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社会史论

本书处处可见作者学风之谨严，只是成书太早，今天看来书中观点恐怕略显陈旧了。 另，《历史研究》2025年第6期所载王海骁的《从唐代士族衰亡看史学量化范式的科学应用》对本书士族定义提出异议，现摘录部分相关段落： 「过往量化研究依赖对唐代重要官员中士族出身者的占比进行统计，而此类方法显然需要作者给出非常明确的士族定义。然而，这些定义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自相矛盾。 以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为例，其对士族的定义包括“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家族”，但并未解释此“三世”到底是父、祖、曾三代还是本人、父、祖三代。在同书另一处，作者强调正史“大率只录父祖名号与官职，或及曾祖，述及高祖之例甚少”，因此“如若局限四代或五代方可称为士族，则这些因没有记载曾祖、高祖以上的人物，都将被排除于士族定义以外，显然不甚合理。所以取三代作标准，也因资料的限制所致”。似乎意味着“三代”是排除曾祖的，即只有自己、父、祖三代。把个人成就当作“家世”一部分，显然有违研究社会流动的基本逻辑，从定义上就埋下因果倒置的风险。该定义的“自洽性”也存在问题，因为作者又说，“父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列为小姓”。意味着如果父祖只有一代是五品以上，则本人不是“士族”。但若三代包括本人、父、祖，那么本人五品以上，父祖中有一代五品以上，却符合之前基于“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士族定义，此时本人就应该被算作“士族”（而非“小姓”），这是毛著定义完全不自洽的地方。在士族定义问题上更明显的矛盾之处，则是毛著在另一位置又认为符合“父、祖、曾祖辈三世之中有二世任刺史太守或二千石官者”即为“士族”，既与之前排除曾祖后的“三世（包括本人）”不符，也与“父祖有一代五品以上者，列为小姓”不符，因为若父、曾两辈显赫，只是祖辈不显， 按照毛著的“三世二显”标准，则应为“士族”，而不该是“小姓”。 该书还拓宽“士族”范围，认为很多历史记载中的“世家大族”，即便不符合上述要求，也当被视为“士族”。此处定义更是模糊，相关用词包括 “凡史书皆称大族者”，“柳芳所说的郡姓、虏姓、吴姓”，“正史中所提及的大族”，“旧士族”，“魏晋旧族”，“州郡级著姓”等。毛著并没有说明到底哪些家族、房支或郡姓属于以上用词所涉及的概念。因为这些词所涉概念甚广，在无明确定义情况下采取计量统计，存在把“士族”随意化、宽泛化的风险，计算出来的高官中士族占比因此也会被高估。采用量化统计的历史学研究，应避免士族定义模糊化及自相矛盾的情况。」 王海骁经过考证统计（详见王文），提出如下结论，摘录部分： 「在采用早已被社会学研究成熟使用的多元统计模型纠正谬误后，我们得出与毛汉光、谭凯等‘延续派’截然相反的结论：士族任官优势自唐初至唐末呈逐渐衰退趋势，而科举对阶层流动的意义被过往研究严重低估。简言之，若通过更合理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那么数据所呈现的趋势与中古史学者的观察大体吻合。」 在论文的最后，王如此写道：「总之， 被贴上‘传统课题’标签的中古士族研究，远未到题无剩意的地步。」诚哉斯言！

统计下了很大功夫，参考了何炳棣先生《明清社会史论》的研究路数。无论如何，作为以计量方法研究中古史的开山之作，此书已成为中古史的必读著作了。但标准的制定总不是完美无缺，这就导致对于某些人出身的划分就有争议，比如陈霸先因其“颍川陈氏”的出身，成了士族，西晋正统颍川陈氏出身的陈准却成了寒素。河东卫氏卫瓘不应为小姓，毕竟卫瓘之子能娶晋武帝之女，武帝也曾想替太子司马衷迎娶卫瓘之女，能被皇室考虑成为双向联姻对象的家族地位不会太低。曹魏司徒王朗之孙、卫将军王肃之子、司马炎的舅舅王恂成了小姓。弘农杨氏三杨中，杨珧成了小姓，杨济、杨骏又成了寒素，三兄弟分为两类，不太合理。卫氏、王氏、杨氏都与帝室联姻，能与司马氏帝系联姻的家族难道是小姓？毛氏采纳《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也似不辨析，按世系表记载，崔琰为崔业九世孙，崔林为第十三世孙，但《三国志》载二人为从兄弟。陈寿身处魏晋时期，崔林为曹魏三公名臣，崔琰曾为冀州大名士，不会犯此低级错误，前者记载必定为错，则建立在此错误材料上的结论就值得怀疑了。

