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甲骨文）

纯阳书评第545期《权力与特权》人是社会性动物，依靠协作生存，依托协作发展，没有协作就没有人类社会的今天，但这句论断只触及了人类协作有关真理的表面，只有再往前走，才能看到真理内涵的真正洞见。即协作是有层级的，协作是不平等的，那么问题来了。哪些因素决定了协作的层级结构；哪些逻辑主导着权力和特权的获得，是哪些规则在负责分配劳动成果？ 来自保守主义阵营的功能主义派尝试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认为协作体系必然有主次之分，所以重要者多掌权、多得利，次要者不掌权，少得利，这条逻辑天经地义。来自激进主义阵营的冲突派理论家则完全从局部和群体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认为众生平等，公平公正才是天道公理，不公平来自于对立方的冲突博弈。 显然这两种意见都与历史不符，都与现实不配，所以本书提出了一种更好的理论来解释层级和分配。 第一、提出了一种系统性的“综合”分配理论 既然功能派和冲突派的理论都远不够完美，所以正常的逻辑就是结合派登场，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正因为这属于一种惯性思维，所以在作者之前就有人率先开始了在结合派这条路上的努力。 但是作者的努力让结合派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一是作者为理论找了一个深厚的哲学根基，搞定了结合派永远搞不定的两派冲突问题。即从黑格尔辩证法的视角消解两派之间的分歧，在更高层次上为对立面寻找新的统合，化解不必要的非白即黑，从务实的角度让理论回避必然存在但又不必要的纷争和难题。 二是作者综合使用了演绎和归纳的手法，提升了理论的生命活力。即一方面强调基于对人性、社会性等要素的假设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去构建理论，另一方面也注意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理论的经验和支撑，使得理论既展现为一个有机系统，又源自于经验的归纳汇总。 所以作者得到的系统性“综合”分配理论，在理论构建上超越了前述两派和紧随其后的结合派。 第二、作者的“综合”分配理论解释力更强大 基于功能派和冲突派的理论研究成果，作者的“综合”理论认为技术因素是分配中的首要要素，环境、军事和制度化等是分配的次要因素。技术是影响协作层级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在权力和特权的分配逻辑变迁中发挥作用最大，技术在劳动成果分配规则变化中发挥作用最多，而环境、军事和制度化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次要作用。 作者的结论貌似有违直觉，但是只要跟随其走进各种具体社会形态的分析和解剖后，不但很快会完成认知上的改变，而且还会对一些问题恍然大悟，比如在原始社会为什么巫师牛，为什么在农业社会教会猛，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专家过得好？这些结合具体场景的观点，既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又拥有显著的指导性和实战性。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甲骨文）》 [美]格尔哈特·伦斯基 382个笔记 1988年版中译本序 ◆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几千年来，学者们坚持不懈地苦苦探索着社会不平等的本质、原因和后果，得出了各种各样的结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学说。 ◆ 因此，在现在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社会学中，社会分层都是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 ，能否有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能否随时注意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将是决定社会系统能否良性运转的一个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改革能否全面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 ◆ 本书作者毕竟是西方社会学家，其书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肯定会有错误 1984年英文平装版序 ◆ 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又发生了许多变化。人们积累并分析了大量的新资料，引入了更为复杂的定量分析技术。同时，理论的视野也发生了变化 ◆ 而，就我所能判断的而言，在第二、三、四章和第十三章中提出的一般理论，以及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所提出的各种专门的理论迄今为止都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 每一个社会分层理论都会遇到的中心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 ◆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未受到任何挑战的情形下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种制度结构，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实验。 ◆ 这些实验的目的是要摧毁历史上的不平等模式，并取而代之地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主义模式。 ◆ 不幸的是，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对这些事情高度保密，使得甚至是关于这些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最基本信息都几乎无法获得。 ◆ 直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苏联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最好的信息来源，都只是逃亡者的报告（Inkeles和Bauer, 1959）。 ◆ 如一直被软禁在家的斯坦尼斯劳·奥索夫斯基(Stanislaw Ossowski)，也再度获准从事教学、写作和研究 ◆ 在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期间，波兰社会学家享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 ◆ 这些年轻一代的早期社会化是在一种没有受到过资本主义或封建秩序影响的社会中进行的。 ◆ 人的本性似乎并不是像马克思和启蒙运动以来许多社会理论家所想象的那样容易改变，那样容易摆脱增进自我利益的内在倾向 ◆ 道德刺激已被证明比不上物质刺激。 ◆ 在这一体制中，如同在其他体制中一样，权力的拥有者享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 ◆ 机器的关系和与工作组织系统的关系要求他服从工厂领班和工厂管理。他按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领取工资。并且，他必须服从工作纪律的原则和规定。（Szczepanski, 1970，第125页） ◆ 这种差异用工人的性别差异来解释比用其他单个因素来解释更好一些（Pohoski, 1978，也可见于Swafford 1978年关于苏联社会中妇女收入的研究）。 ◆ 几乎可以肯定，研究东欧社会主义社会的专家日趋达成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最好是把这些社会也视为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把它看成按其自我标榜的某种新的和独特的社会类型(Jones, 1983)。 ◆ 马克思主义的精英们在将经济不平等的程度降到非马克思主义工业社会中的水平以下这一点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程度的政治上的不平等。 ◆ 在资本主义子系统中，指导原则是“按财（产）分配”；在社会主义子系统中，指导原则是“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按需分配”。这三种原则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都发挥作用。 ◆ 从最近的政府资料中判断，美国国民收入中近20%是作为对财产所有的报酬而分配的，70%作为工作报酬，10%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 ◆ 但全部人口中有一小部分人对这些财产行使着有效的控制，并常常运用这种控制去谋取私利。 ◆ 他将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和贫穷看成第一世界的发达和富裕的必然后果，将世界上各个国家都看成一个全球分层系统中的参与者。 ◆ 一些社会开始实施以牺牲邻国为代价而增进自身利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行动。简言之，我认为，各个社会之间的不平等的最终根源是技术进步，而不是更晚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一个成功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也许会改变各社会之间现存不平等制度的特点，但我们不应当指望它会彻底消除各个社会之间的不平等。 ◆ 那些在与现代工业社会接触前实行犁耕农业的第三世界国家，比那些接触前使用锄头和掘棍的园耕技术的社会发展得更为成功。 ◆ 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通常由于大量成群的和多种多样的微小的侵蚀性生物（细菌和病毒）的存在，损伤了人口的生命力，并杀死了犁耕农业的生产所依赖的牛和马，并且由于土壤贫瘠和更严重的除草问题， ◆ 处在工业化之中的园耕社会的分层系统与正处在工业化之中的农业社会的分层系统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 ◆ 例如，这些社会中的剥削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在那些过去是农业社会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农民的造反也完全是老一套。 ◆ 对年轻一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通过往常的渠道似乎没有什么晋升前途的人来说，革命运动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径直通向权力的撩人心切的道路。 ◆ 指出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存在着反馈。苏联类型的社会经验清楚地证明了这类反馈不仅存在，而且还是重要的。 序言 ◆ 最后，我要感谢妻子的巨大帮助，本书就是带着感激奉献给她的。没有她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本书无论如何也无法写就。此外，我还特别感激她对本书手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订 第一章 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 ◆ 同样一个人，具有同样的技巧和能力，当他转到一个更为重要并且毫无疑问是需要付出更大努力的职位时，却发现自己的报酬一下子少了95%。 ◆ 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人们所获得的报酬与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或他们在其表现中所做的牺牲只有很少的联系，或者根本没有联系 ◆ 但是在公开记录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例子说明，在美国的铸造车间、商店或工厂中凭技术和勤勤恳恳地劳动一生就能够积累起大量的财富。 ◆ 而大多数想要靠工作维持舒适生活的人却在为达此目的而拼搏。 ◆ 在我们国家中或其他国家中是什么原则在操纵着报酬的分配？是什么东西在决定着每个人所获报酬的多少？ ◆ 不幸的是，“社会分层”的招牌鼓励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结构太过简单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促使了对结构问题的过分关注，而这是以牺牲有关产生这种结构的过程的基本问题为代价的。 ◆ 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 ◆ 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几乎肯定同人类一样古老。在已知社会中，没有哪一个社会曾有过完全平等的社会制度。 ◆ 他们所谴责的不仅是财富和权力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手段。 ◆ 在印度也是这样，人们在公元前很久就思考了社会不平等的基础。虽然在这里也是从宗教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同弥迦所提出的观点大不一样 ◆ 它提出了社会不平等是神为了世界的善而规定的 ◆ 一种基本上是维持现状的，认为现存的报酬分配制度是合理的、公平的，并且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种则是高度批判性的，把分配制度谴责为在根本上是不公正和不必要的。 ◆ 实际上，逻辑和已有的证据都表明，任何一个观点都不比另一个更早。二者显然是同时发展起来的，每一个观点在表达其立场时，都促进了另一个的发展。 ◆ 一方面，社会不平等被谴责为不公正的、不合理的和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它又被捍卫为公正的、合理的和必不可少的。 ◆ 很明显，一些人生性自由，而另一些人则应该是奴隶，并且对后者，奴隶制是既恰当又公正的。 ◆ 柏拉图的建议更激进，尤其是在《理想国》一书当中。在这里，他提倡所有形式的财产都公有，并组成一个甚至其妻子和儿女都公有的统治阶级。 ◆ 只有等哲学家成了国王，或这个世界的国王和王室都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并且集政治才能和智慧于一身，让那些只追求其中一方而排除另外一方的具有平民特性的人靠边站，城邦才可避免其罪恶 ◆ 有些激进主义者是平等主义者（如法里亚斯），也许大多数激进主义者也都是。