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思想史（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

那个时代的中西方文明的差异确实十分明显，而现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以科学理性、个体权利、制度制衡为核心的思想转型——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是政治结构的差异。 欧洲长期处于多国竞争的格局，没有绝对中心权威，权力分散，思想空间相对更大。即使某种思想在一地遭到压制，也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继续发展，形成一种思想市场的竞争环境。这种结构天然更容易孕育创新与突破。 相比之下，中国长期处于统一帝国统治之下，中央集权强大，官僚体系稳定，社会治理以秩序为优先目标。在这种结构中，思想往往倾向于服务稳定，而不是鼓励颠覆性理论的发展。 第二，是宗教结构的不同。 欧洲历史上存在强大的教会权威，对宇宙、社会和真理拥有系统解释权。正因如此，理性和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挑战权威”的意味。近代科学革命某种程度上正源于对神学解释的不满，以及对宗教权威的反抗。 而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类似统一神学体系，主导思想是儒家伦理和世俗政治秩序。由于缺乏需要被推翻的神权结构，也就没有形成以理性对抗宗教为核心动力的思想革命。 第三，是知识传统与思维方式的差异。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倾向于追求普遍法则，试图用数学与逻辑解释世界，逐渐形成自然规律的观念，为现代科学奠定基础。 中国思想则更多关注人伦关系、社会秩序与现实治理，强调经验与实践，较少发展出以抽象自然法则为中心的理论传统。关注点不同，最终的发展路径也不同。 不过，如果把视野再拉长，就会发现东方并非没有思想突破。事实上，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东方也曾迎来一次思想大爆发：孔子试图通过伦理重建社会秩序，老子提出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发展出深刻的怀疑主义与相对主义思想，墨子主张功利原则与兼爱思想，韩非子则构建制度化治理的理性框架。 这些思想在当时都极具原创性甚至激进性。但它们始终围绕如何安顿社会秩序展开，关注的是稳定与治理，而没有像西方那样逐渐汇流为以科学认知、个体权利和制度制衡为核心的体系性革命。最终，这些思想大多被吸纳进维护社会稳定的宏大叙事之中，而没有形成持续的制度性转型动力。 从这个角度看，东西方并不是有没有思想突破的差别，而是思想最终走向何种方向的差别：西方逐渐走向对自然与权力的系统性批判，而东方更多走向秩序与治理的持续完善。

纸版书整理 纸版本为2005年第一版（全版本共17章） 此微信读书电子版仅前6章为上册 下册：从1789年开始，为全版本后11章 作者 罗兰・斯特龙伯格/刘北成/赵国新 译者 刘北成/赵国新 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年 2005-01 ISBN 9787802110052 页数 717 装帧 平装 定价 68.00 原作名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本书中文版是由作者本人授权的唯一完整版本，是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大学资深教授罗兰・斯特隆伯格的扛鼎力作。本书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风行欧美大学，90年代新版问世，续写流行神话。斯特龙伯格教授以高屋建瓯的历史眼光、激越昂扬的文字表述、犀利透彻的哲理分析，生动而简约地勾勒了近500年来西方思想的全景画卷。... 作者简介 罗兰・斯特龙伯格（1916-2004），美国历史学家，先后在马里兰大学、南依利诺大学和威斯康星-密尔沃大学任教。著有：《16世纪英国的宗教主义自由》、《欧洲现代思想史》、《欧洲思想史――1789年以来》、《在发生了一切之后：1945年以来的思想史》、《战争的救赎：知识分子与1914》、《男人、女人和历史》等。 译者简介：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国新，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理性的祛魅与重生：重读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 罗兰·斯特龙伯格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作为欧美高校沿用半世纪的思想史经典，跳出了传统思想史“思想家名录堆砌”与“主义标签化”的书写窠臼。其最核心的价值，是将数百年的思想流变视作连续的文明有机体，而非孤立的理论碎片，以宏大且精微的笔触，还原了西方从中世纪神学桎梏走向现代理性文明的完整精神跃迁过程，厘清了现代性生根、萌芽、成型的底层逻辑。