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的幻觉

风险管理领域的一本经典之作，一周读了两遍，但是还不过瘾，打算三读。 一、分析： （一）量化交易与市场波动性 火云邪神曰：天下武功，无坚不摧，唯快不破。如果一个对手，出招比你快，闪的比你快，内力还比你强大的多，还打什么劲？只有被秒杀的份，更何况类似的对手还是个庞大的群体，那端的是翻云覆雨，在江湖上掀起一阵阵腥风血雨，这就是当前个体在市场上面临的窘境。 程序化交易，即量化交易的出现，大大强化了市场波动的幅度和频次，当著名的“美林时钟”变成电风扇，吾辈该何去何从？ 某个笑话，当一个东方不败掌握了葵花宝典，他就“东方不败”，那如果把葵花宝典复印一千一万份江湖传阅，那会是什么情景呢？卷、卷、卷，卷到后来，当上武林盟主的反倒大概率是不会武功、人缘颇佳、身段柔软的某人，比如韦爵爷小宝。 面对强大的量化军团，我们或许最应该做的不是跟随，而是找个坚固的地洞睡大觉，等量化“不败”们杀的尸山血海、系统崩溃的时候，出来捡“兔子”。 （二）看的见的数字看不见的风险 某哲人曰“一切皆可数字化”，然后，风险计量模型出现了。 老板说“忒复杂…！”，然后，模型就“体制化”了。 然后，一些理应被冠之“风险”的“其他事项”像蟑螂一样，在某个阴暗角落，猥琐发育、伺机发芽… （三）翘尾的不只是蝎子 五代名人冯道说过一个故事“他以前在河东当掌书记时，曾经奉命出使中山，在路过井陉之险的时候，害怕马会失蹄摔倒，不敢加快速度，等到了平地，觉得没啥危险了，纵马驰骋，然后就摔伤了” 台风来临的时候，大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堤坝丝毫无损，然后等过了台风眼，大家刚想松口气，这时候更凶猛的第二波暴风骤雨过来了… 风险也是有翘尾效应的！ （四）安全带与刹车管 一辆汽车的最大速度取决于刹车系统的上限，一个人在车祸中能否幸存取决于安全带的下沿，车祸中受伤最严重的，往往是那些一开始看起来毫无损伤活蹦乱跳的，需要关注风险的次生灾害。 （五）救护之道与预期引导 奔跑摔倒后，最重要不是立马支撑起身，而是先趴好，危机冲击过后，监管层的首要工作是降低市场波动率，那种第一天跌停ICU第二天涨停ktv，对市场伤害最大，不但不利于平复市场恐慌情绪，反而容易引发市场进一步崩溃，正确的做法是先把波动率降到合理区间（窄幅震荡），平复情绪，然后引导逐个平台打好地基延伸向上，形成明确的上升预期，拾级而上，那种直接拉上去的才是隐患重重。 （六）量价关系与安全垫 一种商品如果市场缺口是10%，你觉得价格要涨多久才能达到供需平衡，10%，20%？答案是，无极限，可能是1000倍，也可能是100000倍甚至更多，直到供应放量达到平衡为止。 反过来亦然。 这也是在股灾时，发生断崖式下跌的原因。 应对措施是构筑安全垫，到达该区间时抛盘大减、买盘大涨，起到有效对冲。

风险源于未来，但我们只知道过去。监管是后顾性的，旨在防止过去的错误。 金融体系是必要的，它提供了金融中介服务，即跨越时间和空间将资金从一人转移至另一人。金融重新配置资源，分散风险，使我们能够为老年人建立养老基金，也可以帮助公司进行数十年的投资。金融也是危险的：金融机构利用客户牟利；银行倒闭并引发危机；银行家缺乏同理心，傲慢自大，却在搞砸时心安理得地要求救助——将利润私有化，将损失社会化。除了以此为生的人，金融并不受欢迎。金融被需要，因此被忍受，但不被接受，社会对其的态度是一边享受金融体系带来的好处，一边又对其进行严格监管。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就如何做到这点也没有达成共识。 驱动经济活动的是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投资活动和投资损益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不能完全预测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每个人对未来都有不同的预期，这些预期导致了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推动了经济活动。 许多金融危机和巨额损失，是由善意的规则与市场参与者自我保护的本能之间的恶性反馈造成的。 海曼·明斯基在40年前观察到，稳定具有不稳定性。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是安全的，我们就会想要承担更多风险，这最终会造成世界自身的不稳定性。由于决策和糟糕的结果之间可能时隔几年或几十年，因此风险很难被控制。正如我的合著者查尔斯·古德哈特所说，“对于任何观察到的统计规律性，一旦出于控制目的而对其施加压力，它就会趋于崩溃”。