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海外中国研究文库·一力馆）

⭐️⭐️⭐️⭐️⭐️ 本书实乃研究清朝军机处来龙去脉、不可多得的好书。特别是作者竟然是外国人，其能够沉浸在枯燥烦烂的档案里，细细梳理军机处如何从弱小走向强大的细枝末节，真的是特别佩服。 整体而言，清朝军机处跟明朝内阁的历史极其相似。至清朝，内阁已经变成外朝机构，服务于军机处。同时，也易联想到汉武帝为了应对匈奴的战争威胁，嫌弃外朝三公九卿制度行政效率低下，逐渐超拔身边人员而成立强大的尚书台，《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亦有详细研究。不过，最终没能逃脱方老在《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一书中总结的中枢体制规律，即“内廷机构外朝化”。 作者观点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其认为军机处并非某一时点就突然设立并成为中枢的，而系从雍正继位到乾隆二年底(1723—1738)逐步形成的。第一阶段特点是雍正皇帝强权统治下内廷机构的相对软弱，第二个阶段特点是在年轻、没有经验的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内廷转型并逐渐强大。 最早跟军机处产生关联的时点或可追溯至康熙帝。康熙帝建立了地位高、人员组成有着民族特色并保持分离的几个内廷机构。雍正帝保留了乃父的机构分立特征，更为关键在于，雍正帝通过政治手段削弱了满蒙贵族自身固有的权势影响，而这曾威胁着清初的皇帝。同时雍正帝也削弱了内廷各机构的权力，从而保证了唯己命是从，增强皇权专制统治。这可说是军机处发展的第一阶段。 尽管雍正后期内廷有一个机构的名称（“军机大臣”或“军机处”）在乾隆时被军机处沿用，但它只是雍正时数个内廷机构中的一个而已。这也批驳了主流的观点，即军机处在雍正时设立。顶多只能说，雍正时期只能算军机处设立的一个阶段，远非后期大家熟知的内廷中枢机构。 第二阶段的重要结构变化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晚些时候，在雍正皇帝去世后的三个月内，其维持自身专制统治的各分离的内廷机构迅速统一。至乾隆二年末（1738年初），这些机构虽已到期却得以继续存在，最终产生了新内廷机构——乾隆时期的军机处。其特点已变成非组织上的重大发展，而是在现有内廷框架内各种职能扩张。 由于和中堂在军机处的胡作非为，嘉庆帝执政初始便开始对军机处进行“改革”，这可以视为某种程度上军机处的彻底成熟并开始显现“外朝化”。但嘉庆这种“改革”比较鸡肋，军机处最重要的业务——监管通信、议覆政策、撰拟上谕、保存档案及监管出版——都保持不变。 同时，军机处被包括在《嘉庆会典》内，这又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其作为政府组织的合法地位。虽也使其更像外朝机构，但也提供了保护以防止被解散。至此，军机处的中心位置彻底形成并牢固确立。皇帝对它的忠诚和高效深信不疑，外朝官僚机构也完全无法有效挑战军机处，遂成定制。 附：中国历史政治制度相关推荐书单 📖《东晋门阀政治》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波峰与波谷》 📖《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 📖《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君臣》 📖《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 📖《制度与人情》 📖《团队与统筹》