相较于罗素哲学史的主观褒贬、教科书式的线性罗列，斯特龙伯格始终秉持语境化、辩证化的治学立场，让每一种思想都回归其时代土壤，既阐释观念的迭代革新，亦揭露现代文明与生俱来的内在张力。 中世纪常被后世简化为“黑暗蒙昧”的时代，斯特龙伯格彻底推翻了这一浅薄定论，精准锚定了现代思想的中世纪精神基底。他指出，千年中世纪绝非理性的真空，而是西方精神秩序的奠基期。基督教神学构建的统一世界观、经院哲学严谨的逻辑思辨体系、修道院的知识传承体系，为后世理性精神埋下了隐秘伏笔。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逻辑与基督教教义融合，确立了“信仰寻求理解”的核心范式，既维系了神学的精神权威，又保留了人类思辨的合法空间。这种“理性服务于信仰”的折中体系，看似是思想的禁锢，实则训练了西方世界的逻辑推演、体系建构与辩证思考能力，成为后世思想解放不可或缺的方法论根基。中世纪的价值，不在于诞生现代思想，而在于保存并驯化了理性火种，让西方文明在秩序中积蓄突破传统的精神力量。 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科学革命，是斯特龙伯格笔下思想破局的关键过渡期，也是人类精神主权的缓慢收回过程。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打破神学对人的遮蔽，将目光从神性救赎转回人的现世价值、感官体验与个体尊严，但此时的人文主义仍未彻底脱离神学框架，只是完成了人的初步觉醒而非理性的完全独立。紧随其后的宗教改革，重构了个体与信仰的关系，打破了教会的中介特权，确立了“个体直面神圣”的精神准则，在宗教维度赋予了个体自主判断的权利，为世俗化、个体化的现代精神扫清了制度障碍。 而科学革命完成了最关键的认知范式革命。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以实证逻辑、数理体系取代神学天启的权威，将世界从“神意支配的目的论宇宙”改写为“可观测、可推演、可掌控的机械论宇宙”。斯特龙伯格敏锐捕捉到这一变革的深层意义：科学革命不仅是自然科学的进步，更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彻底重塑，人类首次不再依赖权威与启示，转而以自身理性作为认知世界的唯一标尺，为启蒙运动的理性至上原则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系列变革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构成了从“信仰本位”到“理性本位”的完整思想过渡。 启蒙运动作为全书论述的核心落点，是中世纪以来所有思想变革的终极绽放，标志着现代精神的正式成型。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承接前代思辨成果，将理性从自然认知领域拓展至社会、政治、道德、制度的全部人文领域，确立了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自由、平等、理性、进步、人权。洛克以经验理性重构政治秩序，奠定现代自由主义根基；孟德斯鸠以分权制衡破解绝对权力困境；卢梭直面文明异化，反思理性膨胀的隐患；伏尔泰以世俗理性批判宗教狂热与专制愚昧。 斯特龙伯格最可贵的突破，在于拒绝将启蒙运动塑造成完美的精神胜利，而是精准揭示其内在的二元张力。他清醒指出，启蒙理性既是解放的工具，也是异化的开端：以理性破除神学与专制的枷锁，实现了个体的精神独立与社会的文明迭代；但绝对理性的泛滥，催生了工具理性至上、价值理性缺位的现代困境，理性被异化为功利计算、秩序规训的工具，为后世虚无主义、个体异化、文明撕裂埋下伏笔。这种辩证视角，打破了对启蒙运动的单向度歌颂，还原了思想史最真实的样貌：所有进步都伴随代价，所有解放都内含新的困境。 纵观全书，斯特龙伯格构建了一条清晰且深刻的现代性生成逻辑链：中世纪提供秩序与思辨基底，文艺复兴唤醒个体人性，宗教改革实现精神祛魅，科学革命确立理性范式，启蒙运动完成现代价值的体系化落地。整个西方现代思想的诞生过程，本质是一场漫长的精神祛魅与自我重构：人类逐步摆脱外在权威（神权、君权、传统）的束缚，以理性确立自我、建构世界、定义文明。 在当下语境中，这部著作的价值早已超越史学梳理本身。身处理性过度膨胀、价值多元撕裂、精神虚无蔓延的现代社会，重读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的思想迭代，能让我们看懂现代困境的源头：今日的文明繁荣与精神焦虑、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训、科技进步与价值荒芜，全部根植于启蒙理性的二元属性。斯特龙伯格以中立、克制、深刻的笔触告诉读者，思想史没有绝对的对错与终极的完美，只有持续的冲突、修正与平衡。 这部经典最终留给读者的启示是：现代文明的成熟，不在于彻底抛弃传统、绝对推崇理性，而在于在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理性、秩序与自由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从中世纪的信仰秩序到启蒙的理性自由，人类从未停止对美好生活与精神圆满的求索，而这种在冲突中迭代、在反思中前行的精神，正是西方现代思想留给当代文明最珍贵的核心遗产。

