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人类学家

非典型民族志：一则关于摔倒与爬起的田野笔记 先读奈吉尔·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再翻开他的后续之作《倒霉的人类学家》，仿佛跟着这位英国学者完成了一场从青涩到通透的田野修行。一场是深入喀麦隆多瓦悠人腹地的“天真”探索，一场是徘徊于印尼托拉查人山区的“倒霉”历险。然而，这两本书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真相——关于我们如何怀着天真的热情走向他者，又如何在接二连三的倒霉事中，踉跄地接近一点点理解的微光。 人类学工作的起点，巴利坦承，常常源于一种都市生活桎梏下的天真冲动。那是一种对“他者”的浪漫想象，深信某个远方民族守护着“关乎人类本质的秘密”。这种天真，在出发时闪闪发光：它让人相信可以通过观察和访谈，捕捉一种陌生的生活方式。然而，田野的现实，首先是物理层面的全面“倒霉”。在多瓦悠兰，你要用网球拍迎战满屋乱撞的蝙蝠，喝下让你从清醒直坠宿醉的“三三牌”啤酒；在托拉查山区，你可能会在冰冷的夜晚把巧克力当成肥皂涂满全身，或是在清晨被永远无法适应的寒冷冻得惊愕不已。巴利狡猾地揭示了这种反差：我们向往的“异域”，其日常细节往往是对身体和常识的持续考验。人类学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而是最狼狈的客人，带着无穷尽且看似愚蠢的问题，闯入了别人的生活。 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琐碎、尴尬与不适中，文化差异的深邃内核才得以浮现。巴利的深刻在于，他展示了“倒霉”往往是理解的开端。当托拉查人肃然起敬地对他说“你一定很坚强，才能独自生活”时，我们瞬间理解了“个人主义”并非普世价值，而是一种需要被解释的、甚至有些古怪的特质。当多瓦悠人将性与爱截然分开，并认为对病中情人的关切恰好证明“两人并无暧昧”时，我们关于亲密关系的固有认知被动摇了。最为震撼的是关于死亡的观念：在多瓦悠和托拉查的社会里，生物性死亡并非终点，一个人可以处于“头痛发作”的状态，直到繁复的仪式完成，社会性的死亡才真正降临。谷仓里并存的种子与祖先头骨，诗意地宣告：生与死是循环中相互转化的邻居。这些洞见，并非来自书斋的玄想，而是诞生于无数次语言误解、饮食不适、礼节失措之后，在某个筋疲力尽的时刻，突然被一线微光照亮的“我找到了！”的瞬间。 巴利更大的贡献，是以一种辛辣的幽默感，对人类学学科自身进行了祛魅与自省。他戳破了那种将“第三世界居民无可救药地浪漫化”的毛病——例如，游客赞叹当地人无需交流的精妙合作，而这可能只是信息不畅下的将错就错。他更深刻地指出，人类学知识的生产本身，就是一种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在权力不平等关系下的共同创作。一个民族经由人类学家之笔定格的“自我形象”，很可能反过来成为他们日后“僵硬扮演自我”的脚本。在印尼，他意识到，当地人正因为他的到来和记录，而重新学习并展演自己的“传统”。这种反身性思考，让他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趣味见闻录，升华为对知识伦理的持续拷问。 于是，我们看到了巴利面对这一切的生存策略：一种他称为“换挡心情”或“备档心情”的生命状态。那是一种在漫长、无聊、挫败的田野时间里，主动将自我调至“近乎停摆”的能力。不抱期待，不起波澜，只是观察，只是存在。这不仅是田野工作的技巧，更是一种对抗现代性焦虑的生活哲学。当他结束漫长的异乡生活回到英国，发现世界运转如常，自己所经历的惊心动魄在他人眼中不过是短暂的离开，那种疏离感，恰恰是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你再也无法完全回到昔日的“正常”，因为你已见过太多的“正常”。 从《天真的人类学家》到《倒霉的人类学家》，巴利完成了一个循环。从天真的启程，到承认倒霉是常态，再到理解正是这些倒霉时刻构成了理解的基石。他告诉我们，通往他者的道路，不是铺着理论红毯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布满文化香蕉皮、需要不断跌倒又爬起的小径。真正的洞察，往往不是在高尚的沉思中获得，而是在你被蝙蝠骚扰、用错肥皂、或为搞懂一个仪式细节而狂喜的狼狈时刻，悄然降临。 合上这两本书，我得到的或许不是一个关于“人类究竟为何”的宏大答案，而是一种更为谦卑而坚韧的态度：以天真的好奇心出发，坦然接受途中必然的倒霉，并在所有尴尬、误解和笑声中，保持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真诚开放。这或许就是巴利留给所有读者，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普通好奇者的礼物：在试图理解世界这座庞大、复杂、时常令人困惑的“田野”时，我们都需要一点必要的天真，和笑对倒霉的勇气。因为星空，总是在你跌倒时，看得最清。

