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增订本）

该书的修订再版加上作者在豆瓣书评上的回应长文又一次引发争议，造成豆瓣对该书评分的两极分化，评分呈现c字形。显然作者的回应引发的某些人的不快，因为作者不仅在豆瓣书评中作长文回应，甚至对书内容进行修改时也充分照顾了不少“批评”，可谓是打脸了不少“民科”（此处使用民科并非是指非历史学专业出身，而是指不遵守历史学研究规范的人）。 一书再版引发如此争议实属少见，因为这种学术性专著的冷门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2019年的初版至今也不过367人评分而已。 作者的长文如今已经删去，当中可提炼的信息大抵是澄清再版缘由、批判学界问题、回应一些指责、阐明写作意图。让笔者感兴趣的是作者强调教员“枪杆子里出政权”与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对其研究思路的影响。 教员“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论断是对军事武力在政治斗争中作用的精确概括，古人也同样重视“军权”的重要作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类的言论自不必说，历来政变首先控制的也是军队。作者正是以控制军权的宦官为切入，从而提出“宦官政治”这一概念的，可见“军权”正是作者立论的关键。作者强调了皇权政治的变态，以宦官政治对标田余庆的“门阀政治”概念，企图提出一种宏观层面的理论，但这一实践似乎并不成功。不少学界同仁，如卜天舒就认为作者对“宦官政治”核心概念内涵、外延界定的缺失，使得某些论述缺乏可信度。并委婉地指出作者似乎长于史事考辨，短于宏观概述。 “作者对史料进行了穷尽式的搜罗整理，用力之勤令人感佩，深化了我们对史事细节的认识；但该书对“宦官政治”等核心概念的内涵、外延缺乏界定，对于宦官以外的政治史影响因素关注不足，使得方法论层面的思考未能充分达到目的。”（卜天舒《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 卜氏引用了胡宝国的观点，“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卜氏尤其强调作者太过于关注唐廷中央的高层政治斗争，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州县、藩镇以及外朝的影响，将唐廷中央政治变为宦官、后妃的宫斗。卜氏为此列出了不少论据，但主要关注点仍在“宦官政治”这一核心概念上，认为作者并未超出前人对于宦官政治的研究，没有跳出政治集团说的范畴，仍是在传统理论框架下的尝试。陆扬在《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中《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一文关于宦官政治作用的反思，与作者有着不谋而合之处。 “而较之东晋，中晚唐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能否以“宦官政治”来简单概括？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作者目光只局限于中央高层内部或央地之间的矛盾斗争，而对这一时期的种种社会变化未予关注。过往纯粹的政治史研究内容主要是藩镇、宦官、党争并立，在并无过硬证据、不能推翻这一前提的情况下，任意拔高其一而不及其余，说服力仍显不足。” 卜氏对宦官政治能否统摄中晚唐政治的主线持怀疑态度，以笔者愚见宦官与门阀对于中晚唐与东晋的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门阀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政治垄断，还体现于社会经济中庄园经济；思想文化上的清谈风气、玄学思想等。也就是说门阀不是但是一股政治势力，它还渗透在东晋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显然不是中晚唐以军权参与中央政治的宦官能媲美的。窃以为藩镇研究的成熟更是对作者“宦官政治”形成了极大挑战，唐国刚、李碧妍、仇鹿鸣、张天虹等学者对藩镇的研究，使得研究者不得不注意到藩镇对中晚唐政治的重大影响。如何处理藩镇与宦官政治的联通，这无疑是对作者的巨大挑战。 就全书质量而言，此书无疑是质量上乘之作，作者长文中自谦为四星，私以为五星也不为过。即使不少研究者指出了此书的问题，但瑕不掩瑜，不比因为部分瑕疵就否定全书的价值。

神策两军中尉制度的确立是中晚唐宦官政治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中晚唐政治史，本质上就是皇权身边的侧近势力不断被推上历史舞台的过程。

晋室南渡之后，皇权衰落，门阀士族在政治、军事上占据强势地位，直接促成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中国古代历史上，与西晋末年战乱类似的情形还有一次，即唐代蔓延半个中国，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安史乱后，维护皇权权威的中央军队几乎丧失殆尽，皇权政治遭到沉重打击，这与南渡之初的东晋王朝极为类似。如所周知，东晋门阀政治的根源在于皇权衰弱，门阀士族趁势而起。以此类推，安史乱后的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皇权的积弱也可能会产生一种类似门阀士族的政治势力来弥补皇权衰弱后的政治空间。这个新兴起的政治势力就是掌控神策军权、屡行废立乃至弑逆的宦官集团。中晚唐政治格局中最鲜明的变化就是宦官权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全面膨胀，直至凌驾于皇权之上。

