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这份工作比命还重要？（译文纪实）

我之前那份工作，一周上六天班，工作时间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但平日就算到十一二点，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一部分员工会留在公司工作到很晚，而另一部分员工则选择回到家抱着电脑继续劳动。 那家公司没有“加班”概念，自然也没有加班费。所谓“加班”不叫加班，叫“为了完成任务自愿延长工作时间”。比如给你一个案子，要求三个小时内做完，但你还要找资料、要和客户沟通、要写大纲、审大纲、要写稿、要排版、要交给上级检查、要改稿子……实际算下来时间根本不够用，起码要花四个、五个、六个小时……至于后面余出来这些工时，都属于你“自愿延长”的部分，是你自己“能力不足”才白白耗费的精力，公司不会为你的个人问题买单，所以加班费自然免谈。 在这环境下，员工不敢轻易生病，生了病也不敢轻易去看病。因为每一天都会追加新的工作，今天的完不成明天就要做两份，要是生病请假三天，后天回公司就堆积了四天份，与此同时新的工作依旧会源源不断加入进来…… 那时的我仿佛能理解西西弗斯的绝望，那种一眼望不到头的煎熬，以及不时冒出的“死了比活着好”的念头。 就像这本书所言：疲于奔命的生活真的会把人眼界变狭隘，明明简简单单辞职就能从地狱解脱，可当时的我居然完全意识不到。 总想着“撑一撑就过去了”，但所谓“过去”怎么才算过去？是撑到公司倒闭算完？还是撑到死才算完呢？ 一直以来过劳问题非常普遍，也上过热搜，但奇怪的是很少作为公众议题被大范围讨论，往往扑腾一两声便哑火，更别提出台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我猜，是因为面临过劳危害的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人，不是老人，不是儿童，也不是其他社会弱势群体。 青年人被视作“强者”。 而强者的痛苦不值得同情。 “我工作拼来又拼去，生活依然如故，唯有凝视双手” 没有人真的想死，只是不想像这样子活着。

这本书涉及的案例主人公有公务员，新闻从业者，教师，销售，体力工作者等，写的比较深刻，真实，包含着对逝者的怜悯与同情，有几个案例读起来特别心疼。最主要的是，本书不仅对过劳死的当事人有怜悯，也对造成这个情况的制度、环境有反思与叩问。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吗？是人重要还是事情重要？书里讲到需要多关注自己，人可以成为过劳的受害者，也有可能成为加害者。有一些自我诊断、自我保护的锦囊，以及如何支持身边如果有人经历过劳、职场霸凌的锦囊。 过劳，职场霸凌，隐含的kpi，义务加班，权位不对等…… 书中最让我感同身受的一段话： 【每次写到有关过劳死和过劳自杀的报道，都会听到类似“要拼上性命的话还不如辞职”的感想。我以为这是一种自我责任理论，即强调要“由个人承担责任”，我希望大家能够慎重地思量这个说法。但凡塚田浩先生的身心状态正常，就不可能抛下挚爱的家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浩先生站在这山路上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辞职”这个选项，只是深陷严重的心病（抑郁症）当中。这一点毋容置疑。对处于这等状态的人大谈自我责任论已经毫无意义。应该在更早之前，在他操劳过度罹患心病之前就采取预防措施。】 我之前有一份工作，入职不久，感到难以胜任，仍然强撑着自己去完成。那份工作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每小时有固定的工作量要求，刚入职的我加班到十点多，根本完不成，有同事和我说你一定要和组长说不能这样安排，但是当时的我以为是自己的问题，我再努力一下好了，后来高强度的加班，睡眠不好，工作效率低下，自我贬低，心想大家能够完成我为何不能完成，（后来才知道，当时给我安排的任务即便是老员工也很难完成）。那段时间经常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哭，情绪低落，什么也不想做，只想完成工作，和家人说话没有时间，家人感到我没有耐心，情绪暴躁，提醒我要不要换一份工作，我不听，我不甘心离开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后来情绪状态越来越差，没有信心做新任务，每次看到排班的任务都觉得害怕。有时候站在工位旁边的栏杆，甚至想跳下去结束。在我离职那天，我居然还有这样的想法。