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命运：王朝治乱兴衰的历史逻辑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有时候还会遇到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萨特讲述了一个青年人艰难选择的故事，是守护着身心都依赖于他的老母亲？还是毅然决然去参加复国战争？他说:"他发觉到他自己遭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一种具体而直接，但只为了一个人；另一种则为了一个无限大的目标——国家全体——但也因此而模糊不清，而且可能中途受阻。同时，他也犹豫于两种道德之间，一方面是同情个人情感的道德，另一方面则是范围广泛而真实性值得怀疑的道德。他必须在这两者中做一个选择。"在电车难题里，至少有一个预设，就是你能够选择，意志是自由的，但在现实中，这一点殊为可疑。在《三国志》裴注中也讲了一个故事：“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谘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这个太子就是曹丕，邴原在回答的时候是"悖然"的，这个悖然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恐惧。选择也许只是刹那间的念头决定的，但能对"君"说出来，真的难为他了。

对本书的评价看是落在标题还是本书的实质，如果落在标题，那么本书有点太杂了，因为本书实际上是对多个作者依托于当时要出版的那本书的访谈集。如果落在实质，那么本书是一本很不错的拓宽视野的科普书，引导读者对宗教学、民族学、区域史等领域的初探。从访谈问题上来看，作者在绝大部分访谈中都对访谈对象的书和研究内容较为了解，但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也有点过于关注场外，尤其在许宏两章格外明显。访谈对象绝大多数都在说人话，还是比较好读的一本书。一本大型多主题导读书。

我的历史逻辑，是要回答"为什么中国成为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模式？"。 当然可以。以下是对我们刚才讨论内容的系统性、逻辑清晰的总结，涵盖地理基础、制度演进、文化整合、权力控制与皇权继承等关键维度，全面解释**中华文明为何能在两千多年前率先实现大一统，并长期维系这一格局**： --- ### **中华大一统文明的形成与维系机制：一个系统性解释** #### 一、**地理与制度奠基：大一统的初始条件（先秦—秦）** 1. **地理优势提供整合底盘** - 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连片广阔、水系相通，构成农业与人口核心区； - 西部青藏高原、西北沙漠、西南横断山脉形成天然屏障，使中原核心区长期免于多线外敌大规模入侵，得以集中精力内部整合。 2. **商鞅变法构建国家动员能力** - 废除世卿世禄，推行郡县制、编户齐民、军功爵制； - 国家首次能合法、直接、大规模征调全体成年男性为兵为役，实现“举国体制”式战争动员； - 这一能力使秦国在战国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统一引擎。 3. **秦朝完成物理层面的大一统** - 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货币，修建驰道； - 打破六国制度壁垒，建立全国性行政、经济、交通网络； - 虽因高压速亡，但为后世提供了“大一统”的制度模板。 --- #### 二、**文化与人才机制：大一统的认同基础（汉—唐）** 1. **儒家意识形态确立合法性** -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春秋大一统”理论将统一神圣化； - “家国同构”“三纲五常”将政治秩序伦理化，使“天下一统”成为文化信仰。 2. **人才选拔机制逐步开放** - **察举制**（汉）：由地方推荐“孝廉”，开启士人入仕通道，但后期被世家垄断； - **科举制**（隋唐起）：自由报考、唯才是举，打破门第壁垒，使平民可通过读书进入政权； - 科举不仅促进社会流动，更将全国士人纳入同一价值体系与利益结构，强化对中央的认同。 > ✅ 制度+文化双轮驱动，使“大一统”从军事征服转变为**可自我修复、自我再生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 #### 三、**权力控制机制：防止分裂与异化的制度演进（宋—清）** 1. **军政分离杜绝地方割据（宋代）** - “杯酒释兵权”、更戍法、文官知州、枢密院掌调兵权； - 彻底终结唐末以来武将拥兵自重的局面，确保“强干弱枝”。 