古德哈特定律告诉我们，当风险管理者开始控制风险时，我们的反应方式往往会使风险测量不准确。 与温度或价格不同，风险无法被直接感受或观察到。相反，它必须通过价格过去的走势来推断。这需要一个模型。正如统计学家乔治·博克斯所说：“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有些是有用的。”我们有很多衡量风险的模型，它们彼此不一致，没有明确的方法来判断哪个是最准确的。即便模型有用，所有风险计量仪捕捉到的也都是短期数据，因为这正是我们能够获得的数据。 内生风险是金融当局面临的“金发姑娘原则”（Goldilocks）挑战的核心。我们希望金融监管恰到好处：既不要太严，以免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被扼杀；也不要太松，以免我们遭遇太多危机，损失所有的钱。我们需要一种平衡，但这并不容易。监管机构关注的是上一次出现的问题，而下一次危机往往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典型的危机包含两个主要因素：过度的负债和相互关联的金融体系。换句话说，就是过度的风险和充满危险的网络结构。但是，危机的发生并不需要极端的冒险行为。1914年危机的爆发并非因为风险太大。恰恰相反，不稳定的力量侵蚀了我们所依赖的非常复杂的金融体系，它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金融中介和杠杆，帮助经济增长——但仅在好的时期。神奇的金融体系同时也是金融危机的催化剂。并且，这一切都与政治有关。 风险的圆形监狱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的作品。这一切都始于杰里米对其在俄罗斯工作的兄弟的一次拜访。让杰里米感兴趣的是，他的兄弟想出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管理员工：在车间中央设立观察哨，让检查员可以在不被人看到的情况下监视工人。杰里米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想法，并提议将其运用于其他人类活动场所中，比如学校、工厂，甚至医院。其中，在监狱的应用建议，即圆形监狱，获得了最多的支持。圆形监狱一词来自希腊语παν（全部）和οπτικος（看见）。如果你去伦敦，你可以看看仍在伦敦大学学院展出的杰里米·边沁的遗体 在思考银行资本时，尤其是那些接受过经济学或会计学教育的人，应该忘记自己过去对资本的所有了解，重新认识资本。银行资本是一种人为的会计建构，与资本最常见的用法（比如斯密和马克思所讨论的定义）只有模糊的关联。当我向学生讲授资本时，我喜欢将其定义为“银行监管部门选定为资本的项目”。银行资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普通权益，即资产减去负债；二是虽不是普通股但有助于实现监管目标的金融工具——类股权。 我们的社会充满规制，风险的圆形监狱正在统治社会。杰里米·边沁应该感到自豪。许多监管系统运作良好，尤其是在航空业，在空中交通量增长的背景下，持续改进和风险最小化的文化都使死亡人数大幅下降。我们在航空、交通、食品等最佳监管领域的切身经验，影响着我们对监管效能的判断。因此，尽管存在各种滥用、剥削和危机，我们仍然希望对金融有同样严格的监管。不幸的是，这并没有那么容易，原因在于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风险计量仪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我可以像使用温度计一样使用风险计量仪吗？不可以。我们看一眼温度计读数即可知道温度，但是对于风险我们却需要进行三个独立层面的分析： 1.对于哪种风险是重要风险的判断。 2.如何量化风险的理论。 3.生成实际风险计量结果的统计技术。 后两个层面构成了风险计量仪的概念，但选择何种风险计量仪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要用计量仪测量哪些风险，即第一层面的判断。 历史学家要生存下去，历史就必须是“正确”的。如果我试过足够多的风险计量仪，我一定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也会事先预测出2008年危机。许多研究正是这么做的。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无用的，因为存在统计学上的“伪相关”，即变量之间看上去相互关联，但事实上并没有因果关系。 正如门肯所言，“任何复杂的问题都有一个清晰、简单且错误的答案”。 