离职之后我去医院，才知道自己已经中度焦虑抑郁。后来过了好久，我之前的组长有一天和我发消息，说挺亏欠我的，当时对我要求可能过高了。我说都过去了。 我也挺诧异的，自己会关注心理学的文章，也自认为是一个自我觉察高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考虑关照自己的身心健康，而是陷在这种自我否定，甚至想要了结的想法里。借用《活下去的理由》里的一句话：“当你身处深渊底部时，永远都不会有清晰的视野。”有时候也许我们需要跳出来，停一下。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当下的困境，不是只有一个解决方案。像另一位书友所写的，我们不一定是想死，只不过是不想这样活着。也许比起结束这一切，对于我个人来说，试着去接受自己做不到，接受自己可能会失信于他人，接受自己即便失败也是有用的人，试着去和别人说一说，心里会好过一点。但是每个人的困境不同。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如果遭遇职场霸凌，这不是你的错。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欺凌，而损害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份职业，关系，让自己越来越消耗，越来越不对劲，尽早撤出来，提醒自己，也许哪一点不对了，也许离开这里也是一种选择，我不是非得有这个工作，但是我要先保留自己的生命。 今天也辛苦了。 你也很辛苦的走到今天了。 试着体谅一下自己吧！ 对过劳这个题材关注的朋友，也推荐《虽然痛苦到崩溃，却无法辞职的理由》，还有是枝裕和的《云没有回答》。

【“工作至上主义”正在悄悄杀死你】 首先为作者的悲悯点赞。这类不“和谐”的书籍，在我国恐怕没人敢写吧。 遗属们的采访，读得我想哭。GDP增幅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哪个更重要？工作难道不是最终为了生活？如果满目皆是职场pua、超负荷工作，以及对过劳死的日益麻木，那我们还生孩子干嘛？ 别再沉醉于“工作至上主义”，它正在悄无声息地杀死你，请不要让工作成为你的全部。身处绝境的人，也请记得：人生没有死局，要相信自己永远手握退出键。自杀是一种坏的退出，你值得更好的退出。 书中几组触目惊心的数字： 1、日本“关注全国过劳死问题家族协会”1990年代初就开始组织全国范围的活动了，说明日本过劳死问题早在1990年代初就凸显了。前有大学生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现有搬砖狗感谢雇主不杀之恩。 2、工伤认定非常困难，是一扇非常“狭窄的门”，日本过劳猝死、过劳自杀的工伤认定率只有四成。 3、六成过劳死可以说“白死”了，拿不到赔偿，也无权获得道歉。 第七章录像带上夜班的员工，猝死后父母坚持上诉15年，最后失败告终。 四成成功认定为工伤的，大概率也只能拿到民事赔偿，几乎讨不到刑事制裁。 第九章，家装推销员曾经月入2万（折合人民币），如此高收入能力者，仅仅因其身负几十万的债务，法院就认为自杀动机不明，虽然工作时长符合过劳死标准，依然不予认定为工伤。 4、民事赔偿不易，刑事制裁更是难于上青天。为逃避责任，雇主甚至在法庭上抹黑过劳死员工，制造二次伤害。 第二章牛排店员工自尽后，长期打人的领导拒绝道歉，死者家属完全无计可施。律师天真地认为，让施暴上司当庭道歉，是对其心灵的救赎，可以换取其后半生安心。奈何后者竟问心无愧，认为他和受害者关系挺好的，认为“心怀爱意”的敲打不是施暴，“你这样指责我，我有点难以理解。”和恶魔谈道德，不是搞笑嘛。 读到这里，我担心会不会有遗属像德国复仇母亲玛瑞恩一样，私自行刑。但事实是，本书中的恶魔系数全身而退，且大多坚称自己没越界，其中一位公务员甚至流露出自己也是受害者的意味，因为霸凌丑闻曝光后，他惨遭降级。 5、日本因心理疾病而申请工伤的人在不断增加，2017年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732人（有死有活）。获得工伤认定的有506人占比30%（含活人，工伤认定比例，比过劳死的还要低10个百分点）。其中98人曾蓄意自杀（含未遂者）占比认定人数的17%。 6、年收入超过1075万日元、研发咨询等5个职业领域的高级专业人员，适用“零加班费制度”。换言之，日本法律支持，年薪50万人民币以上的打工人，加班没有加班费，因为你工资够高的了，你就老老实实加班吧，要啥自行车，做人别太贪。 难以忘记一位死者母亲的泣血自白：“从他去世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空洞。10年过去了也还是一样。我这一生再也不会感到幸福快乐了。”以及一位遭遇职场霸凌的死者妻子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随口说的话也能夺走别人的生命。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下属不能完成工作，我希望你可以想想为什么他完不成。他可能像我丈夫一样患有精神疾病。也请周围的其他人注意提供一些帮助，不要置身事外。” 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在发现和实现天命之前，请好好爱惜自己哦。不要被恶魔打败。