相当不错的关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导引性读物。如果说思想本身是一个个“2D照片”的话，思想史则是“4D高清流媒体”：在思想本身的基础上加上“时代背景”，“思想家生平”，以及“思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彼时功用”，“要批判的既有思想”等等叙述变成了一副3D高清图景，之后再经过流媒体加工，分析不同时代间思想的继承，衍生和批判关系，时代的局限性以及后来突破局限性的努力等等变成了4D高清视频。 5G时代大家当然喜欢看视频了，因为视频可以获得更全面更丰富的感受和体验，所以了解思想而不了解思想史犹如生活在2G年代。 中世纪到启蒙运动这段欧洲思想的大地震，对随后几百年世界的巨变产生根本性影响，也深刻的影响了中国思想和社会的演变，直至今日。

里面的精彩语句和经典观点扑面而来，深受触动深受启发。文笔行云流水，思路清晰自然，把从中世纪一直到启蒙运动这一段时期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而又深刻的梳理，各种思想的来源和发展以及影响在叙述历史人物和故事的同时得到了精彩的呈现与复盘，那些鲜明而富有个性的历史人物在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就像璀璨的星斗一样在历史长河的夜空中熠熠生辉、耀眼夺目，一起绘制成人类历史上辉煌壮观的精美画卷。。。。。。

从中世纪的伟大遗产到启蒙运动的不朽烙印,在群雄逐鹿的思想战场中,回溯现代世界的精神源流。 1. 西方思想史扛鼎之作。风行半个多世纪的思想史经典作品，上下两卷隆重推出。 自问世以来屡屡再版，数十年来风行欧美高校、深受好评。中文新版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西方现代思想史：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讲述自中世纪后期思想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想的精神资源积累与萌芽；下卷《西方现代思想史：1789年至今》以法国大革命为现代思想的转折点，勾勒1789年以来现代世界的思想巨变。 2.再现西方现代思想的精神资源积累与萌芽 通过对中世纪的思想文化遗产、17世纪的思想转向、启蒙运动的脉络等主题的精准把握，清晰呈现中世纪以来思想的继承、革新与发展，挖掘各个时代思潮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博弈与互动，爬梳出一条清晰的思想源流。 3. 依循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谱系，勾勒思想家们的完整思维图景 这一时期思想发生了激烈碰撞和大解放。科学突飞猛进，文学、艺术也在科学的环拥下蓬勃发展，开启西方世界走向现代之路。将这一时期涌现的重要思想家置于所处的时代和背景之中，描画他们的思想建成路径，深入探究这些划时代的奠基者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4.为现代世界中的全球公民提供精神回溯的图景 带领读者理解现代世界的精神起源，为我们探索当下的时代议题提供思想资源。从跨越各个知识领域边界的互动案例中，把握时代精神的整体。 5.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赵国新携手打造经典全译本，精准再现原书的宏大思想图景。

“剔除谬误，回归常识” ——冯克利评《西方现代思想史》  作者冯克利 思想史在面对观念与现实的错乱时，不仅要指出其中的荒谬，更要说明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决定着他们的认同感，强化他们的高傲意识，塑造他们的行为方式。 对西欧近代思想的演化脉络有所了解，益处是不必多说的。欧洲这一时期经历的巨大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影响所被并不局限于欧洲的版图，而是波及整个世界，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它们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特龙伯格为撰写这部思想史提供的理由，不仅针对他心目中的英语读者，对我们也同样合适：把历史作为一个严肃而持久的课题，需要一种信念，即认识过去对于理解现在乃至理解人类的一般处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观念的力量：剔除谬误，回归常识 要理解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对思想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怀有这种旨趣的人，必须具备一种发生学的意识，从纷繁的事件中努力找出某些线索，把最能象征某种时代的思潮、风格或时尚的东西加以贯通，点明它们的传承与流变，借此激活我们的联想力。那种就事论事，就人说人，毫无连贯地罗列一堆材料的教科书，肯定是令人生厌的。 正如作者所言，我们若以大而化之的视野看，人类的“基本理念”和围绕它们展开的争论其实少之又少，而且始终如一。可一旦深入到细节之中，我们又会看到这些理念的内部歧路丛生，充满变数。 