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洞明：读懂《资治通鉴》里的处世韬略

《资治通鉴》素有“皇帝教科书”之称，浓缩了中国古代一千多年的政权兴衰与权力法则，汇集了历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与执政智慧。这本书，不仅带我们了解历史真相，更从书中那些鲜活的历史案例和字里行间，让我们“洞明”贯穿始终的核心处世韬略。 资治通鉴反复强调，个人的才智在巨大的时代潮流（势）面前，往往是渺小的，成功者，首先是识势、顺势的智者。做事情要顺势而为，做人要明势而处。逆天而行，如螳臂当车，虽壮烈却无益。 任何事情，过度了就会走向反面。《资治通鉴》中无数功臣的悲剧，都源于不知“度”。 功高震主而不懂韬晦：韩信，军事才能无人能及，却不懂在刘邦面前适当示弱，最终引来杀身之祸。 锋芒毕露而不懂收敛：三国时的杨修，聪明过人，却处处要显示自己比主公曹操还高明，终招致祸端。 启示：藏锋守拙，知止不殆；得意时不要忘形，要留有余地；有权时不要用尽，要懂得分享；说话办事，恰到好处，过犹不及。 书中充满了“忍”与“不忍”的对比，成大事者，必有超乎常人的忍耐力。 如：刘邦在实力弱小之时，对项羽百般忍耐，甚至赴鸿门宴示弱，最终赢得时间，积蓄力量；司马懿面对诸葛亮的羞辱和曹爽的排挤，隐忍不发，等待时机，一举成功。 项羽垓下之战，因无法忍受失败的情绪，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选择自刎，失去了卷土重来的机会。小不忍则乱大谋，情绪是决策的最大敌人，在面对羞辱、不公或挑衅时，能为了长远目标控制住当下的情绪冲动，是一种顶级的能力。 《资治通鉴》非常务实，它看重的是最终的实际效果和实力，而非空洞的道德口号。 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名义上尊奉汉室，在实际上积累自己的权力，这比袁绍等人空谈忠义，却无实际行动要高明。在处世中，要分清什么是“名”（头衔、口号、面子），什么是“实”（真正的权力、资源、能力）。要懂得在“名”的掩护下，扎实地做好“实”的积累，不被虚名所累。 尽管《资治通鉴》展现了大量权谋手段，但司马光的核心思想依然是儒家的“德治”，他相信，缺乏仁德和信义的权谋，终将崩塌。秦始皇用严刑峻法和权术统一六国，但秦朝二世而亡，正是因为“仁义不施”。而光武帝刘秀，以宽厚待人，善待功臣，奠定了东汉百年基业。权谋和手段可以赢得一时，但良好的品德、信誉和人际关系，才是事业长久发展的“护城河”。损人利己的算计或许能得逞于一时，但绝不会长久。 《资治通鉴》的处世韬略，归根结底，是教导我们一种 “清醒的现实主义”，它不鼓励我们做天真烂漫的烂好人，也不提倡做阴险狡诈的权谋家，而是希望我们成为一个 “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的智者。

🎈善于用兵的最高境界，并非百战百胜，而是能够在不战的情况下，坐使敌人自困、自屈，以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高手下棋不能光看自己的棋路，还得考虑一下对手会如何应对。 🎈所谓“静”的真谛，就是我有我的节奏，不轻易听别人指挥。 🎈知识能提升人的高度，能开阔人的眼界，也能提高人的能力。注重汲取知识的人，一般来说对外部世界的容纳度更高，也更有能力在长远利益和短暂收益之间做出正确抉择。 🎈人生跑道上，真正关键的助力是什么，是文化，是品性，而不是金钱，不是权势。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与孩子的发展后劲、未来境遇最密切相关的，是品性。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注重品性，希望就只能寄托在孩子自己身上，一旦孩子自身定力不足，那后果就很有可能不堪设想。 🎈感恩遇见

世事洞明！ 1、霍光夺权：新旧权威对抗 汉武帝临终前托孤于四位大臣，其中霍光权势最大，辅佐汉昭帝执政，但汉昭帝不寿，年仅二十三岁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子嗣。霍光和大臣们必须商议、推选皇位继承人，几番讨论后，最终选择了昌邑王。昌邑王名叫刘贺，那一年他十八岁。从身份上讲，他的父亲刘髆是汉武帝的第五个儿子，因此他是汉武帝的亲孙子，也是汉昭帝的侄子，从身份、辈分的角度考虑，选择昌邑王继承皇位当然是合适的。 实际政权虽然掌握在霍光手里，但霍光名分上毕竟是臣，从礼法角度可以压刘贺一头的唯有皇太后。所以如果要废帝，操盘手固然是霍光，但必须事先征得太后的同意，借助太后的权威予以废黜。这位皇太后不只是汉昭帝的遗孀，她本姓上官，而她的母亲姓霍，是霍光的长女。所以这位皇太后是霍光的外孙女。虽然已经贵为皇太后，但她才十九岁，和刘贺一般大。 霍光和二三心腹商量定之后，派田延年去找丞相杨敞。霍光虽然以大将军身份辅政，但名义上的百官领袖还是丞相，所以废皇帝这么大的事要先和丞相沟通好。杨敞一听说要废皇帝，吓得汗流浃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种反应可以理解，大臣废皇帝，自古哪有这样的事？弄不好不仅要被杀头，而且是要被灭族的！田延年看杨敞这个反应，起身出去了会儿，大概是想让他独处以便好好思考。就在这时候，杨敞的夫人从后面厢房里出来了，刚才田延年讲的话她全听见了。她对杨敞说：“你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吗？废皇帝是天大的事，大将军派人来跟你说，你以为是来找你商量的吗？错了，分明是大将军早就安排妥当，来给你下通知，要你配合的。你如果不配合，大将军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为什么？你知道得太多了！”杨夫人把话说完，田延年也回来了，问杨敞考虑得怎么样。杨敞还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杨夫人就代他回答道：“谨奉大将军教令。”意思是我们家老头子唯大将军马首是瞻。大家看这位夫人多厉害。其实厉害是有原因的，这位杨夫人正是中国纪传体史书开山鼻祖司马迁的女儿。 霍光他们在奏章当中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说刘贺在服丧期间居然和汉昭帝遗留下来的一个宫人发生淫乱关系。服丧期间乱搞男女关系本来已经很不对了，何况对象是侍奉过先帝的后宫女性。这种事情不被揭露出来的，大概多得是，一旦被揭露出来必然骇人听闻。刘贺也知道这是严重错误，所以警告那些生活在他身边的人，谁要是敢把这事泄露出去，腰斩。这件事固然证明刘贺这个人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行径荒唐，但我们还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这么私密的内宫生活，刘贺对身边人这么严厉地恫吓警告，这件事还是非常及时地让霍光知道，并写进弹劾奏章里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刘贺认为最私密的空间里，霍光的眼线也无处不在。 《孝经》里孔子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所有的罪行里，不孝是最大的。所以奏章中建议皇太后，废黜这个皇帝。皇太后最后只说了一个字：“可！”表示画圈同意，组织程序就算走完了，刘贺就这样从皇位上被赶了下来，毫无反抗之力。 整个废黜过程中，刘贺的表现很反常，没有任何冒失的举动，也没有像市井无赖那样撒泼打滚，说你们都是串通好的来欺负我一个。而是安安静静地把弹劾他的奏章听完，对其中所举证的罪名，也没有任何表示，只在所有程序完成、自己被剥夺皇帝身份之后，讲了一句话：“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字面意思是，一个天子如果手下有七位敢于谏诤的大臣，那么即便很无道，也不至于失去天下。这是刘贺在整个过程中唯一为自己辩护的话，很简短，态度看上去也很平和，但他一语中的，击中霍光的要害。 刘贺的意思是，即便他把所有的错都认下来，但他平时做的事情大臣们一直都很清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来规谏他、帮助他改正？非要囤积到一块儿，最后安个大罪名把他给废了，这对吗？尤其是霍光，身为辅政大臣尽到平时督导、教育的责任了吗？这个反击太厉害了，厉害到霍光无言以对，只能借故回避这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厉害的地方：以霍光为首的大臣们给刘贺安的罪名是不孝，而且引了《孝经》里头孔子的话作为依据：“五辟之属，莫大不孝。”而刘贺说的这句话，“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恰恰也是《孝经》所载孔子的原话。这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别光顾着指责我违背《孝经》，你们也没好到哪儿去。这比前文分析的第一点还厉害，从针锋相对讲道理的角度看，可以算是绝杀。当然，这无法挽回刘贺被废的命运，现实的残酷性就在于实权常凌驾于道理之上。 政治上失败，道理上不败！ 临别之际，刘贺也是不哭不闹，只是向大臣们作揖拜谢，说了句：“愚戆，不任汉事。”承认自己愚蠢、不聪明，没把事情做好。 昌邑王被废之后，他原先的属下有二百多人被杀，这些人在死前高呼：“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更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时，把这句话给删掉了。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故事，能得到什么教训呢？首先，凡事自己要行得正，这是最基本的道理。霍光对刘贺的指控，难免有政敌泼污水的成分，但也绝不会完全凭空捏造。刘贺以荒淫无度的罪名被废虽然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但也不是空穴来风。 中国古代有个政治成语叫“伊霍之事”。“伊”指的是商朝初年的宰辅伊尹流放年轻而不守规矩的商王太甲，这个故事《史记》有记载；“霍”指的就是霍光废昌邑王。古时候把大臣废黜不合格的君主，称之为“行伊霍之事”。 2、立后之祸：手段正当性 霍光治国有一套，历代学者都不否认。霍光废了昌邑王刘贺，又立汉武帝曾孙、戾太子之孙刘病已为新一任皇帝（即汉宣帝刘询），在此期间有二十七天，汉朝是没有皇帝的。注《资治通鉴》最著名的学者胡三省评论道：“汉朝无君二十七日，天下不摇，霍光处此，诚难能也。”二十七天没有皇帝，居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乱，霍光能把这件事处理好，难能可贵。除了政务正常运转外，更为关键的是，霍光没有让人觉得他有篡夺帝位的野心，所以大家都很服帖，各干各的，没有人惹是生非。霍光的才能和忠诚在这个非常时期都得到了考验。 但在政治上如此成功的霍光，死后留给子孙的却不是无限荣光，而是门庭破落、宗族夷灭的惨烈下场。 霍光能治国，却不能修身、齐家。 汉宣帝早年在民间时已经婚配，女家姓许。汉宣帝还在襁褓之中时，发生了巫蛊之祸，他的爷爷戾太子被栽赃陷害，被迫起兵，最终兵败自杀。刘病已也在才几个月大的时候被一起关到监狱里。戾太子子孙这一支，后来就只剩下刘病已一个人。虽经赦免，像庶人一样长养在民间，但作为身负谋逆大罪的戾太子的孙子，刘病已早年在民间的生活应该是充满艰辛的，婚配不到好人家的女儿便是艰辛之一。在忠于祖父的老部下的热心张罗下，刘病已最终聘了一位许姓女子为妻。这位女子的父亲早年因为犯法受了腐刑（阉割男子生殖器的刑罚）而在宫中担任杂役。这样一户人家，应该说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但即便是这样的人家，当许太太知道老头把女儿许配给了罪人的后代，也非常生气。好在许家老头不是“妻管严”，老太太反对无效，刘病已算是有老婆了。 等到刘病已做皇帝了，这一下什么都来了，很多人巴不得他没老婆，好把自己家的女儿塞进去。公卿大臣们认为许家女身份太微贱，不适合立为皇后，所以在汉宣帝即位之初仅被封为婕妤，皇后要另选名门闺秀。后来大家一知道霍家有意把小女儿纳入宫中，当然谁也不敢跟他们抢，都想附和霍家，立他们家女儿为皇后。当发未发之际，汉宣帝忽然跟大臣们说：“我贫贱时候佩过一把剑，现在虽然富贵了，但怀念旧物，你们帮我去找找看。”大臣们很纳闷，商量立皇后呢，找贫贱时候的佩剑干吗？有聪明的臣子立刻悟到了，皇帝这是在暗示不忘旧情，皇后人选倾向于贫贱时候和他做夫妻的许氏。明白皇帝的意旨之后，大臣们也很配合，马上建议，请立许氏为皇后。皇后人选就这样确定下来，霍家女儿第一次谋求正宫之位的企划失败。从中可以看出，汉宣帝这个人有很了不起的地方，虽贵为天子而不忘本。古人处理夫妻关系有“三不出”之条，其中一条叫“先贫贱而后富贵者”不出，如果这个老婆曾陪伴着你度过最艰辛、最贫困的日子，等你以后富贵了，就不能休弃她，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之一，很多人却做不到。汉宣帝能做到这一条，确实难能可贵。 古时候并非只有男人有名有字，有些女性同样有名有字。古人称字不称名，是表示亲近。 霍光闻言大惊，要不怎么说他治家严重失败呢，老婆仗着他的权势铸下弥天大错，他竟然到这时候才知道！该怎么办？霍光一开始想自我检举，却始终犹豫下不了决心，这么干虽然符合道义，但霍家肯定要遭殃。直到下面负责办案的把公文送到他办公桌上来了，向他请示这件事该怎么办理，霍光最终才作出一个决定。这时候的霍光，平时处理国家大事时的智慧和魄力都不见了，作出了和普通人一样自私的抉择，大笔一挥，在公文上批示说，其他的人都要好好审问，淳于衍这个人可以放过，不必审了。因为霍光是首辅大臣，重大事件在到皇帝那儿之前，都要先向他汇报，向他请示。霍光就利用这个权力把淳于衍给放过了，也把霍夫人主谋毒死皇后的事给掩盖起来了。又过了不久，汉宣帝迎纳新皇后，这位新皇后就是霍光的小女儿。这次霍夫人如愿以偿了，小女儿终于当上皇后了。 所以大家记住，首先，千万别去干坏事；其次，干了坏事暂时没被发现，不是福，而是更大的祸！它会让你误以为干了坏事可以逃避惩罚，而去积累更多的罪恶，最终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穷奢极欲之心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无礼。 