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清源与史学问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

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作者强调了做研究应当由个案入手： “研究者的首要着力点当然在于个案的处理，展现真切的历史场景与演变脉络，但透过个案去探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摸索互通性的方法，进而照亮整体历史的面貌，亦是好的个案研究的应有之义。” “研究者每完成一部著作，每处理一桩典型个案，都能首先提出独属于该个案本身的问题与方法，而不是用全新、独立的个案去验证、填充既有的研究范式。” 本书的两篇文章尤能体现作者的这种研究路径。《辽代帝王简谥钩沉——以王士点〈禁扁〉为中心》一文由辽代帝王谥号制度对汉朝的借鉴，讨论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问题，指出他们不“仅仅会机械吸收时代较近的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而是有可能直接从中原文化、制度的源头上汲取营养”。这是由个案研究“探讨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至于“摸索互通性的方法”，《李纲〈梁溪集〉版本源流再探》一文可作为代表。作者在文中尝试践行“一种拙朴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简而言之，就如该文副标题所呈现的那样，通过搜求“稀见抄本”与各类文献的著录对《梁溪集》的流传进行“综合考察”。 通过个案研究探讨普遍性问题或提供方法论启示，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宏观视野。在《“四把钥匙”与治史格局》一文中，作者即强调中国实证史学“求通的底色”。在《〈辽史〉与史源学》的访谈中，他强调研究辽史“不应该把它做成东北地方史，也不能简单地处理为周边民族史”，而应当基于两个“南北朝”的认识，把“从750年到1450年”这七百年的时间“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而且兼顾南北”，从而呈现出“一种通达的气象”。 其二，在微观层面，如本书书名“文献清源与史学问径”所呈现的那样，由文献入手，注重对于文献本身的研究与考订。这并不像传统的“史料学”那样“把史书看作一条一条供史家采摭的材料”，而要实现“从史料学到文本学的转变”。即把文献视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关注点首先在于“文献本身”： “其背景、来源、纂修、结构、抄刻、流传、被接受、被改造等各个环节都可以作为剖析的对象，每一个文献环节背后都牵涉到实际的历史情境，包括整体的文献环境、具体的人书互动关系乃至宏观的书籍社会史图景，连贯起来就是文献的生命历程。” 作者将“文献的生命历程”视作一切史学研究的基础，他指出： “研究者在根据需要采摭、运用材料、探求历史真相之前，似乎应该首先对所用材料的母体，即文献本身的生命历程有所关照。” “思想附着于文献而存在，思想史学首先应该是文献学，只有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到文献流衍的种种问题，才能让思想史研究的宏论找到根基，获得保障。” 本书对于文献“生命历程”的考察，可分为“文本生成”与文献流传两个部分。所谓“文本生成”，按照作者的解释，是指把文献“当做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考察文本怎样形成、衍变，最终呈现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面貌”。本书中篇“四库文献”的多篇论文，都可视作这一层面的研究，比如作者对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全书总目》、《日下旧闻考》等重要文献的四库底本、稿本、纂修过程的研究，通过厘清“文本源流关系”来讨论今本的“生成过程”。 而在文献流传层面，作者则倡导如下研究方法： “首先，尽可能多地占有传世版本，特别是利用一般不为人所重的抄本，在纷繁复杂的传抄关系中抓住问题的主线；其次，目光不限于通行的公藏书目著录，而尽力发掘私家书目、方志、文集、年谱等文献中与此书相关之史料。最终，将二者所得加以综合，与既有成说进行对话，力图对文献流传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给出一些新的解答。”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作者强调要对文献有整体、贯通的理解。 他援引刘浦江教授“文献熟是一种整体的感觉”的观点，指出这是“要对文献的本质或者说文献本体有一个贯通的把握，理解其生成、衍化的机制和通例，特别是文献内在的复杂性、丰富性及约束性”。同时，他也强调，要对“文本本身的结构、层次和缝隙”有所关照。 比如对于《说郛》所收《燕北录》与武珪《燕北杂录》的关系，作者认为要“对此本所收十三条内容作一通体考察”，指出它们“在内容、行文方面”存在“诸多一致之处”，而王易《燕北录》与武珪《燕北杂录》在“文体和内容”、“作者契丹语能力”两个方面存在差异。