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剑
本书为“宋学研究丛书”之一种,是作者多年来研治宋代文学之述评文章的总结。全书以宋代文学为对象,以文献为基础,立足学术史,内容包含学术反思、文献考辨、知人论世、艺术分析和文化观照等。上编“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基于对学术史的全面了解,对文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根本性、全局性的议题进行反思,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中编“作者版本与作家生平”,精心考证《清江三孔集》等版本源流,及孔平仲、李正民等家族事迹,厘清诸多学术谬误;下编“艺术分析与文化关照”,对范仲淹、陆游等诸多名家著作做出契合文本和历史情境的新阐释。本书集中展示了张剑教授对宋代文献、文人、文体及文化的新发现和新论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代文学与文献考论》是学者张剑的著作,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梳理以宋代为主体背景的文学研究目前在国内的现状与问题;中编是在文献资料基础上对宋代几大文学家族的爬梳考辨;下编是更为细化、具体化的著者研究成果,以艺术分析与文化观照的姿态呈现。 具体如下。 在上编中,首先有一个大基调,近些年宋学成为一门显学,这与宋代文学研究的资料库大备脱不开关系。《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全宋笔记》为基础,其它文献资料为补充,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出新的文献学成果,这些都是我们盛世修史的根基。 但宋学繁盛的当下亦存在问题。由来已久的“三重三轻”现象:重大家轻小家、重词轻诗文、重北宋轻南宋。该现象虽得到纠偏,但依旧存在。 此外,学术研究成熟的同时亦伴生副作用,即研究模式形成套路化——“时代背景、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渊源影响的五分模式”。这样的套路既造成学术研究的瓶颈,又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 亦有学者想跳脱窠臼,但出现新的研究方向偏差。作者在书中提出“研究浅狭化”的问题,即“刻意地寻找一些偏僻的文体来研究”。吴承学先生认为这种研究是有必要的,但不能成为学术主流。本书著者张剑也认为学术研究是有境界的,可以开发新的空白领域,但须得是有学术生长点的空白领域。 作者亦懂学术研究之艰,他用了一句诗道出目前研究者们面临的境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前头。” 因此,若要解决问题,就须两个方向深耕。一是回到文本。大量阅读文本能回到历史和语境中去,可以更为准确的把握原始信息,培养整体的审美认知。这些不是研究中简单搜集资料库、碎片化阅读能替代的。此处,著者同样用了一句诗来形容“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学术研究非一日之功,更无四两拨千斤之巧。 二是文化转向,使研究路径脱离从文学到文学的封闭式研究,转向“大文化到文学”的方向,多学科交叉,例“文学与党争”、“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等主题,使文学研究有更为丰富的视野。 这便引出本书的中编,作者对数个宋代文学家族的考辨。 因自宋以降,诗歌呈现出生活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的倾向。文学史同时可与日常生活史互为表里、互相印证。例两宋三百年,曾氏一族仕宦接踵、文人相继,为天下闻名望族。这个家族的文学发展史几乎与宋代文学史同步同生。因而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对家族文学史的研究成为一个新阵地。 如今读诗,常可见贤母教子、庭中课读的内容,这是宋代文风之盛的其中一个原因,但若继续细化到寡母抚孤,我们便可发现“明清两代寡母抚孤现象远比宋代数量为多,这和宋代妇女拥有一定财产权和政府并不积极提倡守节有关。” 再例宋代西秦张氏家族。张俊为南宋中兴四将,贪财、由武至权贵。所以在文学领域呈现的结果是:“从张俊之子张子颜开始,族人园宴吟咏的风气即已形成,在家族唱和的融洽氛围中,家族子弟完成了最为自然有效的文学训练和文学继承。” 从第一层理解,园宴吟咏诗的大量出现印证家族园林的出现与修备,进而印证张俊之权、之贵。第二层理解,张氏家族希图完成从武将之家到文臣之家的完型转变。因为宋代文化型家族的家运更为长久,即使出现失势,也会因文化影响的存在而传承下去。 这便是以文学观查背后深层原因,这便是以诗证史。 在下编中,作者有更为具体的学术研究点,择“《岳阳楼记》”和“梅尧臣”两篇细说。 “《岳阳楼记》的文脉断裂与情怀超越”篇,“情怀超越”此处不赘叙,只说立意新的“文脉断裂”观点。 著者体察:“至若春和景明......”段段毕,下一段落起势的“嗟夫!”二字起,不论从文章段落逻辑还是主体对象而言,这里断了文脉。 此外,还是“嗟夫!......”段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书中认为,此为互文关系,但在两句的具体投照上,一句是“感物之情”,一句是“喟己之情”。这两种情感出现错位、逻辑上的不紧密。 但作者也指出,各史家文人对《岳阳楼记》有不同观点,例清人林西仲就认为这是一种“闲闲点缀,不即不离”的笔法。 我读此章节时,细细的揣摩作者思路,但还是赞同林西仲之见。范文正公此篇形飘逸、神凝练。感天、感地、感山、感水、感物、观己、观人,最后落在观天下,“吾与谁归”。这是一种完整的情感观照,也是外在世界、内观世界的流转传递。所以有了千古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心意快过了文意,好似王羲之在《兰亭序》中酣畅之意也快过了笔意。 “梅尧臣诗体诗论析疑”篇提到,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因著《宛陵集》,因此世称“宛陵先生”,梅诗也被称为“宛陵体”。 但著者认为,却不能简单的将“宛陵体”倒推回去、完全等同于梅尧臣诗。虽然欧阳修、陆游等宋代诗人多效仿过梅诗,但他们“有时只要抓住被拟者诗作中某一个特点而扩大化,即可称之为某体,而不一定非要将某体视为唯有一种风格或体式。” 因而,在众诗家对“宛陵先生”梅诗的仿写过程中,逐渐丰富、扩大了“宛陵体”的范畴。在此范畴,梅尧臣诗是起点,但非轮廓。 此外,本篇还细述梅尧臣的诗风、诗骨。钱钟书先生评“深心淡貌”,极为妥帖。 全书读毕,叹著者之功,极深、极细。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内容包含学术反思、文献考辨、知人论世、艺术分析和文化观照共五大部分,也呈现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般程序”(目录已附),读者可根据自己需要翻阅此书。其中上编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值得研究宋代文学文献读者的注意,在此部分中,作者对诗歌中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给出定义与研究方法,对家族文学研究作出评价与研究方法,对情境诗学这一研究方法作梳理、作正确研究的提示。 (启示:可以用日常生活史与情境诗学这两种研究方法,研究宋代诗歌,但需注意研究的边界与研究对象的价值。查阅知网后,发现目前对情境诗学的研究不算太多,读者可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