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与衰退：中国市场经济（1000～1500年）（甲骨文）【挑战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常识】

国家为什么成功？ 宋代是19世纪前中国唯一的“税收国家”，2/3的岁入来自间接税（商税、消费税、专卖收入）。这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市场的繁荣程度深度绑定，宋廷有足够动力鼓励贸易、维护水运基础设施、保证货币供应，即可以从流动的财富中分到更多的钱，从极度发达的长途贸易和城市消费中“抽成”。 11世纪的宋代经历了由市场驱动的“斯密型增长”，达到了前工业化时代的繁荣顶峰；而明初朱元璋实行的“管制经济”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大倒退。明朝的“榨取型”体系在短期内显示出极高的动员效率（能动员数百万人修筑长城和都城，或维持庞大的军屯、郑和下西洋），但它极大牺牲了民间自由和生产积极性，这种效率是建立在剥夺平民权利基础上的。明初税收体制是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在一个衰弱的经济体上进行过度索取的产物，它标志着中国从宋元的“税收国家”倒退回了“商鞅种农抑商国家”，不错，把农民种在田地里，等闲不叫移动；抑商，甚至于把国家法定货币—大明宝钞当做掠夺从官员到百姓的手段，以至于一开始就把货币贬损，社会经济流通水平和普通百姓生活水平腰斩，明初（1400年）的人均实际收入仅为12世纪初宋代水平的一半。 刘光临认为明初的倒退主要是财政政策和政权性质的变异，莫基尔等人认为“大分流”的出现不能只怪明朝……时势比人强啊，是中国传统君主坚持在社会组织和文化基因上追求一条“追求稳定而非创新”的道路，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和科举制度通过循环锁死社会，这种路径差异在于欧洲形成了竞争性的政治碎片化，让创新者有逃避审查的空间；而中国一直在大一统的官僚垄断正统中，教育被科举（儒家经典）锁死，无法产生像欧洲那样的自然科学突破等一系列突破。

刘的书对宋朝经济的高水平提出了支撑性意见，认为奉行市场放任的北宋是古代经济的巅峰，而施行管制经济的明朝远不如宋朝经济水平高，出现了两百年的经济萧条，可见管制对经济的伤害。刘光临反思了宋代变革论、资本主义萌芽、大分流等议题，认为宋代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宋朝向财政国家和资本主义转型，但是这个过程被元代战争重创，又被明代“指令型经济”打断，可见宋朝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而非管制经济的明代。刘同时批评了认为古代中国经济静态无发展的传统观点，对1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动态的长期趋势进行论述（宋朝高峰，明朝低估，明中后期到清朝恢复）。 虽然刘的一些趋势描述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书中依然有不少问题。最大问题莫过于量化的问题，宋明兵制不一样，士兵收入是否都可以作为社会中间收入估算GDP？彭信威等人给出的宋明的物价是否就有可信度？宋明是否有全国市场，可以参考少数物价数据估算实际GDP？刘光临在量化这部分过度不严谨，结果很可能夸大了眀和宋之间的经济差距。 除了量化问题，宋朝巅峰期经济水平强于明初、“管制经济”阻碍经济恢复的结论虽然没有太大疑问，但是不考虑强多少的问题（这和上述量化材料选择关系很大），“管制经济”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尤其是刘光临计算下明朝中后期人均GDP都只有1080年一半不到的水平，在管制经济衰弱的明朝中后期还大不如宋朝，这就令人疑惑了，可见管制经济和市场经济差异很难被认为是明朝“长期萧条”的罪魁祸首。 另外，选取某一年的数据研究百年来长期经济趋势也令人觉得不够可信。无法保证宋朝每年经济（或者每十年）经济都达到这个水平，1080-1400之间经济还是缺乏长期数据，无法对宋朝非管制经济影响做出长期估算。 从观念上，不建议用现代国家和经济的关系套到古代进行讨论，国家能力发展水平差异太大，“指令经济”“财政国家”很难和现代指令经济和财政国家一样，对经济真的有管理能力。现代指令经济依托着国家对金融货币调控，在现代城市经济产出主要依靠集中生产的工厂、农村依靠集约化农村形成。宋朝和明朝并没有这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和集中的生产，讨论指令经济不合适。就算按照刘光临估算的宋朝和明朝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和现代国家相去甚远，明代不可能真的是指令经济。 最后，不建议直接照抄张仲礼估算清朝GDP的数据，该数据严重低估农业产值高估非农业产值，费维恺和王玉茹的估算更为可靠——不知道为何那么多人喜欢使用张仲礼的数据；管汉晖也在用）。