古人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者之间步步递进。事实上修身不比齐家简单，齐家也不比治国简单。霍光和霍家就是极好的例子。 3、汉宣帝让权：避免冲突 而霍光虽然齐家无方，倒也并非蛮横狡诈的大奸大恶之臣。废昌邑王是迫在眉睫的政治斗争，霍光横下心来做了。但大臣废皇帝毕竟是亘古未有的“逆向行驶”，霍光也从此落下个心悸的毛病，经常心慌难受。说明废昌邑王的时候，霍光也是高度紧张的。 在废黜昌邑王刘贺之后，霍光的权威更是不容置疑。面对这样的霍光，汉宣帝“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作为皇帝，汉宣帝非常收敛、克制自己，反而是对作为大臣的霍光非常恭敬。 阅读史书，我们会发现，汉宣帝对待霍光的态度，有复杂的两面性。 首先，对于霍光为大汉帝国作出的贡献，汉宣帝当然持肯定态度，尤其对于扶植自己上位的恩德，汉宣帝也很感戴。所以，即便因为霍光去世之后，霍氏家人子弟极其不逊，汉宣帝把整个霍家给端了，但在麒麟阁挂功臣像的时候，汉宣帝还是把霍光列为第一，而且还不直呼霍光的姓名，只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以示尊重。 另一方面，汉宣帝对于霍光又极为忌惮。汉宣帝刚即位的时候，霍光陪他去谒见高庙，也就是供奉汉高祖刘邦灵位的地方。两个人乘一辆车，汉宣帝内心什么感觉？“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宣帝近距离接触霍光，居然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不仅是因为霍光不苟言笑，这时候的霍光，刚废了昌邑王不久，这样的权势令汉宣帝忌惮。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昌邑王，很有可能是汉宣帝时常忧虑的问题。霍光去世后，陪汉宣帝乘同一辆车的换了另外一位名叫张安世的大臣。张安世虽然官员品级也很高，但仅仅是品级而已，没那么大的权势，也没有盘根错节的人际网，张安世在接人待物上也比霍光和蔼。和张安世在一起的时候，汉宣帝就能“从容肆礼，甚安近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毫无压力。两相对比，大家就能看出汉宣帝内心深处对霍光的畏惧感。所以民间传一句话：“霍氏之祸萌于骖乘。”霍氏灭门之祸，从霍光陪同汉宣帝乘车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这当然是一种猜测，但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汉宣帝对霍光权势的忌惮。 每个人都会有些缺点、有些问题，所以有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关键看你如何对待、改善这些问题。若不知道自己有问题，这才是大问题。 在权位上的人，正成功着的人，往往忧患意识非常薄弱，古往今来不只霍光一个，直到今天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树大根深没人敢碰，却忘了一句古训：“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一个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多次犯错，或多种错误叠加，遭别人忌恨，这种忌恨可能不表现在明处，明面上别人都对你恭恭敬敬，心底不知道怎么恨你，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班固首先承认，作为一名辅政大臣，霍光是非常优秀的，堪比历史上最富有声誉的辅政大臣周公、伊尹。但在处世立身上，霍光不学无术，不知最基本的道理，其中就包括不懂得自我谦退，不懂得约束家人。 所有掌握兵权的霍氏一党，其军队职务都被清理干净。 这时候另外一桩重大案件被重新翻了出来，就是当年许皇后之死的谜案。民间纷纷传言许皇后的死和霍家有关。因为外界信息不再必须经由霍家才能传递到汉宣帝这儿，所以这样的言论也渐渐传到了汉宣帝耳边。 平时缺乏修养功夫的霍氏一家，在面临这样一种危局的时候，想出了一个更为危险的应对策略：谋反。他们计划让上官皇太后（霍光的外孙女）出面，摆下酒席，召见和汉宣帝亲近的丞相魏相，以及汉宣帝的老丈人平恩侯许广汉（许皇后之父）等人，由霍光的两个女婿在席间暗伏甲兵，趁机斩杀魏相和许广汉，然后发动宫廷政变，废黜汉宣帝而立霍禹为天子。 但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被汉宣帝的人侦知。汉宣帝立即下令逮捕霍氏家族重要成员。霍氏族人担心的灭顶之灾在这一刻正式降临了。霍云、霍山以及霍光的一个女婿，在被汉宣帝逮捕之前自杀了。霍显、霍禹等人被捕。最后的判决结果，霍光之子霍禹被腰斩，霍光之妻霍显以及霍光的几个女儿、兄弟子侄，都遭弃市之刑。受霍氏牵连的家族多达几十家。 霍氏家族还剩下一个霍皇后，也就是霍光的小女儿霍成君。霍氏谋反案发之后，霍皇后当然也被废。虽未被杀，但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讲，就是被打入冷宫。十二年之后，郁郁寡欢的霍成君也就自杀了。霍显毒杀许皇后，本来就是想为霍成君抢夺皇后之位，想把爱女置身于永久的金玉富贵之中。但以邪恶手法得到的东西，永远不可能给人带来安宁。霍成君的后半生可以说正是被她母亲的这种爱活活断送了，这样的母爱真的让人无法承受。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人们都希望读史明智，在看到这样的历史故事时，每位家长都应该掩卷而思，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什么样的爱才对孩子真有帮助。 4、上善伐谋：不战而屈人 中国古代的首席军事谋略家孙子却认为，善于用兵的最高境界，并非百战百胜，而是能够在不战的情况下，坐使敌人自困、自屈，以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直到宋代为止，能以人为本、爱惜民力，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将领只有三个人：西汉的赵充国、唐朝的王嗣忠、北宋的曹彬。 “柔”字诀用兵 所谓“过刚者易折，善柔者不败”，故《老子》云：“上善若水。”没有比水更为柔弱的东西，但是再刚硬的兵器也斩不断水流，这就是“柔”的妙用。 “静”字诀策略 “静”当然不是指真的什么都不干，该调查的，该准备的一个都不能少，甚至要比作战时更谨慎。所谓“静”的真谛，就是我有我的节奏，不轻易听别人指挥。 还要指出，除了“柔”字诀和“静”字诀，赵充国还有个“定”字诀。一旦料准敌情，制定策略，就不轻易动摇。皇帝连下三四道诏书催他进兵，赵充国都不动如山，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努力说服皇帝。不仅赢得了战争，也给国家和百姓减轻了大量负担。赵充国不是不敢战，看他年轻时代所立的战功就能知道，老来的赵充国在积累了更多的军事经验之后，能不凭血气、不以杀戮为目的，为国家和人民赢得和平，这种精神更值得后人尊重。 5、汉元帝仁而无断 今日之盗寇，乃往日之赤子，如果朝廷还是把他们当赤子看待，那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 历史上能做到仁、明、武“三项全能”的帝王少之又少，偏备其中一两项而缺失其余者却多见。有时候这种偏废是非常致命的。比如，帝王的决断要建立在明的基础上，决断的导向要仁爱、爱人。但有些帝王很仁厚，却不明，也就是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也有些帝王，即便在一些事情上很明了，却不具备司马光所说的“武”，优柔寡断，同样会作出错误的决定，使政治变得糟糕。汉代历史上的汉元帝，就是仁而不明、明而不武的帝王典型。 从爱民的角度讲，汉元帝有很多优点。比如，他生活上倾向于节俭，待人也很宽厚。但史学家们认为，正是在这位仁爱的汉元帝统治期间，汉朝开始走下坡路。为什么呢？因为汉元帝在用人上不明，受奸佞所欺。还在很多是非明白的事情上，不能据理而断，受人牵制、摆布。所以在“明”和“武”两大素质上都出问题。 从人的角度讲，汉元帝不是坏人；但从帝王素质的角度讲，汉元帝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司马光批评汉元帝说：“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作为一名君主，这么容易被欺骗而难以觉悟。从三大素质的角度讲，首先汉元帝不明，难以觉察身边人的奸谋，很容易被人利用。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利用。其次，汉元帝无断，明知萧望之性格刚烈，再度下狱会对他造成强烈刺激，依然赋予石显等人查处萧望之的权力，果然导致萧望之自尽。这是汉元帝在明知的情况下，因缺乏刚健的性格和决断能力，所犯的错误。对待萧望之这件事如此，处理其他国家大事，汉元帝同样会犯这样的错误。 6、陈汤功过：权衡优缺点 陈汤曾经为汉朝立过大功。经汉武帝、昭帝、宣帝三代与匈奴的激烈战争之后，匈奴的实力被大幅度削弱，内部也产生严重分裂。重要的力量最终分化为两支：一支由呼韩邪单于率领，被称为南匈奴；一支由郅支单于率领，被称为北匈奴。汉宣帝时代，南匈奴被北匈奴打败，呼韩邪单于投靠汉朝以寻求保护。后来呼韩邪单于和汉朝结成了更为紧密的关系，汉元帝时代迎娶王昭君的，正是这位呼韩邪单于。而北匈奴则在郅支单于的率领下远遁西域。 单于不仅亲自披甲登城，还让几十位夫人都登上城楼，持弓与汉军对射。在兵器制造方面，汉人比匈奴先进得多，无论是弓弩还是刀戟，都比匈奴的武器精良。所以对抗了一阵之后，郅支单于被汉军射中了鼻子，而其夫人中有不少在城头就被射死了。 郅支单于在战斗过程中，遭重创而死。汉军斩获匈奴阏氏、太子、名王等一千五百多人，可谓大获全胜。 陈汤通过这一战，铲除了汉朝在西域的心腹大患。虽然当时北匈奴的实力完全不能和匈奴鼎盛时期相比，但击杀单于，确实是卫青、霍去病等抗匈名将未曾取得过的战果。所以陈汤非常响亮地提出一句口号：“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陈汤这个人除了胆大外，还有一个特点，生性贪婪，可能和小时候过于贫穷有关。在征讨北匈奴获胜后，他非法占有了很多缴获的财物，这一点又被官吏们抓住把柄，直接派人去军营验查。这样一来，陈汤立功之后不仅没得到封赏，反而受到追查。于是陈汤向汉元帝上疏，说自己为朝廷立了大功，不仅没有使者来劳问，反而派人来查，朝廷这不是在为郅支单于报仇吗？汉元帝觉得这一说也有道理，就让追查陈汤经济问题的官吏停了下来。 汉元帝在陈汤斩杀郅支单于的次年，将年号改为“竟宁”，意思就是说大敌已除，边境安宁。从中可以看出，汉元帝对此事的评价是非常正面的。他只是不愿意公开和丞相、大臣们唱反调，因此没有奖赏陈汤。现在有持不同意见的大臣发了声音，汉元帝就有了底气，下令封赏陈汤、甘延寿。经过和丞相匡衡等一批反对派讨价还价，最终决定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为关内侯，各食邑三百户。 这位匡衡丞相看样子是和陈汤耗上了。汉元帝去世，汉成帝继位以后，陈汤又有把柄被他拿住。匡衡对汉成帝说，陈汤出使西域，不能奉公守法，贪盗西域诸国的财物，不成体统，不宜身居高位。就这样，陈汤又被罢免了。应该承认，陈汤的确有本事，在剿灭郅支单于的过程中他个人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陈汤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这就不得不谈到他的一项致命缺陷：贪婪。 贪婪的性格一旦养成，人的欲望就会变得无止境，就会犯致命的错误。 在汉代前期，往往建造一位皇帝的陵墓，就要迁徙关东地区富豪的人口到这个区域，形成一个新的县级行政单位。 皇帝的陵墓都要高出地面好多。 综观陈汤这个人，是有才无德的典型。因为有才，他能做出一番事业；因为无德，终究格局狭小，乃至祸败。 7、红颜祸水：拒绝诱惑 有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红颜祸水。这个成语就和汉成帝的好色有关。 飞燕不是这位姑娘的真名，而是因为她身轻如燕，舞姿轻盈如燕飞凤舞，故而被称作“飞燕”。据说这位姑娘身材纤巧、舞姿灵活到能够在武士托起的铜盘上起舞，号称“掌上舞”。 和身材纤瘦的赵飞燕相比，杨玉环以体态丰满著称。两个女人，一骨感一丰满，代表两种美的类型，而且一个在汉朝，一个在唐代，分别代表两个大时代。赵飞燕进宫后，汉成帝从她口中得知她还有个妹妹叫赵合德。于是汉成帝命人把赵合德也接进宫，结果一见之下更为倾心，赵合德比她姐姐赵飞燕还漂亮，“左右见之，皆啧啧嗟赏”，凡是见到赵合德的，都是交口称赞。 可想而知，从此之后汉成帝后宫生活的内容就非常丰富，这当然影响到他处理日常朝政。白居易《长恨歌》里有这么几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虽然说的是唐明皇宠爱杨贵妃的情况，但放到汉成帝身上大概也差不多。 人们认为，汉朝在五行当中对应的是火德，所以我们也称汉朝为“炎汉”，用“炎”字称呼汉朝，就是从火德这儿来的。就跟老百姓俗话说“一物降一物”相似，金、木、水、火、土也都有相生相克的道理。火的克星就是水。这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符，水是用来灭火的重要物质。懂了这一套，就不难理解淖方城这句话了。淖方城把赵氏姐妹看作祸败汉朝德运（火德）的克星，火的克星是水，故而称她们为“祸水”。这就是“红颜祸水”的出典。 凡碰上有人批评司马光，我都会对他说“且慢”。你确定是司马光错了，而不是我们的认识不够深入吗？“红颜祸水”的故事，司马光用了野史没错，但并不见得是司马光错了，而是另有深意在其中。 一次汉成帝在后宫游玩，要班婕妤和他坐同一辆车。这代表皇帝对她的宠幸，很多后宫女性求之不得，班婕妤却拒绝了这次与皇帝同乘的机会。班婕妤的拒绝理由是：“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古代图画里面，与贤君圣主同乘的都是名臣。