更宏大的阶级异化，幻想着通过斗争与消灭来实现一个理想化的政治目的，为达成这一目的同样忽视了个体的价值需求。只要尚有人类存在，就不存在终极的社会形态，人类始终要处于进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努力的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对尽可能更多的个体给予人性关怀，而不是等达到某一程度才宣称人类得到了幸福。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岛上的伐木工的例子，在一个美丽的小岛上，有用之不尽的树木，十个伐木工十小时可以砍伐一百颗树，并每人获得一百元。科技的进步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理想结果是是个伐木工五小时砍伐一百棵树，并每人获得一百元，而历史实践证明的结果却是五个伐木工十小时砍伐一百棵树，并每个伐木工获得一百元，另外五人成为了剩余劳动力。在不受制约的竞争之下，更真实的结果也可能是五个伐木工十二小时砍伐一百二十颗树，并每个伐木工获得八十元。科技只改善生产效率，并不改善分配方式。 在90年前的法国已实现了五天八小时的劳动保障，至少在薇依的记录中是这样。计件工人的理想时薪为3法郎，实际上经常达不到这个标准，薪资像被设计好的一样，长时间来看无限趋近于某一数值，如今的计件工作仍符合这一规律。按每周40小时计算，一个工人一周可赚取120法郎。乔治·奥威尔在1928年底发表的《英国的失业》一文中提到，当时英国政府为失业工人提供的失业救济金，每周可领取18先令（约合110法郎），一个成年男子依靠每周110法郎很难维持生计，只能处于赖着不死的状态。可想而知，在1934年的法国，每周工作40小时，依靠120法郎的收入，大概也是种入不敷出的状态。 2019年夏天，我曾到某快递中转站做过一次夜班日结工，该中转站在上海近郊，足球场大的彩钢房大约有十几个，园区占地非常大。夜班日结工从晚6点开始，到凌晨1点结90元，到次日早上6点结220元。从下午4点开始园区就陆续聚集起日结工，这些日结工被称作“小蜜蜂”，由专门从事人力的领队召集，领队从中赚取人头费。当天大概有几百人，基本都是男性，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居多。临近开工会有专人组织排队，然后挨个收走身份证交给厂方。彩钢房大门口的招工者拿着收上来的身份证一个个审核排队的人，看面相决定是否留用。审核通过的人才能进入厂区，刚进厂区是一个大厅，沿墙壁排着一圈储物柜，大厅中央就地睡满了人，头对头，脚对脚十分整齐，底下铺着棉褥，有的有被子，有的合衣而睡，看样子有上百人。进入工作区了前还有一道安检，工作区不让带手机进去，所以我们得避开地上睡觉的人，把手机统一锁进储物柜。 当晚我被安排到二楼的一条传送带边上，工作内容是将大编织袋中的快递倒在传送带上，然后推进传送带另一边的方形管道里，就这样一直简单地机械重复，同我做一样工作的还有三个人，我们四个负责十条管道，始终要保持每条管道都堆满快递。管道另一头有人拿着扫码枪扫描这些快递，多是女性，然后将扫描过的快递放进旁边的小车中，另有人将装满的小车推走。中间有一餐吃饭时间，我们四个人轮流去吃，没人限时15分钟，凭着一张粉色饭票到工作区后面的餐厅吃饭，可以打一份两素一荤的盒饭，固定只有三个菜，包菜、豆芽和猪脚，我怀疑猪脚是用别人吃过的骨头做的，基本见不到肉。 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厂房中回响着持续的机械摩擦声，不是高分贝的轰鸣，是那种低沉的嗡嗡的响声，这卑鄙的声音一开始会蒙蔽人的感知，让人对它放松警惕。从棚顶射下来的昏黄幽暗灯光，使整个环境倍显压抑，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力气完全用尽了，在这里得不到任何关于时间的信息，只得拖着疲惫的身躯无意识的重复着机械的动作，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生气，麻木的看着那些推着小车的人晃来晃去。工作区中央的高台上坐着个拿电喇叭的人，是不是猛的发出些令人为之一惊的声音，有时是斥责，有时是鼓气。更令人沮丧的是精神上的绝望，源源不断堆积起来的编织袋，让这活计变得永无休止的可能，就在人最脆弱的时候，那恼人的嗡嗡声开始显现它真正的威力，从耳朵不知不觉地侵入脑袋，以诡异的频率胁迫大脑与之共鸣。 