但其他一些人，像柏拉图，却并不反对社会不平等本身，而是反对现存的不平等制度的特定建制基础 ◆ 。一般说来，这一激进传统的精英主义的分支吸引了学者和知识分子；相反，平等主义者则对普通大众——工人、农场工人和下层农民——有很大的影响。 从保罗到温斯坦莱的基督教观点 ◆ 目的是要注意这两种立场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观点，以便为后面的分析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 ◆ 一方面要求奴隶们服从，另一方面要求那些有权威的人以一种和蔼的和父亲般的方式对待下属。 ◆ 随着教会拥有了权力和影响，基督教中较为激进的倾向逐渐丧失了基础，至少在教会领袖中是如此。保守的立场也就随之被认为基本上是一种教条，因而得到高度的发展和精心的阐述。 ◆ 按照约翰的看法，社会和人体一样：王室是头，法官和各省长是眼睛、耳朵和舌头；元老院是心脏，那些为王室服务的人是两边的躯体；士兵和军官是手，而税收官和其他财政官员是胃和肠；普通大众是脚，教士是灵魂。 ◆ 总是依附在土地上，因而更加需要头脑的照料和引路，因为当他们在大地上行走，并用其躯体（为社会）效劳时，会经常遇到绊脚石。……[插图] ◆ 高贵者庇护低贱者，低贱者则以同等程度忠实地和充分地响应上司的正当要求，因而通过某种互惠的交流 ◆ 简言之，社会不平等远不是一种对社会幸福感(well-being)的妨碍，而是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直是自古至今的保守派论点拥护者们的中心论断。 ◆ 这一系列激进的基督教运动是从中世纪开始的，到了宗教改革以后仍持续良久，直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运动给予激进主义以新的方向和新的希望之后，方才偃旗息鼓。 ◆ 在时间的开端，理性这位伟大的造物主就让地球成为公共的财富，以保存走兽、飞禽、鱼类和人。而人则是管辖所有创造物的主宰，因为人被给予了支配兽类、飞禽和鱼类的统治权。 ◆ 因而自私的想象掌握了五种感官……并且通过贪婪而发生作用，这类想象确实驱使一个人去教训和统治另一个人，因此精神遭到扼杀，人们被抛进了奴役之中。人对其同类的奴役，甚至超过了人对动物的奴役。[插图] 从洛克到莫斯卡的近代早期观点 ◆ 现今世界上几乎有一半的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政党掌权的国家中 ◆ 在17世纪和18世纪洛克和卢梭跨出了这个方向上的一大步。他们普及了主权最终存在于民众之中而不在君主身上的理论。 ◆ 分配制度的特性在本质上是由生产制度决定的。 ◆ 当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最终被消除以后，社会将进入一个平等和自由的新时代，并在这一时期达到其顶峰。 ◆ 马克思的第二个基本假设是，社会进化和经济进步是按照一种经过修正的黑格尔派辩证法的方式运行的。 ◆ 许多学者和知识分子虽然并不同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政治运动，但他们或多或少地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魅力。 ◆ 靠这只“看不见的手”，“人们的私人利益和热情”被引导到了“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最为一致”的方向。 ◆ 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此类比，认为每个人同植物和动物一样受到筛选和挑拣。在这一选择过程中，那些具有更多天赋才能的人就生活得比那些能力较弱的同类更好。前者升迁到了社会中的统治位置上，而后者成了劳动群众。 ◆ 萨姆纳把社会的阶级系统描述为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的社会价值的度量，同时又是一种天赋才能的度量。 ◆ 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政治组织就无法发挥作用。政治组织必然要包含权力上的不平等。 ◆ 确定了这两个基本假设后，莫斯卡得出结论，人们总是分为两个阶级的——“一个统治阶级和一个被统治阶级”。进而，由于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经济的角度看，统治阶级也就会是一个特权阶级。 ◆ 大多数统治阶级都是采用将下层阶级中最有才能的成员吸收进统治阶级行列的办法，来排除这些下层阶级中有潜力的领袖。 ◆ 引导大众将他们的命运当作正当的并且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而加以接受。 ◆ 纯粹的习惯引导那些处在低层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从事着他们每天的工作，甚至不去过问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否公正或不可避免。 ◆ 在莫斯卡著作那些最有趣和最有见地的部分中，他攻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阶级社会的观点是毫无希望的乌托邦，是不现实的 ◆ 他预测，共产主义者一旦获得政权，并且如果他们摧毁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他们的共产主义或集体主义社会将仍需要官吏，而这将会构成新的统治阶级。[插图] 功能主义者和冲突派理论家 ◆ 社会不平等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手段，靠着它，社会可以确保最重要的职位有意识地由最合格的人来承担。 ◆ 这是功能主义立场的实质：分层基本上是由社会的需要产生出来的，而不是由个人的需要或意愿决定的。 ◆ 第一，需要给有才能的成员输入动力，促使他们去占据那些超越平均能力的、更加重要的、更加困难的位置。第二，社会必须鼓励这些人在处于这些位置后，担当起他们所负的职责。因而，社会必须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报酬。 ◆ 一个社会可能认为效率的价值比社会稳定的价值更高，而另一个社会则可能将这个次序颠倒过来，但每个社会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给效率和社会稳定赋予价值。 ◆ 任何社会的分层系统在本质上都是那个社会价值系统的表达 ◆ 与功能主义者不同，冲突派理论家是从社会中不同的个人和子群体的立场去探索社会不平等问题的 ◆ 或者是完成某种社会功能所需要的，而是完全被理解为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权力的持有者们）为了获取他们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因而阻止另一群体（权力持有者群体以外的“人们”）去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插图] ◆ 冲突派理论家，如他们的名字所指出的那样，将社会不平等看作因争夺供应短缺的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而进行的斗争所造成的。 ◆ 一个叫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人甚至设想，社会基本上是“一头两面”的，功能主义者和冲突派理论家只不过是研究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 正在出现的综合 ◆ 主要是强调不平等的必要性和对社会有利的方面 ◆ 说明，社会分层的综合观点往往并不是哪一个人或群体努力或洞察的产物，更多的是一种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知识过程中自动探索的产物，并且反映出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许多学者们的工作的基本倾向和状况。 ◆ 由于论点和反论点双方的拥护者都提出了同样错误的问题或运用了同样错误的概念，所以导致了许多使他们身陷其中的困境。 ◆ 当绝对概念被转化为变量概念时，人们就不必再在常常是两个（或三个或更多）有缺陷的观点之间做出选择。 基本的争论点 ◆ 要对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争论做出小结，难免会有某种程度的过分简单化。 ◆ 所有保守主义者共有的唯一信念是他们认为现存的分配制度基本上是合理的；而激进主义者所共有的唯一信念则是它基本上是不合理的。 ◆ 然而，确定了关于制度的公正或不公正的基本假设后，其他观点往往便随之而来。结果是，大多数保守主义者站在了这些关键争论点的一边，而大多数激进主义者则排列在另一边。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正是这些主流倾向。 ◆ 从历史上看，保守主义者不信任人的本性，而强调具有制约作用的各种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相反，激进主义者不信任这些制约性的社会制度，而对人性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 ◆ 保守主义者传统地将社会看成具有各种各样自身需要的社会系统，如果要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和愿望，就必须首先满足社会自身的需要。相反，激进主义者往往更多地将社会看作一个各种斗争发生的场所 ◆ 第四，两种传统的提倡者们在关于社会不平等造成冲突的程度上也有不同观点。激进主义者把社会冲突看成不平等的主要后果，而保守主义者则一般小看其作用。 ◆ 激进主义大都强调武力、欺骗和继承是主要的途径。相反，保守主义者则偏重于诸如辛勤工作、他人托付等更有正当理由的方法。 ◆ 保守主义者往往将阶级的概念看作本质上一个具有启发作用的概念，它唤起对那些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的集合体的注意。然而，激进主义者更多地倾向于将阶级看成具有特殊利益的社会集团。 第二章 人与社会 ◆ 人是唯一会感到羞愧或需要羞愧的动物。 ◆ 人类存在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人类事务中善与恶难解难分。 ◆ 理性是善的根源，情欲是恶的根源。 ◆ 保守主义者一般都坚持认为恶植根于个人的利己驱力 ◆ 保守派与激进派关于人与社会的观点之间的这种基本差异引出了他们在分配理论上的许多分歧 ◆ 即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其生性是要作为一个社会成员而与他人生活在一起。至少在这个命题上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是一致的。 ◆ 人类为生存而斗争的主要武器总是文化，而文化又完完全全是一种社会性产物。社会生活不仅对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是必需的，而且对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和愿望也是必不可少的。 ◆ 通过合作的活动，人们可以满足许多没有合作就不能满足的需要和愿望，并且也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大多数其他需要，即以较小的努力或其他投资而获得更大的报偿。 ◆ 说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还意味着，人们生于其中的社会以他们无法控制和常常意识不到的方式塑造着他们的特征和个性。 ◆ 社会不仅控制着我们的运动，还塑造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社会的结构成为我们自我意识的结构。社会包围着我们，但并不停留在我们的皮肤表层，而是渗入我们内部。 ◆ 发展，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欧洲发展和扩张的时代，这一将社会假定为恶的根源的乐观主义观点日益被人们接受，尤其是被知识分子接受。 ◆ 尽管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有革命性的制度变迁，但它们都没有产生出期望的乌托邦。虽然人们的生活模式已被现代的社会和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但利己主义、自私和残忍仍继续笼罩着人们。 ◆ 近期的研究揭示出，人类婴儿是一种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其动机完全是由他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激发出来的。 ◆ 如果我们摆脱社会中笼罩在婴儿身上的浪漫色彩，就可以发现他们完全是在努力不断减少由他们的生物特性和环境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紧张。他们早期的行动只是反复摸索的试探，以找到减少和释放这些紧张的方法。 ◆ 这意味着他已经认识到，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与他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社会最初只是由自私地追求个人目的的人无组织地聚合在一起，而这种聚合能产生出具有合作和道德成分以及权利和公正概念的制度。为 ◆ 只有当活动是建立在一个规则系统的基础上时，人们才可能从中获得满足。这种规则系统首先保护了合作活动本身。只有当所有必要的参加者都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保证， ◆ 如果人是独居的物种，人像其他一些动物那样除了交配以外都同其他人分开生活，那人们之间的冲突也许要少得多。 ◆ 这类行动也包含了一种很强的追求私利的成分 ◆ 许多行动只有当更大的背景被忽略时，才表现为牺牲。看一下其来龙去脉，这种行动则表现为一种交换利益的互惠系统的一部分。 ◆ 人们往往是为了对他们有很高价值的人，或者是能给他们带来回报的人做出牺牲。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我们就暂将这类行为定为“党派自我牺牲”，将它所服务的利益称为“党派集团利益” ◆ 有些人愿意为群体内部的成员而牺牲，但对其群体之外的人却有完全不同的行为。事实上，有时似乎群体内部关系中的牺牲倾向越强，群体之间关系中的牺牲性就越弱。 ◆ 虽然真正的信仰者认为他正在为了同伴们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但其他人看到的却是他从参与这些社会运动所得到的精神利益。 ◆ 我们也不是认为所有人类行动都只是由自我利益驱动的。应该看到，有些行动很显然是由对他人真正的关心驱动，而不是由自我利益驱动。 ◆ 然而，由于在大多数人中这种反响只有很有限的发展，所以利他主义最有可能发生在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日常生活小事中。 ◆ 利他主义行动只是集中在较小事情和较低层次的决定上，在社会决定的大层次上不常发生。 ◆ 利他主义行动发生的频率与它所包含的价值量成反比。 ◆ 理想主义的道德观不仅谴责有害行动，而且还要求人们像爱他们自己那样去爱其他人，而不考虑可能的回报。