因此，无论做出多少努力，思想史的写作恐怕永远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想在三五页纸之内，把笛卡尔或尼采、浪漫主义或后现代交待清楚，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对于治思想史者来说，这项工作一向是以保持低调为宜的。那么，我们从这类读物中最可期待的是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三条： 一是认识西方不可缺少的常识，二是不要为常识所骗的必要提醒，三是把已被专业化切割成碎片的思想重新拼凑出一幅动态的全景画面。就这些方面而言，斯特龙伯格做到了我们不可求全责备的水平。 作者在序言中坦言，他只想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西欧传统中最重要的思想的向导”，让他们接触一些大思想家，作为将来进行深入探究的凭藉。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思想与社会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提示思想的连续性和谱系，显示它们是如何在大文化语境中相互联系的”。 这显然是一项更具雄心的任务。透过历史背景去体验思想，需要对世事的敏感、透辟的眼力、深入的体验和移情的本领。 在某些人看来，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现代化过程，究其实质是一个权力与财富的转移和再分配过程，仅仅阅读思想会有不踏实的感觉。此说不无道理，但它忽略了观念对权力与财富态度的重大影响，“思想风格”能够使人们面对环境刺激时超越简单的动物性反应，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换言之，权力与财富离不开一套话语体系的帮衬，为了理解其格局，也就必须探寻一个社会的宗教和道德观，甚至是它的艺术、审美和时尚情趣。 此外，这种被福柯等人称为话语模式的东西常会发生突变，一度被人坚信不移的事情，在后人眼中可能荒谬无比。以作者所举的例子来说，法国贵族自视为两千年前法兰克人的后裔，这显然不过是些牵强附会的神话。 可是思想史在面对观念与现实的错乱时，不仅要指出其中的荒谬，更要说明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决定着他们的认同感，强化他们的高傲意识，塑造他们的行为方式。 换言之，“错误的观念”可以成为历史的决定因素，是故我们不但要重视得到后人验证的真观念，更要关注各种“谬论”。不然的话，大部分思想遗产将会仅仅成为供人取笑的对象，传统也将失去接续现代与未来的粘合剂。 普天之下，莫非上帝子民 在谈到西方近代社会的特征时，巴尔赞把它称为典型的“杂烩文明”。他说这话当然是要着意突出现代西方世界复杂纷繁的景象。 近年来，一些厌恶大一统皇权传统的人，尤其是一部分崇尚制度经济学的人士，也喜欢从制度选择和竞争优势的角度谈论欧洲的多中心或多元特征，以此反衬中国缺少内生竞争力的现象。 然而西方并非全然没有“大一统”的经验。后罗马时代的欧洲虽没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却有着“率土之滨，莫非神的子民”的共识。即以“Catholicism”这个被译为“天主教”的词为例，它的字面含义与“天主”并无关联，而是反映着一种西方人的“天下观”，即中国教徒常说的“圣公会”或“普世信仰”。 这个普世教会和它所采用的拉丁语，以及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神学和修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还有大量古典文献，形成了一套相对统一的文化规范，为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提供了一个交流与竞争的公共平台。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各国教士、人文学者、艺术家或法学家穿梭于欧洲大陆，不会遇到任何国籍或语言上的困扰，甚至巴黎或罗马的乞丐也能操几句拉丁语。这与战国或宋明儒生四处游学的景象是极其相似的。 假如不是这样，像“西方文明”或“欧洲文化”这种有着整体论意味的称谓，甚至像此书所讨论的“西方现代思想史”，都将变得毫无意义了。 如果考虑到当今以“欧洲价值观”或“寓统一于差异之中”为号召的欧盟建设过程，则这种文化大一统传统的潜力是显而易见的。始于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强化了欧洲各地的民族意识，消除了人们对跨国天主教会的忠诚。国家摆脱了教会，王权不再受神权的制约，欧洲各国也随之变得动荡不安，世俗政府不得不承担起维持秩序和决定信仰的任务。 从这个角度说，欧洲的近代化也是以大一统局面的破碎为起点，它也经历了一个从“天下”到“国家”的演变过程。只有肯定了欧洲存在着这个文化大一统的前提，我们才可以谈论欧洲文明中为中国所无的现象，即多中心状态或权力的分散———“世俗之剑”同“神圣之剑”的对立，以及散布于各地的世俗统治者的分立。 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本质上是个伪命题 现代西方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对抗的世界，这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在探究这些对立与纷争的思想根源时，该书作者把“最根本的对立”定位于“科学的、崇尚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希腊哲学思想传统与狂热的、奉献的、推崇道德的基督信仰之间”的冲突。