2. **君主专制极端强化（明清）** - 废除宰相（明），设军机处（清），皇权高度集中； - 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监控百官，打破官僚信息垄断； - 严禁宦官干政（清）、后妃见外臣、外戚掌权，系统压缩权力旁落空间。 > ✅ 通过制度设计，历代王朝不断**收束权力流向**，使地方、武将、外戚、宦官等传统割据或篡权力量逐渐边缘化。 --- #### 四、**皇权继承的悖论：制度成功与终极脆弱** 1. **权力异化风险被大幅抑制** - 宋以后，外戚、宦官、武将干政基本绝迹； - 清代更以秘密立储、后宫隔离等制度，力图实现“纯粹皇权”。 2. **但皇权仍依赖“具体的人”** - 皇帝可能年幼、无能或早逝，导致权力真空； - 在危机时刻（如晚清内忧外患），社会对“稳定中心”的需求压倒制度约束； - **慈禧垂帘听政并非制度失败，而是制度在极端条件下的“合法例外”**——利用祖制中“太后辅幼主”的应急机制填补皇权人格空缺。 > ⚠️ 这揭示了传统皇权的根本悖论：**追求绝对集中，却无法脱离凡人载体；试图杜绝代理，又不得不依赖代理人**。 --- ### **结论：中国大一统的独特路径**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公元前3世纪率先实现大一统，并在此后两千年中“分久必合”，源于一套**多层次、自强化的系统**： - **地理**提供安全腹地； - **制度**（郡县、征兵、科举、军政分离）保障治理能力； - **文化**（儒家大一统观）塑造共同认同； - **权力控制机制**持续压缩分裂风险。 这套系统虽在近代遭遇挑战，但其历史韧性，正是理解中国政治传统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钥匙。 > 正如古人所言：“**百代皆行秦政法，万世不废孔孟书**”——制度与文化的双重遗产，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文明的超稳定结构。 以上来自Ai互聊后文本总结。

这本书刚好和最近写的一篇小文的思考有些许关联性，发在评论区请各位书友斧正。 论中国企业与全球化 人在夜晚的思考与白日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发散性，夜晚的思路是杂乱无章的飞到哪就算是哪，今日的思考也来源于夜晚和朋友的一段闲聊。 之前在国内创业时很少听到有创业者谈论到全球化这个概念，绝大多数无非是国内的某一个群体，来美国这一年多所碰到的创业者则截然相反，尤其是湾区的创业者即便是三四个人可能连PMF都没有走完的小团队所一开始勾勒的便是怎么让自己的产品覆盖全球，乃至于我的新项目也受到此影响夸下豪言壮语希望自己的AR眼镜能卖到阿富汗巴米扬省让那的穷孩子也能用上我们的产品。但同样引发我的沉思为什么同在太平洋两边的两个世界大国的企业调性却几乎截然相反？以下是我的一些思考： 局部优势掩盖整体优势（"大本营陷阱"），这个结论来源于我最早读《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书中观点不在本文中做一一赘述，仅仅讲讲我所提炼的核心观点。中国在东亚乃至于整个世界来看最早迈入封建制帝国的文化认同性国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民族众多的早期帝国我们的先民很明智的选择了封建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帝国）为国家体制，而这一封建制完全区别于罗马帝国，其核心在于文化的法理基础几乎在同一时代两个东西两头的超级帝国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罗马帝国在形式上始终背着一个共和国的壳。奥古斯都以后的皇帝叫"Princeps"(第一公民)或"Imperator"(统帅)，权力来源理论上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PQR)的授予。皇帝不是"天命所归"，而是一系列官职(执政官权、保民官权、大祭司长等)的叠加。即使到了戴克里先以后皇权绝对化，罗马法的传统依然把皇帝权力视为一种源自人民的、可以谈判的东西——这个观念后来演化为西方宪政传统的远源。 而中国则自西汉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派所诠释的天人感应说，自此之后皇帝被彻底归结于上天之子，代天牧民，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完全区别于罗马的民权制度，皇帝作为天命的唯一代言人其合法性来源于不可经验的上苍而非人民（王道通三），而臣子本质上是天子的臣仆，严格以上是雇佣关系，而到明清时期这一关系则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成为了门生（家奴）。