755后，即一段李唐皇室对武人跋扈的PTSD之治疗过程。用藩镇消耗藩镇，以宦官制衡宦官，这俩“补丁”又让李唐统治系统磕磕绊绊存续了近一个半世纪。最后脆弱的平衡被黄巢起义打破，各地藩镇借平叛崛起，终结了李唐之形式和实质，但宦官倒是伴随李唐到了最后一刻。

继《东晋门阀政治》《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后难得让人读得如此畅快的历史专著，虽然有以推论作证据、作者主观意识突出的弊病，但瑕不掩瑜。

之前在kindle上看了这本，这次再次二刷。强力推荐。 1，德宗让宦官领军，打开了唐朝宦官政治的大门。可能有这个原因，所以历史对德宗评价不高。可是，德宗当时还能信任谁？让宗王领兵，肯定会皇室内讧。将领领兵，安史之乱。文臣领兵，不堪使用。最后还是宦官领兵，算是在当时的最优解。即使是采用一些后世的办法，比如开办军校等，但在唐朝的社会生产力一样没用。因为经济、交通的封闭性、通讯的落后，以及军事装备可地方自为，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就是比较弱，只是幅度不一样而已。这不是做一些文化或者管理机制上能改变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的。 2，东汉、唐朝和明朝号称宦官势力最强盛的三个时期。东汉的宦官强势，完全是因于跟皇帝的亲近关系，以及皇帝跟外戚和世族官僚的对抗，因人成事。明朝的宦官，在朝政处理上有制度支撑，所以可以长期跟文官政府对抗。而且明朝的文官政府如果想办成事，一定需要跟宦官合作，内外和谐才能成功。但明朝宦官不掌握军权，所以皇帝一下场，宦官也没什么反抗余地。说白了，明朝的宦官体现的是皇权跟文官的斗争。而唐朝则算是宦官政治的完全体，行政权、军权都有（财权虽然明面上没有，但要拿也容易），所以基本主导了政局的走向。皇权和士权都依附于宦官，只有到了改朝换代、换了一种统治方式，这种畸形的政治才消除。 而且，既然宦官集团已经成为一种官僚机构，同时又可以娶妻收子延续家族，所以，唐代的宦官政治，既有“官僚政治”的特征，又有东晋“世族政治”的特征，几大家族之间，而宦官家族的斗争，又影响到了皇位的继废、中央官员的起落以及中央掌控力较强的藩镇。看中晚唐历史中主要政治人物的经历，不能不看背后宦官势力的影响。 李训、郑注真的是奇才啊。能够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排斥李党，斥退牛党，还杀了一批宦官，生生挤出一片空间。以前看甘露之变时，觉得所托非人。李训和郑注，之前那么精明的两个人，怎么这次就因为争功而提前发动导致失败呢？结果是因为联络上出问题导致时间偏差。还有人一直觉得唐文宗关键时刻怂了导致失败，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也有可能唐文宗已经预感到失败了。不挣扎，命可以保全。挣扎，宦官杀了他再立个皇帝也是常规操作。 4，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信息，唐朝皇室有“以孙为子”的情况，藩镇将领也有一二记录。这种情况到底是普遍存在，还是偶然为之呢？

该书去年初版出来的时候读了一遍，今年再刷一遍修订版。作者说受到“枪杆子里出政权”启发，所以抓住神策军控制权这个线索展开，我感觉作者受此影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弊的一面，把什么都跟“枪杆子”联系起来，把“暴力”基础作为逻辑起点，仍然在“革命”叙事逻辑里，这也算是一种遮蔽吧！ 这本书的史料非常密实，这是本书特别突出的优点，但有些推论给我的感觉是，作者的思维过于兴奋，论断有待商榷。书的后面附录的几个表也特别棒！ 作者受田余庆先生“门阀政治”理论影响，提出“宦官政治”，觉得这个概念可以统领阐释晚唐的整体历史，我感觉说服力还是稍微弱了些。宦官势力固然很大，但是并没有覆盖主导帝国行政的南衙，宦官势力虽然不断地侵蚀南衙的职权，但是到底还是没有替代。

叙述啰嗦，论证无深度，很多篇幅深入浅出，缺乏新颖独到见解，水平实在不敢恭维，不了解作者，但就本书而论，平庸之辈。

唐代的宦官政治从贞元十二年(796)创立神策两军中尉制开始，至天复三年(903)朱全忠尽屠宦官结束，前后延续一百余年；这一百余年是唐宋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宦官政治为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提供了缓冲。没有两军中尉制度朝廷难以建立并控制如此庞大的神策军，没有枢密使分割相权，类似杨国忠、李林甫、元载那样的权相必将层出不穷，李唐或亡于乘虚而入的外族、或亡于手握强兵的武将、或亡于窃取高位的权相，中国历史极可能直接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局面。

浑厚开阔见柳骨，于无声处听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