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存：顾准日记

《日记》可以分上下二部分：上部写于1959年的河南商城，下部写于1969-1971林彪事件前的淮河地区。顾准秉笔直书记录了饿死人事件，史实价值高于下部的国际国内形势的乐观展望。顾准看问题很准：估计商城要死七万人，后来的统计是九万人。信阳是饥荒的重灾区，顾记录的仅仅是59年，冰山一角。三年困难期一般指60-62年。日记里的数字和比例触目惊心！顾的文字是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和遍野饿殍的墓碑。缺点是有错别字校对不严，没有注解。

一个“丧家之犬”的坚守 --读《顾准日记》札记 1959年，11月二十二日，河南商城县，清晨三点半，天色还沉在浓墨般的黑暗里。 寒气已透骨，霜凝在屋檐和枯草上，泛着微微的白。风不大，丝丝缕缕地从破旧的门窗缝隙里钻进来，钻进单薄的被褥里，45岁的顾准，蜷在铺上，胃里在翻搅，昨天那三顿红薯叶还没消化干净，整个腹腔都沉甸甸地坠着。 他翻身坐起来，披上洗得发白的旧棉袄，蹲在灶前，火光映在他脸上，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从前在上海做教授时那股清俊的书卷气，被这几年的风霜磨得只剩下棱角分明的骨架。颧骨比以前高，眼窝也陷了下去，唯独那双眼睛还亮他，搓了搓手，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伸手探了探昨晚埋进去的那块红薯——还硬着，得再烤一烤。 天渐渐亮后，他寻了个空当，从灶灰里扒出那块烤红薯，外皮焦黑，内里金黄，香气扑鼻，简直是绝美的一餐。等同伴早饭时问到红薯烤的怎样了，他含糊说有人偷掉了，其实在这里，谁又能真正清白呢？只要有机会，下棚藏生红薯，上棚存萝卜，他站岗时也偷偷吃过萝卜和花生。 白天，民工队来买菜，人声嘈杂。东风队的人闲谈时说起，如今每人每天只吃十两，中午那顿叫“跃进饭”，是米面掺着蔬菜做的糕。按这个消耗速度，仓库里的粮食大概能撑到明年夏收，这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 上午还去捡了两挑粪。这活儿着实让人腻烦——简直是要守着别人拉，占着茅坑等，心里说不出的厌恶。也是捡了粪才知道，此前在稻田里看到的粪水中那些细长虫子，原以为是死蚯蚓，如今亲眼见了，才认出那是蛔虫。有些粪便里，粪少得可怜，蛔虫倒有七八条，扭动着，触目惊心。 顾准是谁？ 1915年7月生于一个破产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他父亲姓陈，在上海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　　 顾准上学至初中后，因贫寒辍学。但他自幼聪颖。 12岁，他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端茶倒水、刻制讲义； 16岁，在立信会计学校讲课； 19岁，撰写了我国第一本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1935年，20岁的顾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投奔革命根据地，直到1949年，随陈毅的解放大军重回上海。 当时34岁的他，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这是他一生中最显赫的时日。 上海当时聚集着全国最多的资本家和买办。如何完成税收，如何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上海的税收问题非常复杂。 顾准根据上海的实际，主张的是“税收专管”。这是一套更接近现代税收制度的做法。从1949年到1952年，上海的财政税务工作为实现全国财政统一，保证供给，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顾准又早于全国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举动，引起了社会不小的震动。他为上海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使上海成为支撑新中国的最大财源。 1957年，计划经济全面启动，举国“跃进”之时，顾准逆势而为，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要市场化改革。 这一提法是他罹难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两顶“右派”帽子，下放“牛棚”，妻子自杀，子女与之断绝关系。 他惶惶地失去了一切，并自嘲为丧家之犬。 但对于自己的思想，他仍牢捏在手。他独自一人，在漆黑的思想隧道里，用剑来挑战人类的愚昧，用火照亮人性的良知。 这本《顾准日记》是顾准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珍贵日记，记录了 (1959.10 - 1960.1)：“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的困难时期在河南商城监督劳动的经历以及 (1969.10 - 1971.9)“文化大革命” 的高潮期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接受改造期间，在艰苦条件下的生活适应与思想收获。 顾准以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在逆境中坚持思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74年，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后来，吴敬琏称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人们甚至发现，即使到今天，顾准的学术建构仍然部分停留在学术层面，这个国家并没有按照先知的道路行走。“黑暗如磐，一灯如豆”，所以，当有人提问：“文革”十年，中国思想界还有什么人在坚持思考的时候，李慎之先生能够从容起座，慨然应对：“有，有一个，那就是顾准，他洗刷了我们思想界的耻辱！” 董晓莉Lily 2026.07.03

