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走向民间：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

本书偏考究类书籍，可读性中等，对于历史人物的客观，全方位认识有一定帮助。 洛阳范氏家族以范雍为中心。据《宋史·范雍传》记载：“范雍，字伯纯，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为宰相。祖从龟，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卫将军，后葬河南，遂为河南人。”范雍的曾祖父范仁恕，曾担任过后蜀的宰相，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赵匡胤率兵伐蜀，“李吴、范仁恕劝后主不拒而降，不听”，以范仁恕为代表的一批后蜀官员，主张不战而降。因此，原先后蜀的范氏家族在入宋以后没有招到赵匡胤的政治清算。范仁恕的儿子范从龟还被赵匡胤任命为大宋右屯卫将军，范从龟死后，葬于洛阳。范从龟的儿子范德隆，也以其祖父荫补为供奉官。 范氏家族的兴盛始于范雍，范雍于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进士及第，补洛阳主簿，之后在北宋官场一路高歌猛进，到北宋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时，进位为宰相。范氏一族在范雍的带领下日渐兴盛，子孙后代多为荫补入仕，范雍之子范宗杰，孙范子奇，曾孙范坦等，在朝臣中颇有声名，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与赞赏，范氏家族经历若干代的发展，稳稳跻身于洛阳仕宦家族的行列。 范仲淹。2岁时，其生父范墉去世，其母谢氏以家贫难济，改嫁朱文翰，范仲淹从其姓，取名朱说。 朱文翰也是进士官员，历任平江府推官、户部郎中、淄州长史等职。朱文翰原有二子三女，谢氏和他又生下三子。朱文翰作为继父，对“朱说”一直视若己出，“既加养育,复勤教导”，令他得以继续官宦子弟的生活。 23岁时，据说“朱说”看到朱家兄长挥霍家财，不知俭省，劝说了几句，被反口嘲讽「你范家子何必管我们朱家的事」，然后得知自己真实身世，大受刺激，离家出走。 23岁~26岁，“朱说”就读应天书院，生活教育所需，皆是当地朱氏族人资助。 26岁时，“朱说”考中进士，上任广德军司理参军，将母亲谢氏接到身边奉养，再也没回去过。 两年后，“朱说”升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上奏皇帝《奏请归宗复姓表》，终于归宗复姓，复名“范仲淹”。 范氏家族对此事极其抵制，逼范仲淹承诺，不分范氏祖产，其母不随葬范氏祖坟，这才勉强认可。 从此后，世人只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大宋王朝的【太师】【尚书令】【魏国公】，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千古流芳的范文正公，又何尝有人知道“朱文瀚”“朱说”其人其名？ 范仲淹37岁时，其母去世，累加追封为一品诰命，【秦国公太夫人】。因范家祖坟不让改嫁妇人随葬，范仲淹又不希望母亲葬在朱氏祖坟，就直接在自己的庄田附近，起坟葬母。 他的生父范墉，生前只是个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从八品）的小官，也沾了儿子的光，追封正一品的【太师】【周国公】。

观点基本上同意。不过作者认为多从文化史来论证宋元变革，说服力真的不强。且书中废话很多。唐宋变革之所以在宫崎市定那里几成定论，正因为宫崎市定从社会经济财政等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远超其京都学派的前辈。作者如果能在社会存在的层面对宋元变革做出系统的论证，就可成确论，启发后人进一步的研究。 书中有些东西其实是很值得进一步去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如魏了翁的道学系统确实是被忽略的，至少我自己之前关注的不多。还有元代儒学的发展，最近有一套《元代政治思想史》三卷本，看来得买来看看了。作者思想史的功底还是很好的。 最后，吐槽一下微信读书，书中所有的注释都对不少，校对如此不认真，看来是需要另一个亚马逊作为鲢鱼来竞争一下了！

作者秉持的主要观点是宋元变革论，作者认为唐宋变革论不能作为中国走向近世的标志，而是这些变革始发在北宋但具体开花结果则在南宋和元。与一般的文章不同，本文是以个案的分析为主的研究，诸如杨万里、罗大经还有管道升等。这些都是作者观点中士大夫的乡党社会随着士人出路变窄，地方宗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变大，并且晋升为新的乡绅阶层。作者在具体分析时比较细，在以具体人物作为案历来分析前会说明背景，如论证推荐信的难度之前，先介绍了宋代的选官流程，让读者了解合尖和破白的难度。再以杨万里为后辈求推荐信还有罗大经三封推荐信的人情来源梳理，来论证乡绅阶层的影响力在变大，士人的出路多样性。个案考察的方式相对好懂，但是从严格上来说不够严谨，举黄公望的例子能说明有读书人在科举之后从事胥吏等工作，但还是无法论证科举停废后士人的出路更广。毕竟不能因为像张元这种读书人因为屡试不第投了西夏，就说宋代选官制度不合适，造成了士人外流，从而导致边患加剧是吧！但还是推荐这本书，写的很非常细致认真，我评价的只是个案考察的这种研究方法。