因为他们可以帮助君主处理各类复杂的事务，甚至可以纠正君主的错误，君主最需要这样的人。只有那些昏庸荒淫的末代君主，才整天和宠爱的妻妾、佞臣在一起，而远离名臣贤人。皇帝让她同乘，固然是一种宠爱，但这样的场景不是很像那些昏庸荒淫之君的所作所为吗？班婕妤觉得，这样的话，她自己不也就变成妲己一类的人物了吗？所以她拒绝了皇帝的恩宠。班婕妤出身书香门第，班家子弟都知书达理，出过不少卓有成就的人物。比如大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以及东汉交通西域的功臣班超，这两兄弟就是班婕妤的侄孙。 班婕妤虽然是汉成帝早期最宠爱的女性之一，但她却能用自己的语言、行动来劝谏汉成帝，不能因好色而忘了一位君主真正的职责。班婕妤的这种品德，也受到了汉成帝的欣赏。等赵氏姐妹入宫后，宫里的形势就变了，规矩也乱套了。这姐妹俩一进宫就开始大搞后宫斗争，为了专宠而诬告许皇后、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所谓“媚道”是一种独特的巫术，妇女通过这种方法祈祷神灵、诅咒竞争对手，使得某位男性专心宠爱她，而对其他女性失去兴趣。赵飞燕说，许皇后、班婕妤因为嫉妒皇帝有新的女人了，所以用这种巫术进行报复，诅咒后宫其他女性，而且诅咒语言涉及皇帝，对皇帝不利。这是一条毒计，让本来相对宁静的后宫，一片鸡飞狗跳。几个月之后，赵氏姐妹的告发发挥作用了，许皇后在她们的诬告下被废黜，打入冷宫。许皇后的亲属也受牵连，或被诛死或被流放。又过了一段时间，赵飞燕如愿以偿地被汉成帝立为皇后。 班婕妤说，好好做人，以正道修行，还不见得能蒙福，更何况以邪道修行，焉有得福报之理？假使鬼神有知，定然不接受这些不道无理的请求；假使鬼神无知，那求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这样的事她是不会做的。 最大的两件事：一是汉成帝暴崩，二是汉成帝无嗣。 皇帝暴崩，舆论哗然，民间传言也闹得沸沸扬扬，众口一词指责赵氏姐妹，尤其是妹妹赵合德。因为妹妹长得更漂亮，她进宫后，姐姐赵飞燕受的宠爱大减。所以大家都觉得在诱惑汉成帝荒淫无度的问题上，赵合德负有更大的责任。于是汉成帝的母亲皇太后王氏命大司马王莽会同一些重要官员，严行查问成帝起居、发病状况。赵合德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自杀了。 这里当然充满了古人的一些偏见。古时医疗卫生知识不发达，有些深藏的疾病未必在平时表现出来，汉成帝的暴崩可能有不为当时人所知的疾病因素。汉成帝与赵合德宣淫固然是事实，但也不能单方面指责赵合德。不过人们也能从中获取一些教训。汉成帝好色败德，我们挪后再谈。从赵合德的角度看，她费尽心思要做皇帝宠爱的女人，目的虽然达到了，最终却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任何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利益，都不会是免费的，用当下流行的语言讲，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而且，你获取的利益越大，付出的代价也越沉重，历史不停地向人们揭示这个道理，人们却不停地重复犯这样的错误。 汉成帝宠幸赵氏姐妹多年，赵氏姐妹却一直没有产子。据说汉成帝曾经和其他后宫女性产有子嗣，因遭到赵氏姐妹迫害而夭折。汉成帝在世时，赵氏姐妹贵盛无比，知情者无人敢言。汉成帝去世以后，这件事被揭发出来受到朝廷追查。 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规则里，皇后为天下之母范，皇子为天下之根本，都是关系重大的问题。在汉成帝、赵合德之间，像小情侣吵架一般，把这事就给定下来了。许美人生的孩子还在，这事还没算完。为了向赵合德表明不负卿的初心，汉成帝居然和赵合德一起，亲手把孩子给杀了。最后让宦官把小孩的尸体一埋了事。 “红颜祸水”这个故事的确出自野史，但汉成帝好色败德，赵氏姐妹污秽后宫，国统绝嗣，政治衰败，确是事实。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是超一流的大学者，未必不知“红颜祸水”是有明显硬伤的野史故事，但最终还是决定将它用在《资治通鉴》里，是因为借此告诫后世皇帝不可沉湎酒色以败乱政治的意义更大。这也是紧紧围绕《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皇帝教科书”所作的取舍。我一直强调，在司马光面前我们还是谦虚点儿好，不要抓住《资治通鉴》一个所谓的疏漏不放。 若要全面看一个人，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能光听他怎么说，关键是得看他怎么干。 8、把握规律：何以待人 汉代的制度，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是分得很清楚的。国家财政的性质是公，由政府部门中的大司农主管；皇家财政的性质是私，由专门负责皇家收入支出的少府掌管。两者不可混淆，皇帝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擅自动用国家财库里的钱。不要说赏赐亲戚宠臣不能动用国家财政，哪怕是皇帝自己乘的车，财政来源都有讲究。只有当皇帝代表国家有所行动的时候，比如亲自率军征讨，那么他乘的车可以由国库拨款。如果皇帝是巡行出游，所乘车的费用就必须由少府承担，不能挪用国库经费。为什么要区分得这么清楚？因为国家财政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儿收来的税，老百姓的钱要确保花在国家建设和安全防卫上，不能乱花，所以要制定这么严格的制度。 “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这句话振聋发聩啊！官爵是用来授予天下贤能之士，共同治理天下的，不是供帝王赏赐私宠的。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令人敬佩。 在中国古代，有皇太后，有太皇太后。这些名词大家都熟悉，皇太后指皇帝的母亲（不一定是亲生母亲，一般是先帝的正配皇后），太皇太后指皇帝的祖母（也不一定是亲祖母，一般是皇祖的正配皇后）。但在汉代历史上出现过一位“帝太太后”，这个名词在当时很新鲜，不熟悉历史的朋友也会感到陌生。 汉哀帝时代，傅太后除了积极为亲属谋求官爵利禄外，最处心积虑想要的，莫过于要为自己正“太皇太后”之名。问题是当时汉成帝的母亲王政君还在，她是汉哀帝的祖父汉元帝原配皇后，是名正言顺的太皇太后。傅太后虽然是汉哀帝的亲祖母，但只是汉元帝的昭仪，在讲究身份等级的古代社会，怎么可能和正宗的太皇太后平起平坐呢？ 汉哀帝无奈，只好无视很多朝廷规章仪制，给予这位老祖母“帝太太后”的称号，以表示她可以和太皇太后平起平坐。过了段时间，又把傅太后的尊号改为“皇太太后”。那就跟王政君的太皇太后更接近了，四个字都一样，只是次序不同。宋代学者苏辙评论这段历史道：“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窃名号，始失天下心。”更有意思的是，当时除了王政君、傅太后两位祖母级的太后外，还另有两位妈妈级的太后。一位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称赵太后；还有一位就是汉哀帝的生母丁姬，称“帝太后”。后宫一时四位太后并存，从这里就可以窥见当时政治、礼法的紊乱。 王莽势力能够坐大，除了王政君同样只顾私利没有政治远见外，汉哀帝和傅太后的反激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故史家说，汉哀帝的这一做法“宜其启王莽而授之以柄也”。 但从个人能力的角度讲，并不意味着在君主位置上的那个人，一定能出类拔萃。很多时候，君主只不过是经过相关筛选程序被放到位置上去的。 并不是因为君主更具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而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秩序，君主是被推选出来维护这个秩序的代表。君主处于秩序的顶端，手里握有权力，这权力并不属于他个人，并不意味着这权力要为满足他的私欲服务，而应将之运用于维护人类社会的合理秩序。古人虽然处于等级社会中，但人们早已认识到，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应该让处于不同等级中的人都得到该得到的权益。也就是说，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必须包含公正、公平的内容。这也就要求君主的权力是为公，而不是为私。 在汉朝历史上，外戚辅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特征，汉武帝以后，这个特征尤其突出。外戚因为与皇帝有姻亲关系，被认为是靠得住的力量。由外戚辅政的本意，就是想借助这种靠得住的力量来巩固、加强皇权。但这一制度设计，是建立在最高权力属于皇家私有这一观念之上的，体现出狭隘、不够开放的权力观。 西汉王朝成帝、哀帝时代，正是典型的权力封闭、私有化的时代，也是预示着西汉必然灭亡的时代。 汉成帝时代，诸舅王氏兄弟辅政，形成政在私门的不良现象。汉哀帝上台后，试图对这一现象加以改变。 汉哀帝时，取而代之的完全是皇帝的个人喜好，连外戚身份这项最后的条件也不复存在了。可以说汉哀帝是用更为糟糕的个人意志取代了外戚专政，使得权力彻底地封闭、私有化。皇权，本来应该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公权力，这时完全沦为皇帝个人的权力。所以《资治通鉴》的结论是，汉朝从这时候起，已经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了。 9、汉哀帝“断袖”：警惕捧杀 后世常用“断袖之癖”来形容男性之间的爱，这个典故就出在汉哀帝与董贤身上。 董贤非常得汉哀帝宠信。曾有一次，他大白天陪汉哀帝起居休息，可能是睡午觉之类的吧。董贤睡着的时候把汉哀帝的袖子全压住了。汉哀帝先醒，想起来，发现袖子被压住抽不出来，为了不惊醒董贤，汉哀帝就随手找了个金属利器把袖子割断，然后再起来。这就是“断袖”的来历。 因董贤而造成的汉哀帝与大臣间的冲突，并未就此消停。汉哀帝想封董贤为侯，却没有合适的理由。又有望风承旨的小人建议，将别人的功劳挪到董贤头上，借此封侯。汉哀帝很想这么做，但是心里面忌惮正直敢言的丞相王嘉，于是先让人去问了王嘉的意见。王嘉回答说，如果要封董贤为侯的话，就该“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王嘉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董贤符不符合封侯的条件，当取决于公论，请公卿、大夫、博士、议郎等，凡是有发言权的臣僚都来发表意见。如果有人认为董贤可以封侯，皇帝据此封了董贤，即便有其他人认为不合适，那么责任也不该由皇帝独自承担。如果不经过讨论，皇帝直接就封了董贤，一是很难服众，二是舆论势必会把矛头指向皇帝。王嘉这番话，事实上是委婉地表达了不赞同封董贤为侯。最后，王嘉还说：“知顺指不迕，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王嘉说，明知顺从汉哀帝的意思，可以得到个人眼前的安宁和利益，但为了报答汉朝更大的恩德，为了汉朝的长治久安，他还是决定实话实说。王嘉的话并没有打动汉哀帝，汉哀帝把反对的大臣切责一通后，封董贤为高安侯。 王嘉说汉哀帝刚上台的时候挺懂得节俭，并且能关心民瘼。汉哀帝曾想为他的亲生父亲定陶共王建造寝庙，但考虑到财政紧张，老百姓负担承重，就暂停了。现在为董贤大造府第，不仅不珍惜民力、财力，还严重违背礼制，那不是看重董贤甚于自己的父亲吗？董贤母亲生病，汉哀帝命官厨在道路上准备食物、器具，凡是来往百姓都能免费饮食，以此为董贤母亲祈福。为董贤母亲花的这些钱，甚至高于供养几位皇太后的费用，这岂不是悖理乱德？不光是这些，连董贤亲戚门客有喜事，官府也要大量给予赏赐，乃至于对董家奴仆的赏赐，都已经累计至十余万。汉哀帝下诏废止了一些皇家林苑，却又赏赐给董贤两千余顷土地。汉代官员可以占有土地的数额都受严格限制，汉哀帝对董贤的赏赐严重破坏了这一制度。 西汉中期以后形成的传统，像宰相这样高级别的大臣一般不入狱受审。因为在监狱里会受到狱吏各种各样的羞辱，而大臣则要保持体面，不能受辱。所以一般情况下，皇帝下诏要宰相等高官下狱受审，该大臣往往以自杀的方法结束这场纷争，以保持不受狱吏屈辱的体面。汉哀帝要王嘉下狱，其本意就是想逼死他。王嘉身边的人也是这样理解的。所以当汉哀帝的使者到达丞相府时，王嘉的下属们已经调制好了毒药，劝他服毒自尽；使者也坐在府门口，逼迫王嘉自尽。王嘉夺过下属手中的药杯，击碎于地，作为宰相，真要有罪的话，也该服刑都市，何必吃药而死？于是王嘉作了番准备后，就跟着使者入狱了。王嘉这么做，是想用生命和汉哀帝抗争到底，表示自己并没有错。当汉哀帝听说王嘉没有自尽，而是坦然入狱之后，勃然大怒，派了一批官员去审讯王嘉。 王嘉死了以后，汉哀帝还把董贤封为大司马。汉朝的第一位大司马是著名的抗匈英雄霍去病，后来做过大司马的还有像霍光这样辅政有功的大臣。无论如何，作为辅政重臣、三公之一的大司马，必须由德高望重的大臣来担任。而当时的董贤年仅二十二岁，更没有为国家作过什么贡献。汉哀帝的特殊恩宠，把董贤遭人忌恨的程度更加深了一层。 很多时候，并不是结交上炙手可热的权贵人物就是件好事，关键要看路走得正不正。董贤被封为大司马之后短短半年，汉哀帝就去世了。长期不动声色的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即命人驱驾未央宫，收缴了皇帝印玺，并找来董贤，问他哀帝的葬礼该如何调度。董贤一是因哀帝去世而忧惧，二是根本没办过这类大事，所以只能在太皇太后面前磕头谢罪而不知所云。太皇太后说：“既然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让王莽帮帮你吧，王莽之前经办过汉成帝的葬礼，有经验。”就这样，成帝时代的外戚王氏家族，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继而王莽在太皇太后的授意下，找人弹劾董贤，指陈董贤种种过失。面对老辣的政敌，年轻的董贤根本不知如何应对，只会磕头谢罪。最后太皇太后下诏：“贤年少，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以少不更事、不能服众为理由罢免了董贤。