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经纬度丛书）

1.秦制政权的一项重要统治术，即“消灭产权，扩张特权”。这也是周秦之变的核心内容。周秦之变后，封建贵族被消灭，土地的私有产权也随之消失，君主成为最大的地主，皇权可随时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然而，君主终究不能一人治理天下。在封建时代，君主须依赖贵族，其获取贵族支持的主要手段是分疆裂土，也就是承认其名下土地的私有产权。周秦之变消灭了贵族，也消灭了私有产权，君主转而依赖官僚集团维持统治，其获取官僚集团拥护的主要手段也转而变成赋予官僚集团各种特权，其中最大的一项特权就是免纳赋税与免服劳役。 以产权治国可能催生出规则与契约精神，以特权治国则只能催生腐败。产权必须依赖律法，律法会形成固定文本，会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但特权不行。特权只能依附于皇权存在，特权是模糊的，没有边界，可以肆意妄为。 2.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北宋都城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均是人口规模达百万级别的大城市。大致同时期，西欧的顶级城市如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与热那亚等，人口规模只在10万上下。 但这既不意味着宋朝的经济比同时期的欧洲更发达，也不意味着宋朝的民众比同时期的西欧生活更优越。同时代的东西方城市，虽然皆名为城市，实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成因上。开封与临安之所以能聚集百万人口，是因为皇权将数十万统治阶层（包括宗室、官僚、禁军及其家属）聚集在这里。为了满足这些统治阶层的消费需求，开封与临安犹如巨大的怪兽，源源不断汲取全国的人力与财力。开封与临安的繁华背后，是全国性的凋敝。与开封、临安相似的西欧城市是古罗马。据说在奥古斯都（前63年至14年）统治时期，古罗马城的人口也达到了百万规模。条条大路通罗马，既是因为罗马需要通过这些道路控制辖下行省，也是因为罗马城内聚集着大量的权贵，需要依赖这些道路完成人力与物力的汲取，以满足罗马城内权贵的消费需求。综而言之，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与高强度的税赋汲取造就了开封、临安与罗马的繁荣。它们是传统的古代城市，是政权的附庸，是没有内在活力的“食税之城”。当政权发生转移，统治阶层消失，城市很快就会衰落下来。 西欧中世纪新出现的城市则不然。它们不是统治意志的产物，而是商业发展的自然结果。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封建领主时代，行政式城市衰落，大陆上遍布的是领主的城堡与附属于领主的乡镇与村庄。这期间新兴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马赛、巴塞罗那等城市，皆非由国王、封建领主或教会主导造就，而是商人、工匠和手艺人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商业活动中逐渐汇聚财力建设而成的。连米兰这种传统的罗马城市，在中世纪重新崛起时，也与政权的统治没有多少关系，甚至可以说政权的统治（教会与领主）正是米兰重新崛起的阻碍。 公元4世纪时，米兰曾短时间成为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是一座典型的“食税之城”。公元5世纪到6世纪，米兰先后遭到匈人、哥特人、伦巴第人的侵略，渐趋衰落。到了10世纪，丧失行政中心地位已久的米兰退化成了大型村庄，与同期那些只有数千人的欧洲城镇没多少区别。米兰重新成为引人瞩目的城市，始于1057年的市民起义。起义以反对大主教、要求自治为目的，起义市民主要由拥有土地的小贵族、商人及手工业者组成。经过持续多年的斗争与妥协，米兰于11世纪末成立了自治公社，市民们可以定期选举自己的执政官，可以参与制定城市的自治法律。米兰城的执政官是复数，以防个人专权。1117年，米兰的执政官共有18人，1130年是23人。执政官负责管理公社，率领公社抵御外敌侵犯，并审理公社成员间的争讼。执政官有固定任期，通常每年或每两年选举一次，迥异于封建领主的世袭制。执政官中又有首席执政，作为公社的最高军事长官、最高行政长官和首席法官，首席执政的任期通常只有六个月，且不能连任。首席执政任期结束时，其政绩将由专门成立的委员会做细致评估。为了维持城市的日常运转，公社还设有市民议会之类的机构以代表民意，米兰的大议会有成员800人。大议会不能随时召集以处理日常事务，于是下面又有常设的责任议会与特别委员会。首席执政官就重大事务做出决策时需要与市民议会协商。市民议会还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力。 到了13世纪初，也就是中国的南宋中期，许多西欧新兴商业城市从领主或教会手中获得了自治权，纷纷建立起了米兰公社式的自治政府。获得自治权的过程自然是很艰难的。武力斗争者有之，以金钱赎买者也有之——向城市出售自治特权是很多缺钱的封建领主乐意做的事情，更常见的情况则是武力斗争与金钱赎买并行。除此之外，城市能够成功获得自治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西欧并非帝国式的中央集权，而是由国王、领主和教会共同统治的封建社会。城市在谋求自治权时，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势力间的矛盾，如利用国王来对抗贵族，利用主教来对抗国王。自治，是这些新兴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核心特征。 3.今人常赞誉宋代政治，或称颂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或称颂其有“不诛大臣与言官”的祖训。这些称颂或多或少都有史实依据。但究其实质，仍不过是皇权私藏秘用的统治术，而非公开稳定的制度建设。 4.在那些统治阶级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司马光困境”是无解的——毕竟皇权之外无社会，而统治权力自我牟利的冲动又无法遏制。借改革之名成立的服务机构，最后都会蜕变成权力机构。初衷很好的青苗法变成了敛财工具，初衷很好的市易法变成了害民政策，初衷很好的义仓制度变成了法外之税；初衷同样很好的居养院、蚕盐钱与募役法，皆未能例外。可见，期待秦制政权以不受制约的权力来解救民生，实属缘木求鱼，只会引来灾难。且不受制约的权力越有为，灾难就越大。两宋仍是一个典型的秦制政权，皇权仍是权责倒挂。它不拂晓，也不前夜。