所有预测历史能力不佳的风险计量仪都会遭到改动，留下的都是能完美解释历史的风险计量仪，就像苏联历史学家一样。问题是，这些风险计量仪在预测未来方面往往表现不佳。 许多早期模型最初的预测结果质量非常低，因而创建者遭到了不公平的批评。的确，这些模型最后被证明都是错误的，但有糟糕的预测总比没有预测强。当模型变得相当准确时，我们却不需要模型了。情况总是这样。 凯恩斯的出发点是，人类并不像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天生是理性的，能够完美地预见和预测一切。相反，人们通常遵循动物精神——引导人的行为的本能。凯恩斯对统计分析变得不屑一顾，拒绝接受遍历性，即可以根据过去事件发生的频率来做出决策的观点。相反，他关注的是在给定时点，人们根据自身的认知，对未来事件发生的“信念程度”。 汉尼斯·吉苏拉森在他的新书中回忆了1980年他与哈耶克的一次晚餐，当时哈耶克对他说：“我们不应该成为哈耶克主义者，因为凯恩斯主义者比凯恩斯糟糕。” 摒弃不确定性概念而青睐风险概念的原因有很多。二战后数据收集得到大幅改善，新的统计技术，以及计算机的普及与发展，都让人产生了一种“手到擒来”的感觉。在不断试图控制环境的过程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忽视不确定性。风险和对世界的数学描述对于控制环境至关重要，而不确定性恰恰成了阻碍。人们不想听到不确定性的观点：不确定性不是那么容易衡量和控制的。风险的观点始终胜出。 社会学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巧妙地证明了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他称之为麦克纳马拉谬论：“第一步，测量任何容易测量的对象。这一步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步，忽略不容易测量的对象，或者赋予其任意的定量值。这是人为的且具有误导性。第三步，假定不容易测量的对象真的不重要。这一步是盲目的。第四步，宣称但凡不容易测量的对象，其实都不存在。这一步是自杀性的。”平心而论，麦克纳马拉只是试图把复杂的问题结构化，在约翰逊政府的所有政治斗争中均将量化方法作为工具。他不是第一个这样使用统计学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 关于不确定时期如何做出决策的精彩观点：“那些说某些事情没有发生的报道总是让我很感兴趣，因为正如我们所知，有些事情是已知的已知，我们知道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还有已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也有未知的未知——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纵观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历史，后一类往往是困难的。 沙克尔认为，计算所有结果的概率分布，从而做出理性的经济决策是不可能的。经济数据不具有遍历性。 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是指，对于任何观察到的统计规律，一旦出于控制目的而对其施加压力，规律往往会崩塌。这一定律对于监管有着天然的意义。一旦政府试图对某些活动进行监管，它们作为反映经济趋势的指标，将立即变得不可靠。 数据驱动的风险管理流程只能捕捉外生风险，不能捕捉内生风险 这个故事也给我们上了一堂道德课。当出现问题时，我们总是想找人担责或者惩罚。在千禧桥上，人们天生的自我保护本能——预防原则——导致了摇晃。没人做错什么，他们只是不想摔倒。矛盾的是，做正确的事情可能会导致最坏的结果，这种情形在危机中屡见不鲜。市场参与者的自我保护本能导致流动性在紧张时期枯竭，将我们从危机边缘推向危机深渊。 市场价格的双重作用推动了内生风险。第一个观点是我们熟悉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市场价格将经济中的所有相关信息嵌入一个变量——价格。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本科金融学入门课程常用的一个简单投资示例中，股票的价格由未来股利的现值决定，其中贴现因子包含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观点是人们不太熟悉的，即价格也是行动的必要条件，迫使我们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甚至可能违背我们的自身利益。