自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这种历史时段区分法渐成主流，但它是否就是解释中世以后中国历史发展基本形态的最佳方式呢？王瑞来主张“宋元变革论”，与内藤学说分庭抗礼，自有其一番道理。 “唐宋变革论”打破了王朝断代，用长时段视角研究中国古代史，虽然对于理解中国历史有所启发，但也存在割裂中国历史的一面。 宋元变革论，看上去是与唐宋变革论针锋相对的命题。其实，两者并非二元对立，都是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历史走向的观察。根据一定的时代特征，把历史划分为若干时段进行观察，自然是一种具有逻辑意识的方式。除了唐宋变革论，还有美国学者的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还有由中唐至明变革论等。 唐宋变革论与宋元变革论都不能摆脱宋代。宋代是两个变革的交集。不过，唐宋变革论至北宋而终，宋元变革论则自南宋而始。同一帝系、同一制度下的两宋，既同又异。无论研究唐宋变革论，还是研究宋元变革论，皆不可将两宋捆绑在一起，笼统言之。在承认遗传的前提下，尤应留意变异。 称作“宋元变革论”，实在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提法，让人误以为是指在宋元之际发生的变革。其实，与绵亘200多年的唐宋变革一样，宋元变革也是指一个并不短暂的时段，同样长达200多年，准确表述应当是南宋至元变革论，变革期包括整个南宋和元代。出于表述简洁的目的，就将之称为与唐宋变革论相类的“宋元变革论”。

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在政治钳制强烈的传统社会，文化总是在乱世开出璀璨之花。因为在乱世的近乎无政府状态下，思想钳制相对松弛，所以文化才获得自由发展的良机。乱世给大多数民众带来了莫大的苦难，不过也在客观上给了文化松绑的空间。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种无奈。从世界史的视野观察，这似乎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 科举的最大意义在于刺激并推动了全社会的教育向学与文化提升，促进社会流动仅仅是与门阀贵族垄断仕途相比较而言，程度相当有限。金榜题名带给士人的，并不都是高官厚禄。能够享受肥马轻裘、钟鸣鼎食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科举登第，未见得就可以青云直上，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可能而已。入仕后官僚的层级区别很大，待遇地位也不啻天壤之别。 进入元代后，有效的吏职管理层的存在，减弱了对科举取士的迫切需求。科举的停废，一方面将士人从习举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其可以自由地从事学问钻研与诗文写作，另一方面也对期待通过科举入仕的士人造成很大心理冲击与现实打击，将大部分士人推向地域社会，加速了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士人流向多元化，明清时代强势的乡绅阶层的形成，与元代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 元朝只是停废了在南宋已经让多数士人绝望的科举，但教育事业并未中断。元代书院在科举长期停废的背景下反而兴盛，既反映了士人教书这一职业选择的一个流向，也依托于学子将来为吏为官的职业出路。

看过老先生的不少文章，也听过恭听过学术讲座，衷心佩服老先生学术功底与治学精神。但小子还是对老先生宣讲多年的“宋元变革论”颇为怀疑。先生讲“宋元变革论”其实是针对于日本学者提倡的“唐宋变革论”的缺陷，即唐宋变革期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如何？先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在北宋充分消化中唐以来的社会变革成果后，自南宋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变革，持续到元末，奠定了明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架构，换而言之，明清社会是宋元社会的延续。 如此下来，自然引发明清学者的不快，长期以来讨论火热的明清社会转型说竟然只是宋元变革的延续，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大打折扣，于情于理都难以让明清学界接受。其实所谓的“变”都是有参照系的，泛而言之，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直重复的。但史家在对历史进行分析，选定一种观察视角，确立相应的参考系，发掘历史中的相似性，就很容易得出“停滞论”“共同说”之类的理论假设。斯密谈“中国社会停滞说”时，参照的是彼时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英国，使用的是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反推之，变革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无人会承认历史一成不变，但是变到什么程度？什么算变革？变革的影响持续有多久？这些都是值得反复商榷的问题，但是很多学者在提出变革说时，往往无意之间抬高自己关注时段的变革意义，贬低其他时段的变革影响。 就像宋元变革论一样，先生说变革结束于元末，塑造了明清社会的基本框架，但是元末社会的种种弊病和明初针对元末乱象的大规模调整又作何解释呢？总不能算作一种逆潮流的反动吧！毕竟明初太祖所奠定的政治框架与社会结构深刻影响了明清数百年，其目的又是解决元末的社会弊端，如何能算作历史长河之中不起眼的浪花呢？宋元和明初哪一个对明中后期的社会影响更大，相比不必过多解释。 老先生列举的一些特征其实并不新鲜，士人的多元化、地域社会的兴起、经济重心的南移、商品经济的繁荣、学术思想的下移等等，这些因素有些起于宋元，有些又中断于明初，更有些在更早的时段变反复出现。当我们分析出某一时段存在的现象时，并不一定能保证其与后一时段的相似现象之间存在必然关系。蒙文通先生引孟子之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但治史者切不可只盯着自己关注的那一朵浪花，而大谈特谈所谓变革，那仅是另一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罢了。

