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泉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读古代中国的真相,追随学者的脚步,走出历史的迷宫。第二部分集中于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抉择与现代化的代价,曾经的阵痛也许至今仍在发作。第三部分更关注当下与未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多元,理论多变,中国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与世界相处。
4.5/5 从张泉的《荒野上的大师》来的,作者的文笔一如既往的舒顺自然和携带力量。 这本书是作者聚焦海外学者做的一本访谈录辑,主题涵盖了中国文明和文化历史演进的一些关键节点,又同时涉足政治、经济和文学等其它领域。 十四位采访对象基本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师从各个领域的大师,研究点聚焦,视角颇为独特,即使不是专业领域的读者也可从阅读中获得乐趣、放飞思想。 令人略加遗憾的是,采访主题更多得落脚在中国早期文明(秦汉)和近现当代文化(明清和民国),没有涉足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在书中存在缺环,削弱了读者阅读带来的满足感~
《阅读也是异乡》中国文化的阐译和重塑,是对失落的黄金时代的记忆 0 因为看了张泉的荒野大师,才找来读一读这本书《中国文化访谈录》。这书一半是汉学家眼里的古典中国,一半是现代中国学者(又是在国外大学里任职)对古典文化中国的寻找,其中几个台湾出生的学者,几个在大陆建制出身的学者,由于70年意识形态和制度、环境的隔离,学术成长经历和视角不同,有点意思。大陆学者是“旧时代”里出身于知识阶层,年轻时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遭遇、成长、突围、幸存,有一些学术研究在国外,挺传奇,也造成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研究领域。外国汉学家则站在中国漫长而沉重的传统之外审视中国文化,以局外人的价值姿态,更加敏锐的视角与更加多元的观察。 有几个人的访谈挺有意思。 1、 宇文所安(耶鲁、哈佛教授,研究东亚文学) 谈唐诗:唐朝是现代人的异乡。李白、杜甫不是当时主流。 美国佬宇文所安重构整个历史时空,将诗人置于变革的时代中考察。 他说撇开盛唐神话,“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不仅是李、杜,甚至包括陈子昂、孟浩然、岑参等人,他们不是典型的士大夫,生活足迹也不在京城,而是游荡在国家广阔的大地山川,在他们各自生活的时代,光芒也完全被主流的京城官场诗人掩盖。 他们是时代主流之外的诗人,后世阐释者的审美原则与价值标准强行附着在他们身上,导致距离真相越来越远。这个属于接受史范畴的命题。 黄金时代总是后设的,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在后人命名的“盛世”。唐诗视为来自另一个国度的美妙作品,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唐朝是异乡,远比美国更陌生,更充满异国情调。 2、大木康,俗文化,冯梦龙的黄色小调 日本学者大木康,研究明王朝更迭之际,中间阶层民间出版。明朝很多未入仕书生进步了体制内的主流,又读了体质规制下的圣贤书,总得找点事做做,寻找表达出口,寻找价值感,寻找出路,就只能走向民间文化和俗文学,不经意带着风雅精神走向民间。 说到民间俗文化,书里提到《风月秦淮:中国游里空间》是关于苏州的青楼文化,苏州山塘街这一带,不愁吃喝的文人和失足妇女碰上了,冒襄和董小宛是在山塘街相遇的。这些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八卦故事。 据文中说,宋代已经有不做官的文人,比如在西湖边隐居的林和靖,梅妻鹤子,喝酒写诗,写诗随就随弃,善绘事惜画从不传,终身不娶。反正就是消极放达。用现在话说就是躺平、不婚不子。留下名句: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到了明代,进步了体制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但是不一定“隐逸”,不假清高,而是投入到火热的市井生活中。比如唐寅靠卖字画生活。 冯梦龙科场失意,当然最主要是明清之乱,要变天了,就积极投身俗文学的文人,靠出版为生。1644年,经历“甲申之变”后,京城乱了,在江南有南明王朝,大量人避祸南迁,冯梦龙就找到那些从北京逃到江南的人来做采访,他集合了各种关于北京的信息,编撰出版了《甲申纪闻》,可能是最早的新闻纪实了。 