经过无比漫长的时间之后，终于有人过来把我带走了，我被带到一张小桌前，是上学时的那种木质单人课桌，坐在桌子另一边的人顺手从桌上的一摞身份证里随便拿了一张，让我照着别人的名字在登记簿上签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黑工”，一个具象的华人猪仔形象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我领了90元钱逃离了这座地狱。出来时外面下着小雨，我看了看手机，午夜1点40分。 如果不是这次经历，我不会知道大都市的繁华表象之下，还掩藏着这样一个不眠不休的群体。我很幸运不必以这样的方式生存，但并未为此而庆幸，始终有人要去从事这些活计，时至今日，也许他们仍以不为所知，不被察觉的状态存在着。 与此相关的劳动者的问题还有很多，工作时长，人格尊严，生产安全等诸多方面，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企业作为直接的征税对象，放松了管制，劳动者成为了生产活动中的牺牲品，繁重的劳动已将他们麻木，危系生存的收入使他们不敢去争取应有的权益，空洞无味的苦难文学还要时不时的戏弄他们一番，冠之以荣耀。

看完很想感叹一句，一百多年过去了，打工人的境遇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转。也许休息的时间增多了，工资水平提高了，但上班带来的那种深深的空虚和疲惫，依旧是困扰着每个人的问题。 薇依的观察是十分细致的，这种空虚的感觉来源于对思考的放弃。其实仔细想想，很多工作都还没有摆脱“奴隶制”，老板只是把员工视作工具而非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就必然要剥夺他们身上人的属性，去强化工具的属性。 一个人作为工具忙碌了一整天，这种精神状态上的剥离是非常危险的。相比起体力劳动的繁复，如何从工作中发觉自己作为人的价值，重新获得思考的能力，或许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不过薇依对于工人也并非全是同情，在亲身实际的过程中，他也意识到了工人本身的问题。他们可以罢工，但罢工之后却又无所事事。如果稍微增加福利，对他们没那么严格，一些人身上的惰性就容易被激发出来，反而趁此机会浑水摸鱼，不事生产。而更关键的问题是，工人没有和技术人员团结在一起，导致老板只需要拉拢技术人员，就可以不管工人，另起炉灶。 总之，薇依的观察是面面俱到的，她所揭露的问题不是为了一边倒的批判谁，而是希望能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但可惜的是，即便是薇依也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在最后，薇依在回答如何从工作中获得幸福感的时候，只能求助于宗教。这一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她的无能为力，也说明打工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究竟有多难。 或许只能靠老板们变得有良心吧…

其实有很多类似作品，比如范素雨的《劳动者的星辰》，有陈年喜的《微尘》，还有《做快递员的日子》等等很多，其实这类作品和西蒙娜比起来，前者更可贵，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西蒙娜这种系统的哲学和写作训练，更不懂得应该在怎样的社会立场思考自己的事，论生动和感性具体，前者体现的血和肉更细节，但对西蒙娜参加工厂劳动生活，还是非常值得赞赏 西蒙娜进入工厂，从事低薪重体力劳动，这对于动作迟缓时常被头痛折磨的薇依来说，这无疑是极大的考验，而且她作为一个女性，和工友们都在艰难应对无情的机器，对工作速度的苛刻要求，尤其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屈辱感：“我自己也是竭尽全力才能维持尊严……几周这样的生活差不多足以将我变成一头温顺的野兽，只有在周日我才能恢复点自我意识。” 