但是他在讨论这种对立时并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而是着意讲述其早期呈现出的一种浑沌状态。 这是一个早在13世纪基督教理性化时就已上路的过程，它使知识领域逐渐得到扩展，“科学、政治、经济以及其他领域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学科来探讨，不再完全听命于宗教的正统要求和圣经权威。”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并非势如水火，而是友好分离，各走各的路”。 其实，欧洲始终存在着一个“神坛与实验室的联盟”，直到18世纪之前，宗教与科学虽然不时发生纠纷，但这只能算是“蜜月期”令人不快的插曲，“科学每天都在咬上帝一口”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早期科学家的自然观都来自于宗教信仰，他们把自己的理性能力视为上帝所赐，将探索自然当成一项虔诚的工作。 开普勒集神秘主义和科学于一身，既研究天文学，也给人算命挣钱；伽俐略有着十分虔诚的信仰，丝毫不打算用科学嘲弄宗教当局，而是告诫世人，为维护宗教的声誉，千万不可把《圣经》当做物理学使用，由此开启了康德“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的先声。 在建立现代思想体系上居功至伟的笛卡尔，也确信“灵魂是藏在松果腺里”。至于牛顿，他在建立宏大物理学体系的同时也对炼金术十分着迷，并以自己的学说向一神论伸出援手。 凡此种种或可提醒我们，只说祖冲之是个大数学家，对他是个神秘兮兮的阴阳家只字不提，虽有为贤者讳的雅意，却让后学无法获得一种十分紧要的识见：真知往往蕴藏在怪异的智慧之中。 启蒙理性下的专制主义 我们在启蒙哲学家那儿根本找不到“革命”的概念，更遑论为民主的声辩。究其来由，这有着哲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原因。 就前者而言，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们把世界看成一个有序演进的和谐整体，视人类理性的成长为这一演进过程的可靠保障。但他们并不认为人力的粗暴干预会对它有促进作用。 此外，既然理性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他们多是针对全人类而不是哪个民族发言。他们对刚刚抬头的民族国家的深远含义并无认识，故他们中间也不存在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者。 伏尔泰曾问心无愧地向腓特烈祝贺普鲁士战胜法国；即使十分留意民族差异的孟德斯鸠也说，他想了解的不是只有益于法国而对全人类有坏处的东西。德国启蒙思想家莱辛表示，为了献身人类，他甘愿舍弃祖国。 至于社会学的原因，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精英主义者，民主从未成为受他们推崇的政治形态，反而是绝对君主政体“得到了理性以及拥护科学和哲学中的新理性主义的先锋派的支持”。 与此相得益彰的“主权”这一“现代政治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便是当时的政治理性主义的一项主要成果。根据这一定理，理性时代的君主习俗在传统的适当约束下，能够以符合理性的方式行使权力。 与理性专制主义相对立的，则是伏尔泰等人所说的“群氓”。他们认定群氓只能“永远是群氓，鞋匠和家仆绝不可能成为哲学家”，所以他们不认为也有必要给予敌人言论自由，反而是法国书报检查官马尔塞布更加宽厚大度，“他希望在不失礼貌和政治安全的条件下，让双方都有发言权”。 自然神论者承认人人内心深处都埋藏着理性之光，能够借助于启示领会必要的宗教真理。但他们总是以现实的态度补充说，具备这种能力的只能是少数觉悟者，大多数人一般只会听命于非理性的愿望和恐惧。斯宾诺莎认为大众是不理性的，他们只能受感情的摆布，所以人民离不了宗教。 富兰克林发现，基督教推行美德的效用与哲学家的理性真理不相上下，因此不必让人知道信仰并非货真价实的真理，隐瞒这一秘密乃是明智的做法。 可见，启蒙运动的大趋势虽与愚民政策相对立，但这种被许多专权者所信奉的治国良方，我们从启蒙哲学那儿也可以找到一部分源头。 拿破仑这位在启蒙思想沐浴下成长起来的思想解放者，“私下里常以无神论和玩世不恭的言论使人震惊”，但他确信只有宗教才能让这个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不容忍任何公开的无神论。拿破仑也许能让我们体会到“启蒙理性的专制主义”含义。 “反历史”的历史观 我们在启蒙运动的话语中固然找不到革命和民主的踪影，但从中演化出的结果确实为其提供了一些猛料。18世纪有一种不断增强的信念：就像可以从自然中发现一套超越时空、能够解释一切的法则一样，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着内在的变化规律可寻。这种从牛顿物理学中移植过来的理想犹如鬼火一般，纠缠着一代又一代社会科学家。 