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器有命：汉帝国的神圣性格及其崩解（鸣沙）【探寻汉代天下人的信仰空间】

这是一部发凡起例的现象级著作，因为大陆史学界的“唯物主义”倾向，对观念史、宗教史的研究向来薄弱，近年来随着中外史学界的颇有改善，如孙英刚的《神文时代》就相当惊艳，但本书更加系统化，发掘出从秦汉历史演变背后的宗教观念“汉家神国”的生成过程及其发挥的巨大作用，且关注了“汉家”神学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深远影响。 “汉家神国”是儒学、道家、谶纬、政治等多种元素融合而成的覆盖社会全方位的意识形态，自东汉以来为全社会各阶层所信奉，认为汉家神国不等于刘氏江山，而是“天下一家”、人人有份的圣域。各阶层信奉的侧重点不同分出儒者、术士、道教、游侠等颇有区别的行为模式，但因为信仰同源，彼此之间又有互相融通的一面，从西汉后期以来，各阶层因为灾异频发与政治腐朽的交织，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汉家神国，到了东汉末期更是大家各显神通，合力拯救，当这种全社会的拯救因为汉朝的凶恶而失败之后，“汉家神国”的理念崩塌，汉朝天命已去，社会接受了天命转移，所以汉魏禅让才得以实现，而“汉家神国”的余波又称为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多个国家建构和假借起事的宗教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古历史的进程就是摆脱“汉家神国”理念的进程。 作者深得日本汉学界重视观念史研究之裨益，笃学覃思，博综百氏，从文献极其芜杂混乱的观念史资料中揭示一条如此清晰的脉络，而且顺带厘清了道教的起源和性质，功莫大焉。

虽然作者对“汉帝国的神圣性格”的解读在某些书友看来可能值得商榷，但整本书的很多观点对我来说却是耳目一新，很有帮助。 之前看福原启郎的《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一书，作者曾写道：“在三国乱世之前发生的党锢事件、黄巾之乱、凉州之乱正对应着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之所以这么理解,是因为党锢事件与八王之乱中的一系列政治对抗,都是舆论对政治私权化的反对。两者在根本结构上是相同的……在国家层面上,与东汉基层社会的矛盾对抗相对应的政治事件,就是党锢事件。在该事件中,后者将前者比喻为浊流,自认为是清流。此外,对于私权化的舆论反对,则表现为‘私’—‘公’​、​‘国家’—‘社会’的构造。两相结合,则可以概括为浊流、私权化、国家(政权)对清流、公权化、舆论、社会(民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政权)与社会(民间)在公私关系上的逆转。这或许正是党锢事件与八王之乱的真实原因所在。” 而本书则从“神圣汉帝国”的证成，论述了“为消弭‘汉 家’构造中的家、国对立，谶纬以其超验的神圣叙事‘为 汉制法’，由此达成融通公、私的‘天下一家’构想，‘汉 家’遂成为天下人的信仰空间。因为解灾除厄、归命汉家 的普遍强烈愿望，‘致太平’不仅成为贯通汉末经学、谶 纬、道教的知识基础与共同主旨，也成为士人、隐逸、 宗教群体的行动指南与价值归宿，还是促成汉魏禅代及汉家秩序解体的思想和信仰要素”，为理解汉魏禅代和魏晋禅代等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另一方面，本书“以汉帝国神圣性格为 轴心，思想与历史交互推进，渐次展开为汉家→王汉→ 师汉→辅汉→代汉→忆汉的演进轨迹，浮现出谶纬神学、原始道教与汉家德运终始的内在逻辑”，让我了解了很多原始道教方面的知识，对我进一步理解吉川忠夫 《六朝精神史研究》一书所书写的从东汉党锢时代的何休开始、历经三国曹氏父子、南朝范氏一门等历代士人精神的演变有很大的助益，让我更充分理解了这些士人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源头