这像极了同为富士康打工诗人，也是我最喜欢的许立志《新的一天》那一段     沿着流水线，笔直而下     我看到了自己的青春     汩汩流动，如血般地     主板，弹片，铁盒……一一晃过     手头的活没人会帮我干     幸亏所在的工站赐我以     双手如同机器     不知疲倦地，抢，抢，抢     直到手上盛开着繁华的     茧，渗血的伤     我都不曾发现     自己早站成了     一座古老的雕塑 西蒙娜的许多书写和许立志的很像，他们对于单一无聊，毫无自由意志，永无止境的工作憎恨以及恐惧，西蒙娜虽然没有许立志那么热血，但她已经不错了，至少不像现在很多象牙塔的教授，天天炒房炒基金，没事的时候无病呻吟一下代表劳动者说说话，西蒙娜至少走出抽象的理论世界，走到真正人群中间，用她的话说遍是 当劳工的生命经验视为“与现实生活接触”，“与生命的直接接触”，我想要摒除某种幻觉，不被生活欺骗，想接近“不幸”，进而寻求解脱的路径。 其实，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者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明明占据国内生产力的主要代表集体，蓝领，农民工，却一直处于边缘，是真的需要有像西蒙娜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去站到他们人中间，，也有哲学家进入他们，并做了不一样思考有优秀的，比如码头工人哲学家霍佛写的《狂热分子》，他又是和西蒙娜一样，参加过真正的底层劳动，从工人出发作出思考，不过由于两个人出身背景的巨大差异，导致霍佛结合他那个年代的法西斯，极左集体运动去思考劳动者这个集体，认为他们很容易变成乌合之众，这其实是他们群体的双重性特点 那如何解放工人？ 首先，西蒙娜非常明确认为工人面临的不幸与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无关，“我关于工厂的疑问完全不受政治制度的影响。它事关工厂从完全从属关系逐步过渡至某种从属和合作混合的关系，理想情况是纯粹的合作”，而所谓革命，很有可能只是导致压迫集团的更换，“只要生产是建立在被动服从的基础上，工人们就要继续被动地服从”。这显示出薇依敏锐的洞察力，对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作出反思 但她认为唯一能让人忍受住单调的是永恒的光明，是美。”什么是“永恒”的？只有“绝对存在”，那不生不死、涵容万物的“在”，在西蒙娜眼中就是上帝。在对上帝的爱和信仰中，受苦者得以“生活在那超自然的诗意氛围中”，整个生命因此改变。 这是太具有精神性超越的救赎方案了，其实我认为这就是心态和精神的改变，《劳动者的星辰》里体现的绝佳例子就是打工人有自己的文学，根本上，按照阿伦特《人的境况》里说的，每个人在其生存的最深处都是工人，因为其生活的意义来自这种“虽然艰苦，同时也带来胜利”的与物的冲突。那些在现实中以体力工作为业的人，因而是人性的集中体现。工人问题不是一个局域性问题，它只是集中地反映出了人的问题。 西蒙娜转到了哲学方面的宏观建构思考，薇依在这里对大工业生产中工人境况的描述和救赎方案，已经是阿甘本《神圣人》“赤裸生命”的过程的描述，“苦役已让我觉得自己已不再有任何权利。能够在有些时刻不用承受他人的粗暴言行，在我看来都是恩赐。” 所以，工人的遭遇难道不是整个人类的遭遇吗？工厂中的奴役模式从来都不会限于工厂大门之内，而是持续地毒害着社会，所以，在大工业生产和集中营的逻辑中有一些非常相似的方面，纳粹集中营的大门上写着“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制度的揭露，人的尊严和工作环境节奏的思考中，西蒙娜的思考书写让我也重新去思考很多东西，她不停留在各种制度变化和革命的幻想里，也不在马克思劳动范兜兜转转，虽然，她和马克思一样最后将人类的理想光辉还是回到了劳动，提升劳动价值，让劳动者主宰时间，但思考路径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也不仅仅让劳动者去改变自己精神状态，和马克思一样，也重视社会关系的改变，如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被囚禁于目的不明而又无限重复的“狗屁工作”中，西蒙娜也在让我们重新唤起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联结，而非总是通过财与物来联结，更非沦为物与物之间的工具性的联结

