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与人（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阅读这本书是因为群里书友“胡不归”提出的关于“希腊的城邦性”思考，很难想象城邦性何以成为古希腊思想里的根基，在耶格尔的《教化》里，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讨论看到“城邦就是是古希腊作为人能够存在的前提”，不管是对话录还是戏剧全部都离不开城邦，与其说古希腊文化，不如说是古希腊城邦文化，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即便民族国家共同体我们也很难“如此亲密感”，而施特劳斯这本书可以“进一步说明人与城邦的内在共生性” 但施特劳斯是基于文本细读，看看他怎么读，首先就是柏拉图对话录，在柏拉图的《法义》里我们就感受到雅典异乡人批评斯巴达的饮酒习俗，还有波斯人的祭祀仪式，这种讨论其实已经隐藏了一个前提，即城邦的法律不仅防止恶的发生，还要管你信什么神，在葬礼上怎么哭泣，在宴会上怎么饮酒，而柏拉图的整个《王政》其实就是让个人的灵魂通向城邦，这也是施特劳斯在这本书里花费大量论证“个人灵魂和城邦灵魂的同构性”，仔细端倪他们的分析思路便知，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等人讨论“什么是正义”，由于正义在个人灵魂中太小太抽象，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提议，先去看一个“大写”的正义，即城邦的正义，然后再回过头来看个人，这种讨论方式很奇怪，我们现代人如果讨论一个人的性格品性是怎样，怎么会去想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国家是如何呢？可能有，但我们的思路往往是“环境塑造个人”的思路，很难是苏格拉底这种“环境和个人同构”思路，因为根本上个体和环境是对立的，这种讨论方式在苏格拉底《斐德》里还有，而众所周知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安排里，哲人王其实对应的就是理性，军人对应的是意志，生产者对应的欲望，他的城邦等级安排分别对应灵魂的理性，意志和欲望，其实就是想说理想国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灵魂的内部秩序，当一个人的理性在意志的协助下，完美统治了他的欲望时，这个人的灵魂就达到了理想国的状态，因此，城邦在这里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个人通过投射到城邦中，才真正认清了自己灵魂的内在秩序，这有点像现代心理学的叙事学，即一个人的心理扭曲可以通过外部的环境叙事来修复 这种个人通向城邦的过程里，耶格尔把它称为“教化”，而施特劳斯则认为灵魂与城邦永远无法完美缝合，这次就必须回到修昔底德，因为无论是柏拉图，苏格拉底还是亚里士多德也好，他们对于城邦的深情始终是基于自己设想的规范，是他们基于对尽可能好的政体的理解，但修昔底德通过伯罗奔撒战争对雅典的城邦主义分析，才看到这种城邦的虚弱，用施特劳斯的话说，在“历史”的完满得到确证之前，自然的理性即“城邦与人”的关系不可能获得证明，施特劳斯这本书里最后安排了修昔底德，之所以这种结构安排，正是为了用修昔底德的“现实冷峻”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规范理想”奠定悲剧性的底色 通过修昔底德其实很容易看到城邦在本质上是排他的自私的，并且天然具有扩张的狂妄，当强大的雅典军队包围了中立的小岛米洛斯，米洛斯人哀求雅典人讲讲正义，而雅典将军们说出了政治现实主义历史上最残酷的名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忍气吞声”，其实这里修昔底德在这里揭示了城邦的深刻虚弱，城邦对内要求公民讲正义讲美德，但对外它却必须遵循赤裸裸的强权逻辑 节选 “雅典人断言，所谓的强者的自然正当(right)，是指强者出于自然的必然性而行使的一种权利(right)，这一断言并不是雅典帝国主义的信条；它是一个普遍的信条；比如，它适用于雅典，也适用于斯巴达。它不会被如下事实驳倒，即斯巴达人节制、满足于既有的东西、不愿发动战争。换句话说，强者的自然正当并不会在所有情况下都导致扩张主义。超出了限度，扩张便不再安全。存在着“饱和的”力量。与雅典人一样，斯巴达人也是“帝国主义者”；只不过，他们的帝国可以说是无形的，因为他们建立帝国要比雅典早得多，而且已经达到了它的自然限度；因此，它便不再是令人震惊和反对的对象。忽略了这一事实，人们便会重蹈二战期间所犯下的那种最愚蠢的错误，当时，身居高位者按照如下假设来行动，即存在着不列颠帝国和不列颠帝国主义，而不存在俄罗斯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主义，因为他们坚信帝国是由许多被大海分割开的国家组成。开俄斯在节制方面仅次于斯巴达，在奴隶的数量方面也仅次于斯巴达。