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

总体推荐，很有启发，但作者对东汉后期士大夫阶层的分析有很大问题。 作者强调由于士大夫对东汉宦官外戚专政，导致政治腐败，士大夫在斗争失败之后，对政治和汉王朝产生了失望情绪，由此产生了向名士的转变。这里面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党锢之祸。 但这个说法细究就很有问题，先拿党锢之祸单说，党锢之祸本来就是陈蕃和外戚窦武反对宦官集团失败的结果，这里仕人集团反对的是宦官，哪里反对了外戚？ 作者写的很清楚，在经过东汉的儒士吏化，文吏儒化以后，主宰朝政的是具有行政能力的士大夫，而除了何进等个例外，东汉外戚多出世家大族，本身就属于士大夫阶层，是士大夫的代表，士大夫集团为何反对士大夫统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袁绍集团当年诛灭宦官之前，也一直追随在外戚大将军何进的左右，袁绍背后站着的也是世家大族，士大夫集团。何来反对外戚干政，进而失望之说？ 再有，东汉时期，极看中门生故吏，而豪族大地主通过家族内部系统学习、教授儒学经典，把持察举仕进门路，因此有数量十分庞大的门生与故吏，利益盘根错节，他们既是学术代表，又是政治势力，在士人中有极大影响力。再加上察举制异化，导致舆论风评极为士人所看中。这是党锢之祸中，陈蕃窦武集团获得数万太学生支持响应的根本原因。 我承认东汉士人集团在党锢之祸的斗争中有超功利的缘由，但恐怕并不多。东汉士人集团既是儒家知识分子，但更是大地主阶级。他们从来不是外戚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外戚是士人集团的一份子，而他们对抗的宦官集团，则是皇帝为了对抗外戚扶植起来的势力。 袁绍在夺取天下之前，以诛灭宦官匡扶汉室自命，他是士人集团的领袖人物，从来没说过要反外戚集团。作者以士人反抗外戚宦官失败进而失望，来解释其向名士的转向，是十分幼稚的。更进一步，这个时期士人真的形成了这种转向吗？试问三国时期纵横捭阖的英雄人物，有几个不是士人集团出身？有几个不是出身名门的士人子弟？他们是疏离政治的名士吗？恐怕正相反吧？

正文和附录的多有重复，不清楚附录这些论文的意义何在？既然正文部分就能讲清，又何须附录这几篇论文。作者的论述主线很清楚，即士大夫政治是如何形成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先秦至武帝时期的游士；武帝至东汉的儒士；东汉时期发名士。作者认为士大夫政治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外因如朝廷的士人政策，内因则是士人自身的调适与建构。作者的结论受钱穆的影响很大，如东汉士大夫政治形成说，更是直接承袭钱穆东汉儒生政府一说。不过作者关于儒士和文吏合流的论述实在是过于粗糙了，不如阎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精确。关于东汉名士的形成也过于纠结既有的士人与外戚、宦官斗争框架，忽视了外戚与士人的复杂关系。至少在东汉后期面对权力膨胀的宦官，士人与开明外戚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如窦武和陈蕃，何进与袁绍）。此外作者对董仲舒儒学的理性主义成分也是过于高估了，忽视西汉儒学中的神秘主义色彩，至于东汉的谶纬神学与各种灵异论的泛滥成灾就更不必说了。

比起田余庆这样的大家巨著，本书的体量实在更友好，自有好处。文字平实洗练，能确实地在一本小书里把历史和观点都说得很清楚，学术上足够扎实又兼顾普通历史爱好者的接受程度。 “士”从先秦时期作为古代封建阶级的最下一层，直至两汉四百年，正如书名从“士”到“仕”，一字的转变，却是士仕之间从概念乃至思想到走入政治实践的改变。作者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儒学如何从“游士”、“君子不器”等等相对边缘地位走向“士”这一群体作为全新的力量乃至中坚的政治力量的过程，可以看出其间有对法家和道家思想等等的对抗与借鉴、融合，并随时代需要的妥协、抗争。 两汉，上承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下启之后千年间思想与实践，而作为其中“中流砥柱”的士人们，更是如此。 汉承秦制，用的依然是法家的一套，又反思秦朝的严苛暴戾，只不过初期依靠的是道家的“无为而治”。都知道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细节上的进行并非那样一蹴而就。而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可以看出融合了道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皇权受命于天，天意反映在民意之中，并通过灾异对皇帝进行警示…… 董仲舒的学说解决了王朝合法性和长久性的关键问题，建立太学、博士让儒士正式从“游士”改变为国家养士的文士。用儒家的“仁”、“礼”对法家的“理”（法理）的严酷柔化，儒家的“士”也相对于法家的“吏”，而“循吏”内在有法家的务实外在具备儒家的风骨，兼具两家优点。明朝张居正“宁用循吏，不用清流”的循吏原来是这样的意思。不过，整个西汉儒学思想更多地是作为对法家的政治实践的一种辅助和装饰——“缘饰”，但也慢慢以顾问之类的身份开始参与到王朝政治的深处之中。 灾异是上天的警示，相对的还有“祥瑞”，西汉末年至王莽新朝，正是反向利用了这一点，以刘歆为代表的文士们纷纷转向王莽而抛弃了汉室……也反映出这段时期，士人对儒家“忠”、“义”、“节”等等观念与后世的迥然不同。 这也是东汉王朝要解决的问题，光武帝开始，儒家的忠从比较抽象的代表天的民意转向更加具体的皇权。儒士以其风骨，忠贞、刚正，在东汉中晚期成为对抗外戚、宦官强权和混乱的中坚，成为维护王朝稳定的力量。 这样的抗衡之中，儒士还是落入下风，随着代表人物如李膺等被屠戮，下场惨烈。留下来的其他人渐渐远离政治纷争，转向庄、老的道家思想倾向，也演变成为至魏晋南北朝的清谈、狂士、玄虚之风……