这种理想的道德观从未被当成任何现行道德律令的基础。 ◆ 当人们要做出重大决定，被迫在他自身的或所属群体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之间抉择时，他们几乎总是选择前者，虽然他们经常试图对自己和别人掩盖这一事实。这是我们理论中的第二个基本假设。 ◆ 处在短缺供应之中的——这就是说，对它们的需求超过了可能的供应。 ◆ 千千万万者在到达生命全程的正常终点以前就不可避免地死去，并且其他大多数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勉强维持生存的边缘。 ◆ 地位争夺的真实特性使需求不可避免地超过供应：那些处在较低地位的人不断地为与那些较高地位的人平起平坐而奋斗，而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又总是试图保持这种差别。 ◆ 人们在斗争所必需的属性上有着不平等的天赋。 ◆ 现在我们基本假定人倾向为一种有习惯的生物，并且强烈地受到习惯的社会对应物，即习俗的影响。 ◆ 从分配过程的角度看，习惯和习俗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使人们接受那些甚至对他们不利的、非必需的分配格局，并将之看成理所当然，从而使现存分配制度固定化。 社会的性质 ◆ 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合作而获得的。这种合作使总体获得了好处，而且作为结果也使所有的部分都获得好处。 ◆ 冲突派理论通常具有反系统的特征。它强调那些一直威胁要破坏社会结构的冲突和斗争。它对整体社会及其需要的关注远少于对社会中的阶级、党派、小团体、利益集团这些永远为争夺优势而竞争的子单元的关注。 ◆ 是十分完善的，并不是其中各个部分的行动都完全服从总体的需要。完善的人类社会系统只是一种理论的构想，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甚至稍微完善一些的人类社会系统都很少。 ◆ 我们必须学会将分配制度看作同时反映了系统的需要和单元的需要，它们一个经常破坏着另一个。 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它们的关系 ◆ 保守派理论家经常否认在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他们宣称，凡是对社会有好处的对个人也有好处，反之亦然。 ◆ 这一点可以通过许多方式加以表明。当一个社会繁荣时，它的某些成员也可能经历经济上的灾难。相反，当一个社会的经济走下坡路时，它的某些成员也会大大获利，如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所表明的那样。 ◆ 从逻辑上讲，如果社会成员的利益在他们自身之间有某种程度的不一致的话，那社会利益是不可能与其所有成员的利益相一致的。 ◆ 最大的可能性是，社会利益是与其部分成员的利益一致。我们后面将要看到，从古到今的许多社会中，只有少数者群体的利益与整体社会的利益存在重大的一致。 ◆ 从社会整体的立场看，希望关键的位置由最合格的人来占据。从由个人利益驱动的个人立场看，则通常希望他自己去占据一个这样的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利益都将对社会利益起破坏作用，反之亦然。 ◆ 这是哪方面的优越能力？是看他的父母？是权力？还是欺骗？”不幸的是，这些因素常常是使一些人获得关键性位子的主要因素。保守派的答辩在逻辑上的循环常使之变 个人利益：它们的性质 ◆ 最好要以他们所做的，而不是他们所说的为依据。 ◆ 对大多数其他商品和服务也是如此：第一个单元所附有的价值比后来的更大。 ◆ 在战斗中逃跑的人，可以活命以便来日再战。 ◆ 死亡使集中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希望、梦想和野心都完了。即使那些将目标集中在来世的人通常也顽强地将生命附着在今世。 ◆ 现代社会心理学帮助我们理解了人们对声望和地位的极大重视。在每一个健康的、得体的个性中，自尊都是一个必要的成分。在自尊被摧毁的地方，动机也就被破坏了 ◆ 社会心理学家们表明，自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人所给予尊重的一个功能。换言之，我们所形成的自我形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人对我们的印象。因此，我们的心理健康和感觉良好极大地依赖于我们在我们所重视的群体中的地位。 ◆ 爱没有那么容易为人所有，但是，由于它是某种由初级群体所产生和分配的东西，所以争夺它的斗争在社会的层面上并不重要。 ◆ 许多宗教对现存的权力和特权提供了很强的超自然认可，它们的主要作用很可能是强化现状 ◆ 人们也广泛追求具有既定权力和特权的组织职位和其他制度化角色，这也是因其具有工具性价值。大多数负责职位都具有较高的地位和收入 ◆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每个人都被迫尽可能去利用他们各种各样的由自然和社会所赋予的资源，既包括财产，也包括精力、智力、美貌和生理协调等个人特质。每一个人在为获得他最为欣赏的事物的努力中都运用这些资源。 ◆ 。如果我们只将自己限制于那些合法的、合乎道德的与平和的交换，那我们对“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这个问题就只会得到一个使人误解的答案。 ◆ 事实上，最重要的交换（从它们对后来交换的效果的角度来看）经常是最为暴力的、不合乎道德的和不合法的。 社会利益：它们的性质 ◆ 当一个社会被支配阶级控制，并且支配阶级能够决定社会协同努力方向的情况下，社会的目标就是这一阶级的目标。 ◆ 例如它解释了为什么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成员总比其他成员更容易“赏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聚合”。 ◆ 它们旨在维护群体内部现存的政治秩序 ◆ 尽可能扩大生产和生产所依赖的资源，有时候，这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去实现的，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战争和征服。 ◆ 一般看来似乎是，在相对来说没有层化的社会中，扩大生产的目标是占优先地位的。而在权力和特权由少数人垄断的社会中，使政治变化最小的目标是占优先地位的。 ◆ 社会同个人一样，基本上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单位。[插图]事实上，社会之间的关系史告诉我们，社会中追求私利的成分与个人相比，如果有区别的话，只会是比个人追求私利表现得更为明显。 第三章 分配制度的动力学 ◆ 人不能使公正的事物变得强大，却已把强大的事物树为公正。 ◆ 如果这些基本假设是正确的，那人们可以预计，几乎所有劳动产品的分配都基于两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原则：需要和权力。 ◆ 人们分享劳动产品时，首先要保证让那些为社会所必需的或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能够生存和延续生产力。 ◆ 剩余产品是指人们生产出来的、超出了维系生产者的生存和其生产力所需的最低量的商品和服务。 ◆ 如果我们按照韦伯的观点，将权力定义为个人或集团在即使遭到他者反对时贯彻其意志的可能性，[插图]那么就可以说，权力将决定社会层面上几乎所有剩余产品的分配。 ◆ 如果特权被定义为对社会生产出的一部分剩余产品的拥有和控制，那么紧接着就可以说，特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作用的结果 ◆ 权力的分配决定着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的特权分配。 ◆ 因为权力有着不同形式和多种来源 ◆ 如果我们能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确定权力的分配模式，那么我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确定该社会的特权分配模式。并且，如果我们能发现一种特定的权力分配的原因，我们也就可以发现与之相关联的特权分配的原因。 ◆ 在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分析前，最好的说法是，经验证据有力地指出，声望虽然不是全部是，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和特权所带来的，至少在那些剩余产品充足的社会中是这样 分配制度中的差异情况 ◆ 只有当具有足够生产力的、相互依赖的群体成员都能获得生活必需品时，才会有剩余产品可供争夺和在权力的基础上进行分配。 ◆ 但技术进步确实增加了出现剩余产品并且有相当多剩余产品的可能性。因此，作为第二个假设，我们设想随着技术进步，在可提供给社会的商品和服务中，以权力为基础进行分配的部分将会日趋增加。 ◆ 剩余产品就越多，权力在分配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就越大。 ◆ 一个社会所占的版图越大，整个环境极端有利或极端不利的可能性就越小，而且它包含有利和不利的土地混合的可能性就越大 ◆ 在大多数成年男子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地方，其不平等的程度往往比那些只由较小的专门军事人员力量来满足军事需要的地方更小些。 ◆ 技术上的首级差别造成了分配制度上的主要差别，而技术上的次级差别则会带来分配制度上的较小差别。 强力及其转化 ◆ 强力是统治的基础 ◆ 保守主义者坚持，强权只是作为正义的侍女，用来限制和制止那些想把自我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人，而激进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国家用强权去压制正义，以捍卫自我利益。 ◆ 在强制性权力较弱的地方，各种挑战的势力就会兴起，其分配制度最终要被摧毁，被另一个更坚定地以强力为基础的制度取代。 ◆ 在人们争夺社会剩余产品的斗争中，只要还存在一个更高的上诉法庭，使他们有可能胜诉或获利的话，他们就不会承认失败。 ◆ 虽然强力是一个社会中夺取权力的最有效的工具，并且虽然它仍是任何不平等制度的基础，但它在保持和利用权力位置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方面，却不是最有效的工具 ◆ 如果说实利主义精英有着强烈的动机要从强权统治转为正义统治，那么受意识形态激励的精英们的这种动机则会更强烈。 ◆ 革命的目的是要摧毁阻止实现这一梦想的旧精英阶层及其机构 ◆ 强力就可以转化为权威，强权就可以转化为正义 ◆ 法律以其庄严的平等，既禁止穷人也同样禁止富人在桥下睡觉、沿街乞讨和偷面包 ◆ 简言之，法律的制定能被用来保护精英阶层的利益，同时也以非常一般化的、普遍适用的术语来表达。 ◆ 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常常发现甚至不需要改变法律就能达到其目的，旧法律是为某些关键性官位拥有者们的利益而制定的，一旦夺得了这些官位后，新的精英们就可以将它们用作积累财富或达到目的的资源。 ◆ 从短期看来，宣传可被用来支持一个精英阶层的种种事业和政策。然而，从长远看来，它的基本目标是传播一种能给统治者行使权力提供道德正义的意识形态 ◆ 统治阶级并不仅仅以其事实上所具有的东西去将他们的权力公正化，而是试图为其寻找一个道德的和合法的基础，将它描述成从人们普遍认识和接受的原则与信仰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 日常生活的压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从强权统治到权利统治的转化。日常生活严重限制了绝大多数人口的政治活动。 ◆ 但是由于必须要维持生计，大多数人很快就离开了政治领域。无论如何，很少有人具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使他们将日常经济活动长期抛在一边。 ◆ 甚至在大众民主的国家中，绝大多数人也只是间或去投一下票而已。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这一制度所要求的其他各种任务都落到了一小部分人手中。这就极大促进新政权寻求从强权统治到权利统治的转化。 权利的统治 ◆ 第二，在转为法律统治以后，精英阶层当中任何成员的利益都不能再牢固地等同于作为整体的精英阶层的利益。 ◆ 因此，符合他们利益的做法是，支持这些非精英成员要求维护法律尊严的呼声，以及这一呼声给这些人带来的所有利益，从而强化法律。 ◆ 那些靠强力赢得权力的人，在权利统治之下将逐渐被新一类人取代，并且这些人很快又会组成新一类精英。为了描述这一变化的特性，帕累托描写了政府权力从“狮子”到“狐狸”的过程 ◆ 强权统治的转化意味着必须要有新的技能，因此许多精英分子可能将被取代，因为他们缺乏这些技能。 ◆ 但是，正如帕累托对“狐狸”这一术语的选择和他对“狡诈”的强调表明的那样，朝向权利统治的转变并不是羊羔能安全地与狮子或者狐狸躺在一起的太平盛世的开始，也不是自我利益或党派团体利益统治人类行动时代的结束。 ◆ 在强权统治之下，所有的权力往往集中在由占统治地位的精英及其代理人组成的核心集团手中。 ◆ 但是一旦精英们再也不用担心新政权的生存问题，它就可以并很可能会发生。许多观察者都看到，一个群体内部团结的程度往往对应于其成员感受到生存受到他人威胁的程度。 制度化权力的种类 ◆ 个人从制度化权力中索取好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素质或成就，因为个人素质或成就是容易受到挑战的。相反，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定的角色或官位，或者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 ◆ 制度化权力保证了利益自动流向这些人，而不管他们的个人素质或成就如何。当然，这也是为什么那些靠强力获得权力的人要努力将强力转化为制度化权力的主要原因。 ◆ 在区分制度化权力方面，最基本的是权威和影响之间的区分。 ◆ 这可以从国家官员的情况中看出，只要他们占据着他们的位置，就享有巨大的权威和影响，但在被替换后，这种权威和影响就丧失了。 ◆ 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他的影响力就越大，因而他的权力就越大。 政治周期 ◆ 实利主义的和意识形态的成分有时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一事实说明，我们必须以变量的术语而不是类别的术语来谈论这一区分。 ◆ 如果一个实利主义精英继承了另一个实利主义精英，那么在分配制度上可能只会有很小的变化，这只是由一帮恶棍替换了另一帮，占据了那些具有最好掠夺机会的公共官位 ◆ 在一个成功的精英阶层身上，如果是意识形态成分占主导的话，那么就可期望在其政治制度和分配制度上发生较大的变化。 ◆ 宫廷革命只影响很少的人，而社会革命则影响每一个人，甚至包括积极努力去忽视它们的日瓦戈医生(Dr.Zhivagos)。 中间阶级和权力的制度化 ◆ 因此，在革命结束后，新的精英阶层必须雇用他人为其服务才能达到其目标。他们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有效地将社会的剩余产品纳入控制之下，并使其转为他们所期望的各种类型的商品和服务。 ◆ 这一过程导致了一个为精英阶层提供服务的由技术人员和专家们等构成的中间阶层的形成、扩展或永存。这一阶层包括公职官员、手艺人、艺术家、公务人员、商人、士兵、教士和学者。 ◆ 教士和学者有助于维持公共秩序，并且当他们失败时，就由军人来接任。 ◆ 一个社会的报酬分配制度是其权力分配的作用结果，而不是整个社会系统需求的作用结果。 ◆ 因此，一个社会的立宪化程度越高，中间阶级仅仅作为精英阶层代理人的功能似乎就越低，并且他们个人的独立、自主和保障也就越大。 ◆ 但是不应该让它掩盖住中间阶级与精英阶层之间更为基本的关系。这种基本关系即使在一个宪政的时代也是继续存在的。 反作用 ◆ 这些反作用差异极大，分层理论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口中的各个不同部分是如何做出反作用的，并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 在所有针对社会中行使权力和特权的反作用中，最受精英者们赏识的是非精英者们之间为争夺精英们雇用的职位的竞争。 ◆ 为了将最合格的人吸引到那些重要的中层职位上，精英们使这些职位比其他的非精英职位更加吸引人。一些关键性职位的诱惑是巨大的。为了争夺这些职位，自然要发生激烈的竞争。 ◆ 每一个权力和特权的系统还会在平民的后代中调动一场求生存的殊死斗争，只有那些能够控制生育的社会，或者经历大瘟疫、饥荒和其他灾难使人口暂时短缺的社会才属于例外。 ◆ 通常，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供每个农夫的儿子耕种，也没有足够的农夫迎娶每个农夫的女儿。因此，几乎每一代的平民中都有一些人沦为乞丐、罪犯和妓女。 ◆ 大多数精英在获得权力后，都把对关键性资源的控制限制在他们自己成员的手中。例如，在许多社会中，土地所有权属于贵族精英的特权，同样，公民权最初也只限于富人。 ◆ 因此，就有着一种自然的愿望，要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以使他们摆脱这种依赖。这不仅是希望为将来获得更大的保障，同时也保证在当前具有更大的权力和特权。 ◆ 那些为急于从繁重任务中解脱出来、以培育闲暇艺术的精英阶层服务的官员们更是如此，同小偷小摸的情况一样，这类行为如此微小，以至于精英们常常并不在乎其存在，但最后想采取行动时，却为时已晚 ◆ 在针对精英成员及其代理人的暴力犯罪中，可看到第五类对权力和特权的反作用，这类反作用之所以更经常地针对后者，是因为他们作为精英的臂膀，更经常地与下层阶级接触，而这些下层阶级则是主要的冒犯者 ◆ 并且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果断而严厉的惩罚措施，就会鼓励更广泛的暴力。再者，当发生这类犯罪时，精英阶级与中间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所有的掌权者都站到了同一边，因此形成了一个相当不平等的争斗局面。 ◆ 纵观历史，在许多国家，政界精英与宗教界精英之间都存在着不断的斗争。宗教界精英的主要武器是他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仅靠自己就能阻断人所企望的通向合法的道路，因而常常能平起平坐地与政界精英一决雌雄。 政权的垮台 ◆ 国家之间存在权力平衡比一个国家享有一定的优势更不容易发生战争。 ◆ 英国贵族们也认识到了这个危险，因而长期维持军官职位的捐买制度，以使军队的最高职位保留给富人，因为他们要为了既得利益而努力维护现状。 ◆ 军人通常是宫廷革命的领导者，而知识分子则容易成为社会革命的领袖，他们能单独提供社会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关键性要素——挑战现存意识形态并将它摧毁的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行当的本钱。 ◆ 知识分子很容易被权力和特权系统疏远 ◆ 明智的精英阶层通常发现，聪明的做法是对他们加以关注、给予荣誉、施以奉迎，以使他们感恩戴德，予以支持。 ◆ 他们缺乏掀起一场革命所必需的人力和资源。然而，在与他人的共同努力中，他们可以起到催化作用，即提供敌对的意识形态。这对每个成功的社会革命来说，都是必需的。 ◆ 另一些常常被吸引到社会革命中的是由在人种、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少数派群体所构成的那一部分人，这些群体对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派有着特殊的不满，因而更容易接受敌对的意识形态。 ◆ 这样的群体既可以给革命事业提供成员，也可以提供组织。首先，他们有时候可提供财政资源，而这正是革命运动常常难以获得的 ◆ 然而，只要军队坚定地作为现存政权的后盾，就没有哪个社会革命能够成功。 ◆ 除非军事力量被搅乱或保持中立，否则没有哪个群众革命能够成功。只要军队坚定地站在政权后面，那么这个政权不仅能够存活，还能粉碎任何针对它的造反，在这一点上，历史几乎没有展示出例外。 第四章 分配制度的结构 ◆ 因此，我们最好把阶级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某些人的一种聚合体，这些人在权力、特权或声望方面处于相似的地位。 ◆ 在上一章中我们还看到，权力表现为两种基本的形式，强力和制度化权力。 ◆ 在此基础上，一个权力阶级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中某些人的一种聚合体，这些人在强力或某些特殊形式的制度化权力方面处于相似的地位 ◆ 在美国，一个人就拥有的财产而言，可以是中产阶级的成员；按其在一个工厂中的工作来分，他又是工人阶级的一个成员；并且他还可以是黑人“种姓”的一个成员。 种姓、等级、地位群体和精英 ◆ 种姓是一个成员资格严格世袭的群体。如果将种姓和阶级这两个术语进行比较的话，种姓就是一个实际上不可能发生出入流动的群体。 ◆ 当达到其进出的向上流动被习俗所禁止的程度时，一个阶级就是一个种姓。 阶级系统 ◆ 清楚地意识到阶级系统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化层级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即引导我们去看到，争夺权力和特权的斗争不仅包括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系统之间的，也就是不同分配原则之间的斗争。 ◆ 阶级系统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改变并不是人为安排的，而只是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改变所带来的后果。 ◆ 广度指在一个阶级系统中多样化的范围 ◆ 在一些系统中，各阶级的权利和责任稳固地植根于惯例当中，并且受到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的支撑，而这种意识形态是为合法的不平等服务的 ◆ 分层的研究者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搞清楚所有这些方面的每一种差异都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 公民权：一个具有潜在价值的资源 ◆ 那些缺少其他种类资源的人，同那些由于意识形态而信仰社会平等的人一起联合起来，为增进公民权的价值进行了斗争，而以牺牲那些造成不平等的资源为代价。 对地位不一致的反应 ◆ 由于每一方都认为他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又由于双方都不可能不偏不倚地和以分析的眼光去看待这一问题，所以一方或者双方，就可能在各自的经历中受到挫折 ◆ 对许多地位不一致的人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结果是，这些人就容易发现在初级群体（在其中，其他人往往同他们一样）以外的社会互动中比一般人所得到的报偿更少。 ◆ 地位不一致的人比地位一致的人更可能支持旨在改变现状的自由运动和激进运动。 ◆ 自由和激进运动的支持者中，绝大部分大概都会是那些各方面一致处于低级地位的人。 ◆ 这样的运动还需要领袖和资源，那些各方面都处于低位的人不容易具有成功地领导此类运动所必需的训练或技巧，他们也不容易搞到所需的金钱。 ◆ 地位不一致的人常常为其提供其中一种必需的要素，或两种都能提供，因而极大地提高了这种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的重要性同他们的数量是相当不成比例的。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有对革命运动的关注中，从来没有对它们的领导的来源真正做出恰当的解释。他们只简单地断言，资产阶级中的某些成员会超越他们的阶级眼光，看到真正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并将其全部精力投入到无产阶级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解释这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而本理论为革命运动中这一令人困惑的方面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分配制度的共同特征 ◆ 如果狩猎和采集社会无法生产出相当可观的经济剩余产品，那么我们的理论就会使我们预言，在这样的社会中将出现相对的平等，至少在财产和服务方面将出现相对的平等。 ◆ 土地作为群体的基本资源为公社所有，因此保证人们有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同等机会。 ◆ 群体中才能较差的成员用声望和权势酬谢这样的人，用来交换此人所捕杀的猎物中的一份。 ◆ 由于这种自发的和非强制性的交换，那些天生有极大才干和精力的人受到激励而更多地生产，而那些没有才干和精力的人也更有保证获得生活必需品。 ◆ 群体的首领并不靠一支受其恩宠而乐意听从其命令、专施暴力的队伍的支持。所有男人均受到训练，并做好准备去战斗。所有人可以使用相同的武器、接受同样的训练。 ◆ 正如霍姆伯格所述，一般说来，酋长比其他人生活得好一些，完全因为他们“是最优秀的猎手”。 ◆ 然而，这样的好处总是取决于行为表现。人种学的报告使人明白，成功取决于大多数人所缺乏的独特的个性特征。 ◆ 在许多群体中，也许是大部分群体中，老人受到高度的尊敬，并且拥有巨大的势力。这种情况在澳洲土著人中得到很好的证明，澳洲土著人的社会往往被描绘成老人政治。在这些社会中，个人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 这种差别似乎是环境和技术方面差异的作用。在不太艰难的环境中和技术稍微进步的社会中，老人能够得到赡养，并且事实上，他们在一生的经历中所积累的知识和智慧可能使他们成为群体的财富。 分配制度的差异特征及其产生原因 ◆ 变成习惯的并且不造成明显困难的行动模式，往往被保留下来，这仅仅是因为掌握新的行动模式是一件麻烦事，因此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尤其是遭到老年人的反对，老年人学起来比较慢，但是他们往往占据有权的地位。 第六章 简单园耕社会 ◆ 这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尽管后来在许多地区被更加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取代，然而它还是通过扩散和独立形成的方式，曾广布在世界的广大地区。 ◆ 园耕和农业差别的唯一标准大概是，后者使用犁作为基本的种植工具；而前者则依靠比较原始的锄或更加原始的掘棍进行耕作。 ◆ 简单园耕社会的较大规模显然反映了它们具有较高的生产力。虽然由于人口的增长消费了由生产力增长而带来的大部分产品，然而，产品中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剩余产品。 ◆ 在许多情况下，园耕经济所带来的新“闲暇时间”，已经被专门用于礼仪活动。人们如果不注意到许多这样的社会中频繁的礼仪活动，以及为此而花费的大量时间，就不能评价关于简单园耕社会的民族志资料。 ◆ 只要人们被迫不断迁移，特别是当任何东西都必须背在他们的背上时，人们就难以积蓄大量的有形财产。 ◆ 简单园耕社会中的政治职务，也多于狩猎和采集社会，并且更有可能成为专职职位。在这方面最重大的发展之一，是在许多这样的社会中设置了一种由部下组成的幕僚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协助首领或酋长，并且遵照其命令行事 分配制度的共同特征 ◆ 有助于物质财产方面平等的另一个因素似乎是可用于投资的物品相对短缺。 ◆ 在这种情况下，积蓄了可观物质物品剩余的那些人，非常有可能放弃这份剩余产品，因为这样做可以使他们获得他们还不够充足的唯一东西——声望。 ◆ 相反，这是为了使他们从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其他资源中取得的报酬最大化，从而精心设计的一种狡黠地追求自我利益的方式。 分配制度的差异特征 ◆ 其次，因为不平等变得更明显，所以它往往在类型方面变得更加不同。 ◆ 普埃布洛部落印第安人对宗教荣誉的尊敬大大超过对军事荣誉的尊敬。希瓦罗部落印第安人对两者均给予奖赏。这样的差别是普遍的。 第七章 先进园耕社会 ◆ 国王不应该和他的兄弟一起进餐，以免被他们毒死。 ◆ 首先，它有助于扩大作为国王首府的社区的规模。这些社区中的许多居民依靠整个土地的经济剩余产品过活。因此，这些社区的发展不受它所拥有的地区资源的限制 分配制度简介 ◆ “在宫殿外面时，这些高贵的统治者期望平民百姓跪下、磕头、在他们的面前拍手喝彩，好像他们是国王一样”。[插图]每个人都维持着自己的朝廷和后宫，他们的朝廷和后宫在本质上是按比例缩小的国王王宫复制品。 造成在政治发展和不平等方面差异的原因 ◆ 与这些社会的政治发展水平有关的第三个因素是它们的社会环境性质。受到邻近社会极大威胁的那些社会，往往具有比其他社会更高的政治发展水平。 政体与不平等 ◆ 在这种情况下，慷慨地答应别人要求的那些人得到别人给予的特殊尊敬，而技术熟练的和慷慨的猎手常常成为他所在的公社的首领。 武力、意识形态与效用 ◆ 现存的制度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 权力和特权的世袭传递 ◆ 与先进园耕社会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发展之一，是能够（世代）传递的财产或物资在数量上和价值上的显著增长。 ◆ 也就是“完全而巧妙的奴性”的素质。[插图]一个新王朝一旦建立起来，对一个人来说，仅靠才能和能力并不足以使他在宫廷中发迹。他还必须乐意，并且能够在上级面前顺从、奉承和谄媚，善于应对和使用阴谋诡计。 第八章 农业社会（一） ◆ 第二次大的社会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最重要的是一系列发明和发现使生产、交通、通信取得了巨大进步 ◆ 与这些同步的是车轮和船的发明，这对人和物品的流动都有极大的好处。 农业社会的共同特征 ◆ 在罗马帝国，这些斗争不过是宫廷政变，而在莫卧儿帝国，帝王的死亡常常意味着一场组织良好的派系之间的大规模内战，双方都觊觎着王位 ◆ 战争的频繁和农业国的规模几乎使君主制政权不可避免。 ◆ 在农业社会的早期阶段，当其他国家还没有着手建立帝国时，共和制似乎更易生存。这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表明，社会选择废除软弱组织的过程是要花时间的。 