写黑天鹅的塔勒布对于现在雇佣关系的本质总结的很精妙，不过是一种新型的奴隶制。 ‘’那些不认为雇佣就是系统化的奴役的人，要么是看不见，要么正在被雇用。 他们生下来被放在盒子里，回到家住在盒子里，学习时勾选一个个的“盒子”，乘着盒子去上班，工作时坐在盒子里，开着盒子去超市买装在盒子里的食物，乘着盒子去健身房，谈论跳出思维的“盒子”，死后被放在盒子里。这些都是符合欧几里得定义的、四四方方的、表面平滑的盒子。‘’ 不管是光鲜的政治家还是被大众理解为博学睿智的学者，尤其是学院派出身缺乏实际经验但处于社会权力和文化组织结构关键位置的人，他们‘智慧的结晶‘’’落地时运气好一点是垃圾，运气差一点就是浩劫的诱因。 位于底层，制度结构上的暴力让处于劣势的个体遭受最不公和残酷的对待。奴性本身也是一种对抗残酷处境的策略方法。如果奴性是一种国民性，那么国民的生存环境和统治阶级设计的制度就是这类性格的培养皿。 对于工业生产场景下盛行的泰勒主义彻头彻尾的批判更是让人对薇依的哲学天赋有着直观认识。对于个体的微观政治统治不止于身体还有思想，而思想包含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灌输最不易察觉但影响却最为深远，你对自己生活路径的选择和对于自身的评价都依靠着这难以察觉的官方意识形态权力规训搞出的那套价值体系。等个体什么时候认识不知不觉被灌输的把人异化为耗材的普鲁士教育理念在自己思想的位置时，并下狠手打碎和拔除时，个体才会真正开始拥有自由。 对于薇依这本论著最感叹的一点在于在遭受非人对待和异化后还能保持对于纯粹价值理念，平等和幸福的追求，对于人尊严和价值坚定的信仰，而不是选择在残酷无聊的生活漩涡中沉沦，这是难得的心性，太多人因为遭受他们承受能力的打击和压迫而选择麻木...还有从中产的哲学老师转化为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工人，本可以继续像其他文化精英一样继续在舒适环境中搬运书橱里获得的知识和思想，本不必强求自己去切实的面对理论所涉及的实际状况和问题，但是她勇敢的跨出这一步，不把信仰和尊重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选择在实际生活中践行它们。 难得。

薇依的力量或许并不在她的哲学框架，而在于她的感受。她以一种如赤裸灵魂一样的姿态站在崩溃的现代性前，她的哲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她的情感，诉说着一种对世界的注视——这种注视，刺痛了我。 现代性的注视是工具性的，看一个东西是为了用它，分析它，管理它。薇依的注视是她自己说的那个词——attention，专注，不是为了任何目的的纯粹在场，让对象如其所是地被看见。 这个姿态里有一种认识论上的诚实，我以为它和她后来发展出的神学结论是可以分离的。我认同的是那个姿态，所以我效仿了她1934年的行为。 在工厂的第一天，身体还在反抗，意识有空间外溢；第十天，最先投降的是身体，身体开始适应 ，腰和腿不再疼痛，意识开始回收；第十五天，技能接管动作 ，我的注意力不再自由；第二十天，生产节拍占满时间思考开始消退。 我在自己的笔记本里画下的一次次解离样体验，如果用薇依的语言重新说一遍，就是attention的崩溃。第十五天之后技能接管动作，鼻子不再对树脂报警，一天像一下子过去——这些不只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自动化，这是薇依说的那种纯粹在场能力，被生产节拍一点一点剥走的过程。 人不再能让对象如其所是地被看见，因为注意力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它属于生产节拍。 薇依1934年进工厂，是带着她的理论去的。然后她崩溃了。她后来说自己被打上了奴役的烙印，那种羞辱感是永久性的。我觉得她的神学，她后来那套关于苦难与恩典的思想，某种程度上是她试图为那次attention彻底失败的经历赋予意义。工厂里她没能保持attention，工厂把她变成了另一种东西，然后她用后来的神学框架去解释那个经历——说那种被彻底清空的状态或许是接近上帝的方式。 我可以不接受她的神学结论，但我可以看见她在做什么：她在把一次attention的失败重新命名为另一种形式的在场。 我也带着我哲学进去了，早期还能让痛苦显现，把注意力投注到自己的身体与周边环，在12个小时的劳作后，在散步中看着Hapag- Lloyd的橙红色集装箱思考着全球贸易；工作时手上的双面胶是不是《I, Pencil》里赞扬的自由经济的合作产物；夜班中偷懒中推一杯咖啡出来遥望星空想着康德的那句超级名言。 但是第十五天，只要15天，注意力开始不受控，我也不怎么写东西了，也不思考了。 如果attention可以被15天摧毁，那自由意志算什么？ 如果注意力都不是自己的，“主体”这个词还有没有资格存在？ 我以前觉得觉得生命里总有一种向外扩张、向上组织、超出眼前处境的力量，我现在依然相信这个，但尼采那套东西有一个默认前提，或者说至少有一个没被说透的条件：人得先有一点点可供调动的余裕。