斯巴达之所以节制，乃是因为希洛特人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希洛特人使得她节制。修昔底德就像他笔下的米洛斯的雅典人一样，从未听闻会有这样的情况，即当统治弱小的城邦符合一个强大的城邦的利益时，仅仅出于节制也即完全不加算计，这一强大的城邦便不去统治弱小的城邦。” 可见城邦无法在“内部的正义”与“外部的非正义”之间建立桥梁，这就像是说这个国家里出了很多文明高贵的思想家，但是呢，对外他们依然可以很霸权，而事实就是，雅典为了维持城邦的内部繁荣与所谓的高贵自由，就必须变成一个剥削其他城邦的帝国，他们必须把一些正义的东西建立在高贵的谎言基础之上，比如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讲，当伯利克里敦促听众留意城邦的力量并成为城邦的热爱者时，人们该如何在永恒赞美的个人补偿中梳理出公共的自我牺牲的含义时，修昔底德已经为我们揭示了高贵的雅典人如何野蛮化，可以说，修昔底德是超越了柏拉图，修昔底德是一位拥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他能够根据明确把握到的普遍的事物来看待独特事物，假如说柏拉图回答了何为最好政制本身的问题，那修昔底德则回答了战争中雅典所拥有的最好政制是哪个的问题，在此，只有去认真阅读修昔底德，我们可能才能更完整古希腊文化里面的问题吧 整本书还可以，只是不知道翻译还是行文问题，理解起来总是有点别扭，需要对照前后文多看看

太邪恶了老头。世间少有如此散发着幽深和危险气息的人。 不过此书非常精彩。施特劳斯的写作手法如此流畅自然，得学不少年，足见其对材料的熟悉。 长评另补。

《城邦与人》内容总结 基本信息 - 作者：[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 出版时间：1964年（基于1962年佩奇-巴伯讲座） - 地位：施特劳斯的代表作，古典政治哲学诠释学的典范之作 核心问题意识：现代性危机与政治哲学的复兴 施特劳斯在开篇即指出，20世纪西方社会陷入了深刻的思想困境：它已经不再确信自己的原则是真实的，但又不得不捍卫这些原则，以抵御来自外部（苏联共产主义）和内部（虚无主义）的威胁。这种"空洞的肯定"缺乏真正的基础。 他批判了两种主导现代思想的病症： - 历史主义：宣称不存在任何永恒真理，一切所谓的真理都是历史性的、可变的。施特劳斯指出这一立场自我取消——如果一切真理都是历史性的，那么"一切真理都是历史性的"这个命题本身也只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真理。 - 实证主义：声称政治科学只能处理"事实"，不能对"价值"作出判断，必须保持价值中立。施特劳斯认为这切断了政治科学与政治现实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因为政治生活本身充满了善恶判断。 施特劳斯认为，解决这一危机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发明新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回到政治哲学的源头——古典政治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全书的标题"城邦与人"预告了核心张力：城邦代表政治共同体的要求（秩序、共同善、法律、忠诚）；人代表个体的要求（真理、哲学、超越惯例的思考）。 第一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政治科学的原初形式 施特劳斯将亚里士多德视为政治科学的真正创立者，其《政治学》展现了对政治事物的融贯而全面的理解。 1.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深层解读 - 城邦是人类本性的最高实现形式，只有在城邦中，人才能充分展开理性和道德能力 - 但亚里士多德同时指出：比城邦低的是兽，比城邦高的是神。哲学家的沉思生活似乎指向了超越城邦的存在方式，这构成了《政治学》内部的结构性紧张 2. 政治科学的性质 -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科学不是一门精确的自然科学，而是一门"实践智慧"的学问，处理的是"通常如此"而非"必然如此"的事情 - 它从政治事物的"自然理解"（前理论的常识）出发，这与现代社会科学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精确性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3. 政制问题 - 《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最好的政制" - 亚里士多德主张"混合政体"（共和制）作为最佳的实践方案，因为它将自由人的数量优势与财富的稳定性相结合 - 但施特劳斯特别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制"在原则上是有条件的，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和人口状况 4. 