国家、统治者和社会不平等 ◆ 只要研究这些社会的历史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权力、特权和荣誉极不平等的分配是从其政治系统的作用中产生的。更准确地讲，在这些社会中，政府制度是社会不平等的首要来源。 ◆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以国家名义行使权力之人的行动是社会不平等增强的主要原因。 ◆ 国家不仅是一个在权力与特权的斗争中制定和强化规则的组织，它自身就是这场斗争的一个目的 ◆ 一个控制国家的人常常要努力维持自己的这种权力。而另一些人则拍他的马屁以分享他的好处，或者寻求机会替代他。 ◆ 在历史记录上很难找到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是真正考虑公众利益的例子，甚至在自己国家胜利的情况下，也很难找到民众从战争中得到很大好处的例子。 ◆ 研究这些斗争的结果可以发现，经常发生战争的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获取对政权机器的控制，都能给胜利者带来惊人的财富和巨大的权力。 执政阶级 ◆ 可利用的基本资料表明，各个农业社会的执政阶级的收入至少占到国民收入的1/4，而执政阶级和统治者一起常常要占到总收入的至少一半。在有些场合，他们加总的收入可能接近总收入的2/3。 ◆ 土地所有权的主要价值在于获得声誉和经济保障，而公共官职是用来达到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升迁。 ◆ 一个纯粹的乡村绅士要想变成富人和使家族兴旺起来是不可能的。他必须继承一些职业，如朝臣、法官、商人或其他职业。如果他没有别的职业，他应该有一艘船，他应该费心地管理这艘船，或买审计员的职位，或成为县里的商船队长。只靠耕地他或许可以遵守他的诺言做一个正直的人，但他永远别想增加自己的财富。 ◆ 在农业社会，财富可以经常转换成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也可以转换成财富，但是，不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更容易用财富去获取权力；在农业社会，用政治权力获取财富比用财富去获取权力来得更容易。 ◆ “在前市场社会（其中包括了农业社会）财富是尾随权力的，不像在市场社会中权力是尾随财富的”。 ◆ 官僚政治作为一种集权的政府形式，是以一定程度上有效率的交通和通信为前提的，当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前提时，更加分权化的、封建的政府模式就会得到发展。 统治者对抗执政阶级：多种模式及其原因 ◆ 另外两个影响国家位置和独裁-寡头政治朝代规模的因素是相关政治组织的规模和交通通信工具的质量。国家规模越大，交通通信工具越差，执政阶级成员就越有机会来侵犯皇帝的特权。 ◆ 在宋朝早期，封建制度在中国十分繁荣，就像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一样。后来由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中国和印度都有向更加独裁的政府转换的倾向。 ◆ 统治者的权力一部分建立在他们战无不胜的神话上，一旦统治者被打败了，他的权力就会遭到削弱，也更可能会受到挑战，从某种十分现实的意义上说，他丧失了某些超凡魅力。 ◆ 在货币很少的地方，统治者不得不依靠提供服务的封臣建立军队。这种军队一般不易控制，尤其是当军队起来反抗的时候，因为封臣不愿意支持他们的君主反对他们的同伙。 ◆ 皇帝就把权力垄断得连执政阶级也不得不发扬现代地主所讲的佃户精神了 ◆ 统治者和执政阶级无数斗争的结果对百姓的生活条件几无影响，反而时常会引起暴力、破坏他们的生活。 第九章 农业社会（二） ◆ 征税的艺术就像拔鹅毛，既要拔得多，又要鹅不叫。——科尔伯特 商人阶级 ◆ 政治精英阶级发现这是全部人口中最难引导和控制的一个部分。 ◆ 商人阶级自己也这么看，这从他们效仿执政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寻求与贵族家庭攀亲的热切劲头中就可以看出。 ◆ 阶级，因为他们都最终依靠同样的基本生活技能生活，即他们在买卖商品中特殊的知识和技能，而且正是依靠这种技能他们在市场中保持优势地位，并以此获得名声和财 ◆ 普通老百姓就更难将他们不幸福的责任加给政治精英阶级了，因而也就增加了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 集权化的政治权威的增强和封建性的削弱也会改善商人的地位，因为这就削弱了实施有利可图的暴力的机会。 ◆ 政治精英和商人阶级之间的斗争更像兄弟之间的斗争，而不像陌生人之间的斗争。 ◆ 商人阶级就像政治精英一样，在社会上是一个特权阶层，因此它要依靠政治精英的权力来制止更低阶层的敌意。另外，政治精英也是最好的消费者。 ◆ 而且，他们指望商人阶级维持社会不平等这个基本原则，维护那些不平等的机制。 ◆ 而且，由于将他们与普通人分隔的障碍和污名，在面临没收和其他苦难时，他们比这个阶级的其他成员要脆弱得多。 僧侣阶级 ◆ 最后，统治者和其他人一样，受他们宠信的人的影响极大，这些人的态度和信仰极有可能转移到统治者身上 农民阶级 ◆ 大多数农业国加在农民身上的另一种重负是徭役，或强迫劳动，这常常要占去他们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 只要税收、地租和劳动服务没有完全剥夺整个经济剩余，农民还有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就会有新的税收和义务被发明出来。 ◆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革命并没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相反，倒是灾难做到了这一点。瘟疫、大饥荒、灾难性战争有时能使劳动力奇缺，因而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 被遗弃者阶级 ◆ 问题不在于农业经济能不能支持更多的人口，而在于要支持这么多的人口就要减少和最终破坏上层阶级的特权。最后，即使总人口被减少到了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过剩人口问题还会再次出现。 地位群体 ◆ 一个人的民族和宗教身份往往要么成为在社会上获得利益的工具，要么成为其获得利益的障碍。 垂直流动 ◆ 事实上，从长时期看，在所有农业社会，向下流动远远超过向上流动，不了解这一点就会错误地认为农业社会的流动率很低。 ◆ 如果国家没有新的疆界，无论是在人口上还是在经济上，过剩的人口通常在阶级体系中被降低地位，沦入被遗弃者阶级之中，这对于调节人口平衡具有必不可少的作用。 第十章 工业社会（一） ◆ 问：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是什么？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剥削人，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情况倒个个儿。——苏联俗语 ◆ 要不是世界被分成各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话，这种专业化的倾向将会更加深入，因为越专业化也就越经济。 ◆ 在这一过程中，学校使青年人同成年人隔离，结果产生了重大的文化断裂。这些社会中的年轻成员很快产生了他们自己特有的亚文化 基本趋势的逆转 ◆ 美国1958年的数字是1.3%最高层者获税前总收入的8.1%，2.3%的最高层者获税前总收入的11.6%。 逆转的原因 ◆ 以前是以牺牲效率和生产力为代价来保护权威，后来则是以牺牲权威的限度来增进效率和生产力。 ◆ 如果我们假设大多数人都愿为了获得充分的绝对收益而做出适当的相对让步的话，并且我们再设想如果精英的领袖们意识到了他们能从让步中获得利益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预言他们将做出这种让步。 ◆ ，因为精英们具有多重目标，并非只关注增加物质报酬，所以在一个高度富足且不断扩大的经济体系中，他们可能愿意做出一定的经济让步。 政府的角色 ◆ 所有情况中最重要的是，该党的政策一直是朝着增进工人阶级利益这一目标的，并且带来了福利国家的建立。在福利国家中，几乎每一类不平等都大大降低了。 统治阶级：事实还是神话 ◆ 第一，在较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绝大部分将更加远离以前那种一小部分人垄断权力和特权的纯粹精英统治。第二，这一趋势实质上将达不到权力和特权为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分享的平等主义理想。 政治的阶级系统 ◆ 简言之，在集权社会中，政治的阶级系统和职业的、教育的阶级系统间至少要形成部分的协作，别无他径。 ◆ 虽然所有的党员都多多少少可以从其党员资格中有所获利，但主要获利者是那些党的官员们。 财产的阶级系统 ◆ 只要私人财产作为一种资源而发挥作用，就必然存在着财产阶级系统。然而，与马克思的期望相反，在这一条线上并没有人口的两极分化。 第十一章 工业社会（二） ◆ 你若一寻思便会觉得是件怪事：一个人从他的工作中挣的钱越少，他就越必须继续去工作。——杜利先生 ◆ 以年龄、性别、同一社会群体成员、政治地位，甚至以财产为基础的阶级系统都是这种情况，尽管程度要低一些。 ◆ 不过，并非所有业主阶级的成员都是有产阶级的成员，也并非所有有产阶级的成员都是业主阶级的成员。 ◆ 由于他们愿意并且能够给公共职务的候选人提供性命攸关的财政支持，这些精英常常能在政治舞台上产生极大的影响。 管理者阶级 ◆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管理者阶级正迅速地取代有产阶级而成为主导阶级，而在苏联则以同样的方式取代着党的精英。他相信，管理者们，特别是那些掌管着生产的管理者们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军人阶级 ◆ 只要国家被认为是靠暴力获得其特权的单个家族的私有财产，那么就没有严重的意识形态障碍去阻止军人夺权。 职员阶级 ◆ 职员阶级地位的衰落有着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首先，中间阶级妇女的解放使她们能走出家门寻求就业，这就释放出了一大批潜在的职员工作者。 ◆ 最后，办公机器能完成许多职员的工作，这也极大减慢了职员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加法器、计算器和最新的计算机，更不必说打字机、录音电话、复印机，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机器，所有这些都挤掉了成千上万名办公室职员。 工人阶级 ◆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那些由于过度生育和农业机械化而被迫离开土地、离家出走的农民和农场者的后代。 ◆ 尽量减小市场供求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如以稍微不同的话来表达这一点则是：工人政党努力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想以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来控制商品和服务的分配。 第十二章 工业社会（三） ◆ 他们发现在一个企业或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教育水平与这个行业或公司的发展速度有着反比的关系。[插图]这使他们得出结论：在招募管理者时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许被夸大了。 ◆ 与正规教育程度（按是否从大学毕业判定）相比，家庭背景（按学生们父亲的职业判定）和智力的作用都是微不足道的。[插图] ◆ 受过教育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为了提高教育的回报而进行积极的努力。 ◆ 其设计目标是要培养学生尊重国家的政治传统和政治遗产，而这必然包含着接受基本的政治格局和相应的分配体制 种族、民族和宗教的阶级系统 ◆ 如果以一种广泛的、比较的眼光来看地位群体分层的话，那么大多数先进工业社会中的一般趋势似乎是朝各群体间不平等程度不断降低的方向发展。 ◆ 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对不平等的攻击经常以反对不平等本身为基础。然而，现在对不平等的攻击却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反对权力和特权的先赋形式，而接受其获得形式。 以性别为基础的阶级系统 ◆ 现在，除瑞士以外，在所有的先进工业国中，妇女都有了这种权利。 ◆ 最后，由于上述这些因素，又由于妇女知道想要获得报酬，还有危险更少而希望更大的途径，所以她们大多数都停止了为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而奋斗，取而代之的是在婚姻市场上和家庭领域中的竞争。 ◆ 它所提供的获得报酬的机会几乎同在男子世界当中竞争一样多，并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插图]靠着一个优越的婚姻，一个妇女可以占取一份可观收入的一半，可以进入专门的圈子，也可以有空闲去做大多数她想做的事情。 垂直流动 ◆ 在其他因素等同的情况下，共产党国家的流动率可能比非共产党国家更大 ◆ 从绝大多数选择了婚姻而不是职业生涯的妇女的角度看，最好的向上流动机会发生在求婚期间。在婚姻市场上，妇女最有利的资源与男性在市场中竞争时依靠的资源是相当不同的。 ◆ 目前我们拥有的证据太有限，还不能确切地说给妇女提供的流动机会是大于还是小于给男子提供的机会。但已有的证据提供了一个有些惊人的结论：它们事实上要稍微大一些。 阶级斗争 ◆ 当个人流动的机会不充足时，人们就常常以集体行动为手段来获得他们所寻求的报酬，因此就产生了阶级斗争。 ◆ 各职业社团之间的阶级冲突引入了运用合法政治手段进行非暴力和制度化斗争的可能性。 ◆ 虽然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财产确实是阶级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根源。阶级冲突涉及了职业阶级、政治阶级、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别甚至年龄阶级。 ◆ 同样重要的是，各种阶级冲突的形式常常是令人失望地纠缠在一起。[插图]当发生这种情况时，通常很难确定是哪一个阶级系统对冲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 由于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阶级斗争远不如马克思引导人们所指望的那样无所不在，所以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第三个发展。 ◆ 在合法斗争中，有两类值得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这二者的结果都使非有产阶级得到一定的收益。它们是(1)劳工和管理之间的斗争；(2)左派和右派政党之间的斗争。 ◆ 这样，就在工人阶级和无财产阶级中的种族之间制造了一个很大的鸿沟，使他们之间的合作实际上不可能形成。当然，公平地讲，还必须认识到，只有在白人工人的配合和合作下，这一鸿沟才有可能形成。 ◆ 工人阶级的斗争与农业社会中农民的斗争不同，它们带来了许多实质性利益。一些权利是在谈判桌上赢得的，另外一些是在政治领域赢得的。其结果是工人的生活标准得到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远高于维持生计的水平。 ◆ 妇女为争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而激烈地进行运动。 ◆ 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家庭制度可使大多数妇女通过婚姻来达到其目的，其难易程度与大多数男子通过工作和政治活动来达到其目的是一样的。 ◆ 在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最为人轻视的可能是年龄阶级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在年轻人（指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的斗争。 ◆ 然而，教育的延长会使更多的人处在不那么成熟的状态下，同时会使更多的人集中在被隔离的教育机构中。 ◆ 因此，展望未来，人们可以指望不同代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特性上有所变化，但这一斗争本身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 公民权和再分配过程的复兴 ◆ 在现时代阶级斗争的所有后果中，有一个后果由于其深远的重要性而比其他后果更为突出。这就是公民权资源特性的转化。 ◆ 我们很难把公民权看成一种资源的主要理由，大概是它往往把人们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而其他所有的资源则往往产生出不平等。 ◆ 工业社会中，“公民”是所有人都分享的角色。国家通过将更多的权利分配给公民，而让那些最有支付能力的人更多地负担这些权利的费用，从而使报酬从那些收入较多的人手中转移到收入较少的人的手中。 ◆ 然而，绝大多数人相信，再分配功能正在运行之中，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尽管肯定不具有官方税收率和许多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战性作品中所认为的那么戏剧性的规模。 未来的趋势 ◆ 第四，技术进步同时也可以使社会控制技术得到长足进步 第十三章 回顾与展望 ◆ 在农业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不民主的和剥削性的政治制度的话，那经济剩余产品的形成和保存大概是不可能的。 ◆ 具体讲就是，只有部分统治阶级愿意相对地做出些牺牲，他们在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上做出牺牲，才能换来经济较快的发展，才能保证他们在绝对意义上的收入增加（见第十章）。 未来的议程 ◆ 我们的分析经常被迫对集中趋势和差异幅度以及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等采取一种基本上是印象主义的判断，这就掩盖了这一问题。 -- 来自微信读书

专业在美国的兴起是古老斗争的延伸，在这场斗争里，利益群体对传统技术加以完善和利用。它们并不代表一个崭新的技术管治社会的技术需求。不同的工业社会有不同形式的专业组织，这反映了它们的政治史，以及不同部门在争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过程中能获得怎样的组织资源。那么利他主义呢?医学研究者无私奉献、甚至给自己注射白喉病菌的形象难道是一场骗局吗?我们应该注意，大部分专业人士都不会这么做。他们的奉献只不过是在医学院里待上几年，而在现实中并不难做到这一点;医学院现在也许很难进入，但要被退学也不那么容易。(1专业人士确实比一般人工作时间更长，也许远远超过朝九晚五。但所有位高权重和野心勃勃的人都是如此一企业家和政治家同样如此--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够带来很高的回报，这种回报通常是以费用(fee)而非薪水(salary)的形式支付的(Wilensky，1961: 32-56)。事实上，利他主义的专业恰恰是报酬最高的，而且这种“利他主义”还能带来地位和尊重等其他形式的回报。关于专业人士的利他主义伦理准则，一个更好的解释是，这是为了应对客户潜在的不信任(Wilensky，1964)。一个垄断了重要技能且保留权力来评判自己成败的职业，难免会让那些依靠它的人心生疑虑。当医生或律师上门时，客户通常都会显得十分无助、心烦意乱。此外，哪怕是在最高的技术表现之下，其成果也往往令人怀疑:疾病可能无法治愈，案子可能无法打赢。面对客户(或其在世的亲人)不满的怒火，为了自我保护，职业群体设立了严格的标准，并施加在所有给整个职业带来麻烦的执业者身上。正如齐尔布格( Zilboorg，1941)所言，是大众创造了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不是医生自己。专业人士的个人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要求他们遵循伦理准则，以及强调伦理准则的哪些方面，这些根据领域而有所不同。律师和医生的伦理准则成功地基于上流社会的礼仪建构了一个限制性的圈子，用来避免竞争，从而保持费用高昂。在专业人士中引入严格的伦理准则，总能为他们带来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并让其他人更难进入他们的圈子。也许有些人在自己的事业生涯中的确受到了高尚理想的引导。有些专业人士，例如医学传教士，确实对财富兴趣不大。但不管是只用人们自己的阐释去理解其行为，还是将他们的主观理想从社会学的阐释中剔除，都会犯下错误。获得尊重是一种目的，如同其他目的一样。它通常伴随着对权力的渴望，特别是渴望能够建构其他人脑海中的现实。医学传教士将自我满足的西方文化加诸贫弱的社会之上，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政治支配。我们应该记得，利他主义是伴随着有组织的神职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理想，它声称自己代表着社群的利益;同时，这些神职组织也是政治斗争历史中的重要元素。因此，利他主义也只不过是冲突的一部分，而也正是这些冲突构成了充斥着暴力和财富的历史。—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刘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p230-233.

这本书揭示了：社会分层本质上是权力决定资源分配，技术进步是推动不平等从极致到趋缓的核心变量，而制度、文化与权力制衡能决定最终走向。 其他思考： 1. 权力是第一分配原则：企业内部资源（薪酬、晋升、股权）最终由权力格局决定，而非单纯绩效；创始人/高管需警惕权力过度集中导致团队离心。 2. 技术是最大变量：像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跃迁一样，抓住新一轮技术变革（AI、自动化等）能快速扩大“剩余产品”，给团队更多分蛋糕的空间，从而降低内部冲突。 3. 激励与制衡必须并重：只靠高薪/期权（功能主义）不够，还需建立规则透明、反馈机制、股权分散等“宪政式”治理（冲突论视角），否则容易出现“新贵族”垄断。 4. 剩余越大，分层越复杂：创业早期大家苦哈哈还团结，一旦公司赚钱，分配矛盾立刻爆发；及早设计公平透明的分配规则，比事后补救成本低得多。 5. 外部制衡不可忽视：市场竞争、员工流动、工会/劳动法、舆论监督就像社会里的“民主与工会”，是防止企业内部极度分层、走向僵化的外部力量；创业者应主动拥抱而非对抗。 6.长期主义视角：短期靠权力垄断能赚快钱，但技术+制度演进会让垄断逆转；真正可持续的企业，是那些能随生产力进步不断调整分配、降低不平等感的公司。 总之，企业也是小型社会，谁掌握权力谁决定分蛋糕；创业成功后，最该复盘的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权力与剩余是怎么分配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对这类书籍痴迷的。也许是看惯了太多的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原因吧。 读这本书，我们首先要知道的几个浅显的却不被主流价值观所宣传的东西。 第一：人生而不平等，这是既定的事实，所以人类从诞生以来，到人类的终极追求，都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平等； 第二：人类所有的制度本身是奔着美好的蓝图而勾画的，但是制度约束下的个人都是趋利性的，制度的趋利性和个人的趋利性的终点都具有一致性，但是在通向终点的奋斗路上，却是相互矛盾的。个人都希望在现有制度的约束下，让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聪明的人试图利用制度的漏洞来谋取更多的利益，久而久之让制度的执行走样变形，名存实亡； 第三：道德是人类所有的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后，为了社会的稳定而提出的具有约定俗成的却不具有强制性的东西，凡是忽略了个人最基本需求的譬如吃喝拉撒睡以及安全、性需要等方面而倡导道德约束的人，都是占据了社会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的伪君子们为了继续享受别人的劳动果实而作的“义正言辞”的舆论引导； 再来说说本书的观点吧，本书一如既往的体现出了西方学者在研究一些课题时的严谨性和呆板性。他们总喜欢对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物理类科学的研究，都喜欢对一些问题提出假设、寻找论证、假设成立，并在这一宗旨的指引下，通过加入各类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而加强结论的科学性，这种研究方法，虽说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是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人类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偶然与必然相融合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数据积累。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复杂，要考虑的因素也非常多，不能一概而论。 本书对人类社会不公平的产生以及权力与特权阶层的分析，比较客观和全面，对于感兴趣的人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书的最后对人类社会命运的预测，竟然和我们信奉的主义里所向往且为之奋斗的未来殊途同归，这充分说明了作者对此书的用心良苦，当然如果不是这个预测，也许这本书我们压根就看不到。没有灵感了，就写这么多吧！

非常推荐…… …………………… 道德刺激已被证明比不上物质刺激 人对其同类的奴役，甚至超过了人对动物的奴役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主要过程是必然的。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加速或延缓其运动的过程，而无法逆转或改变其方向 斯密认为，在一个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市场系统里，产品的定价与需求成正比而与供给成反比，由此便刺激人们去从事恰恰为他人所欲想的活动 《统治阶级》中，莫斯卡强烈地反对了正变得越来越流行的社会主义理论。他的论点被概括在两个基本假设中： 人类社会如果没有政治组织就无法发挥作用。 政治组织必然要包含权力上的不平等。 确定了这两个基本假设后，莫斯卡得出结论，人们总是分为两个阶级的——“一个统治阶级和一个被统治阶级”。进而，由于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经济的角度看，统治阶级也就会是一个特权阶级 莫斯卡的说法，统治阶级总是人口中的少数派。他们采取一些方式来维护自己。第一，它总是高度有组织的，因此在同无组织的多数者发生关系时总是具有更大的优势。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数统治阶级都是采用将下层阶级中最有才能的成员吸收进统治阶级行列的办法，来排除这些下层阶级中有潜力的领袖。第三，通过采用莫斯卡所说的“政治公式”或为不平等辩解的理论，引导大众将他们的命运当作正当的并且常常是不可避免的而加以接受 戴维斯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了功能主义的探索，他写道： 社会不平等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手段，靠着它，社会可以确保最重要的职位有意识地由最合格的人来承担。 第一，需要给有才能的成员输入动力，促使他们去占据那些超越平均能力的、更加重要的、更加困难的位置。第二，社会必须鼓励这些人在处于这些位置后，担当起他们所负的职责。因而，社会必须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报酬。 从历史上看，保守主义者不信任人的本性，而强调具有制约作用的各种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相反，激进主义者不信任这些制约性的社会制度，而对人性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 通过合作的活动，人们可以满足许多没有合作就不能满足的需要和愿望，并且也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大多数其他需要，即以较小的努力或其他投资而获得更大的报偿。 这意味着他已经认识到，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与他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慈善行为常常是为了可观的政治和经济回报 利他主义行动只是集中在较小事情和较低层次的决定上，在社会决定的大层次上不常发生。事实上，人们似乎可以概括说，利他主义行动发生的频率与它所包含的价值量成反比 两种不同类型的道德观之间做出区分，即实用主义的道德观和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实用主义的道德观是所有现行道德律令的基础，它是基于人们相互需要对方的存在，因而要谴责许多有害的行为，尤其是那些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相反，理想主义的道德观不仅谴责有害行动，而且还要求人们像爱他们自己那样去爱其他人，而不考虑可能的回报。这种理想的道德观从未被当成任何现行道德律令的基础。 地位争夺的真实特性使需求不可避免地超过供应：那些处在较低地位的人不断地为与那些较高地位的人平起平坐而奋斗，而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又总是试图保持这种差别。 为争夺报酬的斗争在每个人类社会中都将是存在的。这一斗争并不一定总是采取暴力的形式。