宋朝到的什么样？过去要不过于抬高，要么过于贬低。但是无论如何宋朝基本是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时期，必定有其可取之处，两宋灭亡的过程又充满了黑色幽默，让人觉得它一戳即破。 之前读过作者的《秦制两千年》，能感受到作者一以贯之的史论，并觉得非常合理。 理论上，文明随着不断的演进应当是越发和谐的，因为统治者需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直到将来社会的生产力不再依赖于人力为止。 所以作者的论述让我感受到很真实，封建时期就该是那样的，所谓的文质彬彬就该是小范围的，整体还是大多数人处于被压迫的状态，理应如此，但是很难展示出来，过去很少有人可以做到，而作者学识丰富、笔力高深，论证让人信服，有酣畅淋漓之感。

表面的繁华 🖊️ 嘿，咱先说说大宋那表面的繁华。想象一下，大宋就像现在的网红城市，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那《清明上河图》里的景象，真是让人惊叹。街道上店铺林立，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吃的、穿的、用的，啥都有。走在大街上，能闻到阵阵美食的香气，听到各种叫卖声。感觉那时候的人们生活得可滋润了，就像咱现在周末去逛街，吃喝玩乐啥都不缺。而且大宋的文化那也是相当发达，文人墨客多得很，诗词歌赋随口就来。就像现在的文化圈，各种艺术展览、文学讲座不断。那时候的人们也很会享受生活，听听小曲，看看表演，日子过得美滋滋。 繁华的背后 🖊️ 不过，这繁华可不是那么简单。大宋的繁华从哪来呢？一方面，人口增长带来了强大动力。就好比现在一个城市人口多了，消费也就上去了，经济自然就发展起来了。另一方面，政策相对宽松，激发了民间的活力。就像现在鼓励创业，大家都有干劲。但是，谁是这繁华的缔造者和受益者呢？可不是普通老百姓哦。普通百姓在这繁华中，其实也有自己的苦。他们就像在繁华城市中努力打拼的打工人，为了生活奔波劳累。 百姓的挣扎 🖊️ 再看看普通宋人在这繁华中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得在各种压力下辗转腾挪。城市化让很多人涌入城市，却面临更严苛的政策。农户可能不得不放弃土地当佃户，商人可能无奈歇业。这就像现在有些人在大城市混不下去，只能另谋出路。他们在权力压迫下，充满了无奈和辛酸。但他们也在努力生存，就像我们在生活的困难面前，也不会轻易放弃。 读完《大宋繁华》，给人一种如梦初醒之感。就像现代人追捧网红景点，被精美的照片吸引，去了才发现人挤人的背后有诸多不便。这本书让我们看到宋朝繁华似一场绚丽的烟花，虽璀璨却也有阴影。它传递给人们不能只看表面的繁荣，要深入了解背后的故事。繁华不是一蹴而就，也并非人人受益，历史的复杂性远超想象，我们应客观理性地看待，不被表象迷惑。 历史是人的历史，应当关怀具体之人。 繁华，成了两宋的新标签。