从留下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很难了解当时发生在农村的灾情。从各省市报来的情况，从每天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消息，形势一片大好。 幸亏，我们有《顾准日记》。 顾准，一个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原是学部经济所的经济学家。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在这里，他时断时续地写下了一本“商城日记”[1]。他本来是不让别人看的。在当时，如果真的示之于人，那于作者，只能是“罪上加罪”。正因为不打算示人，也就去掉了粉饰、矫情、造假的苦恼，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实录。

打成右派，说什么都含蓄，这片土地上曾发生的一切，人类文明迄今为止，也没见过lbyd类！对生命摧残，对人性蹂躏！

位卑未敢忘忧国，顾准大约就是这样的中国人，格局高，见识远，只可惜59岁便去世，离76年10月不到两年，可惜。

在看完柴静的博客《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后一直想读读顾准日记，但由于年代久远，网上也只能买到影印本。终于在最近微信读书上架了这本书，我也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读完了本日记。 日记主要记录了顾准在两次被打成右派参加劳动改造的日常，一次在饥荒年间，一次在文革年间，他在书里谈及了他的日常。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思念妻子、家人以及他对社会环境的描述，以及思考和看法。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努力在思想上有向着那个组织靠拢，但从别的书中看他最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正义、坚持了人性。很好奇他真实的想法是如何，以及他想法是如何转变的。 很感谢他的这本日记，虽然他在书中经常提到在妻子走后，觉得寂寞，想法无人可诉说，但他应该没想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他的想法通过这种方式教育着和激励着后人。 柴静在博客的最后提了一个问题，假如给顾准一张书桌以及一个还算安稳的年代，他会创造出什么呢？我们无从得知，但身处于这样年代的我们，希望没有浪费机会。

两度戴帽右派 顾准（1915‑07‑01—1974‑12‑03）生平、家庭与历次运动遭遇 顾准，江苏苏州人，生于上海，是我国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思想家。12岁辍学做会计学徒，自学成才，青年时期即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地下党与根据地财经工作，建国后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税务局长，后调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员。 一、主要人生经历 1. 早年（1915‑1949） 出身小商人家庭，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12岁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刻苦自学。15岁就撰写会计教材，《银行会计》是国内第一部银行会计大学教材。 1930年代参加秘密革命团体，1935年入党，从事上海职员救亡运动，历任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文委书记。1940年赴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辗转苏南、苏北、山东从事财经管理；1943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上海解放，作为接管干部，担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主持上海财税重建工作。 2. 建国以后（1949‑1974） • 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撤销上海全部职务，调北京建工部工作。 •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 1957年反右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 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到经济研究所，埋头翻译、研究。 • 1964年“四清”运动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 • 文革期间持续批斗、劳改，先后在北京郊区、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回到北京。 • 1974年确诊晚期肺癌，12月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9岁，至死没有等到平反。 去世之后，1980年代得到彻底平反。留下《顾准文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日记》等，在思想界影响深远。 二、婚姻与家庭子女 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1914‑1968‑04‑08），早年参加革命地下工作，1934年和顾准结婚。在顾准两次划为右派之后，家庭承受巨大政治压力。1967年被迫与顾准离婚；1968年不堪重压自杀身亡，留有遗书，顾准不被允许参加后事。 两人共育5个存活子女，另有两个孩子早年夭折： 1. 顾淑林（长女）：中科院、清华大学科技政策方向研究员。 2. 顾逸东（二子）：中科院院士，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总指挥。 3. 顾南九（又名高梁，三子）：经济研究者。 4. 顾秀林（四女）：高校经济学教授。 5. 顾重之（五子），会计师，后定居美国。 特殊时代背景：第二次划为右派、文革爆发之后，迫于巨大政治压力，子女与顾准公开“划清界限”，断绝往来。顾准病重直至去世，子女均没有到场。顾准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对子女的思念。后来子女各自事业有成，多年以后才重新回看这段家庭悲剧。孙辈公开资料较少。 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 1、1952年“三反”运动 在上海任财政税务一把手，因工作方式、观点分歧，被批判为“个人英雄主义、目无组织”，撤销全部党政职务，降职调离上海。这是他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尚未划为阶级敌人，但仕途中断。 2、1957年反右运动 1957年参加中苏黑龙江联合考察，在工作中坚持中方立场；加上平日学术观点、私下谈话，被揭发批判，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 1958年起下放河北赞皇等地农村劳动改造。这是第一次戴右派帽子。劳动期间，他仍然读书思考，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现实问题进行观察反思。 3、1962‑1964：摘帽与再次罹祸 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到经济研究所，但仍是被控制使用对象。 1964年研究所开展四清运动，因外甥的青年学习小组被定为“反革命小集团”，牵连顾准；被认定幕后操纵，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极右派），隔离审查，批斗不断。这直接成为后来文革时期受迫害的基础身份。 4、文化大革命（1966‑1974） 作为“二次右派”，属于重点专政对象： 1. 频繁大会小会批斗、写检讨交代；被抄家，大量笔记手稿被没收销毁。 2. 1965‑1969在北京郊区劳动；1969年下放到河南息县、明港五七干校，从事重体力劳动。 3. 家庭彻底破碎：妻子被迫离婚而后自杀；子女公开断绝关系，亲情隔绝。 4. 1972年才从干校返回北京，依然受到严密管控。在物质条件极差、人身受监视的条件下，秘密读书、与弟弟通信，写下大量读书笔记，即后来传世的文稿。 5. 1974年癌症晚期，组织上为了让他签字，短暂允许子女探视，但没有完成家庭和解，不久去世。 补充说明 顾准是老革命干部，并非党外知识分子；两度划为右派、家破人亡，是那个时代悲剧的典型缩影。他的价值在于身处逆境没有停止独立思考，探讨革命胜利之后的制度、民主、市场经济、中西历史等重大问题，这些文字大多是在被管制的状态下私下写成。