工作之外，谁替我留下退路？ 读《过劳死》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很难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很公正无带入地去客观审视，书里写的是日本若干年前发生的一系列过劳死案件，一个个已经离开的人，他们的家属、律师、工会和民间团体，往往会为了一份迟到的认定、一笔赔偿、一句迟来的道歉，耗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种价值追问让我我一开始最明显的感受反而不是哇塞日本人的工作怎么这么累还好我不是日本人，而是日本社会当中至少还有一些人愿意替这些已经死去的人继续追问下去，哪怕事情过去了二十年、三十年，家属仍然可以找到一个组织，可以找到律师，可以有人告诉他们，这不是你们家自己的不幸，而是一个本来就值得被追究的问题。 这种感觉其实比书中的任何一桩过劳死案件都更让我印象深刻，因为它让我开始重新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一个人究竟要在什么时候，才算真正拥有了离开一份工作的自由？ 以我身边的人举例，很多人听到过劳自杀，第一反应总是这么累，为什么不辞职，辞职就好了不要想太多……我以前其实也会这么想包括我现在的比较亲密的人同样会在我觉得工作有点累的时候如此安慰，可书里不断出现的那些案例让我越来越觉得，辞职这个动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人当然可以递交辞呈，可他辞职以后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找到，医保怎么办，父母怎么办，家庭怎么办，简历上的空白怎么办，已经三十五岁甚至四十岁的人重新进入就业市场还能不能找到工作，这些东西都会反过来把一个人锁在原来的位置上，所以那些所谓的自由劳动者，表面上是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实际上只有当一个人承担得起退出的代价时，他才真正拥有选择，而人在长期高压之下最先失去的恰恰又是这种判断和选择能力，到了最后，他并非不知道自己会很累，可实际上这时候已经很难正常地想象我要是不干了以后怎么办。 于是旁人眼里最简单的解决方式，在当事人那里反倒可能成为最难想到的选项，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不喜欢累得要死不如直接辞职这种话（自从18年那次吧，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辞退铁饭碗，到现在依旧有体制内的辞职案例在往上落地，这很奇怪也不奇怪，奇怪的在于如此形势下还敢有人辞职，再一看辞职去逛逛的除了意气用事就是攒钱完成的老登），它看起来是在劝人保护自己，实际上很容易把一个原本属于制度的问题又重新推回到个人身上，好像只要你还有辞职的自由，公司、行业乃至整个环境就没有继续追问的必要了。而我最近刚开始工作，对这种感觉反而比以前更敏感一些，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其实几乎什么也没做，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倒没有太大的不适应，学生时代本来就是一个人一个工位，也习惯了长时间不和大课题组的人说话，真正让我不太舒服的反而是回到出租屋之后，门一关，那种孤独感突然从各个地方冒出来，再加上我习惯早睡早起，可工作之后最大的变化并不只是会不会加班，反倒是你很难再像学生时代那样精确地决定自己什么时候结束一天，如果一份工作有相当概率需要晚走，那么哪怕今天没有加班，人的整个生活也会围绕着可能加班重新安排，这就让你不能很放心地约朋友，也不能很放心地安排自己的时间，甚至连睡觉都要往后预留，时间表面上还是自己的，实际上已经被工作占去了很大一部分，只是这种占用没有全部体现在工时统计里，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劳动制度真正需要保护的其实不仅仅是工资和所谓八小时工作制，还包括一个人对自己时间的支配权，一个人究竟能不能知道今天什么时候属于工作，什么时候属于自己，这同样是劳动权利的一部分。 