文人误国 本书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既然听书也是原作者解读我就再吐槽几句： • 本书作者用数据说明，中国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GDP规模是265.5亿国际元，只占到世界GDP总量的22.7%；落后于印度的28.9%，表面上是让现在看不起阿三的读者认为大宋繁荣不过如此，可正表现文科生的弱点，先不提数据的准确性，当今漂亮国超强肯定是作者赞成的，但只占世界 GDP 的 18%（中国是 14.8%），已经形成G2 模式，难怪最近印度学者纷纷撰文呼吁印度政府突破盎撒大陆均衡的陷阱，中印俄联合将漂亮国边缘化，印度教受到最大的欺压并不是穆斯林而是大英殖民。 • 宋朝的人口红利，源于占城稻的引进，粮食的大幅度增产才是主因，中国农耕社会生产效率一直高于欧洲，特别是陇耕技术，也让农家肥解决了城市排泄物，使得中国古代能避免大幅度的瘟疫流行，如欧洲的黑死病肆虐几百年，让中华大地只要没有战乱，人口都能很快恢复和增长。 • 宋朝的先进性的核心密码是因为汉字和造纸术，从公元 1 世纪的蔡伦造纸，到 8 世纪传人中亚和阿拉伯垄断了 四百多年才在 12 世纪由西亚，北非传入西班牙。虽然欧洲最终还是掌握了造纸，但工艺还有很大差距，传往西方的撒马尔罕纸，一直都用破麻布造纸，而且还缺了一项核心技术——纸药。纸药指的是抄纸时加到纸浆中的植物黏液。譬如造宣纸，一般要加猕猴桃藤的汁液，不仅能让纸更均匀，而且湿纸摞一块不会粘连，能一张张揭开。正是因为少了这个秘方，西方人不得不用毛毯把湿纸一张张隔开，效率低了不少。一直到18世纪，法国派传教士来中国学习竹子造纸，终于解锁新的技能。看到了吧？“竹纸”，正是因为宋朝已经成型的先进技术，让中国南方满山遍野的竹子成为珍贵的纸的原料（另外一个大幅提高附加值的高科技当然就是瓷器）。正因为中国纸张的普遍使用，秦始皇统一的汉字，让中国能够管理幅员广大的疆土，而很久以后的欧洲国王还需要巡逻吃大户。更不要说宋朝因教育普及，科举文官队伍，能够统计并派员征收商业税，才有了大宋繁华。 • 也正因为宋朝先进的文官管理系统，让蒙元铁骑横扫大陆后，如何管理税收忽必烈保留和接受了汉地的体系，而没有被绿化。大宋的文化先进性就更不用讨论了，当年的辽金夏已经消逝了。 • 最后再吐槽一下作者本书核心的论点，无非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士大夫的汴京繁华下是底层百姓的悲惨人生，这说的不就是过去吹捧的民国吗？看看《伟大的道路》朱德的身世，当普通百姓灾年卖儿卖女时，民国的大师在吟诗作画，同样现在的漂亮国靓丽的经济数据和酒山肉海的萝莉岛并存的是零元购。 再次祝贺一下中国神舟 19 的成功，当年中国发展航天探月时，不少人也跳出来讲花这么多钱，不如去救助升斗小民，可我们就是能够既要又要全都要，扶贫和强军探月一起抓，宋朝应该吸取的最大教训是文人误国。

用了5天时间，认真读完谌旭彬兄的最新力作《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作为80后历史作家群体中的翘楚，谌兄在历史细节中见魔鬼，以他一贯冷静、客观、深刻之笔，尽情戳穿大宋“繁华”的虚美外衣（表），为读者还原一个异常凄惨、不忍直视的时代真相（里）。在这个“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熹语）的帝国里，浸满亿万民众的辛酸和血泪，他们为生存而辗转腾挪、辛苦恣睢，在无力抗争后只能选择“躺平”甚至自我了断生命，凡此种种，每每令人酸鼻骇目、不忍卒读。总之，在这个所谓的“造极之世”，繁华只属于特权阶层，跟普罗大众无关。