同一天，董贤和他妻子在自己家里自杀了。家里人吓得都不敢为董贤举行正式的葬礼，当夜就草草将他的尸体埋了。鉴于董家反常的处理方式，王莽怀疑董贤是诈死，于是命人将董贤棺材再刨出来，抬到监狱里开棺验尸。验明董贤的确死了之后，再将他的尸体就地埋葬在监狱中。汉哀帝时代风光无限的董贤就以这样惨淡的结局草草收场，只能说王嘉“爱之适足以害之”的预言应验了。 10、外戚专权：防微杜渐 公元9年王莽称帝，取代了汉室刘姓皇帝。西汉王朝在维持了200多年之后，正式宣告结束，历史开始进入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时期。中国古代皇帝有一样非常重要的凭据，那就是玉玺，就像现在单位必须有公章一样。王莽在正式称帝之前，为得到这件象征帝王权力的印信，花了不少功夫，也遭到了来自西汉皇室的抵抗。 那么在王莽篡汉之前，玉玺在谁手里呢？玉玺掌握在当时的太皇太后王政君手里。西汉最后一任正式皇帝汉平帝去世的时候才十四岁，当然没能留下子嗣。太皇太后王政君召集大臣们商议皇帝人选，在王莽的建议下，挑选了一个两岁的婴儿先立为皇太子（历史上通常称之为“孺子婴”），由前些年来一直主持朝政的王莽，以“假皇帝”的身份摄政。等孺子婴成年后正式登基，王莽再把政权还给他。在此期间，为确保汉朝皇室的权威性，象征皇帝权力的玉玺，还是先收藏在太皇太后这里，而不由王莽掌握。 对于这个建议，王政君最初认为不合适。但王莽势力太大，拗不过，所以最终还是答应了。她没想到，王莽做了两年假皇帝，不过瘾，要做真皇帝了。 汉代政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外戚干政，并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这个特征在汉武帝时代以后，更为明显。汉成帝即位以后，王政君成为皇太后。 一是王氏兄弟把持政权很厉害；二是汉成帝的性格很优柔寡断，这么小的事情都决断不了。 汉成帝之前在很多事情上不和他舅舅叫板抬杠，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愿意让他妈伤心。这回老妈又出马了，汉成帝没办法，只得退缩。不仅王凤的权力没有被削夺，弹劾王凤的官员反而死在监狱里，并连累妻子遭发配。这个结局使得朝野震动，所有官员都对王氏兄弟侧目而视，看来王家的坏话丁点儿都说不得。后来“首席执政官”一直在王家门里转，兄弟子侄轮流执政，直到西汉灭亡。最后一名执政的，当然就是王政君的侄子王莽。这是典型的“政出私门”。 王政君为维护、提高王氏家族的地位，搅乱了正常的政治运转途径。兄弟封侯、父子执政，门风奢侈、僭越无礼尚在其次，更为关键的是，让朝廷的决策权成了王氏家族的私门权力。 因为和太后王政君有亲戚关系而被封侯的，多达十人。 汉成帝无子，去世后由他侄子继位，就是汉哀帝。汉哀帝去世之后又无子。王政君马上做了两件事：一是直接跑到汉哀帝原先居住的宫殿，收了皇帝印玺；二是宣召王莽进宫商议后事。从中可以看出，在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王政君首先想到的还是娘家人，这是视政权为私有的典型表现。王政君和王莽商议决定立年仅九岁的汉平帝继位，王政君以太后身份临朝，而政事都取决于王莽。 王氏家族能世掌国政，是王政君一手提携与导演的，王莽篡汉就是王家世掌国政的最终结果。 首先他说自古以来，王公（统治者）失去名位、不能维持统治的，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女宠。皇帝因宠爱某个女性而败坏政治的事，历史上的确多有，但班彪用这话批评王政君，有点不合适。因为王政君虽然是汉元帝的皇后，却并不受宠爱。汉元帝做太子时有个喜欢的对象，姓司马，后来司马良娣（良娣是太子妻妾中的一个品级）莫名其妙地死了，汉元帝很伤心。汉元帝的母亲怕他伤心过度，想从宫中挑个年轻女子来填补他的情感空白。有一次汉元帝去看望母亲，她母亲找了五个年轻女子，暗令她们靠近汉元帝，看看能不能让他注目。其实汉元帝对她们完全没兴趣。之前他和司马良娣大概处于“热恋”期，正热恋的时候恋人死了，这空白哪有那么容易填补。但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汉元帝随口说了句，这里面有一个还行吧。凑巧，王政君坐得离元帝最近，而且衣服穿得最鲜艳，穿了件用大红色装饰边缘的上衣褂。所以大家都误以为汉元帝看中的是王政君，就把王政君送到汉元帝那儿去了。作为汉元帝来说，谁来都一样，反正他对谁都不感兴趣。等于说王政君非常偶然地成了汉元帝的人。 据说王政君个性温婉，很懂妇道，但肯定算不上灵巧。后来有一件非常巧的事情改变了王政君的命运。之前汉元帝临幸过很多女子，都没有得子嗣。王政君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仅被汉元帝临幸了一次，就怀上了，这就是汉元帝的长子刘骜，也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刘骜出世以后，王政君虽然被立为皇后，但汉元帝却很少临幸她，这说明王政君长得肯定算不上漂亮。所以，班彪说王政君是女宠，不符合实情。但王政君凭借着为汉元帝生下长子，在后宫屹立不倒六十余年，并深刻地影响了汉朝历史的进程，则是事实。没有王政君的提携，王莽到不了这个地步。 但由于她并不受宠爱，她一生中也就这么一次到过太子宫。即便在被立为皇后之后，仍然不受汉元帝宠幸，甚至很少见到汉元帝。大家想想，一个女人把自己最珍贵的记忆留给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却始终不拿她当回事，这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王政君这番话，除了回忆早年的“光荣事件”之外，还隐藏着一层说不出的哀怨。但毕竟过去几十年了，当爱和恨都慢慢退潮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成为王政君怀旧的重要素材。王莽很敏锐地把握住了王政君的这层心态，马上安排王政君故地重游，满足她怀旧的情感需求。王政君果然在故地重游之后心情大好，觉得这个侄子太会办事了。于是一步一步地，将朝廷大事的处决权，包括人事选拔任免权，都放心交给了王莽。王莽顺着这个台阶一步步往上走，最后走到由假皇帝到真皇帝的地步。 11、王莽篡汉：应做怎样的理想主义者 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汉平帝，在当时的辅政大臣王莽的扶植下上台。汉平帝八岁登基，年龄幼小，王朝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到王莽的手里。汉平帝到十四岁的时候就死了。有一种说法，是被王莽毒死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汉平帝对专权的王莽越来越不满。汉平帝死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王莽挑选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幼儿刘婴作为继承皇位的候选人。因为刘婴年龄实在太幼小，无法执政，所以暂时只称皇太子，没有正式即位。但皇位不能空缺，所以王莽就以摄政者的身份称为“摄皇帝”，政务由王莽全权处理。等刘婴成年以后正式即位，王莽再把政权交还给他。一开始是这么说，但过了几年以后，王莽觉得“摄皇帝”不过瘾，指示亲信制造舆论，把自己的名号改为“假皇帝”了。“假皇帝”当然更不过瘾，没多长时间，王莽就要做真皇帝了。年幼的刘婴当然毫无还手之力，整个官僚系统也早已被王莽控制了。于是，王莽就夺取了西汉的政权，创建了自己的王朝。这个新王朝，名字就叫“新”。 很可惜，这个王朝虽然很“新”，寿命却不够长。王莽于公元9年称帝，到公元23年就被推翻了，短短十五年时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只有一位皇帝的王朝，没来得及传代就被灭了。所以王莽的名声在传统历史评价上一直都很惨，向来被视为一个不成功的篡位者，绝大多数传统历史学家都不承认他是一位合法的、正式的皇帝。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凡历时比较短的王朝，历史名声都不怎么样。比如秦朝、隋朝维持时间都不长，名声也不太好，历时最短、名声最糟的，就是王莽和他的新朝。这是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时间太短了，来不及写历史宣传自己，别人想给你写点正面的事迹拍马屁也来不及，人家这头还没写好呢，你那头就已经被灭了。写的人一看，哟，灭了？赶紧别写了，写好的也烧了吧！ 王莽施政最大的特点，就一个字：改。官名，改；地名，改；服饰，改；货币，改。长安城一共十二个城门，把它们的名称挨个改一遍。王莽败就败在太喜欢改这些名称上。改改名也会导致王朝灭亡？事实上，问题不在于“改”本身，而在于怎么改。 他把当时最基本的官名系统和地名系统全都改了，一下子改那么多名称，老百姓和地方基层官员都适应不过来了。 唯一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记不住，所以各种公文里面不得不在新名词后面注上相应的旧名称是什么。这是何苦呢，干脆叫旧名称不就得了吗？ 改革不是为改而改，更不是朝三暮四地改。 语言文字、事物名称，尊重约定俗成，以利于交流为便。我们的语言文字、对事物的称呼，有很多历史积攒下来的错误。但如果大家都是这样说、这么称呼，别人也都听得懂，那也算了。 王莽另一桩大动干戈的改革，是货币制度改革。 在王莽改革币制以前，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西汉政府发行的五铢钱。 老百姓还是觉得汉代的五铢钱信誉比较好，王莽一天到晚改来改去，老百姓对朝廷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也就不敢相信它发行的货币，所以私下里都用五铢钱交易。并且纷纷传言，王莽铸造流通的大钱很快就会被废了。这些传言搞得王莽很恼火，因为这使得本来信誉就不高的新政更没有民间信用基础了，于是王莽下令严惩传播这类谣言的人。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朝廷没有信誉，导致民间谣言四起，朝廷不得不出重拳打击谣言，却又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如果我们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今天出门买瓶酱油，得先琢磨半天，今儿个是拿一捧贝去买酱油呢，还是拿一串布去买？明天去买方豆腐，又得寻思半天，今天是拿钱去呢，还是拿龟去？这多麻烦呀！ 今天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消费，一般都以人民币结算。比如小孩开学该交学费了，家长问老师该交多少钱？老师说5000块钱1学年，就给5000元人民币就完事了，非常方便。如果在这一点上不统一，这位老师说学校今年改规矩了，为了和国际接轨，得交50英镑、100欧元、200美元、1888.88元人民币、5000日元外加6万韩币。碰到这样的学校，家长不得上媒体曝光它吗？ 王莽曾对官员们说，新官制确定之前，官员们先停发工资。停发工资那还了得？这么多官员都有一大家子得养活呢。这些人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变着法儿地敲诈、盘剥老百姓，尤其是那些地方官吏。于是出现一个悖论，停发工资不仅没有使这些官员穷下来，反而让他们更富有了，一个个家累千金，都成大土豪了。这是为什么呢？道理也不复杂，这些官吏一旦尝到讹诈致富的甜头，是不会自我终止这些非法行为的，让他们给自己设个上限，贪到多少数额就金盆洗手不贪了，那是天方夜谭。人的贪婪心理一旦被点燃，只会变本加厉。所以，真要止贪止暴、澄清吏治，除加强法治和制度建设之外，别无他途。 从复古的角度看，“王”本来是天子独有的称号，但从战国到汉代，这个名称的用法逐渐混乱，诸侯也开始称“王”。尤其到汉代，诸侯称“王”更是合法的，本来朝廷就是这么封他们的。不仅如此，臣服于汉朝的周边民族政权的领袖，也被汉朝皇帝封为“王”。在王莽看来，这是把“王”的名称给玷污了，非古乱制，所以他要“正名”。汉朝的诸侯王不允许再称“王”了，改称“公”。周边民族的领袖也不能称“王”，改称“侯”。 从汉宣帝以后，西域地区很多小国以及由呼韩邪单于率领的南匈奴都接受汉朝的封赠。王莽派使者去，把原先被汉朝承认为“王”的西域各国、各民族领袖，都改封为“侯”。在古人的观念和等级秩序里，侯当然比王低一级。人家祖祖辈辈都称“王”，到他这儿忽然被降一级，而且没有实质性理由，就是因为王莽不喜欢别人有这个称呼。这事换成你，你能高兴吗？所以当时西域的一些贵族也表示反抗。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由贬低匈奴单于封号引起的。本来汉朝给匈奴单于的印上面刻五个字——“匈奴单于玺”，王莽非要给它改掉，改成“新匈奴单于章”。这一改改出麻烦来了。首先，“玺”和“章”的名称有讲究。皇帝的印信称“玺”，这点大家都知道。按照汉朝原先的规定，诸侯王的印信也称为“玺”。给匈奴单于的印称作“玺”，说明他的地位至少不比诸侯王低。而在汉朝内部，列侯的印信是称作“章”的，不能称“玺”，否则就僭越了。王莽要把周边所有少数民族首领的地位从“王”贬低为“侯”，所以相应地也把他们的印从“玺”降格为“章”。其次，王莽在印文“匈奴单于”前面加了个“新”字，这个“新”字就代表他的新朝。汉朝的时候，南匈奴虽然接受封赠，但不是内部隶属的关系，所以汉朝给他的印玺前面并没有加“汉”字，表明承认他有独立自治的权利。加了这个“新”字之后，匈奴单于和新朝的普通公侯大臣就没区别了，和王莽的关系正式变成内部臣属关系了。这等于是把匈奴的独立自治权给取消了。那匈奴贵族当然不干了，所以换印的过程充满了斗争。 王莽派了个使者团到匈奴，要求单于缴纳汉朝的旧印，换取新印。这位匈奴单于比较粗心，听使者这么说，就准备把旧印交出去。单于身边有个人非常机灵，把这事给拦下了，对单于说：“还没见到新印的模样和印文内容，怎么能草率地把旧印交了呢？万一新印有诈怎么办？”单于一听有道理，就暂时拒绝了缴印，随后设宴招待王莽的使者。 使者一看，单于身边的人有戒心了，那就更得趁早把旧印拿到手，以防夜长梦多。于是在宴会上，趁单于来敬酒之际，再次提出要他赶紧缴纳旧印，以换取新印。单于绝对是个直性子，没有花花肠子，又喝了点儿酒，大脑更容易短路。