或许attention的抵抗是可能的，但它是局部的、耗竭性的、需要代价的。薇依的理论没有充分处理这个代价，因为她自己在工厂里也付不起。 当霍桑实验告诉世界一个真相：“人不是机器，心理因素会影响效率。”但是心理学的知识对象是人，服务对象是系统，于是吊诡的事情发生了，只在不明显伤害利润的地方给点心理糖果，以至于卖出去的不是“人性关怀”，是“更稳定的生产力”。这里的世界是依然是封闭的，人工作十二小时全月无休，人睡觉八九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出厂不划算于是人生活的世界坍缩成工厂。 阿伦特曾经认为，行动是抵御工具化社会的最强武器。在她看来人是以复数存在的，这复数性只有在行动中通过言说、谈判、交互、创造，才会显露出真正的意义。她在《人的境况》中天才性的对劳动（labor）与工作（work）的区分，即劳动使人屈从于生理和生存，而工作带着某种对世界性的回应，成为文化和意义的生成之地。 但阿伦特的逻辑暗示当必要性占满一切，复数性就会消失，公共世界就会瓦解。所以问题不在于劳动脏不脏、累不累，而在于当人的全部时间都被必要性占满时，复数性的显现会不会被挤扁。 如果人与人之间只剩下最直接的相同需求，比如吃饭、赶工、避错、休息，那么差异就不再需要被说出来，人也不再需要通过行动去彼此辨认。那时当然还有合作，甚至还有某种默契，但那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世界，而更像是 必要下的同步运转。如果一个社会把所有人都长期关在必要性的循环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公共世界，失去那种让人以“谁”而不是“什么”被看见的空间。 但我在场观察到的不是这样。我的工友讲笑话、吐槽、护着新人、炫耀孩子照片、表达偏好和脾气，哪怕是在宿舍床铺摇晃中不可言说的短暂温情，——这些不是labor，这些是行动的微型形式，是复数性在缝隙里顽强地存在的证据。或许它们不像阿伦特所描述的那种高尚的政治性的行动，但却在被压迫的情况下，让人与人之间短暂地重新找回了彼此的“复数性”。在这些裂缝中，工具性被打断，而一种不是为了结果的敞开的互动悄然出现。 既然行动可以在裂缝中停留是可被确认的，那么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从裂缝中延展它？（悬置问题中） ——— 但是一个12小时夜班的尽头，太阳的光透过窗户洒下来，哪怕窗户的栅栏像牢房，阳光却依然穿越了它的阴影，毫不犹豫地洒在我的眼前，美极了 或许哪怕attention被夺走，世界还是会闯进来。

一天天、一年年，从早到晚只有金属的声音，这些声音不是自然或生命的声音，而是人类持续、不间断地在机器上操作的声音——转动的车轮以及金属焊接……长期从事一项单调的工作，厌恶感会侵入灵魂。早晨和晚上的黑暗时分，只有电灯亮着，所有的感官都沉浸在同一世界。灯光、传送带、坚硬而冰冷的铁板，这一切将人转变成了工人。从打卡进厂到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你每一刻都在接受命令。通过感官和身体，从遍布生命每一分钟的千万个细微变化，你体会到的都是作为工人的被束缚感。你在这里什么都不是，只有承受一切并保持沉默。“工人与消耗自己生命的地方和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工厂使他们成为异乡人。”这是法国社会活动家西蒙娜·薇依对大工业制度下工人境遇的描述。 1909年2月3日，西蒙娜·薇依出生在巴黎一个犹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她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薇依原本可以像同窗西蒙娜·德·波伏瓦一样，成为萨特名流知识分子圈和文学圈中的缪斯，但她却选择了殉道式的思辨与实践之路。为了深入了解劳动者的不幸，体验他们的生存状况，帮助他们改善处境。1934年底，薇依离开学校，进入阿尔斯通、雪铁龙、雷诺等工厂，以圣徒般的意志从事低薪、重体力劳动。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她做过切割工、包装工和铣床工。尽管薇依历经屈辱与失败，但她依旧选择身体力行，感知苦难，探寻真理。