书评拖了好久才写到这里，那我又会想到现在正在读《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时一直在想的主体性，浙江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恰恰不是草根很能干这么简单，如果普通人在正式制度并不充分的时候，仍然能够依靠熟人关系、行业关系和自己的组织能力把生活维持起来，他们可以做生意，可以解决纠纷，可以互相照应，可以在正式制度之外形成一套实际有效的秩序，可问题也恰恰在这里。这种能力并不天然等于权利，一个人能够组织起来，不代表他拥有稳定的组织权，一个人能够讨价还价，不代表他始终有谈判的资格，一个企业能够在非正规环境下生存，也不意味着它最后能够把自己的生存能力转化成稳定的制度保障，所谓正规化到后来甚至可能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原来大家还能在灰色空间里博弈，现在灰色空间消失了，可正式制度并没有把原来所有人都能够使用的空间重新分配回来，于是一些人获得了更多资源，另一些人则被排除出去，这一点放到劳动关系里其实完全一样，一个人能够拼命工作，不等于他拥有选择工作的权利，一个人能够忍耐，不等于他理应忍耐，一个人能够自己辞职，也不意味着制度可以因此把保护他的责任统统推给他自己。这也是一方面我们一直说哎呀乡土中国消逝了之类的，另一方面不断说乡土糟粕夺舍了民生治理，实际上如果用通体社会跟连体社会去理解（恰恰串起来礼治社会与法治社会），很大程度上我们生存在一个通体社会，但公司的公章制度讲求的是某种联体要求，人的价值被合同定义，信用被算法定义，安全感被余额支配，那么原本像我这种就会更加割裂，这种巨大的在价值观上就敌对的两种生存理念吧，本身就是我入职所有感觉的来源。 我一直觉得，主体性和自由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就是大家很容易把能够承担后果误认为拥有选择权，可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一个学生当然可以决定自己读不读博士，也当然应该承担相应后果，可如果他面对的是导师的权威、父母的期待、已经向亲戚朋友宣布的决定、自己此前投入进去的几年时间，以及对未来就业的担忧，那么他说不读了这句话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已经远远超过一句话本身，我那个准备读博的同学就是这样，他最开始听到师兄介绍导师的时候觉得一切都很好，有车接送，有补助，实验室环境也不错，可真正进去以后却是大量杂活、不断责骂，甚至连正常的实验都可能被拿来挑错，最厉害的时候三天只能睡十个小时不到，头发也白了一片，可到了后来他想重新转回硕士，最难迈出去的反而不是学校那一道手续，而是家里那一关，他不敢告诉父母，因为父母已经把孩子读博士告诉了亲戚朋友，在很多家庭里这种话一旦说出口就已经不再只是孩子自己的决定了，于是导师那里不能拒绝，父母那里也不能拒绝，一个人的两条腿同时忘了先迈哪一边，结果就一起掉进了河里，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这其实和过劳死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遥远，它们背后都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退出权。 真正的退出权不是说制度允许你嘴上说一句我辞职就行了，恰是当你说我不干了的时候，你不会因此立刻失去生活的基本条件，不会因为一次选择就让自己的家庭一起陷入风险，也不会因为你没有那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善于拒绝、不善于和上司对抗，就因此比别人更容易受到伤害，一个制度如果把所有安全都建立在你自己足够勇敢，发现不对就赶紧跑的前提上，那其实并不能算真正的保护，因为现实中的人并不处在同样的位置，有人有存款，有人没有，有人父母可以兜底，有人必须自己养家，有人换一份工作很容易，有人离开现在的行业就几乎没有退路，所以劳动保护真正要解决的从来不只是坏老板三个字，而是怎样让普通人在不够勇敢、不够强大、甚至已经非常疲惫的时候，也依然拥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安全