见使者催促，立马说好。旁边的人又提醒他，还没见到新印呢，那么急干什么？单于回答说，新印能有什么问题，换就换吧。于是把旧印就给换了，也没有当场检验新印的内容。 宴会散了以后，王莽使者团的人就开始琢磨，虽然暂时得逞了，但等单于缓过劲来，看到新印内容的确有问题，再来要求换回旧印，那也很麻烦，这里毕竟是匈奴的地盘。于是使者团里就有做事比较果断的，立马找来斧子把旧印给捣毁了。造成想换也换不了的既成事实。第二天，单于果然派人来，要求换回旧印，认为新印在规格和文字内容上都不对。使者就拿出已被捣毁的旧印给他们看，表示想换没得换了。 事已至此，单于也无可奈何，当然也怪自己粗心。但单于和匈奴贵族们的内心是非常恼火的，认为王莽这么做事不地道。此后也就不信守原先与汉朝政府订立的和平盟约，不断派遣军队骚扰边境。这样一来王莽也很不开心。他一不开心就要改别人名字，决定把匈奴单于的封号改为“降奴服于”。由此双边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爆发为连续不断的中小规模冲突和战争，给百姓带来很大损失。 王莽嫌弃汉朝的这套制度不够高端，要设计一套更高端的体制。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要“升级”。 有理想当然是好事，但有一条，你的理想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和麻烦。比如，你有一个理想，想挣更多的钱，于是你去念了个工商管理学硕士，希望毕业后找到更好的工作，遇到更好的平台，挣更多的钱。能不能成，那是另一回事，但理想本身没有错。理想实现了，体现的是你的个人价值，也没有妨碍到别人。假设换种模式，你的理想还是想挣更多钱，但这回你去开发了一个应用软件，帮助别人更方便地沟通、交流，你也从中得到了回报，挣了更多钱。这样的理想能实现，就不仅具有个人价值，还有社会价值。尽管主观上你只是想挣钱，但客观上你的创造便利了别人。再换一种模式，你还是想挣钱，于是你办了个网站，让别人通过你搭建的平台挣更多的钱，同时你也挣到比他们多得多的钱。这就更好了，不仅你自己想挣钱的理想实现了，别人想挣钱的理想也通过你得以实现了。 一个平凡的理想，可以实现个人价值；一个伟大的理想，可以通过帮助他人来实现社会价值。但也有另一种人，他的理想就是要给别人找麻烦，没有麻烦就制造麻烦，别人越麻烦、越愁眉苦脸，他越有成就感。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说笑话，不仅古代的王莽属于这个类型，在今天的生活中也时时能碰到这种人。 12、光武中兴：不图小利 刘秀的性格却并不张扬，以至于早年认识刘秀的亲戚朋友或是乡里乡亲，并没有人认为他是个能够成就大事的人。刘秀年轻的时候勤于务农，在乡亲们眼里，就是个本本分分的庄稼人。倒是刘秀的哥哥刘縯，结交豪侠，纵论天下，表现出很强的领导力，是个人物。 有一条谶语就提到，有一个叫刘秀的人将来会做天子。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刘秀”指的是当时的国师公，也就是王莽最重要的智囊。这个人原先的名字叫刘歆，后来改名叫“刘秀”。没有人认为谶语指的是在南阳种田的这位刘秀。咱们的这位主人公，也就是这位种庄稼的刘秀，有一次和大家开玩笑，说：“你们怎么知道谶语里说的将来能做天子的刘秀不是我呢？”结果是“坐者皆大笑”，所有听众都觉得刘秀大言不惭，滑稽可笑。 刘秀的确没有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但他颇有内智，看问题经常能把握住关键点，并作出正确的选择。 刘秀具备一项成就大事的重要品格：不贪图眼前的小利。能作这样选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刘秀非常清楚自己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对于刘氏兄弟来说，目标是要推翻王莽，而不是守住这些财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刘秀昆阳大捷，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案例。当时王莽派遣十万左右的大军围攻被刘氏兄弟及义军据守的昆阳，刘秀这边能调动的作战主力仅八九千人，敌我实力悬殊。但最终刘秀获胜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依我之见，刘秀之所以能赢这一仗，关键并不在于战术，而在于心志。也就是我们前文提及的，做事情要有明确的目标，不轻易改变，并且在实现的过程中不为小惠小利所蒙蔽，始终记得自己最终想要的是什么。 刘秀跟他们说，被打败的话脑袋都保不住，何况财物？打了胜仗，还怕没机会积累财富吗？最终在刘秀的说服下，义军将领们团结一致，打响了昆阳保卫战。 而且刘秀不是光说不练，调停妥当后，刘秀亲自率领一千余骑兵部队，作为前锋，冲在最前面，击败了由数千人组成的敌方先遣部队。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仗：“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这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昆阳之捷的效果。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昆阳大捷不仅鼓舞了士气，也使得之前不敢贸然揭竿起事的人们纷纷起而响应，反对王莽，打起了恢复汉室的旗号。这是刘氏兄弟最乐意看到的形势。 其中很多人选择刘秀的理由跟冯异一样，认为刘秀不贪图眼前，必成大事。 刘縯是怎么被杀的呢？刘縯、刘秀率领的部队，后来加入了“绿林军”。经过一番势力整合之后，大家都觉得应该推举一位刘姓宗室称帝，以号召四方。而很多义军领袖忌惮刘縯英明能干，就推举了懦弱无能的刘玄为帝，史称“更始帝”。由此，支持刘縯的势力和支持更始帝的势力就有了矛盾。再加上刘秀取得昆阳大捷，天下震动。刘氏兄弟的威名，加重了更始帝的危机感。刘縯部下有位叫刘稷的将军，听说更始帝即位，深表不服，不接受更始帝授予的官职。于是更始帝派人收捕了刘稷，并意欲诛杀。刘縯为救刘稷，前去阻止，却被更始帝手下的人一起给杀了。 既没有因为愤怒而举兵相向，也没有因为害怕而逃遁。而是亲自跑去面见更始帝谢罪。兄长被杀，刘秀为什么反而要去谢罪？政治斗争到这个份上，就没有什么确切的道理可说了。虽然更始帝这边早有除掉刘縯的心思，但事情毕竟是因刘稷不服从命令而起。这时若想着眼于长远，必须委曲求全，所以刘秀去谢罪。刘縯的老部下来向刘秀吊唁，刘秀不和他们私下交流，以防猜嫌。也从不提自己昆阳大捷的功劳，甚至不敢为刘縯服丧。饮食起居表现得和平常一样，谈笑自若。这反而让更始帝感到惭愧，为弥补刘秀，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并封为武信侯。 在别人面前强颜欢笑，每当独处的时候，却黯然神伤，为兄长的屈死而涕泣。这是为什么？因为每当想起兄长的时候，就应该记住，兄长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是要推翻王莽，恢复汉朝。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王莽一是很迷信，“告天以求救”，率领一拨人跑到祭天的地方大哭一通，下面这些人哭得越伤心越悲哀的，就越能封官。除了这一荒谬的举动外，当然也得有点实际行动，得调遣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王莽封拜了九位将军，命他们率领精锐部队数万人迎敌。在临行之前，王莽把这些将军的老婆孩子都接到宫里做人质，以防这些将领临阵倒戈。这当然体现出王莽的小心眼儿。但这还不是致命的错误。王莽更大的错误，就是在这节骨眼儿上了，还舍不得钱财。 当时能直接调拨的黄金还有六十多万斤，王莽叫人卖命却舍不得给钱，只发给将士们每人四千钱。将士们当然有怨气，这么低的补贴，谁肯卖命啊！所以虽然是精锐部队，人数也不少，但整支队伍毫无斗志，根本起不到抵挡义军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王莽的性格和刘秀形成鲜明的对比。 果然，兵锋一接，王莽的部队就望风溃败。里应外合之下，汉军很快就攻进了长安，响应汉军的三辅军民也迅速攻破了皇宫。这时候王莽还拿着一把所谓“虞帝匕首”以自卫。所谓“虞帝匕首”就是模仿传说中的舜帝时代的形制所制作的匕首。后来很多学者就说了，舜帝时代哪来的匕首，分明是王莽食古不化，自欺以欺人。此外，王莽之前贪恋小财，不好好鼓舞士气，等敌人都已经攻进宫里来了，拿把匕首自卫还有什么用呢？所以最终还是难逃被杀的命运，新朝也就此宣告灭亡。 13、光武待人：设身处地 刘秀的待人风格，可以总结成三点：真诚、谦和、宽容。 接见马援 天下纷争之际，除了刘秀之外，还有好多其他意图问鼎中原的力量。其中有一支盘踞在今天四川一带的势力，领袖名叫公孙述，也具有很强的实力。在刘秀称帝的同一年，也就是公元25年，公孙述在四川也称帝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势力在观望，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归顺刘秀还是归顺公孙述。这样的势力中，有一支以今天西北甘肃一带为根据地的，其领袖人物名叫隗嚣。作为隗嚣来说，不能光坐山观虎斗，也得拿个准主意，到底倒向谁。于是他就派遣了手下一位名叫马援的人去探探路，分别和公孙述、刘秀接触一下，看谁更能成事。马援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不仅有见识、能干，而且人脉很旺盛，和公孙述甚至是老邻居、老朋友。 于是马援先去看望公孙述。马援到公孙述那里之后，受到怎样的待遇，看到怎样的场景呢？史书上称：“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交让冠，会百官于宗庙中，立旧交之位。述鸾旗、旄骑，警跸就车，磬折而入，礼飨官属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从这个描述就可以看得出来，公孙述接见马援的礼节是非常复杂的，全副排场，百官毕集。相见、交拜、出入程序都有讲究，还给马援添置了新衣冠。应该说礼遇非常高，属于高规格接待。而且要封马援为侯，并授予大将军之位。当然也是相当看得起马援。 那些跟随马援一起入蜀的手下，一看公孙述这么看得起马援，还给予这么高的官位，都愿意留在四川。出人意料的是，马援并不以此为喜，反而觉得四川不是久留之地。为什么呢？马援对他的手下们说：“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马援说现在“天下雄雌未定”，也就是说，公孙述虽然自己称帝了，但别忘了天下局势还没最终尘埃落定呢。称帝的，有实力的，不止他一个，他只是自己称帝而已，天下所有人都公认了吗？这个时候，没有危机意识，没有竞争意识，不吐哺奔走，迎接国士，反而大摆排场，俨然一副唯我独尊的气派，以为自己做皇帝真是铁板钉钉的事。太自以为是了吧！这里的“吐哺”也是一个典故。西周初年的辅命大臣周公，礼贤下士。他听说有贤才来，哪怕正在吃饭，也要把嘴里的食物吐出来，先接见贤才。说明对人才的尊重。公孙述接待马援的场景，看上去规格很高，事实上体现出公孙述这个人妄自尊大，既缺乏危机意识，也缺乏自知之明。透过这一幕，马援认为公孙述成不了大气候。所以马援就辞别公孙述，离开了四川。 事实上，在去见公孙述之前，马援对老友相会这一幕，是有所期待的。马援期待见到公孙述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场景呢？史书上说：“援素与述同里闬，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马援以为，公孙述应该以老朋友相见的心态对待这次会面，握手言欢，就像大家没发达之前那样。却没想到公孙述摆出这么大的排场，看似高规格接待马援，实则是在强调自己的皇帝身份。 所以马援回去对隗嚣说：“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子阳是公孙述的字。马援对公孙述的评价是井底之蛙，不知天下英雄几何，妄自尊大，在老朋友面前，还不真诚相待，搞这么虚的一套。打个比方，你现在出了点名，或者发了点财、当了个官，老朋友来找你，亲戚长辈来找你，你一概说，先找我秘书联系。老朋友、亲戚长辈怎么看待你？怎么议论你？这些人谁还不知道你的底细，何必来这些虚的。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一个不够真实的人。基于这样的判断，马援劝隗嚣“专意东方”，也就是选择刘秀比较妥当，因为刘秀立都洛阳，在隗嚣的东面。 当然隗嚣还是派遣马援去见刘秀，马援因此就到了洛阳。进入洛阳宫之后，马援看到了什么？他看到刘秀“在宣德殿南庑下，但帻坐”，殿内布置非常简易，不仅没有体现帝王威严的仪仗卫士，刘秀的装束也非常简单，只用帻巾包裹头发，坐在那儿。看到马援进来后，刘秀笑脸相迎，还跟马援开玩笑说：“卿遨游二帝间，今见卿，使人大惭！”意思是马援游走于两个皇帝之间，见到他令人惭愧。为什么说惭愧呢？我想刘秀应该是这个意思：见到他就让刘秀想起来，原来自己不是这天下唯一的皇帝，在其他地方还另有一个皇帝呢！这当然是游戏调侃的话。这样一来，会见的场面就非常轻松，让马援毫无压力。并不像见公孙述那么累，始终得端着。 当然刘秀刚才那句话，也有话外之音。知道马援是先去了公孙述那儿，再来他这里的。说明马援不是打心眼儿里一开始就认准他的，而是要判断选择一番。现在怎么样，选择得如何了？马援很聪明，自然听出话里的这番意思了，于是回答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首先陈述了自己观察选择的合理性。天下未定，什么都说不准。所以在这当口，不仅仅是明君要选择贤臣，贤臣也要掂量掂量你到底是不是明君。要是选错了，那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接下来，马援陈述了一个观察、比较之后看到的差异现象。马援说：“我和公孙述是老朋友，去见他的时候，他尚且先摆足了仪仗，然后才让我进去。我和你以往并无交情，你也不了解我，怎么这么随随便便地就见我了，难道不怕我是刺客吗？”刘秀又大笑，回答道：“你恐怕不是刺客，是说客！”