结论明确得不能再明确了：“宋代的市场经济与明初的管制经济的比较表明，市场可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有助于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并使大多数人从中获益。市场被压制以至消失则意味着普通民众的自由严重受损，同时他们的收入也会大幅下降。”全部章节都在反复不断回到这一点，以至于读的时候感觉在绕圈，其实也是因为论证过程中的量化部分完全看不明白。看得懂的部分还是挺有启发的。多年以后再看到唐宋变革论，感怀无限。

这是一篇哈佛研究者旨在将历史学研究中应用经济学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宋明时期（从1000年到1650年，宋元明清时期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动，而重点则是从北宋到明代中期这五百年）市场经济的周期、结构、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变化的博士论文。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刘光临先生就此创作了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大体上来说，本书作者的观点很难被反驳。他指出，一方面，中国在宋代（约960～1279年）经历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同时各类市场在中国社会的作用也显著增加；另一方面，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试图重建一个由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去货币化的村庄所组成的理想世界，相关的种种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中国用了很长时间才从明初的重击中恢复过来。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1500年已经回到了至少与宋朝的繁荣程度相当的市场经济。但刘光临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这种恢复至少要迟到1600年甚至更晚。将视野扩展到中国之外，刘光临认为这个历史案例充分证明，各种市场制度在刺激经济从极低的发展水平开始增长这一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他论文的前三个观点——宋代的市场化、宋代的相对繁荣，以及明初政策的破坏性——获得了广泛认可。 刘光临也建立了一套解释“中国市场经济”兴衰，即宋代经济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叙事。按照他的说法，宋朝政府是一个积极推动货币经济发展的“亲市场的国家力量”(pro-market state power)，反过来宋朝政府的税收也绝大部分来自贸易和消费部门。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被概括为“农业家长制”，与宋朝不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拒斥宋朝的政治经济原理，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始于元朝的各种发展趋势并最终回到了“管制经济”，这阻滞了市场的发展，造成从生产到收入的剧烈下滑。这一经济衰退的灾难性影响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一直到明代后期才随着商业复苏而有所缓解。在刘光临看来，中国经济一直到18世纪才接近（但仍未超过）11世纪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光临的结论说，1080年的国民收入比1400年高了8～10倍，也比1580年高了5倍。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令人瞩目的著作，它展示了宋代经济市场化带来的巨大活力，也展示了这些成就到明中叶时至少在部分地区所出现的深度衰退。同样令人瞩目的是，作者非常努力地将许多其他学者仅仅做出了定性描述的历史趋势数据化，书中的许多附录经常和正文一样富有启发性。研究的结果虽然并不像书中有时候示意的那样具有革命性或决定性，但肯定会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启发更多富有成效的讨论。 当今中国四十多年以来，在市场繁荣和经济增长方面屡创佳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经济体之一，而宋代中国在一千年前也获得了类似的地位。刘光临在这部大胆而精彩的著作中，利用非常珍贵的 11 世纪市场和人口数据，首次使用定量方法来探讨中国早期市场经济。宋代市场经济的繁荣与明初管制体系导致的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不仅使市场规模缩小，也导致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本书堪称是对中国市场周期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研究。八个附录组成的庞大数据（当然，论文引用大量数据并阐述建模分析的思路和方法，读起来略为枯燥，对数据的可靠性及准确性不同读者也只能见仁见智了）集展现了宋元明三代的经济发展周期，本书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各朝制度的运作效率和市场规模的长期变化，并启发人们思考当代中国在经验和理论层面的重要问题。

本书旨在从以下四个方面介绍宋明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扩张与收缩：人口增长、城市化和耕地面积；贸易、水运和货币供应；税收；物价、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

学术性书最大的毛病就是批评别人太多，有点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