感觉并没有《天真的人类学家》好，有些地方看的写的是觉得很多余，纯粹为了幽默和有趣而故意修辞上夸张了些，倒是有些地方是让人大开眼界和感动 比如这次去作者巴利去田野调查西非的托拉查人，发现他们的葬礼是相当快乐，托拉查人的葬礼是把保存了好几年的去世亲人的尸体重新拿出来，大家在逝者的周围玩耍聊天，然后可以听迈克尔杰克逊的磁带，其实在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墨西哥人的“亡灵节”向我们展示了生者如何与去世的亲人们的魂魄团圆。他们的和逝者的互动代表着他们对于生死的独特信仰，或许对托拉查人来说，同样的，真正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死亡，而是另外一种快乐的团圆 而且托拉查人的质朴和慢节奏生活打动了巴利，巴利的态度和费孝通的老师，同样是田野调查的马林诺夫斯基不同，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对土著人的真实想法就更接近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很多时候还很讨厌他们，对于土著女性甚至有一些不太文雅的想法，还打过土著小孩，马林诺夫斯基更像是我们现代人的态度，而巴利更有耐心，让人看到他的幽默下确实有愿意亲近他们的态度，比如带着几个托拉查雕刻师去英国英国博物馆盖一座他们的传统建筑“”谷仓”，英国建筑师内内克对托拉查孩子有着深深的爱，经常雕刻水牛的小面板，送给进来看他工作的孩子们，在景点拍照时总要拍站在景观前面的集体照，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紧靠在一起，带着俗气的微笑，机场告别时，他们全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还有托拉查人日复一日坚持着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也经常打动作者 确实，通过和托拉查人的对比，可以看到，现代社会让我们获得了什么，我们又因此丢失了什么，经常能收获感动，尤其我喜欢肖斯塔克的《妮萨》，这是我看到最好的人类学田野作品 总得来说，书还行，但可能没有巴利自己《天真的人类学家》那样反讽力度，后者对于人类学家各种神话和对自己现代文明人的反讽是感觉处处可见的，至今还记得这一段 “他们学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又有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一整套知识，充满信心地要把原始部落的文化分门别类塞到民族志框架里头，写成一篇说得过去的博士论文，在学术江湖里混得一席之地，运气好的话还能成为大佬、中佬或小佬。 结果到地儿一看，一多半的精力用来应付种种学术以外的情况，跟官僚打交道的问题、钱的问题、购物吃饭的问题、生病的问题，有时候还面临生命危险，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跟各种各样的当地人套词的问题。” 就光凭这一段，《天真的人类学家》就是神作无疑了 但在同类的人类学家作品里，《倒霉的人类学家》还是挺不错的，毕竟这里依然有很多感动

8/10 ⭐️⭐️⭐️⭐️推荐 每次读到游记类书籍，都会叹服于作者观察和记录之细致，羡慕他们总能把出游玩出一朵花。不过另一方面，也或许是在外“探险”无小事。每一件事都可能是某种新的体验。 推荐理由：你可以看到作者当时看到的真实印尼。本书饱含真诚，作者真实淳朴地记录所见所闻，没有刻意找噱头，不像那些旅游景点夸大宣传，也不会因为当地人的某些行为就打上遭人嫌弃的标签。这或许是因为作者是人类学家，更加包容和理解真实的人。他写道，“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个体而进行泛论。这种概括，总是在说明更广泛的真相时撒些小谎。然而，我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不再只是特定文化的载体，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 感恩作者传播的客观中立、不对当地做过多评判的视角。也感恩作者躬身推广托拉查人即将消亡的文化，让人类社会多了一份对少数文化的包容和关怀。 （PS：还有一点个人的喜好是：看到作者接触的这些托拉查人怎么评价英国的雕塑等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有这些印尼人对于电影的偏好还有去英国会想干什么事情，也很有意思。） 作者在印尼的经历是只属于他的，想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这一国度，和当地人交流，感受文化的激荡，记录自己的故事！

游记加人类学知识科普的作品，主要讲一位人类学家寻访印度尼西亚若干当地土著居民，最后还把几位土著人请到了伦敦盖展览用谷仓的故事。主要特点是语言幽默，有不少开心的小段子，另外还有关于人类学知识的很多介绍。 较大的缺点是前面一大半的内容过于琐碎，没体现出多少优点。直到最后，土著人去了伦敦，接触现代文明，新旧文化传统剧烈撞击的场景，才堪称精彩。

这一段研究旅程比之之前的深刻经历更像是一场称得上“恬淡”的让人多年后再忆起觉得怅然的短暂梦境。《天真的人类学家》相对来讲专业性研究性更强一点，视线的重点先是“巴利”这个人类学家，然后才是其他人，更多的感叹是“啊，人类学家真不容易”“原来是这样”，那种疏离的第三方的观察性更强，而这本更多的是“巴利与托拉查人”，是更清晰的融合的不可分割的人与人的链接，好像所有都变的柔软下来，哪怕只是萍水相逢的也会有更多“我”的感受与视角，主观的、情绪化、情感化的，而不只是恪守某种边界和“客观”。就像后面作者所意识到的：“我带来的是四个托拉查人，但即将把他们作为四个单独的个体送回印尼。他们不再只是特定文化的载体，而是一个个真实的人。”人类学从来不止是整体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真实的人，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的羁绊。