于是我们在启蒙运动中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它在知识进步的鼓舞下，更加关心的不是我们从哪儿来，而是我们到哪儿去，所以它呈现出一种反历史倾向。达朗贝尔认为过去应当统统否定，伏尔泰惟一感兴趣的是笛卡尔开创的“理性时代”。 但这种反历史的倾向却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历史观。由伏尔泰的弟子孔多塞首创的“人类精神进步”模式，把欧洲史分为十个发展阶段，人类进步的结局就是达到“尽善尽美”的最后阶段，他由此赋予了历史一种目的性。 这种相信人类历史贯穿着一个有序计划的观念，玄学的成分远大于实证研究，但它有效地提供了一个有利于“意底牢结”( Ideology)的历史研究框架。此一传统代有人出，从圣西门、孔德、黑格尔、施宾格勒到汤因比，乃至于今天的福山，在构建自己的社会哲学时，都离不了这种历史主义的逻辑语言。 自此以后，为进步而进行的各种大众动员，都少不了这样一套无所不包的“世界观”，所有的社会革命也都有了哲学色彩。早如蒙田和博丹就已认为，讨论宗教的真伪是毫无结果的，这最先表达了信仰经不起推敲的担忧。 17世纪有一部分人发现，各种相互冲突的“意底牢结”可以相安无事地共存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所以他们对“真理并不存在”已不感到震惊。作者把这称为西方文明“渡过一个重要政治难关”的标志。 但实事求是地说，直到不久以前，这种信念仍局限于很少地方。大多数社会的人依然喜欢生活在“敌我分明”的环境之中。所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些“阅读广泛而杂乱”、“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都要提出“人们称为世界观的东西”，甚至一个非洲酋长或上校为了反抗殖民主义，也得搞出一套自己的“意底牢结”来才成。 作者说，自休谟之后，原来指望全新的方法能产生确定性的信心已经所剩不多，可我们看到的情景却是，对确定性的需要从未消失。 不过，从可靠性的角度看，较之古典社会那种悠久的信仰体系，新世界观的功效实在欠佳，它们与其说是宗教的替代，莫如说是因失去宗教而患上的癫痫后遗症。现代人以“自由”为人生鹄的，而按莱布尼茨的说法，人生之善离不开自由选择，选择却势必包含恶的可能。接受这些被古典社会判定为“恶”或“魔鬼”的因素，你就必须用世俗化甚至低俗化去适应它。 因此后启蒙时代只能是一个散文的时代，而不是诗的时代。欢愉的社会似乎免不了粗鄙的命运，它单调乏味，猥琐庸俗，毫无英雄气概。生活于其中，你必须做好精神准备，等着遭受卡莱尔发出“灵魂丧失，胃口极佳”的咒骂。 不久前我们的经济学家受到“不讲道德”的针砭，无独有偶，从此书可知，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初发展迅速，欣欣向荣，大量普及读物风靡一时，“才女马塞特讲解经济学”，“丽雅特·马蒂诺撰写阐释经济科学新观念的小故事”，“跟博学的女士谈论政治经济学成了极其时髦的事情”。 李斯特和米勒痛斥它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预设”，柯勒律治把它称为“阴沉的科学”，而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根本就是些“浅薄的外行和廉价的温情者”。确实，这种社会中流行的只能是“自私的美德”，全然缺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也没有“铁肩担道义”或“天下为公”那样的豪情。 这种世俗化洪流带来的只能是一个“三百五十种奶酪”和众神一道被摆在货架上的国家，治理起来当然“不是件容易事”。这让一部分有精神关怀的人极为不快，末世感的逐渐流行也就不足为怪。 从19世纪末开始直到1970年代，断言西方社会濒临死亡的人始终不绝如缕，他们认定这个社会对人类价值的信仰已经荡然无存，成了“一个老掉牙的婊子”（庞德对西方文明的裁决）。为救赎或赶走这个“婊子”而付出的努力，也就总能赢得一部分不但极真诚、而且智商不可谓不高的道德人的喝彩。 意大利最杰出的智者克罗齐一度为法西斯主义的活力和重振民族精神而赞成它。布莱希特也许走得最远，他主张为了推进美好的事业，不惜“身陷污泥”和“敢于作恶”，成为“让革命在自己身上书写命令的白纸”。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心理机制，大概与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或诗学是一样的：你得让大脑摆脱常识、传统和理性的重重控制，任由意志引领意念，使其成为仿佛近在眼前的鲜活景象。 “劣币驱逐良币”的定理在思想世界似乎也时常发威，20世纪产生的科技知识和物质财富固然无与伦比，但它所提供的黑色幽默资源也绝不逊于“蒙昧的中世纪”。 不了解近代西方思想 也就不可能了解近代中国 西方文明大规模进入中国后，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实体是否还存在连续性，是一个可以做出多角度解释的问题。中国社会确实有自身的连续性，这体现在那些已经融入我们行为方式的价值之中，它多多少少决定着中国人对外部环境变化作出回应的模式。 