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上下册）

第一本北宋历史书，第三本中国古代历史作品（前两本是顾城《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阅读体验不如《南明史》，不过阅读门槛不高，我这种历史小白也能读下去。 在书中，再次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众大文豪，大文学家重逢（范仲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所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对其诗词歌赋的“全文背诵”，而是对其另一重重要身份——政治家的认知。 如果说宋神宗熙宁——元丰期间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端多是为公，为国是，那么元佑年间保守派对变法派的攻讦就是纯粹的党争，是人身攻击，尤其是台谏官更是如如疯狗一般。 王安石抱着变法的大石头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能砸破司马光保守的大缸。旧党的攻讦，变法派内部的分裂，天纵奇才的长子王雱早逝，最不坚定的坚定变法派宋神宗赵顼的英年早逝，在这个过程中，王安石也两次罢相。第二次启用时，王安石也已经五十四岁，回想起自己二十一岁中进士，四十九岁拜相，轰轰烈烈施行新法，直到六十六岁逝世，同年新法皆废，不知王安石是什么感受？是淡然还是不甘。就像《荆轲刺秦》中嬴政的一句台词“你为什么要杀我？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秦国和六国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王安石一定也设想过一个国富民强的大宋王朝吧。

《哪吒2》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申公豹那句“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这句话恰似一面棱镜，也折射出王安石变法（熙丰变法）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沉浮 千年来，这场改革，始终困囿于“天理与人欲”“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守旧”的撕裂性叙事中 而吴钩先生以考古学家般的耐心与文学家般的共情，将我们带回到11世纪的汴京朝堂，去触摸那些被标签化的历史褶皱，重新丈量这场改革中“成见之山”的真实重量 在封建时代，改革与“祖宗之法”的碰撞必然无比激烈。大宋虽然摆出“与士大夫共治”的姿态，实则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好在宋神宗明面上还是支持变法 宋代“重商主义”与“契约精神”的萌芽，虽催生了市易务、青苗法等超前制度，却始终无法突破小农经济的天花板  当我们将王安石的“理财”解读为资源再分配，将司马光的“守成”理解为制度惯性，那些标签化的褒贬便显露出其苍白 正如电影中哪吒以肉身扛天劫，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变法实验，终究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永恒追问：我们究竟该以怎样的勇气与智慧，在成见之山上凿出一条通向未来的路？

本书解答了我长久以来的疑惑：王安石变法，效果到底如何？许多保守派，从个人品德来说都不错，如此彻底反对变法，真相到底是什么？ 第一，变法实现了国富兵强的目的，这个有详细的数据和事例，毋庸置疑。 第二，变法打击了豪强地主权贵的利益，实现了利益再分配，这也是变法的目的之一，也是肯定实现了，否则不会被严重抵制。看各项新法的具体内容，也是可以确定的。 第三，国富是指朝廷有钱了，但平民百姓生活是否变好了呢？这个未必。如果新法能不折不扣的执行，大概率可以。但是，因为新法触动了豪强权贵的利益，所以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很多时候会变形，甚至最后适得其反，对平民百姓造成伤害。 第四，人是复杂的。变法派中，有投机的，为了官位假装赞成新法的；保守派中，有利益受损的而反对的，有认知不同而反对的，有被当枪使而反对的，有为私怨而反对的，有为上位而反对的。这些人，在地方，新法就会执行变味儿，真相到底是什么，就说不清了。 第五，成见是座山。开始的分歧可能只是见解不同认知不同，后来因为成见只能听见看见自己能接受的（比如司马光更愿意听见地方报上来说新法出问题的事例），逐渐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变得恨之入骨。最后，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演变成凡是你支持的，我一律反对。甚至，完全把个人情绪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了。 单看新法的内容，的确是好的，但需要执行过程的严格监管。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其实这一点，几千年来，从未变过。

爱不释手的一本书，作者吴钩应该是对宋史深有研究，很有自己的见解，也写了一系列关于宋朝的书，我之前对宋朝的认识很有“偏见”，认为宋朝就是个只会舞文弄墨的积贫积弱的偏安一隅的朝代，但却没有从另一个维度去思考过，唐宋元明清，为什么在文学起码在诗词造诣上，宋朝之后就难回巅峰，为什么经济上难在出现宋朝当时的清平之乐，都说梦回大唐，梦回宋朝的清平之乐，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作者这本《宋神宗与王安石》，引经据典，相当客观的又不失自己见解的写下了那个“充满了”诸如晏殊、韩琦、富弼、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等等传奇人物的神宗时代，看着很过瘾，墙推！！！

王安石也许得罪了很多人，但是其人格还是值得钦佩的，其一生大多数时间都为民、为国改革，而不是文彦博之类“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其改革思想在现在看来依旧可以说是先进，更不用说在宋朝，但其改革也存在许多问题（如操之过急，过于急刻；所用之人没有彻底贯彻新法），较司马光之类可以说是更务实，强调做而不是说。 但很多教材都说王安石变法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分裂，但是个人觉得王安石并没有结党营私，反而司马光、苏轼之类在元祐更化时构陷新党，编织所谓奸臣传，不更“用心险恶”？ 吴钩老师这本书史料翔实，可以很好了解王安石与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政治变革，作为参考书很不错。