刘秀这番真诚相待的气度，彻底令马援折服，最后说道：“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大家注意，最后这句话里，马援已经承认了刘秀是当时天下的真命帝王。这么大的气度，即便对待一个不知来历的陌生人，也完全没有小心眼儿、小算盘。马援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成得了大事。相比之下，公孙述就太拿自己当回事了。与老友相见，也这么多繁复的礼节。繁复的礼节事实上代表着隔阂。他缺少刘秀待人的这番诚心。刘秀在接见马援这件事上体现出来的诚心与大度，和之前降服铜马军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体现出刘秀待人的第二个特点：谦和。 比如，商周之际有两位大名人，伯夷、叔齐兄弟。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拥护周武王讨伐残暴的商纣王，只有这兄弟俩反对，拦住周武王的马头，说他这样做是以臣伐君，是不对的。周武王也没拿他们怎么样。伐纣成功，周朝建立之后，这兄弟俩就隐居在首阳山，“义不食周粟”，不吃周朝的饭，只“采薇而食”，最终饿死。 有一次，韩歆在刘秀面前陈述一个观点，认为接下来一年农业收成将不好，会发生饥荒。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韩歆指天画地，辩论得非常厉害，言辞非常刚直、激烈。这一表现再次让刘秀感觉不舒服。刘秀觉得，经常一起讨论问题的大臣总是这样哪行啊？自己作为皇帝也不太有面子，于是就把韩歆罢免了。 但这个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全结束。《资治通鉴》接下来说道：“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罢免了韩歆之后，刘秀心里还是不痛快，特别派遣使者前去宣诏，责备韩歆。责备的主要内容当然就是指责他在皇帝面前说话不注意分寸仪态。这样的责备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不仅韩歆迫于压力自杀了，连他的儿子韩婴也跟着一起自杀了。 司马光对刘秀的评价，整体上还算可以，认为刘秀作为一名君主，在仁德和明智这两点上，做得比一般君主要好。但迫害韩歆这件事却是个大污点，成为刘秀声名的负累。 刘秀重建汉朝统治，史称“光武中兴”。但中兴事业的成功，并非刘秀一个人的功劳。帮助刘秀打天下的，有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曾留下“男儿当马革裹尸”豪言壮语的名将马援，由于是外戚，还没能排进这二十八位之列，可见当时人物之盛。 在董宣担任洛阳令期间，湖阳公主家有个奴仆，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人，然后躲进公主家里，仰仗公主的权势庇护。有一次公主出行，这个杀过人的奴仆陪同公主一起坐车出行。董宣得知消息后，就在他们肯定会经过的地方等着。等到了以后，董宣叫停了公主的车子，以刀画地，痛陈公主包庇杀人奴的过错。并大声喝令这个奴仆下车，当着公主的面，就把这个身背血债的公主家奴给格杀了。 这个情景当然把公主气坏了。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她认为自己是堂堂皇帝的姐姐，一个小小的洛阳令，居然敢这样对待她，当她的面杀她的人，那还了得！于是跑到宫里向光武帝哭诉去了，要光武帝替自己出头，整治这个不识好歹的洛阳令。光武帝听完也很生气，觉得不仅仅是不给姐姐面子，也是没把自己放在心上啊。于是召董宣进宫，打算命人用木棒将董宣打杀。 董宣说：“在我死之前，请允许我说一句。”刘秀问：“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道：“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你的目标是要重振汉朝的统治，达到天下治理，现在却纵容、包庇一个杀人的奴仆，朝廷纲纪何在？你拿什么去治理天下，又如何令天下人心服？我恪守职责、严格执法，你却要杀我。我用不着你杀，今天在这里自杀了结就是了。 董宣的性格的确非常刚强，说完立即用自己的头去撞屋里的柱子，血流满面。被董宣这么一说，刘秀倒有点醒悟过来了，赶紧让身边的小太监拉住董宣，不能让他再撞了。真撞死在这儿的话，他自己必将在历史上留一个逼死忠正之臣的骂名。但另一方面，刘秀又想安抚湖阳公主的情绪。一琢磨，让董宣向公主叩个头，赔个不是，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要换成一般人，很可能顺着这个台阶就下来了。法也执了，罪犯也正法了，在皇帝面前意见也表达了，理也占住了。现在皇帝想了个折中的方法，来打圆场，总得给皇帝几分面子吧。要不说董宣这个人刚烈呢？居然坚决不给刘秀面子，坚决不肯给公主赔理。刘秀叫人强摁住董宣的脖子，让他向公主顿首赔不是，董宣两只手牢牢地撑在地上，始终不肯屈服。董宣认为，自己秉公执法没有错，为什么要低头道歉？这件事，第一个错的是杀人的奴仆，第二个错的是包庇奴仆的公主，第三个错的是是非不分的皇帝。要道歉，也应该是公主和皇帝，凭什么要他这个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人道歉？大家看，董宣这个人就是硬气。在那个时代，在皇帝面前敢这样做，着实令人佩服。 湖阳公主看到这情形，就在边上对刘秀冷嘲热讽，她说：“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文叔是刘秀的字，他们兄弟里面刘秀是老三，所以字文叔。湖阳公主说，以前你是个平头百姓的时候，藏匿重刑犯，地方官吏都不敢惹你。怎么现在贵为天子了，威严还不足以让一个小小的洛阳令屈服？湖阳公主这番嘲讽，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刘秀你越活越回去了。 这时候刘秀笑了，说：“天子不与白衣同。”意思就是说，做了皇帝了，的确不能像做百姓时候那样任性。当刘秀说这句话的时候，说明他的确醒悟过来了，已经明白了董宣前面所讲的那番话的价值。我们一直反复地讲，中国古代皇权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区分权力的公与私，尤其是在最高层的皇帝权力层面。皇权是一种公权力，不是私权力，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设计当中，讲得是非常清楚的。但要皇帝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践行，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也没有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大的弊病之一。在这个故事里，董宣和刘秀的矛盾，体现的就是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的冲突。董宣坚持执法为公、皇权为公的理念。刘秀一开始就犯了权力为私的错误。董宣对刘秀的一通批评就是在说，难道做皇帝的目的就是能让家里人胡作非为吗？这个问题要回答的话很简单：当然不是。问题在于，作为皇帝能否把这种意识落实到具体的行事当中。刘秀难道不明白这层道理吗？当然明白。但在具体事情面前，尤其在情绪激烈的时候，往往就忘了还有这层道理。经董宣一提醒，刘秀明白过来了，皇权是要为公的，是用来治理天下的，不是用来饱私欲、泄私愤、徇私情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开篇的地方就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这里虽然说的是“礼”，但“礼”和“法”的道理是一样的，二者都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纲纪。不要以为做了皇帝就了不起了，从个人能力的角度讲，这天下比皇帝更聪明、更有能力的人多得是。只不过为了维持社会秩序，需要有一个人来扮演皇帝这个角色，如此而已。所以不仅皇权不能高过礼法，皇权还必须服从礼法。这是司马光贯穿在整部《资治通鉴》中的鲜明主张。 刘秀在中国古代皇帝中，毕竟还算是不错的一位，尚且要犯分不清皇权公私的错误。中国古代的皇帝是贤明公正的多，还是昏庸自私的多？当然是昏庸自私的多。通过这个事例，皇权政治的弊端就一目了然了。好在刘秀还算明白事理，看董宣实在不肯低头，就让他出宫去了，送了他一个“强项令”的雅号。不仅不再为难他，还觉得董宣这个人非常不错，赏赐了他三十万钱。董宣拿了这笔钱也没有放进自己的腰包里，还是分给了和他一起严格执法的下属们。这里又体现出董宣另一种优秀的品德。史称董宣：“由是能搏击豪强，京师莫不震栗。”经历这次事件后，董宣执法更不含糊了，连皇帝的姐姐都敢收拾，谁还敢在他眼皮底下犯法？“强项令”董宣，也因此青史留名，彪炳千古。 14、与权比邻：外戚的生存之道 在中国古代表述婚姻关系的时候，经常用“外”字代指女方家庭。女子出嫁以后，可以称娘家为“外家”，男子也可以称岳父为“外父”，小孩称母亲的父母为外祖父、外祖母。挪到政治上，皇后或皇太后的家族也通常被称为“外戚”。 老爷子活到八十多岁，临终前嘱咐家里人，等他死后，把所有别人欠他钱写下的凭条全给烧了，别再问别人要这钱了。家里人遵嘱照办了。结果所有欠债人听到这消息之后，都深表惭愧，纷纷跑去偿还债务。樊重的几个儿子，谨遵父命，一概不受。樊氏敦厚朴实的门风，于此可见一斑。 “贵宠过盛，即为祸患。”凡事要知足，人们都想追逐名利富贵，却未必见得越富贵越好。财富积累得越多，地位越高，风险就越大，闯出祸来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为什么？一则，对于一般人来说，越是有钱有势，做起事来就越无忌惮，缺少自我约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翻船。二则，越是有钱有势，忌恨你、盯着你、给你下套的人就越多。 刘秀年轻的时候曾描述自己的理想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两汉时候的执金吾负责宫殿以外、京城以内的治安工作，也负责为皇帝出行做前导，服饰华丽、仪仗威风，让年轻的刘秀羡慕不已，所以立志要做执金吾。他又听说邻县有个叫阴丽华的女孩儿，长得特别漂亮，想要娶她为妻。这就是刘秀在年轻时代的两大奋斗目标。这两个目标，刘秀后来都超额完成了。他做了皇帝，用不着去做执金吾了。阴丽华呢，不仅娶到了，还封她做了皇后。于是阴家兄弟也成为国戚了。 阴丽华有个异母的哥哥叫阴识，曾和刘秀的哥哥刘縯共举大事，在推翻王莽统治的战争过程中，立有军功。刘秀称帝，封阴识为阴乡侯。后来因为阴识有军功，刘秀打算增加他的爵邑，但阴识却推辞了，他说：“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托属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天下刚刚平定，有功将帅很多，未必都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封赏。阴家作为帝戚，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如果还不停地接受封赏，社会影响也不好。 阴识谦退的性格，跟樊宏倒挺像。阴丽华还有个同父同母的弟弟，叫阴兴。阴兴和阴识虽然不同母，但在谦退礼让、知足知止这点性格上，倒十分相似。光武帝有一次病重，让阴兴在宫里听差伺候，并且接受顾命。后来刘秀病好了，就想让阴兴做大司马。大司马是三公之一，当时官僚队伍中地位最高的职衔。阴兴却叩头辞让说：“臣不敢惜身，诚亏损圣德，不可苟冒。”阴兴说，如果真需要他为国家做贡献，他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但大司马这么重要的职位，自己的德望、能力实在配不上。如果自己接受了，外人会以为皇帝在用人上只挑自己的亲戚，对皇帝名声也不好。 阴丽华的母亲邓氏，还有另一个弟弟阴诉为盗匪所杀。消息传来，阴丽华很伤心自不必说，刘秀也很揪心。于是就想通过封赠阴丽华其他几位兄弟官爵，以弥补伤痕。这里当然少不了阴兴的。这次光武帝把封爵的印信都准备好了，放在阴兴面前。没想到阴兴还是坚决地推辞。他对光武帝说：“臣未有先登陷陈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诚所不愿。”爵土本来是用来赏有功之人的，皇帝不应该拿它来施舍给亲戚。阴兴说自己没有战功，家里已经有不少人享受了封爵，再贪得受封的话，怕是要被天下人指指点点，所以不愿意接受这个封赠。 对于阴兴的这番陈情，光武帝非常欣赏，就成全了他的这一志向，没有硬封给他。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阴兴这不傻吗？别人想要还要不到，皇帝白给他还不要。阴丽华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就问弟弟为何不要封赏。阴兴答道：“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阴兴说，外戚家族往往仗着和皇家的姻亲关系，贪得无厌，不懂得谦退。动不动就想把女儿嫁给王侯，为儿子娶个公主。要知道天道有常，不会一味地眷顾某一个家族，所以富贵也是有极限的。一旦达到这个极限，还不知足，那恐怕就要受惩罚了。 在很多普通人眼里，大概就属于有便宜不占的傻子。为什么要劝大家多读历史？因为历史总是在不停地证明，有便宜就占的，才是最终的失败者。在樊、阴两家之后，东汉历史上有不少外戚家族显赫一时，权倾朝野，把所有的利益都占尽，但这些家族没有一个能传之久远的，甚至都来不及把权势交给第二代就灭亡了。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15、马援平陇西：知行合一的难度 马援是东汉开国初年非常有名的将领，甚至可以说是战神级的人物。光武帝刘秀也非常欣赏他，曾经说：“伏波论兵，与我意合。”伏波就是指马援，马援被称为伏波将军。虽然由于女儿是汉明帝的皇后的缘故，马援没能排进东汉开国云台二十八功臣之列，但他的赫赫战功依然名垂青史。 马援又是个极有个性的人，曾经留下过很多名言。比如他曾对门客们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这话就说得非常好。