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包括后世的心学、理学、气学、事功论、考据学，而这又大大区别于西方罗马帝国解体后的教权与王权对立统一的关系，即便在同一时期的魏晋南北朝皇权被世家大族所严重削弱后来者也无不只是在此前基础上打上补丁而非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这一现象则进一步启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在遭受蛮族帝国解体之后分裂为东西罗马，尤其是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也同样几乎如出一辙乃至于过犹不及的陷入了门阀政治（欢呼继承法），而最终还是走向了消亡？这里因为篇幅有限我不在宗教、民族文化、地缘展开了直接回归结论，本质在于中国人深刻意识到了在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帝国想要能在最大程度上调动生产资源在当下的生产力下最优解就是封建制。因为以儒家文化为根本的中华帝国制度是对于前现代国家治理成本难题的最优解。这是一个高度自洽的制度生态，在这里我简单把必然逻辑要素罗列，便于阅读理解：郡县制、编户齐民、科举制、儒家文化统一认可。 在这样高度自洽的制度生态。任何一个要素被破坏，其他要素会倾向于把它修复，但同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上尝试对于这一套系统进行大规模改革的先遣者也无不失败，这套制度的强大之处也正是它的局限之处。它擅长维持，不擅长突破。它高度整合，难以产生多元竞争。它的合法性建立在过去(祖宗之法、三代之治)，难以面向未来。它的官僚系统追求稳定而非创新，它的财政追求收支平衡而非经济增长，它的意识形态追求和谐而非辩论。 所以当19世纪西方带着工业革命、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科学革命打进来时，这套精密均衡的制度无法有效回应——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笨，而是因为这套制度就是为稳定而设计的，而稳定是与剧变对立的。茅海建《天朝的崩溃》讲的就是这个悲剧：系统越精密，它的盲区就越大；系统越自洽，它的转型就越困难。 所以回归本文主题，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很少在创业早期就具备全球化的愿景？因为中国:主流 VC 的 LP 是国内产业资本 + 地方政府引导基金 + 国内保险资金。地方政府给你钱的时候,合同里经常有"落户条款"——公司注册地、税收、员工必须留在当地。这种资金结构,逻辑上就反全球化。更不要说利益明显的本土化保护了，而这一特性源头在哪，我在上文讲了一些但还不全面，但鉴于某些原因只能讲到此了，而在硅谷的背后则是资本全球化的来源这一背后的天然选择就决定了根性上的区别。 而中国本土的广阔市场（人口）和极其单一的文化属性则对于初创公司早期无一提供了极其优渥的土壤，而其特殊的封闭性又进一步缩窄了全球化资本进入中国的渠道，但同样这一早期优势正于我上文大量篇幅解释的局部最优解而言一样，当中国的企业在本土化成为行业龙头想进一步向外扩张的时期则反倒成为了阻碍。这是因为中国企业从创立初期的服务对象就是面向中国用户的而公司的基因就扎根于此进一步从细节展开例如我相对熟悉的互联网行业而言，从一开始就考虑国际化(i18n)/本地化(l10n)那一刻就注定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了。当然这里还有语言普遍性，国家政策，人才国籍等等差别。但我觉得这些显而易见的答案不值得我浪费笔墨展开接下来重点结合我的个人亲身经历描述下文一点。 社会价值背书所导致的故事叙述性，讲一个大多数人应该都听过的话，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先生曾经说过悄悄干，失败了也不丢人就当没干过。中国的创业者对创业失败这一背后所产生的羞耻感或者说社会态度是完全区别于硅谷的。在硅谷创业失败对投资人而言是加分项，这一点除了从上文描述的儒家文化特性而言：不成功便成仁，朝闻道夕死可以除外。我们全社会经济结构所导致的风险厌恶也是绕不开的命题。这里我列举几个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乃至于从今日世界去看儒家文化影响力甚至超越中国的国家方便大家去去理解。同样是一无所有的草根起家，我们的邻国的韩国的历任总统几乎无不是此，乃至于卢武铉总统考律师资格证考了九年七次才成功上岸。这样的光景也短暂的存在于中国的90-08年期间。 最后以古起论如今，那就还以古而结今尾。