后来，她又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在二战时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43年8月，因长期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年仅34岁的薇依在英国病逝。 在《工厂日记》中，薇依记录下自己的观察、工友的遭遇、工作时间和收入、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以及她对这段经历的哲学和道德上的思考。这本书就是一份原始记录，没有抒情，也没有感伤。但她对社会普遍问题的揭露、对工人苦难的深切关怀，让阅读者感动。阿尔贝·加缪和切斯瓦夫·米沃什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都曾提到西蒙娜·薇依的作品所给予他们的深刻影响。1948年，加缪发现了薇依的手稿，随后出版了她的七部著作，其中包括这本《工厂日记》。

1927年波伏瓦在哲学高教资格证考试里得了第二名，第一名是薇依。作为顶级学府高材生，薇依在工厂中的实践本可以带着一种“有退路”的心态，但我从文字里感觉到的是，她没有以观察、研究和同情的视角，而像是一个普通工人一样如接受自己的命运般理解着周遭。她真正把当时底层工人的生活变成自己的生活，让工人的命运成为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不相信声张工人福祉却自己从未进过工厂的那些政治家，不认可怀着临时体验的心态去居高临下“观察”底层社会的那些学者。书前半部分对工厂生活详细的记录和不停歇的思考让我非常钦佩，做过类似工作的人才会知道个中不易，“一般在这样的生活中，最难抵抗的诱惑就是完全放弃思考：我感觉这是唯一不再受苦的方法。首先是心理上不再痛苦”，不是虚言。后半部分中有些非政治、非革命的改良方案，我有比较多的疑惑，以后再重读。《成为波伏瓦》里提到薇依和波伏瓦初次交谈便以不快告终，薇依说波伏瓦不曾体尝过饥饿的滋味。当时读到，对薇依的好感就悄悄加了一分，不是赞同她这样说，而是感觉脑海中她的形象更立体了，结合以前读的她的书，觉得她似乎真正是堪称知行合一的人。这本书也给我这样的感觉。之后想要了解薇依更多。——230705边画边听，第一遍读完。

相当有趣的一本书，让我串联起很多思考。薇依亲身前往机械厂工作，每天记下自己的工作量与工作内容以及工厂相关事件。展现了二十世纪法国工厂的状态：计件制、产量要求、每天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一周一休乃至无休、无限制解雇等。 虽然知道工业革命时期工厂的残酷与折磨，但是没想到年代会离得这么近，1934年的法国还是这般姿态。法国工业化自1851年起，与英国同出一辙；谷物贬值，农民大量进城，工厂开始如同蛛网密布，吸纳了无数劳动力的黑烟囱开始冒烟。初期对于生产，还是大量依赖于技术人员；然而随着流水线的诞生，所有技术性步骤都被拆解，工厂发展速度就开始高速前进。 同时工厂的制度也开始对人异化，人们再也感受不到创造的乐趣；面对每天重复性的无技术重复工作，空虚的灵魂得不到学习，只有年龄一天天增长，恐惧着未来被替代抛弃，双眼也就失去了光。 对比观察现在的法国，让我有了一些想法：中低端产业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转移去低人力成本区域；比如我国，相关制度的工厂我也曾参观过。但是转移并不是好的选择，如今的法国虽然经过160多年的发展以及掠夺殖民地资源建立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度；同时也承受着外来人口的入侵，没有足够中低端产业的吸纳；大部分人口就只能从事服务业或者失业成为领取福利保障的游民，导致地区稳定性下降以及产业发展畸形。 对于薇依有些倾向于选择宗教来缓解机械工作导致的空虚反而觉得有些饮鸩止渴，让我想到了朱利安捷恩斯的“心智两分法”：将一部分理智寄托给“神”，从而缓解对痛苦的认知。受限于眼界水平，她也没想到仅仅三四十年过去就诞生了互联网以及如今发展完善、名为“奶头乐”的短视频吧。 阅读20世纪初期的理论，虽然很多都能触动人心，至今还能对应的上，但同时科技的发展也导致不少理论的失真；即使是马克思理论也要结合当今实际，资本家们也在吸收改变自己，让剥削延续更久。