这是因为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都受到其交易伙伴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所施加的法规、行为准则和限制的约束。这些约束包括会计规则、法律义务、信息披露、银行资本、风险约束和按市值计价的准则。 罗伯特和我提出了正确使用风险计量仪的五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风险来自未来，但我们只知道过去。风险计量仪所能做的只是将过去映射到未来，而且要想准确预测，许多条件必须保持不变。真实的历史必能反映未来，没有令人讨厌的意外，这是遍历性假设。与此同时，创造风险计量仪的人必须尊重历史，避免数据探测。如果我们认为历史不是未来的可靠指南，就不要使用风险计量仪，去做些别的事情吧。 第二个原则是风险计量仪的意义不在于预测糟糕的结果。它的作用就是告诉我们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因此，即使所有事情都出错了，或者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来批评或赞扬风险计量仪。这是一个经常被违反的原则，例如在对重大损失进行事后分析时。当出现一个糟糕的结果时，每个人都成了专家，批评是很容易的，这就是“事后诸葛亮”。 第三个原则是如何计算风险取决于人们害怕什么。在评估风险时，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刀切”的方法，如VaR值。我们各自不同，有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风险计量仪。不幸的是，我们正在朝着“一刀切”的风险计量仪的方向发展。当每个人都使用同一个风险计量仪时，个体的失败会为集体的失败所掩盖。 第四个原则是不要发生概率偏移。 第五个原则是金融风险是内生的，是由构成金融体系的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内生风险限制了风险计量仪的功能，因为风险预测涉及预测人们的行为。一般来说，当风险计量仪专注于短期和非极端结果，且目标资产被很多人交易时，它的表现最好。对于低流动性资产的长期和极端风险，风险计量仪是无效的，因为其中涉及预测人类行为，这对计算机算法来说要求太高了。 规制设计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是采用基于规则的监管还是基于原则的监管。基于规则的监管着重防止不良行为，就像防止我们超速的限速规定。基于原则的监管更注重结果，强调我们应当以一种不会造成交通事故的方式驾车，并综合考虑天气、路况、交通情况，以及所驾车辆的质量等因素。没有一种监管方式令人满意，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如果固守一种方式，那我们很可能陷入麻烦。 失败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效率的公司退出舞台，由其他更好的企业填补空缺——这就是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 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风险表演”（risk theater）。我借用了布鲁斯·施奈尔创造的“安全表演”（security theater）一词，原意是指本想用一整套措施来消除安全隐患，实际上却收效甚微。想象一个引人注目的安检场景：检查入口、安保人员、监控镜头、违禁物品。这限制了人们的行为、隐私和自由。但是，当有限的资源用于表面的安全时，真正的安全却被忽略了。 巴塞尔协议属于微观审慎监管，主要针对单个银行的行为，系统性风险则交由宏观审慎监管当局负责：金融世界的预防犯罪警察。虽然宏观审慎监管这一标签是新的，但它始终是政府金融政策的四大中心板块之一，现在仅是镶了一个新名称而已。 过去的经验为制定工具提供了信息，但威胁来自将来，就像盯着后视镜开车一样。 将货币政策交给独立的央行比较容易，因为这些政策非常明确。有一条毫无歧义的衡量标准（通胀），目标清楚（如2%的通胀率），另加两项工具（价格和货币量）。如果央行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大家都能看到。人们可以接受一个独立的央行，如果它的行动和结果都在清晰的监督之下。 共同信念和共同行动是金融稳定的敌人。