哲学生活与城邦的张力 -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说最好的生活是沉思的生活，而《政治学》研究的是城邦共同体所培育的政治美德 - 哲学家与公民，谁代表人类的完成？亚里士多德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因为一个完全为哲学生活组织起来的城邦是不可能的 第二章：柏拉图《理想国》——正义的本质与城邦的限度 这是全书篇幅最长、论证最为精细的章节。施特劳斯对《理想国》的阅读堪称20世纪最重要的柏拉图诠释之一。与通常将其视为"乌托邦社会主义"或"极权主义蓝图"的读法截然不同，施特劳斯认为《理想国》根本上是一个关于正义本质的思想实验。 1. 对话的戏剧性 - 施特劳斯一贯重视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性开场。《理想国》以苏格拉底"下到"皮雷埃夫斯港开场，预示着哲学家被迫从纯粹的思考下降到政治的洞穴之中 - 对话的具体情境本身就是论证的一部分，行动限制了言论的普遍性 2. 正义的三种理解 - 克法洛斯：传统虔敬的正义（说真话、归还所借的东西） - 波勒马科斯：传统的"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 色拉叙马科斯："正义不过是强者的利益"——这是对传统道德最彻底的挑战 3. "话语中的城邦"的建构 - 苏格拉底通过建造一座"话语中的城邦"来"放大"正义，以便更容易看清它 - 城邦从"简单城邦"（健康而和谐的原始共同体）转变为"发烧的城邦"（奢侈的城邦），这一转变揭示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根本事实：人类不能满足于纯粹自然的需求，这种欲望驱使城邦扩张并引发战争 4. "哲学王"的悖论 - 施特劳斯对"哲学王"的分析是本章最深刻的部分。他指出，"哲学王"这一命题在《理想国》中始终带有一种悖论性 - 哲学家是那些从洞穴中走出，见到了真正的阳光（善的理念）的人，他们的本性促使他们留在洞穴外，不愿回去 - 苏格拉底说哲学家的返回是一种"正义的强制"，但施特劳斯追问：让一个知道更好事物的人去做不如前者的事情，这是否本身就是一种不正义？ 5. 理想城邦的本质：不可能的真相 - 施特劳斯最重要的总结性论点是："话语中的城邦"之所以被建构，恰恰是为了通过其不可能性来揭示正义的真正本质 - 完美的正义城邦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的，因为它与人性的几个根本特征（对私有财产的渴望、家庭情感、对哲学的无知）根本抵触 - "高贵的谎言"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每一个稳定的政治共同体都需要某种神话性的叙事，来为其等级秩序和服从关系提供正当性 第三章：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政治生活的永恒结构 施特劳斯拒绝将修昔底德简单地归类为"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或"现实主义鼻祖"。相反，他认为修昔底德是一位以历史写作进行政治哲学思考的作家。 1. "永久的财产" - 修昔底德自称他的作品是"永久的财产"而非"竞争的节目"。施特劳斯认为，这句话表明修昔底德的历史具有超越历史的意义——它揭示的不仅是特定战争的经过，而是政治生活的永恒结构 2. 战争的起源 - 修昔底德区分了战争的"表面原因"（外交纠纷）与"最真实的原因"：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斯巴达的恐惧 - 这一区分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权力的不平衡是战争的根本原因 3. 雅典与斯巴达的对比 - 雅典代表着创新、活力、冒险精神和民主制 - 斯巴达代表着传统、稳定、节制和寡头制 - 施特劳斯通过这一对比探讨了不同政制与人性之间的关系 4. 阿尔基比亚德斯与尼西阿斯 - 阿尔基比亚德斯是天才的冒险家，充满活力但缺乏节制，他是"被城邦腐化了的哲学气质"的最高典范——本来可以成为最伟大的哲学家，却成了最危险的政治冒险家 - 尼西阿斯是谨慎的传统政治家，但在危局面前优柔寡断 - 两人的冲突代表了两种政治-性格类型之间的冲突 5. 修昔底德的历史哲学 - 修昔底德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客观中立的历史学家，他在表面上貌似客观的叙述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洞见 - 他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揭示了普遍的政治真理：正义与强权之间的关系，政制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伟大领袖与民主多数之间的关系 全书结论与核心洞见 1. 