我们对于那个年代的了解，往往局限于历史书上宏大而冰冷的概括（动荡、曲折、浩劫），或是小说里经过文学渲染的悲欢离合（如《狂人日记》的呐喊或《活着》的悲悯）。但《顾准日记》却有着像纪录片一样的真实感，让我感到一种彻骨的清醒与窒息。他似乎只当自己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克制地只记录、只描述，尽量不发表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即便是面对妻离子散，即便是经历生离死别，他都给自己披上了理智的铠甲，认真地留住了他看到的真相。 在河南商城的劳动改造中，顾准每天坚持着超过自己承受范围的劳作。他的腰不好，拿着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直到双膝破损、臂膀红肿、手掌血肉模糊。当气温升高、环境变得愈发恶劣时，他学会了先把脸送给别人打，学会了直接用手去捡粪，认真地扎根在了菜地组。在这段极度屈辱的日子里，他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有人肿了，有人肿着死了，有人全家都死了。其中有他认识的，甚至有前两天大家还一起见过面、说过话的人。面对这些惨剧，他强忍着内心的剧痛，逼迫自己从个人的悲愤中抽离出来，尽量不让自己被情绪淹没。 他之所以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情感，是因为他深知，如果连他的思想也沦陷了，如果他也像其他人一样只剩下麻木或狂热的愤怒，那么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荒诞与残酷，将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黑洞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记录的就多。” 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他痛苦悲愤，却依旧保持思考，针对他们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他依旧依靠对人类进步的孤注一掷的勇气在认真发出自己的质问？他敏锐地察觉到，某些被奉为圭臬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其实并未脱离宗教气味，不过是建立了一种目的论的“世界图式”。他敢于在头脑中对自己曾真诚信仰的东西进行“厮杀”，从“诗意的理想主义”转向“冷静的分析”。 面对当时封闭僵化的世界变化，顾准的质问更是直指核心——“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他清醒地认识到，打破旧世界需要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之路，必须依靠审慎的经验主义。在那个连“资本主义”三个字都能让人神经过敏的年代，他冒着巨大的风险，通过研读希腊城邦制度、钻研经济规律，试图回答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政治和经济究竟该向何处去。 病痛的折磨，世界的不仁，并没有让他麻木或者疯狂，他就像一位在废墟上独自前行的思想者，用冷酷的“毫无人性”的决绝，在黑暗中为后人留住了一束微光。现在的我们，到了他说的重振中国神武景气的时刻了吗？或者是，现在的我们，还能有像他们一样固执的勇气和对光明必将到来的信心吗？我好像快要丧失了……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这才是真正的日记。有的日记是准备让人看的，甚至就是为了让人看的，要不那么多先进事迹如何示人。顾准的日记是怕让人看的，纯粹的内心独白，亲历的记录，所思所想的记录。读完的最大收获倒不是顾准的思想，而是一个人如何基于有限的资料和信息，分析时局，预测走向。还有顾准的文字，真是干净利落，毫无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