当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行动时，多样性的缺乏会造成不稳定。就像当所有行人都行动一致时，千禧桥开始摇晃一样。当所有人都看似智慧、实则疯狂地告诉我们风险很低时，我们就会觉得承担更多的风险理所应当：明斯基时刻再次降临。 我发现金融界有一点非常吸引人，那就是尽管金融体系的许多从业人员宣称自己相信自由市场（实际上许多人将自己视作自由主义者），但却以一种非常社会主义的方式行事，并且察觉不到其中的矛盾。危机纾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利润私有化，损失社会化。 术语“三难困境”的定义是，当面临三种选择时，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两种。金融体系是有风险的，在管理金融体系时，我们有三个选项：一致、效率和稳定。我们会选择其中哪两个？到目前为止，金融体系中的掌权者、私营机构和监管者都倾向于选择一致和效率。商业机构这样选择是因为这可以减少竞争，增加利润，而监管者是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工作更容易。我们从中可以意识到我们有两条路：要么需要更好的技术，要么需要做些不同的事情。 就像2001年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样，许多基金经理、银行家和监管机构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导致他们折戟的是四种认知失败，这些认知失败使他们对威胁和机遇视而不见。他们让事实屈从于他们的偏误，做不到时就转而寻找其他事实。 第一个认知失败是合成谬误，即如果一个整体的全部（甚至部分）构成要素是真的，就推断整体一定是真的：“氢（H）不是湿的。氧（O）不是湿的。因此，水（H2O）不是湿的。”金融监管中的合成谬误在于，如果所有个体微观风险都得到了控制，那么整个金融体系就是安全的，这意味着金融体系只是其所有个体活动的简单加总，所以科学家所要做的就是研究海滩上的沙粒。 第二个认知失败是不变性，即认为金融体系在被观察和控制时不会改变。毕竟，物理学世界是不变的，那金融体系为何不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别：内生风险。任何与金融体系互动的人都会改变它，无论是资产管理者、销售人员、监管者、记者、投资银行家、大学教授还是财政部长都是如此。有些人带来了较大的改变，有些人则不然。但是，尽管他们的影响可能很小，但永远不会为零。 第三个认知失败是相信风险计量仪衡量的是真正的风险。 第四个认知失败是将金融稳定本身作为目标。这是不对的。金融稳定只是一种工具，目标是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不出现太多代价高昂的危机。金融体系是一种工具，金融稳定只有在推动我们实现目标时才是重要的。政策制定者过分关注金融稳定并将其视为使命的核心要义和最终目的将会适得其反，对他们本应服务的社会造成损害。 这四种认知失败使决策者看不到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会产生许多现实世界的后果。 首先，当我们怀着好的意图，试图减少甚至消灭风险时，我们可能最终会转移风险。 其次，认知失败也使我们忽视了将金融体系中的每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网络。金融当局也生活在筒仓中，它们的任务是监管美国某个州的保险业或德国的市场行为。没有一家机构负责一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更不要说整个世界了。因为没人得到授权控制网络，所以也没人这样做。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只是一个拼凑体，政府机构只管其中的一小部分——自己的职责范围——而且不喜欢与其他部门合作。如果你认为这不可能是真的，那么请向监管机构询问跨辖区共享数据问题，它们都会告诉你数据共享遇到了多少阻力。虽然忽视网络有助于决策者睡个好觉，但问题是网络既会抑制冲击又会放大冲击。金融体系中一些最强大和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就位于监管辖区的边界上，以大肆利用这些边界。 认知失败最具破坏性的后果是短期主义——短期和长期之间的不和谐。 金融稳定性及良好投资表现的敌人都是一致性。