又如对《中华再造善本》所收杭世骏《金史补阙》所作的辨伪工作，作者认为：“这部所谓的《金史补阙》与现存其他杭世骏补注《金史》的著作从形式到内容全无相近之处。⋯⋯ 杭世骏补注《金史》的基本体例是依托《金史》原文，寻找其他文献以补证之。⋯⋯ 而这样的内容、体例则全不见于所谓《金史补阙》，二者可谓大相径庭。” 从文献流传角度，作者强调，要考虑“编纂这个文献时能否用到、是否真正用过这种原始资料”。例如，针对张循“四库馆臣在撰写李颙(1627—1705)《四书反身录》一书的提要时，故意篡改李氏原文，以达成矫诬之目的，对李氏及其推崇的宋学家进行了无中生有的批驳乃至构陷”这一观点，作者认为，《四书反身录》康熙三十一年覆刻本“与四库提要所引同而与点校本异”，因而“此误由来已久，当是抄写传刻过程中所形成”，而非四库馆臣有意篡改。又如对于吕颐浩《燕魏录》误题《燕魏杂记》原因的考辨，作者指出： “最初负责辑校《忠穆集》的纂修官可能无法看到后来成书的辑本《书录解题》，故而只好从《文献通考》转引。诚如是，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很清楚了：纂修官在转引时并未察觉马端临所引实有夺文，竟将原本分属两句的‘燕魏’、‘杂记’二词合为一名，进而以其为南宋时书名，据此将《永乐大典》中所辑《燕魏录》统统改题成了‘燕魏杂记’。” 如本书自序所论，作者的研究路径为“由文献入史学”，这具体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具体的史料学层面。抓住重要史籍的文献学问题，或提供新的史学资料，或对旧有议题的依据加以离析、重审，从而产生具有牵动性的影响。” 比如作者论证“《说郛》本《燕北录》的名实不符”，认为这恰恰凸显了其史料价值，因为它们出自“在辽为官多年、通晓契丹语文的武珪之手”。作者“着眼于史料学”，指出汪藻《裔夷谋夏录》“相对机械的编纂方式刚好可以保持史料的原始面貌”。他强调《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的文献价值，指出： “凭借此本，我们可以将通行本中遭清人改译的民族语名加以彻底回改，并在相当程度上恢复馆臣讳改的内容，从而为宋辽金史及相关民族史研究提供更为原始可靠的史料。” 作者考证国图所藏“陆费墀《颐斋文稿》”实为“陆锡熊《宝奎堂余集》之稿本”，并由此强调该文献对四库学研究的价值。 （2）“中观的分析方法层面。文献学的核心在于‘源流’二字，兼具整体贯通的视野与局部纵深的思维，以此面对传统的史学议题，更易跨越断代藩篱、实现通体关照。” 本书既有对于每一部文献细致入微的研究，又涉及到宋史、辽史、四库学、学术史、思想史等诸多领域；所涉及到的文献，从时间跨度上讲，由宋初的宋太宗即位大赦诏直至近人陈述所撰《辽史补注》。由此可见“整体贯通的视野与局部纵深的思维”二者之结合。 在考订文献“源流”的过程中，作者强调了具体历史情境的重要性。比如对于《四库总目》新创立的目录分类，他指出： “诸多被看作学术内部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变化，其实可能只是馆臣面临现实问题时的权宜因应，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譬如四库全书中纪事本末的独立成类，自此史体三分，被作为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其实不过是馆臣为安置官修方略、纪略而对‘纪事本末’范畴加以泛化、曲解的结果。⋯⋯职官类下设官制、官箴二子目，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倘若依旧不作区分，全照时代为序，则据圣谕增入的《词林典故》《钦定国子监志》《钦定历代职官表》等清廷官书不得不通通殿于全卷之末，甚至在记载宋明州县杂制诸书之后，显然与‘尊崇本朝’之旨相去太远；从故事到政书，目的在于囊括古今，收纳本朝政典，然馆臣摘取《秘阁书目》‘政书’之名，全然不顾其本抄自《文渊阁书目》，更不知明代如《宝文堂书目》等亦有此名，对于明人政书的内涵（职官之书，甚至特指地方政务之书）未遑深究，而仅借其名目，抓来就用，恐怕谈不上什么深思熟虑的结果。” （3）“宏观的历史认识层面。每一文献系统、不同文本层次的源流脉络都可能牵涉到历史叙述的复杂衍变，关系到记忆与遗忘的竞争，文献学的抽丝剥茧、正本清源本身就是历史叙述由一元到多元的逆向呈现，也是打破既定框架，开出全新史学问题和丰富历史图景的必由之路。” 谈到辽史的研究，作者强调了作“减法”的重要性： “面对核心文本所呈现出的看似整饬的历史叙述，我们要做的首要工作应该是抽丝剥茧，正本清源，通过区分不同叙述主体、不同来源的史料，剔除干扰性因素，尽力回归历史主体自身的叙述，继而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必要时需要以打破既有历史叙述连续性的方式来求得新的连续性。” 作者在论及古籍校注工作时，倡导一种“敏锐而有节制”的风格： “最终的整理成果则当以问题为导向，区别资料层次，强化考证辨析，重点放在呈现文本本身的源流脉络、矛盾张力及独特价值，避免大水漫灌式的铺陈罗列。” 我想这种原则，对于写文章来说也是适用的。

观点时移而改异，唯有考据yyds。所以无聊也得认，历史学就是史料学。

四庫學和宋元史料學，較之邱靖嘉，更酷肖乃師。

标记读完很心虚，因为是跳着看的。对文献学确实很难提起兴趣，但苗润博的扎实细密也是真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