汉帝国意识形态的研究，重点在于汉朝如何借助谶纬、神话、灾异学说等因素建构“汉家”神话，从而维系汉帝国的信仰。然而汉帝国最后崩溃恰好也是“汉家”中否定性的因素在东汉末年灾祸频出、政治黑暗的年代发挥作用推动的。作者不仅论证了早期道教和汉朝深刻的渊源以及汉后刘李张姓为何在十六国南北朝发挥重要作用，最关键是发扬了“早期黄巾军本质是追寻太平的教徒而非农民起义者”的观点，这是非常有力的。但是如高赞评价指出的，作者有画靶子射箭、先提出观点再找材料的嫌疑。归根到底，作者实际上使用经学和思想史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政治过程和社会运动），因此论证缺乏可证伪性（如为什么只有刘李张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而萧韩曹没有），同时缺乏微观材料导致我们很难根据士人有限的记录去推论整个汉朝几千万底层老百姓的信仰问题。

提出新的观点不是胡言乱语...许多推论已经违背基本逻辑了，难为作者写这么长了

全景展现原始道教与汉家的关系。宗教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原始道教就是全体汉朝人意识的综合，共同想象的理想国。这个想象的根植于汉立国的基础——五德终始，天命所归。汉朝利用谶纬神学，天人感应，将自己塑造成天命所归的王朝，所有的参与者主动或被动地配合这一套理论的完成，每个汉人都生活在这个神圣空间中，汉家也就成了天下人的家，家国一体。这是汉人认同的，是共同意识，当汉亡时，这一共同意识被移植到原始道教中。原始道教继承了汉家的太平理想，汉家的精神与组织架构，连收徒拜师都移植了皇帝即位的仪轨。

很颠覆性但是仔细想想又似乎颇合逻辑的研究著作，深受现代性科学理念影响的我们似乎已经理所当然的将古人的所以非科学行为一概斥为迷信愚昧，并未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这恰恰就是古人的“科学”，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之中去理解自然与生活的世界。本书的研究与孙英刚的《神文时代》是近些年所见为数不多的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切入去解读古人的政治行为与王朝政治制度的研究，对于我们今日理解历史具有很大启发性。读完冯氏关于汉帝国神圣性的研究之后，或许对于我们如何会自称“汉人”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与体会，“汉”不止是一个历史王朝的，还具有一种特别的神圣意味。