《天真的人类学家》作者奈吉尔·巴利又一力作，再次奉上人类学的另类书写。 去哪儿？这一次不是西非，而是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危机四伏的高山密林，神秘友好的托拉查民族。时而搞笑，时而感人，时而令人毛骨悚然，一段与独特民族个体的真诚接触，一次捕捉陌生生活本质的尝试。 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告别非洲多瓦悠人，在一个研究印尼的朋友建议下，决定深入印度尼西亚高山地带，用两年多的时间与一个新民族打交道。托拉查人习惯为悲伤肆无忌惮地哭泣；他们相信满月时海滩上没有螃蟹，是因为“它们都来月经了”；托拉查人被邀请去英国建造谷仓时，仍然习惯许多人睡在一个房间，这样做噩梦时可以相互安慰。 本书不是笼统的探讨，而是描绘了与诸多个体的接触，尝试去捕捉一种陌生生活的本质。他具体的书写，使得这本调查笔记充满对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的用心观察。

天真但倒霉的人类学家——巴利 这本书读起来非常轻松，语言十分诙谐，主要记录的是巴利去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去寻找隐秘的托拉查人进行人类学调查的事件记录。 书里记录的情节有多么诙谐，我所认为巴利当时身处的场景就有多么危险，面临的困难就有多么严峻。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章是第六章。 在第六章里面，给他向导的当地人是一个被他称为“小矮人”的人，他计划这位“小矮人”带着他骑着马穿过雨林去寻找托拉查人。 但是这位“小矮人”一路上都不和他交流，只会和他骑的马神神叨叨地说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他发现只要小矮人和他的马说话了，马儿就会突然在路上爆冲，他认为这是小矮人在捉弄他，于是他后面也悄悄的有样学样的恐吓小矮人的马。他和小矮人一起在雨林穿行了一天一夜，无数次自我怀疑和担忧，但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跟着小矮人走下去。 看巴利的书最大的感触就是亲切，看到他写的东西总会想起自己旅途上遇到的各种倒霉事，当时当刻是真的很崩溃，但回想起来想着还是觉得快乐大于痛苦。 想起来去年七月在象岛，象岛有个活动，可以在夜晚坐船进雨林，向导会划着木筏带着我们找萤火虫。坐竹筏的简陋港口就在当天晚上吃饭的饭店旁边，有萤火虫的地方距离港口大概需要划十五分钟的竹筏。 当时只有我和我朋友两个女生在一个能坐十几个人的竹筏上，空空荡荡的竹筏上只有一个不会英语的划船师傅兼向导，我们全程没有办法进行任何沟通。 竹筏离雨林越来越近，就离人烟越来越远，目之所及处就越来越黑，几近完全失明。我当时紧张极了，一方面担忧竹筏的稳固程度，一方面对未知的雨林充满恐惧，还有一方面，是对无法交流的向导的不信任。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我看到雨林了闪烁的萤火虫的时候消失殆尽了。 我相信巴利经过种种困难走出雨林的时候，和我的感受应该也类似吧。在一些情况里人与人之间只能凭借着某些朴素的信任进行行动，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 感谢这些勇敢的睿智的人类学家们！

相比《天真的人类学家》，《倒霉的人类学家》似乎并没有那么“倒霉”，整本书读下来乏味无趣和小有意思并存。当被调查者进入了调查者的国度，一场身份反转的“反向人类学”就此被推动，这其实也说明了改变已经在悄然发生。文明的进步不仅伴随着学习，同时也伴随着开放而来，如果约翰尼斯没有上大学…如果约翰尼斯不会英语…或许就不会有那个在新加坡的印尼商业外交官，或许就只有继承传统的古老部落的大祭司…说不准…因为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必将会导致传统受到冲击，而约翰尼斯就是这场文化进程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人物。看着书里最后出现的照片，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痕迹…而这个痕迹也不再是黑白…这个世界的多彩何尝不是因为存在着这些不同的文化呢。

如果没有《天真的人类学家》珠玉在前，这本书在我心里的打分会更高一点。 如果把这本书看作托拉查地区的田野调查，那就是前摇过长，将近一半才开始步入正题，所以这本书更偏向调查的整个过程。 与喀麦隆文化相比，托拉查文化太现代了，有点偏离我的预期，不过很显然作者在托拉查过得更好，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温馨的画面。作者在喀麦隆拍的照片还是黑白色的，在托拉查拍的就是彩色了，尤其是后记里与约翰尼斯的重逢更是令人唏嘘，技术的进步思想的开放是否也反映着文化的失真？ 或许我该补习一下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世界多极化。

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场逃离现实世界的精神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