宋朝对读书人特别好，考上科举就能当大官，连犯了错都很少杀。有个叫李学士的文官，敢当着皇帝的面骂，您这政策不对，皇帝也就皱皱眉，转头还给他升了官。那时候的士人，是“朝堂的自己人”日子体面，说话硬气，觉得“读书就是为了辅国安民”。 蒙古人打过来，宋朝亡了。李学士的儿子李生，本来等着考科举，结果科举没了，蒙古人又不重用汉人士人。他抱着书跑到乡下，看着以前的同僚有的投降，有的被杀，只能叹口气：朝堂的路断了，只能在民间活着了。 元朝把人分成四等，汉人士人排到了臭老九。李生没了官做，只能在乡下教书，闲了就写元曲，他写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把亡国的委屈揉进唱词里。还有的士人去当账房，卖字画，甚至跟着戏班子写本子，以前的“朝堂宾”，成了“民间的普通人”。 这些跌到民间的士人，没了朝堂的架子，反而把文化传给了百姓，教书匠教农家子弟识字，写元曲的把故事唱给老百姓听，卖字画的把文人画贴进了寻常百姓家。李生教的一个农家孩子，后来能写对联贴在门上，孩子的爹笑着说：“以前只有当官的会写字，现在咱娃也会了。”

在一开始我就评价这本书不行，当时是针对微信读书的小编，因为注脚没有一个对得上！这对于专业书籍的读者来说，书就等于只能看半本。书再好，只有半本，那也是不行的。 但继续读下去之后，我却持续下调评价，最后只能认为这本书极差，不值一读！尤其对于缺乏史料解读能力的书友们，这书真的不能翻阅。因为作者输出了很多动人的观点，但严重缺乏观点的论证过程，少有的论证里，又存在极为严重的史料解读错误（主观客观都有）。 我先说书中一个关键的论点，即千人取一士。这是整篇文章主要的立论基础，也是少有的数据例证（研究社会史，必定不能脱离数据的讨论，不然再精彩的推论都是空中楼阁）。这个论据是怎么来的？是来自一名秀才的口嗨！！！作者不加论证，就到处大放阙词，说什么南宋五万进士背后是五千万籍籍无名的读书人。然而这个口嗨，只是作者从众多史料中挖掘出来的孤证，且那秀才也没有自证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只是一种夸张手法的吐槽，不能作证。可作者偏偏放着更有证据效力的1/200和1/300不提，紧紧抓住千分之一这个夺人眼球的数据，果然成功吸引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赵艳和张洁两位“女史”，孜孜不倦地向作者求闻，最终端出了这么一盆能砸招牌的盛作，着屎精彩！ 原谅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因为本书的标题是令我特别感兴趣的……但，彩子曾经曰过：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可以说，这本书立了个精彩的论点，但论得乱七八糟，就像卫冕冠军大热倒灶小组赛出局。 说本书或者作者在专业工作存在严重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出于情绪的愤慨。文中比比出现很多令人错愕的事情。比如讲北宋曾氏兄弟的经历时，竟然用南宋的制度来证明！又比如为了论证南宋和元朝江南的社会经济没有发生断层，就罔顾事实，编造出蒙古在江南并没有实行屠杀政策。而唯一能实证的例子，又是在大理发生的事！还有好不容易提到两宋蒙学书籍种类144种，其中南宋多达114种，恰好反映出南宋士人大规模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现象。本来是个好机会详尽分析、对比，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作者却言尽于此。真不知是不行还是不愿。还有，为了凑字数，就把黄公望、管道升和魏了翁这种明显是其他方向的论文加进书里，又不重新论证，简直不知所谓。 当然，其中最值得诟病的是，对于积极推动士人参与社会事务的事功派，好家伙，那基本连提都不提，而大肆宣传理学对这一社会现象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一外行都知道东西，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而他弃而不谈，那就必然有些见不得人的原因了。事实上，在读绪论时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一番搜索也没发现有多少事功派的事情，心中就知道不妙。也得益于此，读完此书我是没有什么情绪的。因为只要跳过作者的长篇大论，直接看他提供的史料，还是能从中知道不少有趣的信息的。这也是本书唯一的价值和体现作者功力的地方，他在史料搜集方面确实是下了苦功夫的，但也仅此而已。 所以，还是重复开头的话，这本书只适合有史料阅读能力的书友，专挑史料去阅读。至于书中的所有观点，一个都不能作数。虽然最终有可能论点是偏向真实的，但与作者的论证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唐宋变革是指自中唐“安史之乱”开始，至北宋末终止；而宋元变革则是从南宋开始，至元末终止。两个变革期都长达二百余年，都是渐进性的社会转型。

读到管道升一节，差点吐了。全是文人意淫，哪有学术气息。可以归为知音体。全书也是立根很浅，全是小文章拼凑，硬往主题上靠。好好一个观点，却无能力探掘。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