军机处会尽力去影响决策，并约束皇帝的专制意向，这并不令人奇怪。皇帝可能会犯严重错误，这是专制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大缺点。无人挑战的皇权可以灭绝一个家族，令一省贫穷，给国防带来危险，或让帝国沦丧于蛮夷。经过了数个世纪，中国各朝的大臣们想出了种种办法，以限制这种不受约束的皇权所造成的潜在破坏。例如，在古代盛行一种宇宙观，即皇帝有维持自然界秩序的职责，而大臣要使用不吉利的自然表象和征兆以制约皇帝的不可取行为（清朝时还有这种理论的残留）。还有一种方法是用身后的恶名来震慑君主。著名的唐太宗（626—649年在位）想看（可能要审查）当时的起居注，不论是否可信，这个故事都表明了皇帝的谋臣使用此类策略，以应付皇帝不受欢迎的行为。当明白皇帝的误判可能导致“数千百年之患”，甚至康熙皇帝似乎也吸取了皇帝职责的教训。因此，在18世纪时，北京中央政府的大臣同样会试图对君主施加限制不足为异。事实是，统治太重要了，不能留给最高统治者。下面我将从政府决策机会的三个角度分析清中期大臣对于皇帝政策影响的可能性：(1)地方奏折；(2)廷寄的商议；(3)奏折的议覆。我想说的是，尽管18世纪的君主们拥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皇权应有的所有权力，但在以上三方面，皇帝们更愿意征求意见，大多数时间不倾向于单独运用他们的决策权威。尽管大臣的目标有赖于皇帝的批准，但大臣的合作对于大多数皇帝的计划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双方互相制约。皇帝可能会令官员们的希望破灭，但相关研究极少提及的是，大臣同样能够限制皇帝的自主行动。—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清代皇帝与内廷：分治、角力还是一体？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作为受过基本中国史教育的人们来说，几乎都听到过一句耳熟能详式的话术，即“军机大事，皆决于上”。“军机”一词在关于清史的评论中是极端重要的，通常的、主流的观点认为军机处这一标志中国古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机构设置始于雍正朝，而这位美国学者对这种“共识”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这非常值得清史学界以及清代中国史兴趣爱好者进一步研讨。 白彬菊教授在本书中开宗名义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军机处正式出现不在于雍正，而在于乾隆。其通过对北京和台北大量内廷档案的梳理，发现雍正朝内廷奏折出现的是“办理军需大臣”、“户部军需房”、“办理军机大臣”的字样，从未真正出现“军机处”的正式明谕，而这一名头是由其子乾隆冠予其皇考。当然，正是在雍正时内廷的运作发展下，军机处应运而生。雍正与康熙在内廷决策的问题上思考有所不同：康熙一方面继续延用传统祖制的、以满蒙亲贵为主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另一方面又设立南书房，仅择汉人入内，负责撰拟上谕、提供咨议，形成一种分而治之的态势；雍正则极力削减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影响，通过非正式、秘密的内廷代理人行事，并发明了一系列内廷处理事务的办法，例如廷寄上谕，这一时期虽然满人在内廷仍然占有较大优势（要知道在外朝是满汉复职制），但是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张廷玉这样的汉人重臣，在怡亲王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张廷玉成为了实际上的唯一雍正内廷代理人，而后虽提拔了马尔赛（满）等，但任期不长，直至云贵总督鄂尔泰（满）被召入京，张廷玉也成为有清一代唯一配享太庙的汉人，在梳理雍正朝廷寄上谕承旨人员名单中发现，张廷玉名字出现的最多，当然因为不是满人，以张廷玉领衔的廷寄约二十来份，仅占三分之一左右。需要指出的是，康熙朝的内廷机构具有法定效力，而雍正朝的内廷则是非正式性，绕开外朝独立、灵活、机动处事，传达君主的意图。雍正给其子留下了自己的遗产，而乾隆则用不破不立的方式将雍正的非正式化的、分化的内廷正式转为权势的机构，经过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过渡，最后成为了军机处。乾隆皇帝将军机处体系化，设置领班军机大臣（乾隆朝60年间，汉人担任领班军机大臣的仅2次），在军机处中设军机章京，乾隆皇帝根据政务和军务的需要调派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奔赴不同地点，处理不同的事务，这也标志军机处行政业务亦即参预机务权力的空前膨胀。还有一点有趣的是，和绅是在嘉庆二年（乾隆太上皇二年）顺位才成为领班军机大臣的，可惜咎由自取、好景不长。嘉庆是我们容易忽视的皇帝，然而军机处的改革恰恰是其决定的，他将军机处彻底的正式化、规范化，并制订了一系列军机处运行条例，并将满汉任职比例调至平衡，在一定时间段，汉甚至优于满，这亦有利于民族融合，更好的服务于帝国事业。 回溯历史，什么是康雍乾嘉四朝真实的内廷？这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需要我们不囿于既有定论的进一步挖掘与研究。