相反，它可以在一定规则体系的框架内进行。然而，不存在暴力并不意味着这种斗争就不那么现实，或对参加的各方来说就不那么严重。 从分配过程的角度看，习惯和习俗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使人们接受那些甚至对他们不利的、非必需的分配格局，并将之看成理所当然，从而使现存分配制度固定化。 简言之，社会同有机体一样，是一个系统，其中总体的生存和健康是通过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合作而获得的。 虽然个人的命运肯定是与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它们之间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最大的可能性是，社会利益是与其部分成员的利益一致。我们后面将要看到，从古到今的许多社会中，只有少数者群体的利益与整体社会的利益存在重大的一致。 对大多数其他商品和服务也是如此：第一个单元所附有的价值比后来的更大。 害怕失去地位或荣誉，是能够使人们捐躯沙场的少数动机之一 社会心理学家们表明，自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人所给予尊重的一个功能。换言之，我们所形成的自我形象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人对我们的印象。因此，我们的心理健康和感觉良好极大地依赖于我们在我们所重视的群体中的地位。 社会同个人一样，基本上是追求自我利益的单位。事实上，社会之间的关系史告诉我们，社会中追求私利的成分与个人相比，如果有区别的话，只会是比个人追求私利表现得更为明显。 人不能使公正的事物变得强大，却已把强大的事物树为公正。 ——帕斯卡 分配的两个规律 几乎所有劳动产品的分配都基于两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原则：需要和权力。 人们自私的利益迫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成员，并参加到劳动分工中去。 人们分享劳动产品时，首先要保证让那些为社会所必需的或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能够生存和延续生产力。 如果我们按照韦伯的观点，将权力定义为个人或集团在即使遭到他者反对时贯彻其意志的可能性，那么就可以说，权力将决定社会层面上几乎所有剩余产品的分配。 权力的分配决定着一个社会中大多数的特权分配。 如果一个实利主义精英继承了另一个实利主义精英，那么在分配制度上可能只会有很小的变化，这只是由一帮恶棍替换了另一帮，占据了那些具有最好掠夺机会的公共官位。这种情况常常被称为“宫廷革命”。因为它的全部含义只是精英职位上的人员替换 一个社会的报酬分配制度是其权力分配的作用结果，而不是整个社会系统需求的作用结果。 权力的委托常常变成权力的丧失。一旦丧失了，就不易恢复。因此，一个社会的立宪化程度越高，中间阶级仅仅作为精英阶层代理人的功能似乎就越低，并且他们个人的独立、自主和保障也就越大。 纵观历史，在许多国家，政界精英与宗教界精英之间都存在着不断的斗争。宗教界精英的主要武器是他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仅靠自己就能阻断人所企望的通向合法的道路，因而常常能平起平坐地与政界精英一决雌雄。 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首领的特权不多，这些人不得不通过说服进行统治。几乎完全不存在权威，因此专制统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无所不能的，或无所不知的 恐惧单独起作用已经被证明不如当它与刺激结合在一起时那样有效 社会精英乐意允许更有能力的生产者保持一部分剩余产品的另一个原因是，这将可能在群众中产生分化的效果。 现存的制度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 一个新王朝一旦建立起来，对一个人来说，仅靠才能和能力并不足以使他在宫廷中发迹。他还必须乐意，并且能够在上级面前顺从、奉承和谄媚，善于应对和使用阴谋诡计。掌握这样的手腕的人，有时能够上升为高官显贵。 在立宪制政权相当完善的社会中，国王及其大臣们所得到的高于其他人的收入，似乎已经用于公众的福利，而不是用于个人的目的。因此，全部剩余产品中的较大比例又回到生产者手中，从而避免了极端的不平等 在农业社会，财富可以经常转换成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也可以转换成财富，但是，不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更容易用财富去获取权力；在农业社会，用政治权力获取财富比用财富去获取权力来得更容易。 在前市场社会（其中包括了农业社会）财富是尾随权力的，不像在市场社会中权力是尾随财富的”。 由于土地（包括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和官职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统治者和执政阶级间最重要的斗争就是围绕控制土地和官职的斗争。这些斗争的结果显然与双方之间权力分配的情况有关。 另外两个影响国家位置和独裁-寡头政治朝代规模的因素是相关政治组织的规模和交通通信工具的质量。国家规模越大，交通通信工具越差，执政阶级成员就越有机会来侵犯皇帝的特权。 实际上，政治精英和商人阶级之间的斗争更像兄弟之间的斗争，而不像陌生人之间的斗争。除了分裂他们和使他们相互敌视的因素外，还有使他们联合和弥补不和的因素。首先，商人阶级就像政治精英一样，在社会上是一个特权阶层，因此它要依靠政治精英的权力来制止更低阶层的敌意。另外，政治精英也是最好的消费者 商人在压榨普通老百姓经济剩余产品的过程中有很大的价值。由于上面这些原因，政治精英并不急于摧毁商人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有节制的斗争，无论何时都能通过相互依赖的重要纽带联系起双方。 农民对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似乎很矛盾。一方面，他们意识到是巨大的文化差别将他们和“高贵者”隔离开来。有许多人无疑完全接受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另一方面，生理本能又使他们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当生存有了保证，就有盼望过更好生活的强烈欲望。换句话说，就像比他们优越的人那样，他们也追求最大化的报酬，当然是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所以农民和他们的主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斗争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革命并没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相反，倒是灾难做到了这一点。瘟疫、大饥荒、灾难性战争有时能使劳动力奇缺，因而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通常，人类的生育力总能使农业劳动力供过于求，这让政治精英有可能把他们的收入限定在生活必需的限度内。 东方宗教，尤其是印度教和儒教与极端的剥削同流合污，而犹太教和基督教则不是这样，前者使农民更加无助而后者则相反 霍布斯关于生活在自然状态的人的生活条件的著名论断，很好形容了那些不幸沦为被遗弃者阶级的人，对他们来说，生活常常是“贫穷、肮脏、粗鲁和短暂的”，有时还是“孤独的”。例外的情况是在执政阶级权力薄弱的地方，这些人组织起来做强盗，在一段时期内会享受富足，但常常十分短暂，因为当局很快就会收拾他们。不过，似乎可以说对落入这个阶级的人而言最好的希望就是进行非法活动。对最穷的农民来说也一样。 观察家对17世纪后期法国状况的描述：“我敢肯定，最近有将近10%的人口沦为乞丐了。” 也许在农业社会一般有5%～10%的人口属于这一个被压迫阶级，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最好的估计，当然有时这个比例会高达15%，有时又会下降为零 一个人的民族和宗教身份往往要么成为在社会上获得利益的工具，要么成为其获得利益的障碍。 和统治者属于同一民族或宗教群体的人通常是受到青睐的，而外来者或被征服者群体则处于劣势 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那些双手紧贴在犁把上和钻子上的人是不可能有这种升迁的，种地和手工艺至多只能有有限的上升。地位获得戏剧性提高的人都转到了与权力和特权有很大联系的职业——商业、军队、教会、政府 有必要为农业社会的统治者和执政阶级做一点辩护。他们尽管剥削平民百姓（因为他们用强力掠夺了普通百姓在自由交换中不会给他们的东西），但的确是有一个重要作用的：维持了一个较好的秩序和法律。这在农业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农业经济的本性是不容许无政府状态的。无论什么原因（如因政治冲突耽误了播种）引起的歉收都意味着要饿死上千人，连续两次歉收就意味着灾难。正如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所说：“伊斯兰学者讲，一百年的专制也比一天的无政府状态好，他们不是执政阶级的辩护士，他们常常深刻地反对统治者，和他们完全隔离，但他们知道在这种社会里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什么。” 问：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剥削人，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情况倒个个儿。 ——苏联俗语 在1850年，美国尽管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在其做功活动中仍有65%的能量是由动物或人提供的 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越来越强调计划。在农业社会中，计划充其量是一种偶然的行动。人们一般都假设他们活动的后果是无法把握的，从而相信命运或天命。随着科学技术知识的迅速增加，随着各种专门信息的储存、组织和再获得方面的新技术的发展（例如，通过现代计算方法或通过使用电子计算机），连续的和全面的规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实用的和有益的活动。每一个较大的组织都越来越多地进行规划。 与农业社会不同，在工业社会中，孩子是一种经济上的负担，父母们都有一种积极的动机去限制子女数量。 在农业社会中，主要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在高度个人世袭的基础上运转的，而在工业社会中，它们都是在非人格的科层制基础上运行。 教会与国家联盟衰落的原因，通常是由于世袭的且将国家作为其财产的君主政体的衰亡、共和政府的兴起、政治权力的广泛分散等因素。在民主的或共和的国家中，政府并不那么依赖宗教团体以使权力合法化，因为它们现在是给总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带来真正的和明显的利益，因而能在世俗功利的基础上得以合法化 因此，许多政府不再需要它们旧时宗教伙伴的服务了 简言之，成熟工业社会的出现标志着在自古以来不断增强的不平等趋势中第一次出现了重大逆转。 事实上，其较高的复杂程度已导致那些身居高位、发号施令的人不再可能理解他们所有下属的工作。因而，那些处于发号施令位置的人越来越“无知”。这并不是说工业社会的权威者比农业社会的权威者更缺乏智力和知识，而是说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远不足以使其维持对下属的有效控制。因此，由于其知识的欠缺，他们常被迫或以不充分信息为根据而发布指令，或把问题留给下属自由处理，这就使其特权容易受到侵占。以前是以牺牲效率和生产力为代价来保护权威，后来则是以牺牲权威的限度来增进效率和生产力。 一般来说，工业社会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是凭借授予别人权威或依赖市场机制来维持其统治的，这样就产生了权力和特权的分散。 所有情况中最重要的是，该党的政策一直是朝着增进工人阶级利益这一目标的，并且带来了福利国家的建立。在福利国家中，几乎每一类不平等都大大降低了。 这些特权不仅包括物质利益，如很好的住房、很好的衣物、上等食品和服务人员，同时还包括有机会给孩子提供通向精英地位的特殊途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给权力和特权的世代传递提供了基础 换言之，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和政治上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的自然倾向 广义上的有产阶级和狭义上的财产精英都能很容易地将其财力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现代政府行动高度的复杂性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可能性。这种复杂性常常使得除专家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理解 现代民主社会的许多政治活动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政治家们的花言巧语都具有平等主义的特点，而立法却更具有贵族统治的特点 由于有大量的失业者，农民们和工人们在提出要求时要更为小心。因此，失业者的存在总是会起到抑制工资增长的作用。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教育机构的数量很少，并且对社会分配没有多大影响。它们基本上只有两种重要的功能。第一，对统治阶级的孩子们来说，它们是作为“精修学校”，教给他们与其生活中的身份相适应的特殊的社会技能；第二，对大量来自侍从阶级的孩子们来说，它们是作为一种训练机构，给他们提供一些以后为其上司服务时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当个人流动的机会不充足时，人们就常常以集体行动为手段来获得他们所寻求的报酬，因此就产生了阶级斗争。 在苏联等国家中，财产私有制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废除了。在那里，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远没有那么公开和活跃。然而，如果谁要认为共产制度已消除了经济上的阶级对抗，那他就错了。 在代际斗争中，常常很难认识到刺激双方的自我利益要素，因为双方往往都是在抽象原则的名义下进行战斗。 因此，展望未来，人们可以指望不同代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特性上有所变化，但这一斗争本身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 个人声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权力和特权作用的结果。 在农业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有权威的、不民主的和剥削性的政治制度的话，那经济剩余产品的形成和保存大概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政体，没有现代的生育控制方法，任何可能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都会被急剧膨胀的人口消费掉。

