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应对的道与术

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 转自财新周刊 凌华薇 危机离我们有多远？ 　　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谓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经济社会不可能没有危机，甚至现实往往就是由一场又一场的小危机构成。危机化解得越多，经济社会就在自我纠偏中走得越健康。大的危机，是经济体系内在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大爆发，但也蕴含着在破坏后重建的机会，比如金融体系、监管制度的全面反省与调整。 　　因此，决策当局需要超越个体利益，从全局视野审视、预防，以务实的态度去化解种种危机。前提是能以积极的态度，深刻地认知危机，从过往的危机及处置中汲取教训。这也正是人类的智慧所在。 人民日报出版社今年出版的新书《危机应对的道与术》，就堪称这样一本人类现代经济社会危机的处置手册。此书出版后即入选了多个党政干部必读书单。我近日翻读此书，每每被书中的案例细节、精要的分析与现实意义所触动。 　　此书从百年前的美国大萧条切入，但主要收录了最近三四十年来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其中包括20个国际金融危机案例，以及中国的10个案例，对中国当下问题亦不讳言，条分缕析，亦点到即止。 　　这些案例中，有些时间上非常之新，比如2023年突然爆发的硅谷银行流动性危机；有些人们耳熟能详，比如本世纪初中国国有银行改革、德隆垮塌，2007年英国北岩银行倒闭，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泡沫破灭等；也有些案例比较陌生，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瑞典金融危机、塞浦路斯金融危机，以及巴西的两次财政危机等。 　　有的案例对于当下状况有很强的参照性。比如有关巴西财政危机处置的内容曾在近期的《财新周刊》上提前刊登过，并引发了相当关注。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多是地产危机；而现代国家的财政危机则往往由产业转型、基建、养老金危机等触发，莫不如是。 　　如果让我列出推荐此书的三个理由，首先是作者的专业身份。 　　此书的三位作者徐忠、朱满洲、任晴，均供职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领衔作者徐忠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后，一直在央行工作、成长，是较为典型的学者型司局级官员之一。他曾任央行研究局局长，学术功底扎实，近年来多篇署名文章在行业内引发关注；同时又有实务操作经验，曾任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在金融稳定局工作多年，近年来参与过锦州银行等棘手案例的处置；也曾负责筹建上海票交所；最近则在交易商协会副会长任上，推进了不少债市问题的公开查处，处置张弛有度。也因此，此书在理论框架、实操经验上均颇有见地。 　　其次，是此书所具有的宏观视角。 　　作者梳理了近几十年来全球各类经济危机的机理与风险处置的过程。在对危机策源、发生、处理框架梳理与反思之前，首先把危机处置放在更宽广的宏观视野之中，来观察和探索危机发生的根源，这充分展现了此书的格局。危机的酝酿和爆发，势必具有一定宏观层面的共性，往往是经济内外的失衡，叠加公司治理的失败、监管真空乃至失效，道德风险迅速积聚，综合构成了危机策源的土壤。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如能抓住本源，就可以着手长远，从纠正这种内在的失衡入手，进行宏观政策层面的相应调整，部署结构性改革；同时能以宏观政策配合微观的应急性安排和框架性的改善措施，务实地来解决问题。 　　识别系统性风险时，特别需要关注金融稳定的临界点。书中专门提到了系统性风险救助与道德风险的关系。非系统性危机的一般市场风险，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出清，而不应去救市场主体；如果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就应首先防止系统性风险产生蔓延；道德风险及制度完善，则应该等到防住系统性风险之后。 　　道德风险令人厌恶，然而，系统性风险的危害远大于道德风险，解决系统性风险应优先于道德风险。由此，决定风险处置时机如何把握，以及哪些机构应该救、哪些不该救，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将问题简单推给金融系统消化，因为这样只是自欺欺人——利用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的腾挪空间，暂时推迟风险的暴露，并非真正处置了危机。一旦金融机构的基本商业原则与生态被破坏，实则在制造更大的危机。