非常精彩的一本书，作者缜密的分析背后是对历史中人的温情。 古代科技水平不高，所以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人体反应及自然现象等就会对人类产生强烈的心理与情感冲击，这也就是早期“泛神论”与神秘学的起源，而这一种神秘学思想被古代皇权所吸收，就形成了“天命”思想来保障皇权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汉代作为中古这个神文时代的入口，可以说除了世俗的汉王朝外，还建立了一个人们心中的神圣帝国。 汉王朝的统治者们通过弘扬斩蛇起义的建国神话、汉家尧后火德的五德终始、神秘的谶纬之学赋予了汉家德、命、统，从而“化家为国”，但是早在商周革命就使得天下不再是一家一族的天下，承接天命必须对民有德，即使这个约束只是在正统神学观念上的非常薄弱。所以皇帝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与人伦两个方面，作为神圣空间统治者的皇帝必须要带领全民达到理想境界“太平”，对此儒生们通过灾异思想实现了君与神的沟通，汉家彻底成为了一个信仰空间，但是问题的另一面也开始显现，汉家尧后就暗含了天命的轮换；通过对建国的神话塑造，刘氏子孙自然带了神圣性，但是天命的注入越深，越会与刘氏的联系越浅；灾异思想更是会成为攻击天命已终的利剑。 不幸的是，西汉末年就是这样一个灾异频发的时代，王莽篡汉前朝野上下到处弥漫着一股为“汉家”解除危机的强烈思潮，儒生们也被外儒内法的体制压制太久了想要放开手脚去建立乌托邦了，所以整个社会上下都想要以和平的“再受命”来度过灾异时期，乃至于在圣贤形象的王莽的带领下达到“太平”，因此才有了王莽一系列复古政策（在儒家语境下太平往往与古圣王紧密相关）。 可惜王莽终究不是真正的圣贤，儒生们乌托邦的美梦也无法实现，各路起义爆发，但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谶纬来打造自己的政治认同，东汉建立，由于东汉本就在豪族面前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先秦以来人们对“公权”的理性诉求虽为“汉家”神学所蔽，却也借此达至一个顶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通过政治神学第一次保障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从此，汉朝真正实现了“天下一家”，只不过此“家”并非可经验的、通常意义上的私家，而是通过谶纬的超验叙事、剔除世俗之家内涵后的神圣之“家”。 在这个神圣之家中，在“太平”这个美丽愿景指引下，人们开始了热情洋溢的“为汉制法”，谶纬在建构了汉家神统后，成为了紧密牵扯社会、政治神经的“隐性势力”，儒生们必须要精通经、术，东汉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儒道合流。郑玄这一类古文经学派的知识分子，批注《周礼》不仅是为了证明周汉同法，更重要是为了描绘理想的政治图景、为汉制法，而这样的政治图景往往来自于谶纬，在这种意义上，经学原义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是否符合谶纬的太平图景，最终郑玄用“六经注谶纬”完成了“周的太平国家”的建构。但是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的现实又使得知识分子们只能隐居在乡间，对于外戚、宦官、地方豪族垄断权力的不满，士林们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批判，他们结合乡论掀起舆论攻势，试图建立起理想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秩序。 而这一舆论攻势深刻的影响了底层民众，隐逸群体成为了传播谶纬的中间阶层。在传播过程中不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的底层民众走向了神秘主义，这也是原始道教的产生。当“天下”出现灾异不断、朝政昏暗等严重问题时，与之密切相关的信仰危机随即产生，皇帝自需下罪己诏、反躬自省，而人们亦理所当然地纷纷转向曾经构筑起“汉家”秩序的谶纬中，去学习、寻找或聆听“天命”，以祈盼“太平”的到来。道家是真正的民族宗教，保留了在汉朝人们对于太平这个美好愿景的记忆。原始道教发起了汉末宗教—政治运动：太平道和黄巾军，以此希望重建“太平”理想秩序，原始道教具有鲜明的国家宗教特征，教义可以清晰看到今文经学→谶纬神学→原始道教的演变痕迹，原始道教组织内天师即位仪式、崇尚文书、天师辅汉、天师剑印等等规矩都受到了汉家这个神圣空间的影响，原始道教的叙事方式，比如“六天”“禹穴”等神灵、神话体系之架构，都受到汉代儒学、谶纬神学的影响。才外原始道教在汉末掀起的大规模仿习汉家的“国家化”行为，以及以“汉家”为理想国家范本所发起的追寻理想国家（“致太平”）的宗教运动，颇为鲜明地反映出原始道教“道佐代乱”、佐君致太平的宗教—政治理想，由此更明确昭示出原始道教的国家宗教性格。 道教将神圣的“汉家故事”仪式化、宗教化，不断重温、展演神圣的历史记忆，并且将其与民众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并且为后世的客观上起到了保存中华文化基因的作用。成汉国以及中古道教针对刘裕与刘宋王朝之“佐命”性质的系列论述，以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与崔浩、寇谦之的君臣关系构拟，即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原始道教原本以辅汉为宗旨，却不被汉朝朝廷所接受，而黄巾其神秘主义的行事作风更是招致了外界的不理解，最终朝政的腐坏、天灾的持续以及宗教理想始终不得伸张的失望，加之汉末风起云涌的“代汉”思潮的激烈冲击，黄巾终于脱离其最初设定的思想轨道和行动逻辑，并将其强烈的救世愿望化作实际行动，走上另寻应天受命之“真人”，从而佐其代汉、解除灾异、获致“太平”的道，由此原始道教由师汉-辅汉转向了代汉。在构建神圣帝国途中，儒家帝王师的传统与道家传统结合，成为了一种宗教追求，天命也正式分化为王者与圣师。 原始道教对于中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汉家的神圣叙事仍然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中古时期李、刘、张几个姓氏就被赋予了宗教或神学属性，以致宗教领袖、胡人等无不托姓于彼，唯其如此方能大范围号召民众揭竿而起。随着汉魏禅让的实现，“汉家”秩序就此崩解，然而既成的社会观念，尤其是带有一定信仰属性的社会观念，绝不会旋即消失。于是，形成的既定叙事，便在慢慢行进的中古历史上空，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轨迹。圣姓氏与“虚拟族望”的“发现”，让我们在惯常的历史实景中看到了一种非尽写实的权力。此种权力非为至高的皇权所赋予（尽管最初亦与神化的皇权相关，但此后即拥有可资对抗的独立力量），亦非来源于大族贵胄，也不同于从儒学原理出发推扩的“家内血缘关系”，赋予了一部分人群建构宗教或者类宗教的“虚拟秩序”对抗王朝强力统治的独特秩序。 此外，道教还起到了建立独立的信仰空间来“教化四夷”的作用，通过赐姓、改姓而入道，并进一步消泯夷夏之别，由此蛮民被统一整合至“道”的信仰空间中，成为承奉大道的汉家或中土道民。 汉魏禅代是在原始道教、谶纬之学、五德始终三股思潮下进行的，就是因为汉帝国不仅是一份物质遗产更是一个影响全民族直到永远的精神空间，所以必须要使用禅让这样神学意义浓厚的方式才能完成，但是随着魏晋禅代的发生，禅让成为了掩盖血腥味的包装，萦绕在士人心头的是绝对价值的陨落，其中最重要的表征即天命信仰的崩塌，映射到人间则系天子神性的“祛魅”与皇帝权威的衰落。郑玄融纬入经、以纬解经的深厚今古文经学素养，使之在汉末群雄竞起的局势下，一定程度上垄断了“汉家”天命的解释权，由此他也成为袁绍等人尽力争取的对象。但是在于天命走向终结后，玄学逐渐打破经学权威，历史由此进入蔑视传统而以批判、否定思维见长的“玄学时代”。士人们在家国、夷夏、南北、儒释道面前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每一种选择或许都会为绝对价值的再一次树立添砖加瓦，而当其再一次树立，中国也就迎来了盛唐。 最后的最后，想说一下，儒、道、法三家关系，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文稿》认为，儒、道都复古，但是儒家尊三代也就是社会有一定发展但是学术、政治等仍然处于混溶状态的时候，而道家则是更古早时期，法家则是社会已经发展到分化时期。但是法家却来源于道家，由此可见三家并非截然相悖，所以士大夫可以说是儒、道、法三家合流的产物，而这个其实在汉武帝尊儒术的时候或许就奠定了基础，汉朝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所以尊的是用“荀子之学”的吕公、董仲舒等人，而荀子讲究“礼治”但是他的礼是要等到“大治”之后才制定的，并且儒家讲究“义”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规范，所以儒法的区别不在制而在于政，而董仲舒他们属于今文经学，本就来自好言巫术的东方地区，所以本书中说“今文经学-谶纬之学-原始道教”这样的脉络清晰可见，由此可看出儒道法三家在东汉的合流可谓是理所当然。