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书里让我最受触动的，反而不是某一位加班到深夜的员工，而是那些在他死后继续留下来的家属和民间组织，家族协会持续了几十年，工会、律师和地方团体不断介入，有人去收集签名，有人调查事实，有人陪着遗属打官司，这些事情看起来都很慢，甚至很多时候已经晚得不能再晚了，可我仍然觉得这种东西非常重要，因为一个社会有没有自我修复能力，并不只是看法律写了多少条，也要看当正式制度没有覆盖到某个地方的时候，有没有人愿意去填那个空，一个人死去之后，如果最后只剩下一张死亡证明，那么他的死亡就会被很轻易地理解成一个家庭自己的不幸，可如果还有人继续追问为什么、谁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以后怎样避免另一个人走到同一个地方，那么死亡才可能从一个私人悲剧变成一个公共问题，我过去会觉得工会、民间组织似乎都是很遥远的东西，现在再看，反倒觉得它们是普通人维持主体性的最后一道缓冲，一个人如果只能依靠自己的勇气和道德去保护自己，那么真正能够得到保护的往往只有那些本来就很强的人，规则真正需要保护的，恰恰应该是那些没有能力永远保护自己的人 我读这些内容的时候，还会忍不住想到这些年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所谓人口通缩最早也是从这种感觉里慢慢冒出来的，人在经济系统中的议价能力下降，当一个社会拥有越来越多可以出售自己劳动的人，而能够提供足够稳定岗位的组织又没有同步增加，那么作为一个单独个体的劳动者就会越来越容易被替代，一个人如果很容易被替代，他就很难拒绝加班，很难要求更高工资，也很难在真正不公平的时候轻易离开，我不是说劳动人口增加本身就是坏事，战后日本团块世代进入经济循环的时候，本身就构成了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可人口进入经济体系会形成红利，人口过剩同样可能形成压力，当劳动力供给持续超过能够吸收它的岗位时，人作为一种经济要素的价格自然会下降，于是原本属于个人的品质，比如勤奋、能吃苦、愿意加班，慢慢就可能从一种个人美德变成一种竞争条件，谁更能熬，谁就更容易留下来，谁更能忍，谁就更容易被认为可靠，到了最后，甚至会出现一种非常荒谬的情况，那就是一个人越没有退出的能力，越容易成为企业眼里最稳定的劳动力 所以我现在再看努力这两个字，心里的感觉和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我当然还是要工作，也知道现实世界不会因为我不喜欢加班就自动变得温柔，更不可能幻想一种完全没有竞争的职场，可我至少希望自己不要把全部的人生价值都押在一份工作上，我可以认真做事，可以提高效率，可以争取更好的岗位，但与此同时，我也需要保留一点不属于工作的东西，保留自己的生活节奏，保留一点积蓄，保留重新选择的能力，甚至保留在最坏的时候说不的资格。因为能够辞职的人，才真正拥有工作的选择，能够不依赖某一份工作活下去的人，才不会把全部的尊严押在一张工牌上 我想这大概也是《过劳死》真正让我不安的地方，它让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人最危险的时候未必是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时候，有时候恰恰是他已经把工作和生活完全混在一起，开始认为自己除了这份工作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的时候，到那时，一个人不是因为热爱工作而留下，也不是因为责任感而留下，而是因为已经忘记了自己原来还拥有离开的能力，而如果一个社会最终只能依靠每个人都足够坚强、足够清醒、足够有钱、足够有退路，才能避免被一份工作压垮，那么它保护的其实从来不是劳动者，而只是那些有条件保护自己的劳动者，至于剩下的人，他们只能继续工作，继续忍耐，直到身体替他们宣布这份工作终于结束了

《过劳死》 1.作者牧内昇平提醒:要检查自己的工作时长，这很重要。牧内昇平在书中提到日本劳动基准监督局给出的一组数据，日本把一个月内加班100小时，每个月平均加班80个小时，视为所谓的“过劳死红线”，超过这一时间而累倒的人，普遍被认定为工伤。也就是说，80个小时可被视为一张红牌，45个小时则可被视为一张黄牌，我们可以以这个标准来校准自己的工作时长。 2.医学研究证明，如果持续地无法保证每天6个小时的睡眠，人体的血压会上升，并对大脑和心脏产生影响，死亡的风险会增加。也就是说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是一个基准。假设我们每天吃饭、通勤、处理私事上要花5个小时，如果我们还需要确保每天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工作上的时间就要限制在13个小时以内，超过13个小时的话，我们就要警惕起来。 3.除了工作时长，还讲到了过劳死事故中，往往伴随着霸凌和心理伤害。我们不仅要学会避免成为受害者，也要学会避免成为加害者，因为当我们在职权上处于上位的时候，我们也很有可能模糊“业务指导”和“职场霸凌”的界限。 前路漫漫，也许只有遵从自己的内心，才会走得更远、更开阔。 当压力实在过大的时候，牧内昇平说我们不妨尝试从工作上逃走一小时，在这个逃走时刻，倾听自己心中的真实想法。 推荐阅读 ❤️❤️❤️❤️❤️