正如清末康梁变法，康有为巧用何休张三世之论——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君主立宪时代(对应当时欧洲、日本)；太平世——民主共和乃至无国家的大同世界。我想做一点补充，商业的发展也显然符合这一特定规律，从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思维残余到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GDP竞标赛、土地财政、产业园区);我对国家的上层智慧时常感到惊叹！中国最聪明的人也显然不在企业而在政府·，再到从十二五规划（一带一路、统一大市场、医保改革）以来党显然也早就预见到了我一个后学疏漏所堪堪才明白的道理，而相较于西方世界所谓的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而言，我党更擅长于群策群力后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体现就在自2020年之后大量本土企业从创业初期就所预见且规划的全球化愿景的无数企业（米哈游、抖音、Shein等），换而言之企业的调性的背后是政策规划的导向性，改革开放的·任务与使命几乎可以说是完美收官了，而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才刚刚开始，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显而易见的是很快在深圳、上海、杭州等沿海城市（尤其是海南封关），00后开始成熟走向改变世界的道路上，曾经独树一帜的硅谷之火也必然在我960万公里的辽阔大地上野火燎原。 ​ ​

从国家层面上看，清政府的税收也增加了，所以官员们也倾向于鸦片合法化。到了1876年之后，《烟台条约》明文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老百姓也可以合法种植罂粟、加工鸦片了，只要缴税即可。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就从进口鸦片变为自产自销了，这也为后来因为种植罂粟而大量占用耕地，从而导致粮食减产及可能带来的饥荒埋下了祸根。

一、整体评价 1、不同的被访者专业不同，个人特点鲜明。 个人最喜欢侯旭东老师那章，放第一章放的特别好。讲结构、讲代理、自下而上的真相。对当今的国家、企业治理等有现实意义。 部分老师很“自我中心”（像我主编的…我…），但专业部分逻辑挺严谨、层次清晰。 2、不同的记录者水平差异很大，有的水平还不如AI转写语音记录，尤其点名罗新那章。 3、部分过于追求说圆故事，强制因果。 二、历史的视角和借鉴 1、见微知著 从“从律令规定、诏书的作用、传舍运行以及运行中产生的问题和应对等不同角度去观察”，看执行效果、互动、“搭便车”行为等。 2、自下而上 -“观察过去，我们不能仅仅站在朝廷的角度，出土文书因基本是郡县的文书则提供了自下而上立体观察的视角。” 3、横向比对 -“我们要将不同立场的叙述放在一起，注意各自的产生方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而不是简单地以传世文献为中心强调补史、证史（这里的“史”指的是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就能让我们知道传世文献的局限性——传世文献的叙述实际上是带有特定立场的。” -“出土材料提供了矫正传世文献局限性的契机，它们提示了传世文献是有立场、有边界的。” -“对于一个社会等级来说，处在更低等级的人就是边缘人群；从性别来说，女性就是边缘人群。”（罗新） 4、天命人为 -“这样的历史观念很重要，它构成了一个时间序列，由于天命被定义为可因统治者的行为不断被授予—被剥夺—再被授予的，因而人类的历史也被定义为天命在时间中实现的过程。” 5、以史为鉴 -魏晋名士“演而优则士”，自知，现代人演，但不自知。“但现代人的“表演”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不自知”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很多人所展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己。相反，尽管我认为魏晋名士善于表演，但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他们对自己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他们在公共空间所展现的也更接近他们本真的自己。这是不同之处。” 6、关于顺民 -“说到底，小民完钱粮、应差役、供养君主，还要对君主感恩戴德，庆幸有君上的管制才有家的存在。这种家国观念显现了“君强民弱”的实质。”