风险处置也不应该是“拉郎配”，比如让坏机构打包成立一个大机构，或是让健康机构付出过高代价来消化烂机构，抑或是简单寄期望于以时间换空间，缺乏其他的根本性改造。这些做法均属于风险延迟，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处置风险。 　　那么，为什么我国之前20多年来多采取风险延迟法来处置风险还总是屡试不爽？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人人都知道在经济上行期，能消化危机的空间比较大。然而，现在处于经济增速下行期的开端，开始遭遇到宏观政策抉择叠加风险处置，难题变得愈发棘手。当宏观经济参数事实上已经变化的时候，过去更多依赖“以时间换空间”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会耽于无效？ 　　比如，当遭遇资产不断缩水的周期时，风险处置的边界也在被压缩。值得一提的是，财富和资产并非是静态的，只要不外流就行。经济是动态的复杂系统，只有维持健康的循环，资产才能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否则财富很容易如流沙般毁灭。这提醒我们千方百计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速，保持经济能达到潜在增速，一定要规避系统性风险的必要性；也提醒我们面对处置危机时要有宏观的视野，才能重估风险化解的难度，作务实的权衡。 　　最后一点，解决危机也要有微观的制度安排与分析框架。 　　也许绝大部分的危机处置都免不了依赖以时间换空间，但从微观层面，其核心仍然在于能否重塑健康的公司治理机制，让各个责任主体能够归位并各司其职，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上一轮国有银行改革能取得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比较彻底的重新资本化和正好在经济上升期，更是因为坚持了商业化导向和公司治理改革。正如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此书代前言的文章中提出，公司治理是促进金融稳定的核心。问题企业和问题金融机构，无不栽在公司治理失灵，为一意孤行的大股东或管理层绑架，没有建立起权力制衡、专业有效的良治机制，包括会计、审计体系形同虚设。这些关键点在目前的风险处置中最容易被忽视，或是流于表面文章、形式主义。 　　对于金融体系而言，有效监管是关乎风险的重要因子。处置金融体系风险的同时，往往需要伴随对监管的反思，这就涉及在风险处置中如何摆正监管的角色。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乃至危机的时候，证明之前的监管已然失效，因此应该考虑将风险处置的专业机构与监管相对分离，而非将风险处置机构一律内置于监管机构之内，这样前者很容易成为掩盖监管失效的工具，甚至可能继续在风险处置中出现贪腐，如此前的包商银行接管组副组长李国荣案、安邦保险处置组副组长符飞案等。 　　此外，央行要履行最后贷款人角色，应赋予其在风险处置方面独立运作的权力，也与监管相对分离，有利于形成有效的风险处理和问责机制；同时，还需要警惕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等，促进司法的专业化和公平、公正、公开。这些都是危机处置后重塑市场信心的根本。这些内容都在此书中有所触及，但比较克制，有欲言又止之感。 　　以4万亿资金计划等安排化解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后，中国经济独占鳌头，此后还有化解2015年股灾、推进供给侧改革、2017年清理加密货币、2018年治理影子银行等行动，由此建立了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与自信。“只要能看到危机的苗头，就等于没有危机”，因为中国政府总会及时甚至提前采取措施化解，使得危机根本没有机会真正发生。再加上国家出台政策灵活方便，遇到问题可以特事特办，火力全开，不受立法、听证等可能冗长的程序制约。当时国际上对中国应对化解危机的能力也颇推崇，包括一些美国前任财金官员。 　　回过头看，能做到防微杜渐，前提是能准确识别危机的苗头。这取决于决策者是否有超越种种局限的判断力，认知危机的本源，关键在于对风险严重程度的判断。只要判断准确，中国政府均有能力去化解；如果判断不准确，尤其是把系统性风险当成一般危机，甚至为了防范道德风险，让市场自行出清，就可能会贻误战机。 　　如今情势已变。曾经消弭于无形的种种风险，似乎总是想改头换面、卷土重来。比如房地产的拐点之变与地方债务的一体两面，另外叠加基建泡沫形成的债务压力，诸多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累积，再加上国际关系面临种种失衡而有待重塑，使得中国在经济增速下降的通道中平添了化解危机的难度值。面对如此复杂的困境，亟须在一整套直面、解决危机的理论框架之下，推出一揽子改革举措，化危为机，推动中国真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这一次我们准备好了吗？