权力结构对社会分层具有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资源分配与控制 经济资源：权力阶层通过掌控政治和经济决策，倾向于将财富和资源向自身集中，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例如，掌握政策的精英可能制定有利于自身群体的税收和产业政策，使富裕者更富，穷人更穷。 教育和职业机会：权力结构影响教育资源的分配，优势阶层能够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提升其子女的社会竞争力。同时，他们通过社会网络和影响力，在就业和晋升中占据有利位置，巩固自身地位。 社会流动性的限制 向上流动困难：当权力高度集中于特定群体时，底层群体难以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教育、就业等渠道被垄断，社会流动性降低，阶层固化加剧。 代际传递：权力结构使得优势阶层的权力和特权得以代际传承。子女继承父母的财富、社会关系和教育资源，继续占据社会上层，形成稳定的精英阶层。 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塑造 合法化不平等：权力阶层通过控制媒体、教育和文化机构，塑造有利于自身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使现有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被视为合理和自然。 强化阶层认同：权力结构影响社会对不同阶层的认知和评价，形成刻板印象和偏见。这强化了阶层之间的界限，阻碍了阶层间的理解和流动。 政策和制度设计 维护既得利益：权力阶层倾向于制定和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和制度，如税收优惠、财产保护等，进一步巩固其经济和社会地位。 限制底层权益：在权力集中的社会，底层群体的利益可能被忽视，甚至受到压制。社会保障、劳动权益等政策可能不足，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社会冲突与稳定 加剧社会矛盾：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容易引发社会不满和冲突。底层群体在资源匮乏、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可能采取抗议、示威等方式表达诉求，影响社会稳定。 维持社会秩序：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地位，统治阶层可能采取各种手段控制社会，包括法律、行政、甚至暴力等，抑制社会变革和底层群体的反抗。 总结：权力结构通过资源分配、社会流动性、价值观念、政策制度和冲突控制等方面，深刻影响着社会分层。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往往导致社会资源的集中和阶层固化，加剧社会不平等，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促进权力结构的公平和开放，对于构建公正、平等的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权力与特权》这本如果只是总结伦斯基的内容，那就太没劲了，不如掰扯一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怎么变成的不平等，不平等又怎么变成的特权，特权又如何被制度和观念固定下来？ 卢梭最早从源头区分自然的不平等与社会的不平等，追问某些差异为什么会获得社会意义。进入社会关系的这些差异开始累积并再生产着新的差异，马克思落脚到生产关系上，占有生产资料就拥有支配生产和分配的结构性力量。韦伯提醒人们，经济占有只能解释部分分层，阶级之外的权力想长期存在还需要某种合法性。不同的服从关系通过不同的正当化方式稳定下来，此时的不平等问题围绕在了为什么这些能被接受。接着，争论开始集中在社会为什么会形成少数人占据优势的位置。莫斯卡和帕累托强调精英统治的普遍性，戴维斯和摩尔从功能论解释分层，认为重要而稀缺的职位需要通过差异化报酬吸引和配置人才。米尔斯把视线转向现代组织社会中的权力集中，展示政治、军事和企业精英之间的制度性联系；达伦多夫把阶级冲突从财产关系扩展到权威关系。那么，特权是来自功能、资源、组织位置，还是来自支配关系本身？ 伦斯基把功能论和冲突论放进同一个分层：满足生存所需的分配大体依循需要，超出生存所需的剩余按权力分配。工业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使剩余扩大了特权的空间，也因制度和观念的约束让不平等有所回落，但剩余的分配始终嵌在权力关系之中。权力本身是什么？达尔考察谁能够让自己的偏好进入实际决策，巴卡拉赫和巴拉茨认为还可以是让某些问题根本进不了决策议程，卢克斯的权力直接塑造偏好以使人对自己的利益形成特定理解。福柯的权力不只是分配既有资源的手段，它也参与制造我们用来理解人的类别，通过分类、观察、训练和规范塑造行动者，同时生产关于正常与疯癫、健康与疾病等概念的知识。权力分析的对象从可观察的决策关系，扩展到社会关系的生成机制，布尔迪厄把这种生成机制拉回到社会分层本身：为什么某些社会优势能够代际延续且不必时时依靠强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之间的相互转换，更容易隐蔽并再生产其家庭资源，稳定的支配关系获得被支配者广泛认可的解释形式。 伦斯基试图解释剩余扩大与分层变化之间的历史联系，曼进行的是跨社会跨历史时期的比较，把权力拆分为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四种来源，权力成为不同组织网络彼此耦合的制度性结果。沃勒斯坦把视线移出民族国家，指出核心与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特权在空间上被转移到不那么容易被看见的地方。剩余从物质生产来到行为数据，萨森关注的是被排除的一端，当生产生活被大规模抽象化，一些人更无声地被逐出可计算的秩序；祖博夫的剩余攫取发生在日常行为里，无数人折叠在界面与算法之内，偏好和选择被缓慢地技术化地塑形。人们对特权机制的理解越来越精细：资源如何产生差异，权力如何分配剩余，制度如何限制或放大特权，决策如何被控制，议题如何被排除，偏好如何被塑造，规范如何生产分类，优势又如何通过资本和象征秩序获得正当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本就不关心政治，日常生活的压力也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活动空间，最后自然是特权不再显得那么像特权。

1."各社会之间的不平等的最终根源是技术进步。"【技术决定论的核心主张，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是分层的物质基础。】 2. "工业社会不平等趋势的逆转并非技术倒退的结果，而是专门知识的发展迫使权力分散的必然产物。"【解释工业社会分层缓和的核心机制：技术复杂性导致权力垄断不可持续。】 3. "帕斯卡曾指出：'人们不能使公正的事物变得强大，却已把强大的事物树为公正。"【引用帕斯卡名言，批判统治阶级将权力转化为"正当性"的意识形态策略。】 4. "那些主要作为群体生活功能必需的制度，最终会成为主要用于自我扩张和进行剥削的工具。"【揭示制度异化的普遍规律，如原始部落首领制度演变为专制王权。】 5. "技术进步使身居高位者不再能理解下属的所有工作——除非牺牲效率，否则必须授予他人权威或依赖市场手段统治。"【解释科层制权力分散的技术根源，为现代组织理论提供基础。】 6. "公民权的扩展是工业社会最显著的平等化力量，它将政治权利从特权变为普遍权利。"【肯定民主制度对缓解政治不平等的历史作用。】 7. "教育的阶级系统正在取代传统的财产阶级系统，成为分层的核心维度。"【预见后工业社会中文化资本对分层的影响，与布迪厄理论形成呼应。】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是美国当代社会学家格尔哈特·伦斯基（Gerhard E. Lenski, 1924-2015）的代表作。伦斯基是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师从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塔尔科特·帕森斯，但其学术立场更倾向于新马克思主义冲突论。他的研究横跨社会分层、宗教社会学、生态社会学三大领域，另一代表作《人类社会的演进：社会文化进化论导论》（1970）同样具有深远影响。伦斯基对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根本追问，贯穿全书的核心命题："社会分层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能够得到？"该书是冲突论与功能论融合的里程碑著作，系统构建了"技术决定论"的社会分层理论框架，被誉为"20世纪社会分层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至今仍是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的核心教材。 一、核心理论框架 1. 分层起源：剩余产品与权力垄断 伦斯基在书中提出分层起源的"剩余产品理论"，其逻辑链条为： • 技术进步→剩余产品出现：当生产力（尤其是农业革命）产生超过生存必需的剩余产品时，社会首次面临"如何分配"的问题。 • 权力垄断→分层制度化：掌握暴力工具（军队、警察）和生产资料的群体通过垄断剩余产品分配，形成永久性特权阶层。 • 分层强度公式：分层程度 = 剩余产品总量 × 分配不平等程度 原始社会几乎无剩余产品，分层最弱；农业社会剩余产品增加，分层最严重（如印度种姓制、欧洲封建制）；工业社会通过福利制度部分缓解不平等，但权力与财富仍高度集中。 2. 社会类型学与分层特征 伦斯基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类型，系统比较其分层结构： 社会类型 技术基础 剩余产品 分层核心维度 典型例证 狩猎采集社会 原始工具 几乎无 年龄/性别差异 卡拉哈里布须曼人 园艺社会 简单农业 少量 部落首领权威 美拉尼西亚"大人物"制度 农业社会 犁耕/灌溉 大量 土地所有权+世袭身份 中世纪欧洲封建制、中国科举制 工业社会 机械化生产 极大丰富 资本所有权+职业声望 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 后工业社会（预测） 信息技术 过剩 知识/技术控制权 当代美国硅谷精英阶层 关键发现：农业社会是分层最极端的社会形态，统治阶级（约5%人口）控制90%以上剩余产品；工业社会通过税收再分配使底层获得15%-25%剩余产品，但顶层1%仍掌握40%以上财富（美国2016年数据）。 3. 分层维持机制：三重 legitimization 伦斯基指出，特权阶层通过三种机制维持分层体系： • 意识形态 legitimization：宗教（如印度教"业报轮回"为种姓制辩护）、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 • 暴力威慑：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压制反抗（如罗马帝国的军团、中世纪城堡防御体系） • 精英循环：允许少量底层精英通过教育、军功等渠道上升，缓解阶级矛盾（如中国科举制录取率不足0.01%，但维持了系统稳定性） 二、学术价值 1. 学术突破 • 融合冲突论与功能论：既承认分层具有"维持社会运转"的功能（功能论），更强调其本质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制度化"（冲突论） • 动态发展视角：突破静态描述，建立"技术-剩余产品-分层强度"的动态模型，为历史比较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 • 经验验证：基于60个前工业化社会的跨文化数据（Ethnographic Atlas），首次用定量方法验证分层理论 2. 主要批评 • 经济决定论倾向：忽视文化价值观对分层的影响（如日本德川时代商人地位低但财富雄厚） • 技术决定论局限：技术进步并非分层的唯一变量，如地理环境（资源分布）、文化传统同样关键 • 后工业社会预测偏差：未能预见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平台垄断"导致的新型分层（如数据成为新的权力基础） 三、启示 1. 全球化时代的分层新形态：跨国资本替代国家成为剩余产品分配主体，导致"全球1%精英"与本土底层的矛盾（如苹果公司利润分配：硅谷高管vs中国组装厂工人） 2. 技术伦理反思：人工智能可能加剧"技术性失业"，使剩余产品分配矛盾从"人与人"转向"人与机器" 3. 政策干预空间：伦斯基支持"适度再分配"，认为工业社会可通过遗产税、累进所得税将基尼系数控制在0.3-0.4（当前美国基尼系数0.48，北欧国家0.25-0.3） 四、延伸阅读 • 前置基础：马克思《资本论》（阶级冲突论）、韦伯《经济与社会》（多元分层维度） • 批判发展：布迪厄《区隔》（文化资本理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r > g不等式） • 中国视角：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与分层）、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作者并没有执着于理论的适用，更多像是一种抛砖引玉，努力将一个混沌系统，以各种能够收集的数据进行量化，展示出对社会的理解，借以希望预测未来人类的发展，即便这是一种奢望。 正因为其庞大的数据量，以及作者最后对自身研究的敞开，他固然明白社会发展的必然与偶然，只是努力将人的欲望从权力的角度去考量，以生存的必然，以生活的期待，以解放自我的奢侈，去分辨不同的个体，沉淀在社会的哪一个层级。 人与人不尽相同，或者平等本身的认定，就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人必然生活在自我的认知之中，这种认知形成了人本身所处的环境，它既松散，又坚固，且大部分的时间在认知之外的沉寂中。人只在自身熟识的世界生存，所谓国人的落叶归根，大抵也是这样朴素的理念。而外在世界的探索，又是实现自我理想的存在，借由探索，我们明确了自身的位置，明晰了边界，再给予生活的定义。 除却文中宏观意义的“权力与特权”，我们的经历更多是个人的选择以及个人的认知。过于宏大的不真切与个体的局限组成了我们情感的起伏，如何落在得以“仰望星空”的土地上，这是普通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或许我理解的“有限”是一种安慰，是现在此岸向彼岸无垠的眺望，是一种期待的怜悯与慰藉。 世界固然广阔，书中分出了无数的经纬彼此交织，未来之不可预知，便在这时空变幻之中。本书的存在是历史的、机械的，但是不妨碍它对社会的描述，即便是纸上的“星空”，它依旧能在脑海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