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回应的过程也形成了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接续欧洲思想的连续性，不然我们便无法解释百多年来汉语世界中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浪漫主义、自由和民主这些价值符号。换言之，我们也已变成了现代世界“杂烩文明”的一分子。就此而言，读读斯特龙伯格这本书，肯定是大有益处的。 要说此书明显的缺陷，我至少想到了两条： 其一，作者对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叙述过于简陋。这两场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对立的运动，对后世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通过普及教育为启蒙运动提供知识储备以及宗教宽容和权力分立在制度上的落实，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此书的相关内容分别只有寥寥数页，且基本上限于缺乏细节的泛泛之论。 其二，这500年里变幻万千的西方文明，种种机缘似乎全是在西方社会内部发生。作者几乎没有提到另一些地域文明对近代欧洲的影响，如阿拉伯世界对地中海古典文化的保存与研究，以及中国人的政经思想对启蒙运动的贡献-比如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以及对现代经济学影响甚巨的“重农学派”，它的原文“physiocracy”意指“大自然之治”，甚至可以径直译为“道法自然”，与中国古典智慧的关联是一目了然的。 不过，这属于大多数西方史学教科书的通病，是否算是一个严重的缺失，那得看你对“欧洲中心主义”厌恶到何等程度了。

写在前面，这本书很好，离开了非常现实的权力争斗之类的事情，专注于思想演变，既有代际之间的思想继承和冲突，也有代际之内的思想阵营与张力，是很不错的快速浏览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西方思想史的书。很多时候了解了一个时代的人怎么想之后会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所以思想史的研究也很重要。可惜的是，我的基础知识不牢靠不充分，所以大概只能理解个五成，日后在补充了其他知识后，有必要再回顾一下。 以下结合我和Gemini的对话整理一下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演变，不同于以往主要靠回顾我的阅读痕迹来整理，这次能力严重不足，只能让ai帮我梳理，加深我的认识。 另外，微读上线的这本书其实只是原著的一部分，更多内容还需要回到原著中去找。 中世纪盛期：经院哲学的统治（11-14世纪）这个阶段的思想核心是信仰与理性的调和，随着12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逐渐流入西欧，并在13世纪引起巨大震动，甚至引发了教会的恐慌，信仰与理性的调和变得十分重要。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5)：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教义完美结合，写成《神学大全》。 威廉·奥卡姆(1285-1347)：提出“奥卡姆剃刀”，开始将神学与哲学剥离。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15-16世纪）从这里开始，人的地位提升，教会权威受到挑战 马基雅维利(1469-1527)：现代政治学之父，著有《君主论》。 伊拉斯谟(1466-1536)：人文主义者，用幽默讽刺教会腐败，但是拒绝加入路德的暴力改革。 马丁·路德(1483-1546)：宗教改革的发起者。 托马斯·莫尔：著有《乌托邦》 代际之间（找回人的尊严和语言） 继承与发展：前面建立的逻辑思辨能力，对古典（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尊重。 批判与冲突：伊拉斯谟等觉得阿奎那那套逻辑推演太死板，把活生生的信仰变成了数学公式；批判“教权中心”： 中世纪思想以神和教会为绝对中心；16 世纪的思想家（如路德）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对话，（如莫尔）认为人的现世幸福也很重要。 代际内 人文主义者（改良派） VS 宗教改革者（激进派） 科学革命与理性觉醒（17世纪）这是“天才的世纪”，人类开始用数学和逻辑理解宇宙，而非仅仅依赖上帝。 培根(1561-1626)：提出实验归纳法。 笛卡尔(1596-1650)：演绎法，开启近代怀疑论和理学。 霍布斯(1588-1679)：著有《利维坦》，主张绝对君主制以维持秩序。 斯宾诺莎(1632-1677)：泛神论者，认为上帝即自然。 洛克(1632-1704)：经验主义大师，提出“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建国思想，解释社会规律。 牛顿(1643-1727)：经典物理学奠基人，他的发现让人们相信世界是按规律运行的钟表，解释自然规律。 代际之间（找回人的情感还不够，要用数学和实验找到客观真理） 继承与发展：怀疑精神+对世俗的关注 批判与冲突：批判盲从权威，文艺复兴人只会读旧书；批判模糊性，人文主义者追求优美的文学修辞，而 17 世纪的天才（牛顿、笛卡尔）认为，宇宙是用数学语言写的。