很经典。解释金融市场为何无法避免风险；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和金融主体的银行，在稳定、效率、一致这种不可能三角中的博弈；甚至探讨了AI代替人类接管金融系统的可能性以及后果。 最后，和生物学领域一样，拥抱多样性，才是风险管理的最佳手段。

正如所说：“所有的金融监管者都应该阅读此书。这本书以妙趣横生的非技术化的语言展示了风险的哪些方面可以被计量，哪些方面通常无法被计量。任何关注投资组合管理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 什么是泡沫？只有他破了才知道，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不承认的吹大他直到破裂。 认识风险及计量风险，防控风险，让他不再成为危机而努力。

这本书对潜在风险如何积累的过程和细节的记录十分详尽，也因此获得认可。 这就像历史和实验报告，我们记录每一场实验报告，处理茫茫多不尽相同的细节和噪声后，我们获得相对稳定的结论。 不足之处在于，这类记录总结出来的定性结论尚未转化为可以固化为定式的解决方案，或者说，这类经验只是在记录：我们制造风险计量仪，又不断否定每一个风险计量仪的有效性，在“信/不信的动态摇摆”和“制造新的风险计量仪”两条路上充满纠结地探索。 在what is it获得答案，不代表在how to do得到明确结论。 与其这样，这类书籍用一句话概括即可：记住37%法则。任何时候我们都只是刚刚脱离新手村，所有已知都只是全部真相的37%，离对错五五开的还差的很远，不要过度自信。

【总体杠杆效应与财务杠杆效应、操作杠杆效应、销售杠杆效应之间有什么关系？】 总体杠杆效应指的是企业利润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财务杠杆效应、操作杠杆效应、销售杠杆效应则是对总体杠杆效应的具体解释。 财务杠杆效应指的是企业利用负债来获得资金投入，从而扩大规模、提高效益的能力。具体而言，当企业的利润率高于债务成本时，通过增加债务融资可以降低企业的平均资本成本，从而提高股东的收益率。这种利用负债进行投资的行为就是财务杠杆效应。 操作杠杆效应指的是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等方式来增加利润的能力。当企业的固定成本占比较高时，就会出现操作杠杆效应。因为固定成本是不变的，如果能够增加销售量，就可以分摊固定成本，从而提高利润。 销售杠杆效应指的是企业通过提高销售价格、增加销售量等方式来增加利润的能力。当企业的变动成本占比较高时，就会出现销售杠杆效应。因为变动成本是与销售量成正比的，如果能够增加销售量，就可以分摊变动成本，从而提高利润。 总体杠杆效应是由财务杠杆效应、操作杠杆效应、销售杠杆效应三者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当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操作杠杆效应、销售杠杆效应三者都很强时，总体杠杆效应就会更加明显，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也会更快。但是，如果三者中有某一个比较弱，就会对总体杠杆效应产生负面影响，限制企业的利润增长。因此，企业需要合理地运用财务杠杆效应、操作杠杆效应、销售杠杆效应，以实现可持续的利润增长。

可以，功劳给翻译，其次让我也想继续关注这个作者的其他作品，最后，个人也想有个风险计量仪的话，我们在交易上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控制的幻觉来源于通过风险计量仪对外生风险进行控制，但却忽略了内生风险，而它本质上才是系统性风险的根源。 对外生风险、微观单体风险的控制带来了风险得到控制的假象，感知风险降低的同时实际风险却悄然堆积。 破除控制的幻觉需要辨识清楚内生风险与外生风险之别，监管机构需要明确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风险损失，并鼓励市场的多样性，以增加金融市场吸收损失的能力，应对周而复始的危机。

这本书梳理了金融危机发展的一些动因，并对金融监管的发展和作用进行了一些罗列。 然而，作者作为伦敦政经的教授，在一些常识性的内容（如中国传统节日春节之间股票市场休市）犯错误并将错误作为其论述的论据的一部分，让其学术的严谨性打了一些折扣。 综上，看看还可以，但实质性的启发不多。

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大而泛，可读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