穷困潦倒的时候，人的意志容易低迷，如果一再消沉，那人生就真的完了。所以，越是穷困的时候，志向越要坚定，越是要激励自己奋斗，这样人生才会有转机。人年纪大了以后，血气逐步衰耗，容易保守、懈怠，得过且过。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勇于前行。 马援早年干畜牧业，积攒了很多财富。但他却说：“凡殖财产，贵其能赈施也，否则守钱虏耳。”如果有钱却不赈济穷急，那不就是个守财奴吗？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后世称那些只看重钱，却又吝啬施舍、花费的人为“守财奴”，出典就是从这儿来的。后来马援把自己积攒的绝大多数财产都分给了兄弟和故旧们，自己干平定天下的大事业去了。可见这个人的心胸与格局。 马援还有一句至今让人耳熟能详的名言，他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立功垂名，战死沙场。老死于床笫之间，听凭儿辈、女子摆弄，那算什么大丈夫！这话说得豪气万丈，很能体现马援这个人的性格与追求。“马革裹尸”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 当时人称马援最大的特点就是“慷慨有大志”。从我们上引的这些名言就可以看出，马援的确是这么一个人。直到他暮年的时候，还有很强的立功边陲的志向。诚如他自己所说，“老当益壮”。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几十万年总共没出过多少天才，绝大多数孩子都是普通孩子。这话可能给很多家长泼了冷水，但它是大实话。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用教育、教养让孩子在普通孩子中显得有那么点不普通。古人的老礼、老规矩，还得用心多学学。 这世界上，永远是雪中送炭的少，落井下石的多。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少年不能贪色，中年不能好斗，老年不能贪得，这是圣人的教训。马援贪什么？马援贪功，这也是贪得的一种。而且到老不改，这就犯了忌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当然非常正能量。但马援的贪功不已，最后变成了个人英雄主义。这个国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打仗，你已经立过这么多功了，还老冲在前头，别人不就没机会了吗？耿弇、马武这批人看不惯马援，多半是在这点上。 当然我们不是说马援勇于为家国承担责任的精神不好，而是说不能把这种担当最后变成突出自己。 马援的问题也在这里。既要勇于承担责任，又要避免个人英雄主义。所谓勇于承担责任，是指在必须承担的时候，不能退缩。而在别人同样可以发挥才智的时候，不要只突出自己。这是不同的两种情形，并不矛盾。 从马援告诫梁松、窦固和子侄来看，似乎他很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但他也就告诫告诫别人，轮到自己做的时候，很多问题也没处理好。王阳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提倡“知行合一”，认知和行为要配套。光知道，行动上体现不出来，等于不知道。但王阳明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因为一般人都做不到知行合一。从马援的事例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要做到知行合一，是有很大难度的。 16、邓太后礼让：立足长远 公元88年，东汉第三位皇帝汉章帝去世，继位的汉和帝年仅十岁，由汉章帝的皇后窦氏临朝听政。窦太后及其家族把持朝政近五年时间。但随着汉和帝逐渐年长，开始慢慢地掌握政权。在永元四年（公元92年），也就是他即位的第五年，开始亲政，把窦太后的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都给杀了。 小皇帝亲政，为什么要杀太后的兄弟呢？那是因为太后听政，一定与外戚专权紧密联系。因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掌握最高权力的女性，往往需要通过男性来传达、实现自己的意志。皇太后不可能跨越宫禁，频繁地与外廷大臣进行接触。对太后来说，最值得信任的男性莫过于父亲、兄弟。所以太后听政，一般都依靠自己的家族掌握外廷权力。而外姓掌控朝政，又一定会引起年幼的皇帝及其身边人的不满。所以在皇太后身后，乃至于皇太后还健在的时候，逐渐成年的皇帝通过各种方式夺回政权，并对外戚家族进行大清洗，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汉和帝杀窦太后的兄弟，就是窦太后还健在的时候。 但此后东汉的国运似乎一直不佳。汉和帝二十七岁就去世了，年纪很轻。他去世后，他的皇后邓氏，又开始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为便于控制政权，邓太后迎立了一位出生才百余日的小皇子作为皇位继承人。此后，太后听政的现象在东汉历史上连续不断地出现。整个东汉时期，听政的皇太后多达六位。以至于“二十四史”中专门讲述东汉一朝历史的《后汉书》，专门设有《皇后纪》。我们知道，史书中的“本纪”一般都是用来记载皇帝的行为事迹的。为皇后立本纪的，“二十四史”中只有《后汉书》，因为当皇后变成皇太后之后，干预政治，是东汉非常显著、特殊的现象。 同样是以皇太后身份听政，汉和帝的皇后邓绥一向被认为是这六位皇太后中比较特殊的一位，甚至被后代史学家认为是听政皇太后中的佼佼者，也受到过《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的肯定。原因在于邓太后执政期间，并没有像其他几位皇太后一样，听任自家兄弟们跋扈，一心只为家族谋福利，而是的确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并且懂得如何协调家族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必要的时候果断抑制家族势力膨胀以符合公论。邓太后去世后，邓氏家族也难免遭受新掌权的皇帝打压，并为此付出代价，邓绥的两位兄弟被迫自尽。但整体上来说，邓氏家族在如此激荡的政治旋涡中，付出的代价算是最小的。 史书上记载了邓绥小时候的一个故事。邓绥的奶奶非常疼爱这个小孙女。有一次，老人家要亲自为邓绥剪头发，邓绥就让她剪了。老人家老眼昏花，剪的时候剪子刺破了邓绥的额头，老人家还没发现，继续剪。邓绥忍着疼一声都不吭。后来其他人就问邓绥怎么不叫疼，她回答说：“奶奶喜欢我，亲自为我剪头发。我要叫疼的话，奶奶就会发现误伤了我。这样的话，老人家就会既伤心又内疚。奶奶这么喜欢我，我应该让奶奶开心，而不是让她伤心。所以我忍着，不让奶奶知道她伤到我了。”多懂事的孩子啊！那时候的邓绥才五岁。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就是为了告诉大家邓绥小时候有多乖巧吗？不是。这只是关于邓绥的历史记载中的一个小故事。邓绥的历史传记，由很多个类似的故事组成，所以邓绥的历史形象非常正面。在东汉所有听过政的皇太后中，邓绥的历史形象是最正面、积极的。这当然跟邓绥本人的修养、素质有关，但大家不要忘了，历史是由历史学家书写的。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权力掌握在历史学家手里。邓绥小时候这些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关键在于历史学家愿意向后人讲述这些故事，愿意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邓绥塑造成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 概括起来说，邓太后的历史形象之所以特别好，正是因为她重视文化，重视历史的整理、编纂。无论当时还是后世的历史学家，都对她有程度不同的好感。这可以说是史学家们投桃报李吧。即便是非常不赞成皇太后干预政治的史学家，在提起邓太后的时候，也总是存有那么几分敬意。可见尊重历史很重要，你怎么看待历史，历史也怎么看待你。 邓太后生前能成功地在男性政治世界中立住脚跟，并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在处理家族势力问题上也比其他任何一位听政皇太后妥当，主要得益于她的老师班昭，一位伟大的女性学者。 十五岁的时候，邓绥被选入汉和帝的后宫，充当贵人。班昭奉诏入宫续成《汉书》，也正是在汉和帝时代。当时的班昭，已经是年逾不惑而望知天命的年长女性，无论在学识上还是为人处世上，都已相当成熟。年轻的邓绥以及汉和帝的其他后宫佳丽，和这样一位女性学者比起来，就显得太幼稚了。种种迹象表明，汉和帝对这位著名女学者的学识为人相当钦佩，并最终决定聘请她担任后妃们的老师。于是，当时的皇后阴氏，以及身为贵人的邓绥都成了班昭的学生。面对同样的老师，资质不同的学生获得的教益有时会呈现出天壤之别。阴皇后看来不是好学生，并没有领会班昭在《女诫》中揭示的柔顺与伸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自幼好学的邓绥，则在班昭的点拨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很快能把班昭教授的这套学识运用到处理后宫复杂关系的实践上，并为日后成功地听政打下良好的基础。有很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 有史学家认为，东汉的女主专权中，邓绥的统治不仅历时最长久（前后称制16年，即106—121年），也是最成功的。她的成功，不仅体现在治国成就上，也体现在她是东汉时期唯一能够终身掌控政权的皇太后。前文已经介绍过，东汉共有六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除邓绥外的其他几位，或是在世时即遭逼宫返政，或是被杀。邓绥的成功，无疑和她自幼喜欢读书并长期注重文化有关。知识能提升人的高度，能开阔人的眼界，也能提高人的能力。注重汲取知识的人，一般来说对外部世界的容纳度更高，也更有能力在长远利益和短暂收益之间做出正确抉择。 除了邓绥自身在知识上的优势外，班昭无疑也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发生了，不能因为没被人发现而视它为不存在。想做一名人格健全的人，就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内心，纵能欺人，焉能自欺？ 19、暮夜却金：慎独 杨震的高祖名字叫杨敞，西汉昭帝的时代做过丞相，而且是司马迁的女婿。所以这个家族还算有点儿来头。杨震的父亲名字叫杨宝，也是有学问、有品行的一个人。为了躲避王莽的征召，杨宝始终隐居乡里，不肯出仕。“清白”这个词，可以说是杨氏传家最大的特点。野史曾记载过一个和杨震父亲杨宝有关的传奇故事。杨宝九岁的时候，曾遇到过一只遭猛鹰搏击而坠于树下的黄雀。黄雀掉到树下后，又被蝼蚁所困。杨宝觉得它很可怜，就把它救回来了。在家里养了百余日，黄雀的羽毛又重新长好了，就飞走了。黄雀飞走的当晚，杨宝见到一位黄衣童子，向他拜了两拜，对他说：“我是西王母的使者，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救助。”然后拿出四枚白环，送给杨宝，并对他说：“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这个故事就是讲报恩。黄雀原来是西王母使者黄衣童子的化身，被杨宝搭救之后报恩，允诺帮助杨宝的子孙“位登三事”，也就是能够做到三公这个级别的高官。而且黄衣童子赠予杨宝的白环，不多不少，正好四个，这与杨震以后四代人都位登三公相吻合。这当然只是后人编出来的一个传奇故事，不能当真。但这里也能体现出后人对于杨氏家族门风的一个评价。其中的关键词句，就是借黄衣童子之口所说的“子孙洁白”这几个字。这里“洁白”，和杨震自己所说的“清白”是一回事。后人之所以编这样的故事，说明杨家世代清白的确是公认的。 那么杨震不选择财富积累，选择积累“清白”，对家族命运又有何影响？事实证明，不重视财富积累的杨震，不仅没让他的子孙冻馁饥寒，反而创造了一个延绵将近五个世纪的家族神话。杨震留给子孙的不仅仅是清白，还有他的学识和胸怀。杨震的好学、廉洁给子孙留下了榜样。言传身教，家风所及，杨震的儿子杨秉、孙子杨赐、曾孙杨彪，都成为东汉一代卓有成就的人物，父子、祖孙相继先后担任过朝廷的“三公”职位。东汉的“三公”通常指太尉、司徒、司空，是官僚系统中最具荣誉和权威性的职位，而以太尉居首。杨震、杨秉、杨赐、杨彪四代人都做过太尉。 东汉灭亡后，经历魏晋两朝，杨氏家族仍在政坛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杨震故乡华阴县，在东汉时属于弘农郡，故称弘农杨氏。直至隋文帝杨坚开创隋朝，仍冒认弘农杨氏，以杨震后人自居为荣。杨氏家族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历经几个世纪，承受了若干个王朝的考验。这样伟大的家族声誉，难道不正是基于杨震开创的轻货利、重德行的家风吗？人们总是容易被眼前的东西蒙蔽，而最能蒙蔽人眼的，莫过于以物质形式体现出来的财富。一部《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叙述了近一千四百年中国史，其中有多少家族仅仅因为成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而能世代延绵、持续保持历史影响力的？一个都没有。相反，因贪婪物欲而加速败亡的家族，触目皆是。其他国家的历史，恐怕也大体类似。 “二十四史”中讲述东汉历史的《后汉书》，共有人物传记八十卷。绝大多数传记都是若干个不同姓氏的人物合为一卷，很少有一个家族父子、祖孙单享一卷的。有几个开国功臣和外戚家族享受了这个待遇，除此之外，大概只有杨震这一家子，一卷书只讲杨震一家。其中主干部分就是讲杨震、杨秉、杨赐、杨彪四代人。这样一种荣誉，岂是家财累万换得来的？有多少家财万贯，当时人眼里的成功人物，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再为后来人所提起。 孩子的人生有没有起跑线？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是有的。但这条起跑线既不是家世，也不是成绩，而是品性。 对于这样的一位权贵，生活上的奢靡腐化，也就不难想象了。生活上，梁冀不仅自己很奢靡很腐化，他还有位太太，跟他竞赛着奢靡腐化。梁冀的太太名叫孙寿，有几分姿色，史书上说她善为妖媚之态。梁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个太太，所谓一物降一物。梁冀大兴土木，为自己造宅第。他太太在对街也开始大造宅第，殚极土木，相互夸耀，比谁更奢侈。历史上穷奢极侈，相互炫耀、斗富的贪腐权贵有不少，但一般斗富也是跟别人斗，像这样夫妻之间相互斗富、攀比奢侈的，还真不多见。 《老子》里有句名言：“强梁者不得其死。”对上如此傲慢，对同僚如此残酷，对百姓如此暴虐，生活又如此奢靡腐化的权贵，迟早有一天会被收拾的。收拾他们的未必是好人，但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兢兢业业者未必都能有善终，但无敬畏、无顾忌者，一定不会有善终。 一个人做人成不成功，就看死了以后别人什么反应。如果一个人死了，别人听到消息后还觉得挺高兴的，那真是够失败的。 杨震认为家族传承不靠财富，不靠官位，而是靠品行、靠文化。别人劝他增值家产，他拒绝，要留一个“清白”的名声给子孙，那才是最大的财富。所以弘农杨氏，四世三公，流芳百世。反观梁冀，不仅一生辛勤化为乌有，也成为历史上名声最差的人物之一。谁智慧，谁愚蠢，不是一望而知吗？但人往往都是只看重眼前，不顾及将来，看历史故事的时候头脑很清醒，一旦轮到自己去做了，都是学梁冀的多，学杨震的少。