冯梦龙编辑的书很多,《三遂平妖传》《智囊》《广笑府》《春秋指目》《古今谭概》《墨憨斋定本传奇》等等一看书名就是当时的地摊文学,当然最出名的是小黄书有《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简称“三言”。 冯收集的苏州民间小黄调,辑成《山歌》,民间小调么总是直白粗鄙,和现在还流传的西北的“十八摸”之类的很相似,都是很直白粗鄙的“姐的白奶子、屁股、湿沟沟”,也有双关语的像贾平凹《太白山》讲的商州小故事“姐吃螃蟹掰开腿,老汉偷柴快点抽,打翻水盆湿哒哒”之类的,那是民众的工作之外的口舌娱乐,刚需啊。 明朝没有文字狱,刻版和纸张早已非常成熟,识字率很高,书生们也有通俗文化需求,所以民间出版业发达。水浒西游三国、金瓶梅之类就是这么来的。 介绍了印刷术。明末出版主流是雕版印刷,而活字印刷没有发展起来。因为,雕版有版木在,一种书卖完了马上可以重印。如果是活字印刷,印完一面,活字就要重新排版,明代书籍印刷的数量非常大,这样反而麻烦。 3、舒衡哲,再启蒙,一再延续的历史 美国学者舒衡哲是研究五四之后的新启蒙的,他试图重新理解“五四”,提出的疑虑:纪念能够代替记忆吗?人们会因此忽视什么?又可能就此忘却什么? 从代际关系中探讨新一代知识分子出现的来龙去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代人,以陈独秀、钱玄同为代表的一代人,以及“五四”一代,如何传承与更迭。当人们认为中国需要新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时,“五四”一代追求的却是新的世界观(worldview)。“五四”一代的另一面:“事实上他们是建设者,他们把启蒙希望带入社会,撒向普遍的民众。” 同时,五四一代其实关注问题是很多样的,并存着三种不同立场的学术社团与杂志——文化上保守的“国故”,政治上积极的“国民”,以及走向启蒙的“新潮”。 ‘五四’知识分子并没有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提出更成熟的要求”。他们最关心的一点,只是对政治独裁保持批判的态度。 “五四运动”中那些年老的幸存者曾尝试着在1980年代恢复启蒙思想。走出一个人的“本土”文化——通过到国外学习或是与国外思想深切地接触,以用一种全新的观点来打量(和欣赏)自己的传统,去“观察那些过去曾观察过的、一再延续的历史事件。” 今天,是不是又面临“一再延续的历史事件”? 4、 台湾学者黄进兴,儒学的“文化的幽魂” 他研究台湾的孔庙。 台湾学者关于儒学/儒家的观察很有意思,儒学是国家体制和士大夫的,不是民间和私人的。 “ 私人宗教和公共宗教的分歧在哪里?私人宗教就是说,你到一座庙或者福音堂,你是为自己祈求。孔庙是不能作这些私人的祈求的,它是给历代的统治阶级、士人阶层作一个集体的诉求:国泰民安,文治昌隆。所以,孔庙在中国的文庙系统里是最重要的,但是也是一般民众不能去的。它平常都是关起来的,只在重要节日才会开放。民众和它的距离很遥远。” 儒学是一种国家学说,统治正统性和合法性的象征物。唐太宗贞观四年曾下令所有的州学、县学都要建孔庙,常申凯也要求每个县、市都要建孔庙。 儒教是统治者的经世之学,管统治正当性,管治国。道教管庞杂的日常生活,什么养生、月老、灶神、土地、门神之类的融合了很多杂七杂八的民间崇拜。佛教管生老病死。信仰之间有公私之分,没有冲突。 儒家文化、儒家学说有一个实践的层面——礼和乐,由儒生去操持,现在儒生、礼和乐的实操没有了,这个学说只留下一些抽象的老到的生活经验和道德教条,对社会和政治没有指涉性、执政合法性也已经被现代政治哲学所接管,“来源于民、执政为民”这套,或者马哲这样社会阶段论和先锋队这些,没有需要它的儒生集团了。所以儒教无所可依无所可用,变成文化幽灵。 “道德”也已经完全不同,比如父父子子这样的纲常,已经转变为新道德比如互尊和互爱之类。 中国佛教信仰不读经书,没有布道,信仰不是建立在读经典基础上。 (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集,包括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为“三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教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教为佛弟子制定的日常生活所应遵守的规则;“论”是祖师们为阐明经的义理所造详明著述。) 5、其它人不想再做笔记了,有兴趣的。比如,巫鸿,研究中国古代艺术。 这本书内容是很好的中国文化研究的书目。但是,我只是作为一个毫无知识储备的消遣阅读者,看过看不懂的热闹。 完了。