哲学与政治的永恒冲突 - 这是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哲学追求普遍的、永恒的真理，而政治则依赖于特殊的、地方性的意见和神话 - 哲学家对真理的追求必然会挑战城邦的权威，而城邦为了自身的生存也必然会限制哲学的自由 - 苏格拉底之死是这一冲突的最深刻象征 2. 城邦的根本限度 - 施特劳斯通过对三位古典作家的解读表明，完美的政治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 - 政治生活永远无法完全满足人类最高的精神追求，即对智慧的追求 - 这一认识使古代政治哲学具有一种非革命性的品质，因为它不相信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彻底解决人类的问题 3. "什么是神"（quid sit deus） - 《城邦与人》以这个问题作结。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 - 寻求对城邦的"一般性"理解，最终与最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是一回事情 - 这表明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最终指向了神学-政治问题，这是他一生思考的核心 历史地位与影响 - 《城邦与人》是施特劳斯学派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它确立了施特劳斯独特的经典文本解读方法 - 它深刻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哲学研究，特别是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方面 - 施特劳斯对"古今之争"的重新开启，以及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诊断，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 同时，这本书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特别是关于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理论以及他对民主制的态度

城邦体制的建立最初是为了投身于非必要性、创新行动和哲学思辨的生活；但这种政治体制【以及任何政治体制】与个人哲学理想和幸福的追求存在着矛盾。为了调和这些矛盾并退而求其次地保证普遍的善，政治体制不得不进行立法来保证个人基本的自然权利【诸如生命】并垄断部分权力【诸如暴力】并设置机构来管理。国家是保障个人权利的机构；而社会不同于国家，是实现理想和幸福的纽带。国家与社会天然是无关的【古希腊城邦是最接近于国家与社会的统一的政治体制】。 为了调和以上矛盾，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学，使政治事务与哲学思辨彻底分异；政治统治形式变为使用一种高于政治日常事务处理的哲学思想去命令和管理城邦以使之符合道德美德、自由精神和高贵精神的追求【而非苏格拉底的哲学为城邦共同利益服务，因此苏格拉底并没有创立政治哲学】；诡辩术和雄辩术的发源。 然而任何政治体制的创立都不能解决个人理想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共同体天生带有立场，因而共同体的正义是囿于其政治体制形态的、与外部对立的。悲观来说，作为共同体的正义实则就是一种权力关系和手段，通过伪装成社会规训和传统美德将自然人转变为公民，将个人理想扭曲为共同利益，在内部和外部都通过行使不正义来维护统治【挣钱术和战争术】。哲人进行统治是不自然的，非哲人服从统治也是不自然的，权力关系的建设虽然来自于共同理想的追求，但在确立的瞬间便会堕落成为社会维稳的手段和利益权衡的延续。

《城邦与人》通过重返古希腊城邦，把“整体—部分”“自然—历史”“道德—政治”等根本张力重新置于中心，为理解现代危机、重估公共生活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看的纸质版，估计会反复读。我个人觉得Allan Bloom对于《王制》的解释比施特劳斯更有启发性，毕竟名师出高徒。施特劳斯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解释还是很不错的，我先读了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施特劳斯的关于《政治学》的理解与沃格林非常相似，毕竟二人是同事。

这书翻译得混乱不堪，漏洞百出，逻辑跳跃，到底是谁在看。

对西方古典和现代都很重要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出名的就是施特劳斯论《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