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努瓦·皮特斯
本书讲述了德里达的故事:阿尔及尔那个12岁便被逐出学校的犹太孩子,后来成为全世界被翻译作品最多的法国哲学家;一个脆弱而饱受折磨的、直到生命最后仍自认为不受法国大学的青睐的人。他与最重要的作家和哲学家们非同寻常的友情,从路易·阿尔都塞到莫里斯·布朗肖,从让·热内到埃莱娜·西克苏,还有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和让-吕克·南希。他同许多思想家一系列激烈而意味无穷的论战,无论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雅
内容翔实,收获很多。因为这本书的题词注意到了奥古斯丁对德里达的影响,这一点很有意思。 此外,每次看法国哲学家的传记都少不了巴黎高师的就读经历(以及考巴黎高师时候的艰苦奋斗)哈哈,发现各种耳熟能详的名字原来都曾经是同学的感觉好奇妙。
很早就开始读,这两天集中把它读完了,这是我完整读完的一本哲学家的传记。对德里达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所谓“知人论世”,传记对于哲学家来说具有哲学上的意义。它和传主的关系更像一个连续体,是传传主的一部分。
关于悼亡,关于记忆,关于续存,关于生命在文字中的呈现与不可现,关于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关于他无所不在的“幽灵”仍然萦绕着我们静默的哀痛,对于栖居在语言褶皱处的边缘者而言谁能不喜欢德里达呢?
精力充沛地投身于那些他抱怨让他精疲力竭难以工作的事务中,像一个普通市民,仅以精力和观点区别于人。这当然是极其粗暴的简化,但我首先反感德里达那种赠予死亡的公益姿态,以至于忍不住想戳一戳他的赋值。但始终还有一个德里达,他遗忘了“德里达是谁”的问题,不再维系一种“德里达的”哲学,只是说出他要说的,而你确实在听。
“不得从事任何死后出版”的遗嘱和极端凌乱的档案分布,让福柯的灰色生命在身后三部渐次展开的传记中仍然半隐半露。与之相反,德里达的“第一愿望不是哲学或艺术著述,而是保存记忆。他投向过去的目光拯救了他,并在某种意义上令他心醉神迷”。在他看来,“这每一张纸片、每一处踪迹的余存的质构萦绕着我”——这呼唤生命、余存与继承的欲求,促成了这样一部极度详实丰满的传记。“我没有学会接受,死亡。我们都是缓期的幸存者。……我始终对这余存的主题感兴趣,其意义并非叠加于生活和死亡之上。它是原初的:生命就是余存。” 作者在那“冒充现在的过去”(序言)中自忖传记的伦理:“传记只能书写死者。所有的传记因而都缺少那名至高无上的读者:死者。如果说存在着一种传记作家的伦理学,那也许就在于此:他是否敢手持此书站在他的传主面前?”读罢之后,只觉得作者完全有胆力和自信手持此书,站在那个总是带有“迷信的嗜古”、“偶尔吃肉的素食者”面前,等待他报以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