埋没了这么好的一本书。 或许是写的太过专业，读起来有些吃力。 但如果你是省长、市长、县长，这本书帮助就太大了。这只是视角问题，你我即便不是一把手，也可以学一学。 之前一些书，在分析国家与资本与市场的关系时，总是无端指责老百姓跟风。老百姓如果有甄别能力，那还养一堆坐在办公室吃干饭的干嘛？国家出手完善市场机制，做的是管理工作，让经营环境更健康。 这本书，出发点挺正，问题直指“中央”，直指“法理”，直指“环境”，一直紧抓问题的本质，即责任主体在于“气氛不对”，不在于“人瞎搞”，值得深入学习，利国利己。

本书回顾了2004年震动中国金融危机的德隆系，该事件令中国股票市场出现危机。新疆总部德隆系实际控制人为唐氏家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两百余家实业企业以及十多家金融机构，业务涉及17个行业，分布在全国二十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形成了庞杂的金字塔企业集团结构。实体企业上下游关联企业上千家，金融机构融资规模过百亿元，与上百家市场机构有合作关系。 德隆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对金融控股集团及金融混业经营监管的缺失，导致德隆在资本市场可以轻易操纵大量资源进行扩张，最终爆发巨大的道德风险，陷入扩张—资金紧张—外部融资—再扩张—资金更紧张的恶性循环，外部信贷环境变化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过程中，金融监管发挥的作用是不够的，如何适应综合经营趋势，如何提高监管专业性有效性，如何发挥存款保险的及时校正作用，是未来监管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二是风险爆发后缺乏市场化处置手段。在市场化退出机制、存款保险制度和投资者保护制度缺失的环境下，国家为了维护稳定通过行政手段负担了大部分风险处置损失。但是，股东和债权人未完全承担应有责任，市场约束软化，容易引发市场道德风险。同时，市场化程度不高也加大了处置成本，降低了处置效率。

首先，这本书没有过分的说一些讨好话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现在对国内关于政治经济这一领域的书能说实话已经宽容到这个程度了，都不要求他们实事求是去抨击某些现象。 但是，这本书不好的地方就在于，国内的案例数据少的可怜啊。读者可能不看不细究你的数据，但你不能没有。一谈到美国英国，满屏都是数据，你作为一个作者，拿不到国内相关案例的数据，那你能不能给一些有深刻意义的观点？也不咋深刻，一讲国内就偏向于车轱辘话。最后，书的后面反反复复的在说重复话，这一点我不喜欢。我本来以为啊，这么少字数一定都是精华吧，没想到其实反复表达相同的内容。

1.偏向于技术，专有名词太多，逻辑原理介绍太少。 2.各种例子，一直在说谁掏钱、掏钱掏的晚不晚，最后评述将来怎么掏，而且当事人做决定感觉都是拍脑袋，比如系统性重要银行，那个规模怎么来的？ 3.最后关于我国金融监管的评述比较客观。 综上，不是总行总局搞金融稳定的人，可以不看。

对于想要了解简单历史的人来说，这本书还不错，因为他比较简洁的整理了各个国家历史上的危机以及演变和解决过程。但本书缺少深入的分析，其在表达观点时也没有强有力的数据支持。读书过程中我有很多次都感觉到“这里可以再展开一下”，“这里要是有数据对比一下就好了”。最终有一种在看文献综述的感觉。整体来看适合入门小白，不太适合想要获取深入解读的读者

大的危机虽不常发生，危机如何应对却非常重要，危机应对的背后涉及国际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危机应对得好，市场体系恢复得很快、经济损失更少；应对得不好，对经济的破坏更严重、持续时间更长，甚至波及世界。这本主要通过国内外典型的案例来研究危机应对的规律。 危机期间的政策选择：从中长期来看，结构性改革是必要的，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可以为结构性改革争取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危机时期的首位的政策目标是恢复经济的正常循环，实施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或有助于稳定总需求的结构性改革，经济正常运行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正常时期的财政政策则以平衡为目标，货币政策主要考虑通胀或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 房地产危机是最主要的危机形式：从历次房地产危机来看，金融机构相当于经济循环的心脏，金融机构是不能出问题的。如果风险积聚到金融机构或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经济从危机中恢复的速度要很慢；如果金融机构还比较健康或得到及时的救助，其从危机中恢复就要快得多。我国的房企更像金融机构、房地产在资产结构中的比重较大、不能将地产风险集中于金融机构、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 宏观政策需要各司其职：应对财政危机的政策选择在于当期的现实条件以及宏观系统思维。财政危机的根源在大多数时候来自自身，这些国家的财政制度以及破产制度并没有很完善，地方政府出问题也不是个别现象，中央在决定是否救助时需考虑道德风险。救助有效的一方面是力度要足够，再是短期救助与中长期改革的切换。 处理危机不能拖延：拖延是应对危机的顽疾，且代价更大。拖延的背后既有主观上的不愿承担责任、掩耳盗铃，导致处置介入不及时，问题越来越大，处置成本更高；也有客观现实的各种局限，管理部门对信息或者风险缺乏全面的了解，多部门职责模糊、缺乏有效沟通，监管和处置机制的缺位导致风险堆积，充分的统筹和保障能力也是必要的。 危机中动用财政资金是比较难的，财政资金受政治压力和程序决策的限制，还有不同阶段财政状况的约束，往往行动上不如央行较快。危机时期需要快速反应，发展中国家一般是财政弱、金融相对强的状态，当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往往由央行牵头处理，处理效果又取决于得到多少授权以及央行和财政的合作程度。历史上，我国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和处置通常使用金融资源。 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危机，危机后进行重大改革更容易凝聚共识。金融安全是改出来的，良好的金融生态促进经济金融的良性循环。

主要从货币和财政角度，也就是政府层面说明经济危机的处理方法和经验，并不是行业角度协助宏观经济问题，比如房地产如何度过衰退期，寻找新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