人口过亿、东京梦华、交子风雅的大宋繁华，财富增量主要靠人口红利与土地流转，再通过两税法、专卖法、青苗法等层层回流到食税集团，底层小民却在帝国的缝隙里艰难求生。 繁华是东京临安的，是统治阶层的，不是国民的，凋敝是上亿编户齐民的。 宋朝的表面是文艺复兴式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却是国富民穷型帝制样本。

首先，这本书的作者夹带了太多的私货。我想问作者和广大好评的读者，按照作者的逻辑，为什么穿纸衣盖纸被的宋朝老百姓，被压迫得活不下去，结果人口实现大增长，经济还高度繁荣？鱼肉百姓和强制征税可以实现社会大发展？而作者暗戳戳吹的威尼斯佛罗伦萨，“高度文明”“高度自主”“高度自治”，结果也就是一个个小而美的城市？所以人是蠢到主动生娃来给统治阶级玩的吗？既然如作者所说宋朝都是逃荒避世怕富的人，人口为什么还能超越唐朝？可想而知，作者肯定隐藏了某些真相，或者放大了某些问题。这是社会研究的严肃态度吗？完是真的看不起很多搞社会研究的，因为同一个案例，因为屁股坐的位置不同，能够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你说这种研究学科有什么用？

读我们民族历史书，我总是很纠结，总能读到很多不堪，虽然有时候也能读到一些正能量的东西，但很少。为何呢？我觉得我们的历史书总是聚焦在帝王将相上，仿佛他们的历史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而这些人物能够引起我好感的总是太少。 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是人民所创造的历史。我们的哲学信仰和文化传统让我们的历史总是低水平重复，秦制2000年并无夸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仰一直传承，以至于到了近代，我们成了全世界最落后的民族之一。 本书对大宋的描述，似乎切中一些东西，但我总觉得作者太过强调我们不堪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大宋时代张扬的精神。 历史从来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可以这样解读，我也可以那样阐释，但历史总是历史，我们永远不可能回去体验真实的它。 与其在历史上纠结，迁怒古人，不如从历史上看到不足，承认不足，并扬弃不足，从而开创未来。 用西方文化和视角去看待历史，做出中西对比，薄古厚今，褒西抑中，既无必要，也是扯淡。这是这本书的硬伤。华夏民族的历史就是华夏民族的命运自生，大宋的繁华与困境，都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命运的一部分，只有超越好坏和道德评价，才能真正从那段历史上借鉴一二。在宋朝那个时代，还无法做到文化上的相互借鉴，因此，对比毫无意义。

还是推荐的，从底层更好的了解了大宋繁华的真实性质，依然符合核心思想

大宋繁华，大部分人只看到了“表”，作者则深挖出了其“里”。本书徐徐揭开了宋之繁华的真相:因唐后期从人头税时代过渡到田亩税时代，突破了人口增长的阈值，粮食产量提升，财政蛋糕变大，食税规模暴增，于是就有了这表面的甚至是虚假的盛世繁华。因为这繁华的构成基础是: 一、宋代养活着规模远超前代的统治阶层，统治阶层的消费支撑起了开封、洛阳、杭州这类城市的商业繁荣。流入这些城市的商品与服务，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需求。 二、宋代的赋税货币化程度加深。赋税货币化程度加深的直接结果，是逼迫底层民众不得不参与商业活动以获取货币，进而造成一种商业繁荣的假象。农民被迫参与其中，其进入市场的核心目的是获取货币以缴纳赋税，而非赚取利润。 为了实现富养统治阶层，宋对民众的盘剥达到极致。这种“汲取型繁荣”极大加深了普通民众的负担与灾难，是一种“国富民贫”的真实写照。然而这种制度设计的实质是在不断消灭民户中的富有者，消灭被统治群体中的有力量者。民户要想降低户等以躲避摊派、或选择安于贫穷、或选择分家析产，被统治群体变得更贫困，也更散沙化。那些制度性苛政带给民众的戕害是被历史的烟尘掩盖了的。 所以作者认为宋是一个繁华的时代，也是一个凋敝的时代。繁华是统治阶层的繁华，凋敝是被统治者的凋敝。或者说，这繁华是一种典型的士大夫式的繁荣；这凋敝是一种典型的编户齐民式的凋敝。繁荣的骄傲值得被记住，但民众的苦难同样也不能被遮蔽，更不能被遗忘。 总之，不被约束的权力是对民众无休止的盘剥和压榨，如何在收取税赋和满足公需之间做好平衡，是需要制度的约束的。 很少看到平民视角的叙述，所以本书读来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