①上穷碧落下黄泉，故纸堆里找东西，​用力之勤，收罗材料之丰富，是我辈学子的楷模。 ​②梳理思路清晰，对于魏晋时高门大族的婚宦，对于门阀，二流士族，寒门（不是我们想象的寒门，有时候我们自谦是寒门，你我哪有资格称寒门，我们是冻死骨，是编户）出任中枢到地方官的比例，用力之深，令人敬佩。 ​③我想引用马援写给侄子的一段话：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④当今中国的社科界，因为各种因素的合力（a党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b指标化的绩效管理c强行设置很多研究禁区d文科本来就容易让很多东郭先生滥竽充数e一大群御用狗东西帮主人粉饰太平），我几乎没有任何信心，我希望有良心有点信念的年轻人，如果有所效仿，就以这本书的作者这样治学，不敢多好，至少不会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讥。

中国中古时期，门阀与寒士的界限在铁与血的悲欢中逐渐模糊。自汉末至唐末，近千年间，世家大族把持着知识与权力，庄园经济自成一体。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动乱往往成为社会流动的隐秘通道。 五胡入华，北方士族南渡，衣冠楚楚的贵族与流离失所的百姓在长江两岸相遇。南方山水间，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的诗酒风流背后，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无声更替。北方则在胡汉杂糅中孕育出关陇集团的新贵，宇文泰的府兵制让寒门子弟有了弯弓跃马的机会。 隋唐一统，科举取士，看似打破了门第桎梏。但翻阅两唐书，宰相世系表依然由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旧姓占据大半。真正改变格局的是黄巢起义的冲天香阵，以及随后五代十国的刀光剑影——白马驿之祸中，三十余位朝臣被投入黄河，清流浊流从此合流。 历史的有趣在于，每一次社会震荡都悄然改写命运轨迹。个体在动荡中挣扎沉浮，王朝在循环中裂变重生。那些失意文人的诗篇、墓志铭上的未酬之志、敦煌文书中零落的借贷契约，都在诉说着：中古中国的底色，从来不只是高门贵女的华美嫁衣，更是无数无名者在夹缝中寻找希望的史诗。

又是一本读的酣畅淋漓的历史专著。尽管有些士族标准的分类尚存一些疑义，不过基本上算是能自圆其说。特别是对从西汉一直延续至唐末的数百年大族的分房分支进行数据统计，定量分析。尽管得出的观点并非异义新言，但通过这种新方法及扎实的资料整理概括却为这些观点提供了更加充实坚厚的基础。很多资料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本资料。 另外，运用用统计的方法分析了士族在六朝和隋唐官品与门资关系的不同，在六朝，凭门资即可获得优质的六七品起家官，且很快会可以越过四五品（只要活的久），基本可以官至三品大员，甚至可至一二品尊望；而到了隋唐却加入了进士第或立功的要素，士族靠门荫出身六七品官并非难事，但要想升至四五品要津，则需要有进士及第或立下大功，所以士族的政治地位受到了约束。但士族在社会的声望却并未减低，依旧是社会公认之大族。门资的政治作用下降的速度和社会作用下降的速度不一致。有些观点可以与谭凯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衰落》一书参照。（两者的方法上也相近）其原因何在？科举官品与门资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还有另外的重要因素为我们轻视或忽视？

国内学者韩昇已有对毛著的精彩评述，观点犀利可观。 《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这本书命名为“社会史论”就已经表明他试图用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古史，理论渊源，昭然若揭。毛汉光先生“绝大部分时间在思考士族政治，但同时亦撰写若干篇官僚制度的文章，希望能将历史中社会、政治诸领域作某一角度的结合，其间的关键人物是士族。”毛先生的学术旨趣在于通过量化分析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对中古时期的社会与政治进行重新探讨，意图突破“陈寅恪范式”。 毛先生的学术特色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这一领域是极其鲜明的。仇鹿鸣教授在氏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进行学术史回顾时对于毛先生学术特色的分析可谓独到精辟。仇教授认为，在港台地区的研究者中，毛汉光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一位。从其硕士论文《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开始，就以囊括史传中相关人物记载为基础，采用大规模数量统计的方式，借助于社会流动等分析概念，讨论中古士族社会的成分与流动性等关键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其中既有长时段的分析，也有个案研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几乎可以说是笼罩了一个时代。《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因其如此而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当然，读起来的话，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同一个人，士族、小姓、寒素的定位标准却不一样这类情况时有。

治学精神值得膜拜，这大概就是傅斯年那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真实写照，考据五姓四十四子禁婚家与《新唐书•宰相仕系表》定著房之比较，资料之细致，论证之缜密，令人叹服。作者对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纯粹以穷尽史料的数据统计来说话，在我看来已达严谨治学的天花板，如有胜者，当属作者的另一篇《唐代大士族著房著支之迁移》，我是当天书来膜拜的，直接粗略跳过去，没能力细读。

可能是好书，但是纯堆砌数据太干了，恕我实在读不下去，告辞。

适合对魏晋到唐朝家族升迁下降感兴趣的人看，大部分是各种统计标准和解释评析。看完以后有一个非常客观可靠的认识。

十多年前初读时，震惊于毛汉光在陈寅恪的路子上做出的数据化研究。此次则惊叹于毛本人的卓越眼光。虽然有些量化统计今日看来有些粗疏，但无伤大雅。近四十年来中古士族研究的方方面面除宗教部分外，基本尽皆囊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