“皇帝崇信分而治之的做法，是中国专制统治者成功的一大法宝。”然而，当遇到西北用兵这样需要举国之力协调各部门进行的巨大项目时，一个临时协调机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而当统治者意识到“在内廷与外朝或各竞争机构间制衡的想法，在中国其他历史时期极为重要”时，这个临时机构转成常设机构也就顺理成章了。“寻求皇帝的批示，不是为了皇帝能有所创新，或是能对政策做出新贡献，而只是需要他批准他人的想法、计划和期望。皇帝的朱批主要是将他人的主张合法化。”但正如作者所说，“在历史发展中，中国人如果不努力解决专制皇权为所欲为的问题，那才是令人惊诧的。同样，如果看到历史确实在自我重复，中国人如果发展出了西方式的、对于君主权力的成文宪章式的限制——如同来源于在兰尼米德挑战英国国王约翰的男爵们的行动一样，那也将会令人诧异。”

内容详实凝淬，很好的史料搜集分析。一步步展现了满清从官僚架子的功能性统治再套上内阁家臣或家奴式的帝王专制统治的过程。整个内廷系统慢慢将六部变成了国务院一般的专业性机构，而内廷则是专门依赖服务于皇帝一家的类似宦官的官僚群体，权力来自皇帝私权，只对皇帝负责，但是明显没有宦官的负担水平也远高于宦官

满分，读起来非常过瘾！眼下自己即将走上研究“满学”的学术道路，希望可以借助这本书的启发帮助自己在学术上有更多的灵感。 全书研究的脉络开始于康熙年间的“南书房”，终止于嘉庆对于军机处的改革。基本上见证了中国帝制王朝最为巅峰的百年时间。其中可以看出，君主建立这个“临时班子”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抓权，但形成“定制”后也会被这个班子束缚。这也许是权力的运作逻辑在发挥作用，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逐渐形成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但可以看出官僚机构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有限限制君权。

再次感慨清史研究的浩如烟海 因为毕业论文的缘故，需要涉及晚清历史，也一直对雍正帝非常感兴趣（因为甄嬛传）的原因，于是机缘巧合点开了这本书。 清史研究的毛立平老师说过，清史研究不同其他断代史，其资料之丰富，简直叹为观止。地方上大量的方志数据，文人笔记，中央的档案/奏折，不禁感慨在数目字管理方面登峰造极。期待社会科学界，利用这样的“富矿”，做出更多的出色研究

本书梳理了军机处这个内廷机构的发展历程，从雍正时期的松散架构到乾隆时期的鼎盛，再到嘉庆时期对军机处微不足道的改革。同时本书也是一本讲述政府治理的书，微妙地和《是，大臣》形成了联动。 在内廷/辅助机构非正式化的时候，皇帝/领导人可以利用松散架构的间隙和个人决定的突变切入具体决策，也就是对朝政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但是当这个机构随着时间流逝和辛勤劳动获得更多的信赖和倚重的时候，机构中的负责人不可避免地会因为正式理由及私心要扩张机构，扩大机构的权力范围。此时带来的就是海量增长的文本数量，很明显皇帝本人是无法处理这么多文本的，那么此时具体决策的做出就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幕僚了。外朝和内廷天然是对抗的，但是军机处通过完全兼职这一创意的方式，既有效控制外朝又降低了军机处的特殊之处。 本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中英翻译中的词意严格对照，不管是作者结合中满档案写作英文著作还是译者再翻译回中文，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这一点在某种层面上倒逼本书作者深究机构的实际行事方式，以为其找到准确的英文名。 本书毫无疑问是清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如此扎实的档案工作让人叹服。

白彬菊教授撰写、董建中翻译的巜君主与大臣》读完，感觉很有学术承平。读懂军机处，就可咽白中国的权力运行规则。国君和大臣的关系，几千年来都是很难处理的问题，雍正皇帝建立了自己的班底以对付外朝的政府体制，到乾隆时，逐渐合法化，并成为今后的正式治国机构。皇权加强了，同时也避免了一些皇帝个人知识能力方面不足导致的弊端。从苏联斯大林重视书记处，到现今我国的体制——党政班子关系，都借鉴了军机处体制的经验和思路。 问题的本质是权力的争夺，然而又必须保证运行规则与办事效率的并行不悖。细细品味，启示多。

大臣的提议有赖于皇帝的批准，但大臣的合作对于大多数皇帝的计划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双方互相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