如果不能用公式表达，那就不叫真理。 代际内 唯理主义（从天赋观念出发、演绎法、怀疑感官） VS 经验主义（观察外部世界、归纳法、依赖感官） 启蒙运动的鼎盛（18世纪）孟德斯鸠(1689-1775)：提出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 伏尔泰(1694-1778)：启蒙运动的“旗手”，捍卫言论自由，批判天主教会。 休谟(1711-1776)：极端的经验主义。 卢梭(1712-1778)：提出“公意”和“回归自然”，影响力法国大革命。 亚当·斯密(1723-1790)：现代经济学之父，著有《国富论》。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巨擘，总结启蒙运动。 代际之间（有了科学合理性，就用来改造社会） 继承与发展：相信理性的力量，接受了牛顿的宇宙观。 批判与冲突：批判以前的封闭系统，批判笛卡尔等喜欢躲在房间里推演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因此这一世纪从研究自然到研究社会，关心权力怎么分、税怎么收、孩子怎么教。 代际内 进步派（伏尔泰、主张开明专制、认为文明好） VS 浪漫派（卢梭、认为主权在民、认为文明坏[科学艺术败坏道德]）

书名有点大，实际上专门描述的是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之后的发展并未涉及。 本书写得很精炼，也很精彩。不像我们很多作品，只拣几个标志性人物的作品和思想，本书把启蒙运动之前各种思想从中世纪的流变都交待得清清楚楚，有知名的也有不那么知名的，共同撑起了整个脉络，极好。

思想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并在随后若干年里主宰了整个欧洲舞台。大革命是以引人注目的“哲学家”运动为先导的，后者展示了一个光彩耀人的思想领袖画廊。这些人物晚至18世纪40年代后期才崭露头角，18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哺育了未来的革命领袖。最近一位历史学家引述革命期间一个法国人的话:“他们用言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言论确实所向披靡。”这些言论出自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及其弟子们之口。这些人被视为权威，后来甚至被供奉在革命政府建立的先贤祠中。革命中的主要派别更多是按照他们信奉的理念而不是他们的社会阶级成分来划分的。一位知名学者指出，无套裤汉主义，这种巴黎的革命世界观，“更多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现实”。雅各宾派这个1792—1794年的统治集团乃是由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组成的。革命领袖也往往把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产物。布里索在1791年9月夸耀说:“我们的革命不是起义的结果，而是半个世纪启蒙的产物。”一份重要杂志于1793年4月宣称:“哲学指引了法国的一场伟大革命。”   不幸的是，启蒙哲学家在社会政治事务方面的理念通常都很模糊，事实证明不足以指导革命。在一个英勇的开端之后，革命就陷入了痛苦血腥的内乱，接着导致了1793—1794年的恐怖。有些人将这种情况归咎于启蒙思想的混乱与矛盾，也有人将其归咎于启蒙思想的不切实际。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成为所有法国敌人的“圣经”。这部保守主义宣言指责革命以抽象理念为依据，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唯有具体的人际纽带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才起作用。应该承认，正如现代思想史学者约翰·洛所说:“试图寻找启蒙哲学家关于未来政府的看法，结果几乎总是一无所获。”   事实上，几乎所有启蒙思想的幸存代表(那一代的伟大人物到大革命时大多已经去世)都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感到惊骇。说到底，他们主张通过思想启蒙而非暴力革命来实现合乎理性的进步;他们大多蔑视民众，寄希望于某种开明专制。他们信奉合乎理性的秩序与合乎科学的方法，而这些却在革命时期的狂欢动乱和胡言乱语中遭到践踏。正如有人指出的，“革命”这个词在启蒙哲学家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踪影。在他们的期望中，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不是狂暴革命的结果，而是循序渐进、受约束、大体可以预料的改革的结果”。最激进的启蒙哲学家之一霍尔巴赫男爵(无神论者，至少在仆人不在场时自称“上帝的私敌”)在其政治著作《自然政治》(1773)中就曾写道:“在革命时期，人们义愤填膺、头脑发热，从不诉诸理性。”启蒙思想家(并非完全一致)大多在口头上敌视教会，但希望用理性祭司取代基督教修士。此外，他们通常不想废除君主制，而是想让王权成为启蒙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