读资质通鉴详解个人收获 一、初到一个新的地方，千万要戒急躁要多忍耐。倘若你空降到某公司的高管或领导，团队和你是缺少磨合的，在建立威信和信任之前，千万不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或者在团队内部大范围开展变动和改革。 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何以修身永远放在首位。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天道有常，天道有一定气数，并不会一直庇佑哪个人或者哪些事情，富贵有极限，好运也有极限。人在运势巅峰时，还需修身养性，不要贪得无厌，谨小慎微总归是好的。人恰逢好运须低调，适逢低谷须坚韧心意，要明白失意不失心，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三、知行合一，说到知行合一，看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有很多很多大儒提过知行合一，对其了解和实践知之甚少，很是惭愧，也是后面自己的目标吧。现在对知行合一的了解，知道和做到要不论任何时刻需要做到完全的统一，显然真的很难，可有目标是好事。 四、邓太后注重文化、爱看书，立足长远这四个字表明，知识女性的长远眼光，女性还是要多看看书。 五、人都有缺点，优点也比比皆是，我这里关注的是领导的特质，成大事者，真实、宽厚、知反省、谦虚，缺点是人在高处可能都没法持续下去，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不忘初心，历史上多少明军和大将多数是败于此，对于普通人来说，自省和慎独，还是重要的。 六、读史明志，是否明我志，有萌芽苗头，但还需后续加深。

基辛格在被任命为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后，颇有心机地聘请了一群年轻的外交分析师为他工作，因为尼克松的手下不习惯与这些无党派的年轻人沟通，所以基辛格就成了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信息桥梁。 远在古代中国的西汉，权臣霍光在世时，也独揽重要的信息权力，他主持设立一个叫“尚书”的机构，专门负责百官、吏民和皇帝之间信息传递。大臣们汇报工作，必须先把公文送到“尚书”那里，然后由霍光决定哪些事情向皇帝汇报。 在权力组织、人际网络中，如果所有的信息都经过你，你就会有很大的权力。 是的，权力就是影响力，当你能够控制信息流，影响很多人，你就会变得有权力。 汉宣帝是怎么从霍家把权力夺回来的呢？ 一是等待机会。汉宣帝谦恭地对待霍光，避免与他发生冲突，但一旦霍光死去，汉宣帝便果断出击才，收回权力。 二是掌控信息。汉宣帝出台新规，大臣们可以直接上书或单独觐见皇帝，这就架空了尚书机构，剥夺了霍家对信息的控制。 三是夺回兵权。汉宣帝让张安世顶替霍光大将军之位，把霍家子孙，要么调入文职，要么调往外地，逐渐剥夺了霍家的对军队的控制。 霍光治家没有规矩，一是奢侈，二是无礼。 奢侈则贪念财富，四处抢夺；无礼则对皇帝不敬，四处结仇。 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视霍家为国家一害，一旦时局动荡，风向变化，权力旁落的霍家，其灭顶之灾就到了。 今日读书：姜鹏《世事洞明：读懂资治通鉴里的处世韬略》。 我们常说先提升自我修养，再管好家族事务，接着有更高的能力施行仁政德治，治理好国家，最终做到统御天下百姓，求得天下太平。 但从霍家的兴衰我们看到，霍光有治国的能耐，却既无能力治好家，也无兴趣修好身，最终家人们有的仓皇自杀，有的弃市腰斩，整个家族被屠戮殆尽。 由此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能不是简单的递进关系，更可能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治国、平天下是修身、齐家的目标与方向。 人没有治国、平天下这种大目标，就没有动力去吃苦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如果修身、齐家这些基础不牢，人的位置越高，可能犯的错误越大，死得也会越惨吧。

懂得那么多道理，为什么还是过不好这一生？问题出在不能知行合一。但是，我突然觉得，不能做到知行合一的，就说明不是真知。 什么叫真知？以及知行合一最大的难点在哪里？真知的人一定对道理所蕴含的规律与现象，有足够深刻的理解，进而，懂得“迁移”，懂得借鉴。俗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是我们通常出现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有与我当下所处类似的情况，我们找不到示范抄作业！ 比如，陈友谅和朱元璋最后争夺天下时，陈友谅水军规模宏大，实力远在朱元璋之上，但是由于把船全绑在一起，被朱元璋用了火攻。但凡陈友谅看了赤壁之战，也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再比如，明朝时派兵出朝鲜击溃倭寇，教员抗美援朝是不是借鉴了？此类事情，不胜枚举。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与迁移借鉴能力，是能否知行合一的关键。 读此书也是一样的道理。作者每个故事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思路清晰。就是希望读者能了解故事的全貌，进而尽量深刻的理解借鉴。但是，麻烦是，大多数读者记性不太好，或者迁移能力不够好。所以又回到文前的问题：知道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怎么办？ 1.多阅读。 2.多反思。 3.多交朋友，打造自己的顾问团队。包括，学会按这个思路，去找Deepseek提供参考方案。

花了一些时间 终于读完了《世事洞明》 至此读完了姜鹏教授的 这套解读《资治通鉴》的书 《成事之道》、《德必配位》、《世事洞明》，共计36万余字 姜教授的这套书 带领我们走进了《资治通鉴》的世界 整部《资治通鉴》290余卷 描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1400余年的历史 包括了各色各样的历史人物 无论是帝王将相 还是忠臣奸佞 都在历史的大舞台上登台亮相 用他们的故事 向后人展示了故事背后的历史规律 《资治通鉴》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块头书 姜教授带领我们这次的探访 只能算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虽然这趟旅程是简短的 但让人大快朵颐、酣畅淋漓 掩上书本之后 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到底读《资治通鉴》有什么用呢？ 《资治通鉴》能对我们现在的人有何启发呢？ ———————————————— 第一点： 看别人的故事 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 《资治通鉴》中的各色各样的人物 对待功名利禄 都有自己的选择和价值观 因为这些不同的选择 造就了每位历史人物的不同功过是非 也导致了每个人最后的不同结局 在看这些历史上的人物的故事时 就放佛我们穿越到了过去 按照既定的剧本 过了一遍古人的生活 这对丰富我们的人生 无疑是有很多的助益 ————————————————— 第二点： 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解读 进一步了解人性的复杂之处 不同的历史人物 在遇到类似的情况下 会做出各种不同的抉择 有舍生报国的 有贪生怕死的； 有搜刮钱财的 有淡泊名利的； 有以公谋私的 有大公无私的等等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看重的事物 也会根据他看重的东西做出选择 有善才有恶 有忠才有奸 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一块人性的碎片 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 才能组成这五光十色的人性拼图 ————————————————— 第三点： 透过历史人物的故事 启发我们去挖掘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规律 当然对于每一位历史人物 历史上都对其有是非评价 作者司马光也有自己的评价 而我们读者也许还会有我们自己的评价 这些评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从一个个的人物背后 提炼出贯穿古今的规律 这就需要我们每位读者去善于总结了 —————————————————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 我们看待历史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是英雄史观呢？ 还是人民史观呢？ 其实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说 持有文明史观是有着更宽阔的背景的 只要是推动当时的文明进步的 那么这样的人物就是正面的积极的 当我们用文明史观去观察历史的时候 就会发现那浩瀚无垠的宇宙之下 每一种文明都发出了自己璀璨夺目的光芒！

充满汉代官场的机巧平衡，脱离上下内外背景，只看历史记载行事和结果，如真以为有所领会，要在现实场景实践，极可能是“彼之蜜糖，我之砒霜”。世事洞明做成“纸上兵书”，按图索骥一定是百般困惑。 虽距数千年，人性不变，人生赢家多是博弈大师，古人不知道纳什均衡和零和博弈，无非是“趋利避害”运作机制，看案例就如商学院MBA，解剖过去各类死尸案例，即便找到死因，真遇到也不一定有不一样的命运。 一句话，汉代风云人物故事听过百遍，关键是解读太窠臼，读史无非是透过历史层层迷雾，跟每个有血有肉的人共境遇同声息中，分析他抉择和行为背后的心智支撑是什么，如果读史偏向高人一等的“事后诸葛”价值评判，历史只能是前行路上的旧包袱，瞻前顾后，不知所措。

《世事洞明》——权力博弈中的生存算法与人性解码。 姜鹏以《资治通鉴》为手术刀，剖开中国三千年权力场的生存法则，揭示其本质是“人性与制度的永恒角力”。书中通过霍光废立刘贺、汉宣帝隐忍夺权等案例，展现权力生态的残酷逻辑：“顺时者昌，逆势者亡”，而真正的智慧在于“知进退、明得失”——刘贺的荒唐表象下是政治幼稚病，汉宣帝的隐忍则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生存算法。 三大核心洞见直指现代处世困境： 1. 权力的悖论：权臣霍光既能扶立明君（汉宣帝），亦能专权误国，证明“绝对的忠诚与绝对的腐败实为一体两面”，唯有丙吉式“施恩不言”的厚道，方能穿越权力周期律； 2. 关系的本质：君臣博弈实为“动态契约”，汉宣帝对霍光“表面尊崇、暗中布局”的策略，恰似现代职场中“合作性竞争”的古典范本； 3. 历史的镜像：王莽改制与王安石变法的对比警示，改革者若缺乏“世事洞明”的洞察，终将沦为理想主义的祭品——制度创新必须适配人性底色。 此书最深刻之处，在于将史实升维为哲学。当姜鹏断言“《资治通鉴》是失败者的数据库”时，实则是呼吁一种历史思维：在AI重构人际关系的今天，唯有参透权力与人性的底层代码，才能像汉宣帝一样，在风暴眼中织就自己的命运之网。

为什么要多读历史，因为历史反复证明了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诸如———不要做恶，不要贪，不要太嚣张跋扈，盛气凌人……因为最终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轻则葬送性命重则牵连整个家族一起陪葬，最后面都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反观那些清正廉明，恪守本分，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厚传家，懂得进退有度的，基本都得到了善终，甚至是家族越来越旺越来越兴盛传了好几代人。 作者总结最后，现在的教育，重要的是品行，修身齐家，品行到位了，以身作则，好的家风传承，孩子就不会太差。 现在大多数的家长都是努力给在外打拼给孩子挣家产，挣好的起点，反而忽略了自身的教养，以为好的起点就是孩子的一切，其实不然，一搞不好积累几代人的财富都会被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