思想唤醒新的思想 对话的时候,我们开始真正思考。 作者采访了几十位国内外学者,将中国文化按历史排序,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到“华美文学”拓荒,穿插访谈者自己的经历。 因一首唐诗改变人生课题的外国学者、靠一颗巧克力撑一天,誊抄海外资料的中国学者、文革时悄悄读书消解精神饥饿的文化幸存者、被排挤在非主流以外的西方华裔作家…… 虽然主题是“中华文化”,但作为“世界知识的公民”,跨文化的对比让他们的研究碰撞出新思绪,《圣经》与《孟子》,康德与戴震,都成为前行的力量。 透过“他者”之眼勾勒出中国变化的轨迹,这些“对话”像是盗来的“普罗米修斯火种”唤起读者的新启蒙。 “促进新启蒙的最好方法,就是理解前一代人的复杂性,尊重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并且明白他们如何区别于今日的我们。”
平平无奇的书名,却蕴藏着浩荡的人物与思想,读完《荒野上的大师》余兴未了,追寻张泉作品,又收获余韵悠长。这本访谈录中的大部分内容,曾刊登在《生活月刊》上,“充满理想主义精神与文化担当”的杂志,承载了九年来作者一次次与当代汉学大家的真实交流。《荒野》是与民国大师的神交,这本合集就一定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柯马丁、宇文所安、艾朗诺、大木康、史华罗、艾尔曼、夫马进、罗多弼、顾彬,中文名字背后是一群深究中国文化的异国学者。“我们用怎样的语言说话,就会用怎样的语言思考(熊逸)”。管窥在他们思考角度下我们的历史人文,正如宇文所安说“对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忘记我们相信自己早已知道的东西,并带着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审视文学的过去”,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亦如是,并且是相当新奇且惊喜的。 另一个值得认同的是,艾尔曼说“我们应当分析的是,中国人为何这样,欧洲人为何那样,而不是为什么中国人不能那样”,这种新思路被总结为“中国中心观”,即以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考察中国问题,摒弃相对片面的“西方中心观”。故而这本书其他中国学者部分的访谈也是耳目一新,带来的不是简单的作者与作品推介,而是认知的扩容。 当然,我那数不尽的下一本书应该就在这一本书里了,“我们的目标不是用主要天才来界定时代,而是用那一时代的实际标准来理解其最伟大的诗人。”这是宇文所安带来的启迪,也是我将《他山的石头记》纳入阅读队列的动因。
反复摩挲一本书,如同精神世界的反刍。 原来啊,一本书反复读,细细读,正着读,倒着读…然后妙笔生花,读过的文字都流淌在了笔底下。而现在,书得来太容易了些,反倒一目十行,匆匆一瞥,然后相忘于江湖。 有人说“阅读如同初恋”。原来的日子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的快餐式恋爱,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择一人终老已经是很遥远的故事了。 而我们能做什么?慎独,持续。日拱一卒无有尽,把生命变成体验过程,则生命不朽也。 精神世界的活着将是永久活着,将活在历史的记忆里,死而不亡者寿。
读了张泉的《荒野上的大师》后,找来这本《中华文明访谈录》 ,相比较之下,更喜欢前一本中的那些民国大师们。
作者是从三个视角在细支末节上深入探考中华文明:当代的外国汉学研究者、台湾历史文化学者、大陆学成出国深造研究的文化历史学者。 了解中华文明要到中国来(并生活一段时间),要看懂、讲明白中国要离开大陆。
巴黎评论式的访谈录,对谈了数十位国内外的大汉学家,讲述他们研究中华文化的缘起与现状。 惊叹于作为老外,居然如此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站在外缘看中心,这个视角更加多元,可能更加客观。与此同时,可以把中华文化推介给世界,增加互动交流,彼此了解,进而互相理解。
数十位学者八年间的零星访谈在作者脑海中逐渐聚拢成为旁征博引又收束凝练的三个章节“古代的幻象与真相,知识分子与现代之路,跨文化想象”。不谈文笔和内容的精妙,至少其基于前人的访谈不断精进访谈条理,系统化征引周边知识以期和嘉宾更好的碰撞值得所有访谈类up主学习,其以十年为维度不断精心打磨一条故事线的持之以恒更为人钦佩。 “可惜我终究没能沿着学术之路走下去,但一直追随着兴趣,庞杂地读着书。我曾为之工作十年的《生活月刊》杂志,也给了我足够自由的空间,让我可以时常在不同的领域之间穿梭,尽管辛苦,却乐在其中。而在采访、编辑与写作时,我则总是提醒自己尽可能地保持某些不合时宜的审慎与执拗,它们来自那些年的学术训练,亦是我心中弥足珍贵的品质”-出现在后记中的兴趣、审慎、执拗瞬间recall到最近两位风口浪尖上的理想主义者:deepseek CEO梁文峰和哪吒2导演饺子。感谢作者让我们再次确信,人文和科技的花团锦簇将在平正与通达中交叠攀升
读于抚仙湖畔。访谈对象都是海内外著名学者,对比来看,西方汉学家更强调个体的热爱与知识的纯粹,而华人学者则更侧重家国之思。一个显著的启发是,多语言能力和多文化背景,对于深入研究颇有裨益,而长期储备和特殊机遇的绾合则是有所作为的关键点。多种语言、持续勤奋、机遇,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