41岁的方大同近日操劳过度去世，以及本书中种种过劳死的案例，无一不在提醒我们，去世和病痛并非只是老年生活的注脚。一副好身体，胜过万贯财。除了健康都是浮云。

我读了一下，累的要死不如辞职的那个专栏一，这个写的还挺有道理的。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已经活得那么痛苦了还不辞职？ 对这个现象解释得很通彻，很透彻。然后整本书我看了一下目录，因为目录里面有详细的一些内容，我看了一下都不是很感兴趣，就不读了。

长大以后 我想成为博士 然后制造一台时光机 就像《哆啦A梦》故事里那样 我就能 乘坐时光机 回到那一天 回到父亲死前的那一天 然后 对他说 “不能去上班呀”

生而为人，我很重要 作者牧内昇平作为一名资深记者，冷静地还原了11个家庭破碎的瞬间。当我们习惯了把“奋斗”挂在嘴边，习惯了为了所谓的“前程”透支身体时，是否想过我们的家人？妻子变成了遗孀，父母痛失爱子，整个家庭的天塌了下来。这种“不可挽回”的重量，远比一纸工伤鉴定来得沉重。我们的身体，不只是谋生的工具，更是我们承载爱与责任的基石。 书中那句“逃避并不可耻，人生只有一次”，如同一记警钟，敲碎了对“完美敬业”的病态崇拜。人们要警惕的，不仅是那每月80小时的“过劳红线”，更是那刻在骨子里的“团块式”的忍耐基因。在追求职业精进与自我实现的同时，更要学会给自己的精神松绑。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是自私，而是对爱人和家人最大的责任。 生命是一场漫长的修行，而非一场短促的冲刺。愿我们都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记得抬头看看晚霞，懂得在忙碌的间隙，按下那个名为“暂停”的键。 生而为人，我很重要；好好生活，才是终身的事业。 这本书在这个系列里个人觉得还不错，作者不仅真实记录了不同职业过劳死的案例，还在最后一部分给出了对于家属的部分建议，这一块我觉得非常重要也有必要，虽然作者也提到家属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如果真的能及时干预，就能换回一整个家庭的悲剧。向记者致敬。

生命只有一次，总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生活和职业也算是生命的组成部分，怎样完美也是不存在的。每个人在社会之中的角色如何，很多时间似乎都是在固定，能够实现改变的似乎总是非常困难，达到了一个全体的前百分之几总是非常困难，非常类似于最近韩国股市处于熔断时代了，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种吃瓜的心态，但是本身就是一种对于摆脱职业的幻想，因为作为职业来说收入总是非常固定的，似乎总是被线性增加，我们社会似乎对于职业本身的态度似乎就是时间的自由，很多职业都是非常困难，而在新生代，所谓 零零后整顿职场就是要求职业之中的时间自由，其实这个本身还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职业与生活相互融合的时代，因为使用了各种方便的交流手段使得我们实现时间自由就更加困难了。其实过劳死似乎来自于日本，但是在我们时代似乎也出现了很多，前一段时间就是一个程序员在进入 icu 之后，手机之中工作群还在不断发送找他的信息，在这样的状态下，过劳死似乎实锤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即使不劳动会不会死去，似乎很多时间我们都会忘记这样一条问题。其实选择生活方式以及职业本身就是选择生命方式，在现代职场之中似乎看起来比较恶劣，而且我们感觉恶劣的情况似乎更加容易传播一些，但现实总是很骨感的，神仙的职业似乎不存在的，比如在某处招聘之中，看着大山，写点文字就可以了，在比如阿里的波动被航空公司雇佣了写点机场故事就可以拿到很高的收入，其实很多时间都是看到了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