记述与所述对象之间总会存在距离，可以说一旦形成叙述就会有叙述者的立场与观察角度，不可能存在无所不包、客观如实的上帝视角。 如何观察制度，是要认真反思的。我经常讲，一个制度表面看是很多具体的条文，好像是抽离于人的有形的实体，那不过是制度的表述，实际的制度存在于运作中，一旦制度出台开始运作，就无法脱离执行制度的人、受制度约束的人等，不再是抽象的规定，而是与形形色色的人产生了关联，也就会在运作中产生与纸面的规定有差距的变动，日积月累就会引发制度规定的变化。因此，观察制度要将制度放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中去思考，就会将纸面的规定与实际的运作，规定制度的人、执行制度的人与受制度约束的人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放在一起思考，这样可以拓展制度研究的空间。 西晋时的三公尚书刘颂，他说过一段话对于理解中国的法很有帮助。大意是，不同位置的人，与律令的关系不同，主者守文，按照规定办；大臣释滞，解决律令叙述中的矛盾和疑难；人主权断，皇帝可以根据情势超越律令条文的规定来裁决。刘颂最后概括说，这样三方面都做到了，就叫“法一也”。这段话收在《晋书·刑法志》中。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实践，总会有人超越制度的规定，还有人试图绕过制度来行事，因此很难想象可以单纯依靠制度建设来解决问题，这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传统有相当大的不同。今天，绝大多数人早已忘记了这种行之数千年的传统，而接受了“制度决定论”，误以为出台个制度、颁布个法律就能解决某些问题。 西方的“政体分类说”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的印记，且内涵也颇为简单。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比它要复杂得多，实际需要一些更复杂的描述，要基于对两千多年王朝时代的机制性的理解。换句话说，民主和专制这样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都不足取。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从史书角度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对整个帝国包括基层的官员来讲，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呢？这也不好说，除非是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内容。 进而探究中国艺术由纹样传统向状物传统转折的观念与制度动力。缪哲认为，这一转折与汉代意识形态的构建有必然联系，“综合考古与文献记载，可知由纹样向状物的转折——或中国绘画传统的确立，乃是西汉后叶始告完成的。这一新的传统，是战国以来所积蓄的再现动量与此时期政治、社会需求相趋同的结果”。 关于封建制的名称。这个问题已有很多学者进行过讨论，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根据我自己阅读得来的大致印象是：首先最初用周代“封建制”这一名称来翻译中世纪西方的feudalism，起因是政治结构的相似，二者都呈现出封君、封臣关系；后来是为了套用苏联传来的“五阶段”社会发展理论，而把中国自战国至清代这一历史阶段也称为“封建社会”，虽然此时的中国已用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再到后来，有学者建议不再使用“封建社会”这同一个名称分别指称从战国至清代的中国以及中世纪的西方，但也有学者从二者都属于地主所有制与土地租佃关系这一经济性质而坚持使用同一个名称“封建社会”。我个人倾向于不用“封建社会”这一名称来指称从战国到清代这一历史时期。 刘守刚：在我看来，政治制度是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繁荣而进行的伟大创造，财政制度是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其背后是公共权力。因此，公共性一开始就是各种税柄的根本特征，只不过在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公共性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尤其在传统国家，由于公共权力与君主人身结合在一起，君主的私人性可能会压倒公共性，但无论是制度建构还是君主个人都从未否认过其中的公共性。