可以这么说，如果王安石的全部计划得以贯彻施行，那么，中国早在1000年前就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了。 难怪民间有人说王安石根本就是穿越过去的，他的很多改革理念真的太太太超前了！他的改革看起来本身就不是为了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宋朝制定的，而是为工商业革命的发展在垫造基石。 王安石变法，从时间上来说，恰恰处于北宋王朝的转折点。宋神宗这位老板也算是一个临危受命了吧，据说是上岗的时候皇家连办红白喜事的钱都不够了，这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在几个王朝的开国之初和快要灭亡的时候出现过。 有人说，王安石的变法理念过于前卫，不符合当时的年代，所以必然失败，甚至说他的变法直接导致了后来北宋的灭亡。然而我们从作者吴钩对当时历史的还原仔细来分析，这话简直错得离谱！ 如果没有王安石变法，宋神宗统治下的王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内部官僚机构人员膨胀，多年的科举制度+崇文抑武培养了众多成天风花雪月并且内斗不止的文官，对外养了很多军队却一直打不过西夏。财政的匮乏和民生的困顿使得整个朝廷依然是风雨飘摇。 如果不是王安石力排众议推出变法，并且不惜以“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气魄，坚持执行各项新法的政策，使得整个国家的财政得意充盈、冗员得以削减、兵库得以充实，神宗这个皇帝怕当时就已经做不到头了！ 看到新法拓边西北的时候尤其能令人感受到当年尚且年轻的宋神宗心中的少年之气，和正在盛年的王安石的雄心壮志。这对中国历史上不多的彼此都得了善终的君臣cp，虽然在漫长的变法中总是面临反对的声音，也曾经一度有过猜忌和梳理，但是始终，他是懂得他的，他也懂得他。 本书还有一个重大的特色是并没有将王安石的每项变法逐一详尽叙述，而是将蕞重要的三项新法：青苗法、募役法与市易法专章讲述。看懂了这三项新法，也就看懂了王安石变法，青苗法曾被后世称为中国国家资本的原型，而市易法更是开丨创了中央介入市场运转的先河。

《宋神宗与王安石》以精炼笔触，再现熙宁变法的激荡岁月。作者不仅勾勒出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的锐意革新，更刻画出宋神宗在理想与现实间的犹疑权衡。书中对青苗、保甲等法的剖析，揭示制度设计与人情世故的深刻矛盾；对司马光等反对者的多维度呈现，则构建出立体历史博弈场。其最可贵处，在于超越简单的褒贬叙事，引领读者思考帝国治理中变法勇气与政治现实间的永恒张力。

可以理解作者倾慕王安石，觉得全天下都负了荆公。但作者似乎从不考虑安石为何屡次看人看走眼，以及为什么那么多人“初支持变法，后又反对变法”，孙觉，李常，韩维，吴充… 多得数不过来，每次都说，“不知为何，这些人上任以后就开始反对变法”。如作者这般选择性呈现史料，全凭主观臆断，自然会“不知为何”，读者也跟着莫名其妙。全书充满了一种开了上帝视角的优越感，令人不适。

作者的这本书，是他众多的宋史书中最好最深刻的一本了。与崔铭的《王安石传》一起，是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好的有关王安石的两本书了，本书更侧重于变法。读后不禁感慨，如果宋神宗能象齐桓公，北宋将会怎样，王安石可一点也不比管仲差。可惜宋神宗耳朵根子软，老关注小事情，临大事没定力，一个皇帝经常问“怎么某样东西价格贵了啊”，能有什么长远眼光啊。司马光白白花了19年编写《资治通鉴》，他自己没从他主编的历史里学到多少，尤其是经济和民生。本书里写的，有的人认为，农业社会里财富增长缓慢，司马光认为的天下财富有定数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其实不然，且不说王安石时代，修水利，开荒，增加了多少土地，增加了多少收成，只要是重视商业，加快钱的流通速度，社会的总财富就是可以增加的，这是现代社会的共识；再者，炼铁业发达，就算很少一部分被用于农具，那么生产效率也是提高的，这些都有利于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不是司马光认为的天下财富是定数。至于苏辙的政治品质和那些认为可以割地换和平的人，真该让他们活到靖康耻的时候，看看割地能不能换来苟延残喘、命如草芥的和平。

虽说这本书也算得上值得推荐的，但作者太多的武断结论了，是啥修炼成果给了他这种勇气呢？ 比如说王安石变法直接导致北宋灭亡，这样的结论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和推导逻辑的。 王安石变法直接导致了国库充盈，不然国库已经开始欠债了，皇帝的私库也要快空了。 只能说抵制变法的力量太强大了，神宗一死，法条基本名存实亡，司马光的行政能力相当差劲。到了基层执行，本打算抑制豪强兼并的措施虎头蛇尾，豪强通过转嫁和阳奉阴违，把更多的税负，差役，劳役都转移到佃农身上去了。 还有士大夫的分类，士大夫最大的基本盘是北宋近亿的人口，能接受教育的人口仍然只有几十万。当官的几万，还有十几万不当官的士大夫，他们才是左右了朝廷里的宰相，上殿的文官的绝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