辞职肉厂之后终于看完了也可以说自己是厂妹了 我干了十几天都觉得差不多得了而且我还上四休三，每天都琢磨着跑路，这还是我其实在学习有技能的螺丝钉时的情况，学习新东西掌握新技能总是愉悦的 成为流水线的一环，我这个厂有点过于高负荷运转了似乎是全澳牛数最多的厂… 只要有短暂的停歇和聊天其实就能好过很多？ 但没给我分到这类岗位 但是人无疑除了成为螺丝钉和速度，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认可、同伴、休息、价值感、鼓励 但工厂因为劳动力供给充足完全不需要激励或者pua手段留人来干 见证了同事工伤，反馈安全可以被提升的情况之后被恶意辞退，工会出面调解失败，准备走最高法院 剥削在100年后也是存在的，因为不对等，机会成本不对等，工人承担的生存风险不对等，哪怕已经有fair work，有工会，有各类法规，简简单单的归类为这是劳动力供给模型里的friction，friction这个词里的心酸也太多了吧 工会法规都是抗争的结果啊，要保卫权益不要在辛苦抗争来的框架里还当奴隶 很难想象西蒙是怎么也在生活有的选的情况下怀着怎样的determination去干了好几个月的，还有工伤的风险 看前面纯共情来了 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有一节课完全是讲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有的人群天然不具备为自己发声的文字能力和exposure，这是知识分子可以发挥的地方 西蒙以理想主义去尝试和工人感同身受，记录体验，记录思考，尝试做一些事情去请求改善，写成书让更多人看到这些被underrepresented的人群 但我真的觉得没那么多人把人当人看，当自己屁股在别的地方的时候 这也显出西蒙的可贵，她真的把每个人当人看，不去骗自己 后面看她写给工厂主的信的时候已经爱上她了 多么温柔敏感礼貌，尝试理解每一个人，对立面，坚持自己的看法，无比坦诚，看着就是有道德洁癖的人，而且真的知行合一表达力超级强，有一种大善，更没私心的阿廖沙？ 我哲学什么的学的不好get不太到西蒙的思想和倾向来源于什么或者有更多的context 我单纯觉得她有一种自称非宗教徒的宗教信仰，suffering，有更高的东西存在，suffering不重要，能接触到更高的东西、美、生活中的种种象征、流转的意象比较重要 我不觉得有这种永恒存在或者非要加什么意义 但是宗教和革命都是安慰剂 知道有法则在这个世界但我没有信仰之跃 所以 没那么坚定？ 但感觉她这一套文邹邹的到底有没有用未可知，螺旋向上还是在向下 科技增加生产力但不改变分配方式 武力也会被握在少数人手里 I see future as hell， maybe heaven later 看不到分配方式能怎么改革.. 新富制造？ 星际征服？ 生产力无敌过剩之后发善心？外星人？ 战争？（战争还有用吗） 讨厌不知道在发生什么，should put more time to read the world

2024-11-08《工厂日记》 作者：西蒙娜·薇依 译者：王天宇 书说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西蒙娜·薇依所实践的工厂活动，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的管理模式，工人和资本家是对立关系，工人就是干活的机器，还要忍辱负重，其它好像一无所有，最终会积劳成疾。 如果我们努力了一个月、一年或二十年，到最后一天还是发现自己和第一天一样，那我们所处的情况就和被奴役一样。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不能渴求除自己已有之外的东西，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善。努力只是为了生存。 马克思将宗教称为“人民的鸦片”，这个名称只有当宗教背弃自身的时候才合适，鸦片还是最适合用来形容革命。革命的希望总如同麻醉剂，人们只能聊以慰藉。 西蒙娜幻想让宗教来解决劳资之间的矛盾，有点天真。 西蒙娜不赞同泰勒制，因为它清除了灵魂中一切与速度无关的东西。 泰勒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1.工作定额原理 2.挑选和培训工人 3.标准化 4.差别计件工资制 西蒙娜提倡：让劳动者快乐。不是那些需要付费的快乐，而是不伤害贫穷者心灵的无偿的快乐。 感觉西蒙娜有点愤青，悲观。 人生存得有本钱，如果你仅能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那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