例如，我书中（《财政中国三千年》）引用的《商君书》的言论，“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在我书中引用的《管子》《慎子》《吕氏春秋》中都有类似的文本内容。单就我们财政的公共性来说，主要表现为承担至少三个职能：保护安全、发展经济、提供福利。在传统国家，保护安全是最为重要的职能，而发展经济和提供福利则主要是现代国家的职能。 我的朋友何俊志教授写过一本书——《制度等待利益》，他在书中的意思是：目前县级人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运转得并不好，未能达到制度的要求和民众的期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参与代议机构运作的群体还没有成熟的利益，尚未有真正的动力参与代议机构的运转。我想，财税问题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利益，因此从财税问题入手，运用人们对自己利益的关心让基层代议机构运转起来，应该是国家制度进一步现代化的可靠途径。 这个“省”，实际上就是由元朝的中央机关三省六部的省逐渐演化成地方行政区，最后被朱元璋弄成布政使司，清朝又把巡抚和总督体制化，布政使司降级，相当于财政厅长，然后清朝的巡抚辖区（直隶、四川总督都兼巡抚事）就变成了我们理解的清朝内地十八省。 你说服不了其他人，如网上辩论或者面对面辩论都改变不了别人的价值观，这是为什么呢？绝大部分人甚至90%以上的人都是后知后觉的，只有他自己的利益被触动了、被打击到了，他才会产生质疑，才会微弱反抗，才会思考意识形态与社会体制有没有问题；而在没有被打击到之前，他是没有想法的，甚至还嘲笑其他觉醒的人。 说到底，就是绝大部分人缺乏同情、同理心，缺乏逻辑思维，缺乏常识认知，当然会缺乏一个先知先觉的预判，因为他们的预判总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现在，一群人看到别人在受苦或者怎么样还感到暗自欣喜，他们和当年围观喝彩谭嗣同被杀的看客有什么区别？一百多年前“戊戌维新”的时候，中国绝大部分人还是文盲，既得利益集团都想着“保大清”，这样怎么可能改革成功？所以，中国历史一直是这样的，都是极少数人先觉醒了，但是没办法改变。大一统体制虽然提升了整个社会运行的效率，但如何提高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何春秋战国社会发展快，能百家争鸣呢？因为它们每个诸侯国都很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竞争，意识形态与体制的约束放到一边去，首先活下来再说。 清朝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指导设计了一套很理想化的制度，表面上条文严密，实际上处处有悖论。清朝的法规、制度偏重于维护“皇权永固”，不会顾及平民百姓，很多地方甚至没有为官员着想，所以按典章制度往往就行不通。 你所谓“两汉对文学的阐释”，实质就是汉代的文学思想。在我看来，两汉四百年，文学思想走过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变化历程——如果极概括地说，就是从政教附庸走向了独立自主。这个衍变过程很漫长也很曲折，可以区分的发展阶段也可以有不同的认知。我在《西汉文学思想史》《东汉文学思想史》两部著作中将其各区分为三个历史时段，在描述各时段整体演进状貌的基础上详析了重要节点——各阶段具有发展演进标志性的文学思想成果，重点揭示它们的演进意义，整体上描述了两汉四百年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最终趋向。 “草民”的词源出自孔子《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有人解释为：“‘小人’就像草，‘君子之德’的‘风’吹来，他们一定就会顺着倒下去，不能直起来。草民，随德政折腰，服服帖帖，恭顺小民。”

两千年之政，至今没有找到出口。

书名唬人，是对多个作者和其书的访谈集合。 有收获的地方： 1，对番薯玉米的作用有反面观点，认为对清朝人口增长起的作用没那么神； 2，了解传教士参与清政府禁鸦片的过程；以及禁鸦片使得政府税收减少、反而加速清政府灭亡； 历史的连锁反应很有趣。

还没读看到这个书名，就影起了我的注意，很多制度的制定只是授权了部分受众群体或者是制度制定者的利益，然后命运这个产品好似煮菜煮饭的锅盖它会在后期有作用力及反作用力，进而影响命运，影响的是制定者的命运，也会稍微的影响受众群体的命运，当然看哪个政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相信我们中国的很多制度都是利国利民的。然而也可以窥见时代之脉搏。会看这本书，感觉比资本论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