好看但是有种难读感，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内容，作者的论据详实，由早年的多篇论文汇总修改完成，参考文献中甚至有2024年6月出版的《三国前夜》，说是与时俱进的考据论证毫不为过。 难的点我认为在于“共情”，作者开篇就表示后世史家凭借“后见之明”简单粗暴的把汉时的谶纬批判为迷信，中途也反复提醒成王败寇式的历史叙事倾向会引导人们的认知。困难的点就在于此，我能够接受这种说法却无法摒弃怀疑之心。比如“师汉”一章，原始道教学习汉家仪制，也完全存在一种可能是他没有别的选项可供“抄袭”。“代汉”一章黄巾相约不犯学人乡梓有多则事例，作者也表述不能彻底排除范晔个人尚儒的的影响，单仍然认定叙事内容可靠。仿佛更偏向唯心主义。 “人们具有怎样的世界观，便决定了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和对待世界。”大致如此。

本书主要提出了汉帝国在公私属性之外具有神圣属性，以及道教诞生之初有明显的模仿汉帝国的色彩的观点。 列举了大量谶纬内容和道教经典，总体而言论证的还是很清楚的，并且指出了一开始的儒道难以区分和隐士的中介作用。

原来是博士学位论文，喻为“心灵考古”，读起来有些艰深晦涩。道家诸如“急急如律令”的师汉，王莽代汉竟是在“为汉家改命——解除危机”的思潮中兴起、酝酿、完成的，着实有点颠覆，尤其是后者，西汉等于是被人“以己之矛、破己之盾”？足见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多么要紧。神器是汉家的信仰，传承后世定乾坤、稳江山，不过还是疑惑背后的逻辑：“神授”的观念未改，却能接受“授贤”而非特定某家，究竟是不是自欺欺人？话说回来，那这个贤也是众人推举的了？算不算是一种古老的（高层代表）民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