辨析吏、儒、士三个密切相关的群体在两汉期间的历史演变，清晰地看到士大夫观念的形成及与皇权兴衰相互依存的政治结构，职业角色、文化内核与阶层身份既有融合又有分化，呈现出以儒化法、士吏合流的复杂现象，但有一个由游士到儒士，由儒士到士大夫，由士大夫到名士的士人群体脉络，值得关注的一本好书。

浮沉仕路，士风流变 本书内容十分容易清楚理解，十万字的阅读下来，不觉得有晦涩难懂之处，可以说的一气呵成，已经很久没有遇到。那么容易阅读，思维量并不是很高。这本书很适合去入门。对中国古代士与士大夫的一初窥。 两汉四百年是中国传统士人阶层成型蜕变的关键时期。后世绵延两千年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其精神内核与制度雏形，皆根植于这一时代的阶层磨合与制度探索 ①两汉政治演变大势【士人主体性逐渐萎缩，王朝专制性逐渐强化】 ②提炼 汉代士人政治身份四次完整转变。 很久之前在阅读余英时以及钱穆作品的时候，对中国古代士大夫群体的一个演变之中，内心之中也有这么一条模糊的线索，虽然不是线性的，但是很久之前就听说了作者的这本书，如今再来重新捡起来阅读的确有相通之处 一递进式的阶层演化，串联起先秦诸子到汉季名士的千年文脉流转。西周时期的“士”，只是宗法等级中贵族的最低层级。他们保有食田俸禄，修习六艺学识，是早期掌握文化话语权的小众群体。春秋战国世卿世禄制度崩塌后，这一群体迎来剧烈的阶层流动。士人或跻身朝堂成为官僚，或跌落民间沦为庶人，游离于各国政权之间的游士群体就此诞生。 游士最核心的特质体现在双重维度。一是社会阶层的游动不定，二是文化品格的主体自觉。古人有言学以居位曰士，又言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份以学识立身、以才干入仕的职业自觉，让先秦游士成为百家争鸣的核心载体。他们游走列国、纵论国策，主动设计后世政治蓝图，也积极探寻自身在大一统秩序中的生存位置。 秦汉大一统格局建立后，游士的自由格局被彻底打破。秦代并未彻底摒弃养士传统，反而设立囊括儒、法、术数、方技各家的七十人博士制度。即便经历焚书坑儒的严苛整治，士人文脉依旧未曾断绝。叔孙通携百余弟子蛰伏待时，鲁地始终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郑樵所言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这何尝不是？游士传统在秦代的顽强延续 汉初宽松的社会环境，让游士遗风再度兴盛。分封制度让诸侯王广纳贤才，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为士人提供了栖身之所。惠帝废除挟书律，高后摒弃妖言令，文帝取消诽谤罪名，思想禁锢的解除，让士人得以自由论政。亲历秦亡汉兴的时代变革，汉初士人普遍以反思秦政、重构汉政为己任，开启了儒道共治的早期政治探索。 盖公以治道贵清净而民自治的黄老思想奠定汉初无为而治的治国基调，造就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安定局面。陆贾直面刘邦轻视儒学的弊端，直言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以《新语》十二篇构建儒道兼综的治世理念。贾谊更是直击汉初政治隐患，以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的盛世危言警醒朝堂，主张改德易朔、以民为本，试图以儒家礼制彻底革新秦代法治弊端。这些汉初的潜流为武帝【更化】奠定基础， 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的思想建构彻底终结了延续数百年的游士传统，完成了士人阶层的第一次关键转型。作者将董仲舒定义为战国诸子政治设计的集大成者与终结者。面对汉初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制度乱象，董仲舒构建起完整的天人政治体系。他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确立君权神授的统治合法性，又以灾异谴告约束君权，提出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的政治准则，将天意、君权与民生紧密绑定。 在制度实践层面，董仲舒主张兴办太学、推行察举，明确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养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这套改革让儒学成为官方核心标准，彻底改变士人入仕路径。元封年间司马迁与壶遂主持太初改历，定汉为土德、色尚黄，标志着独尊儒术从思想理念落地为国家制度。自此，游走四方、自由论政的游士彻底退场，恪守经学、依附皇权的儒士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独尊儒术后的西汉中后期，儒士虽获得合法仕进渠道，却始终处于政治从属地位。朝堂行政的核心力量仍是熟稔律令文法的文吏群体，形成文吏在前，儒者在后的政治格局。儒士秉持君子不器的治学理念，长于义理空谈却疏于行政实务，只能以经术润饰吏事，充当政治体系的点缀与修饰。宣帝一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精准道破西汉政治的核心本质。霸道为行政主体，王道为舆论修饰，儒士始终未能真正掌控核心权力。 盐铁会议是儒士群体集体发声的标志性事件。始元六年，六十余名贤良文学直面桑弘羊代表的法家官僚集团，围绕官营经济、对匈战事展开激烈辩论。这场论战并非单纯的政策之争，本质是士吏两大阶层的权力博弈。儒士群体首次以独立政治力量介入国是讨论，标志着儒学政治影响力的持续攀升。 西汉后期，董仲舒天人学说的深层影响逐渐显现。其五德终始的动态循环体系，搭配君臣以义合的双向伦理，彻底弱化了士人忠君守国的家天下观念。昭帝时期眭弘直言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宣帝时盖宽饶援引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的古训，谷永更是直言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种普遍的官天下共识，让西汉末年的士人不再固守汉室正统。 刘向与刘歆父子的政治抉择，是这一时代思潮的典型缩影。刘向身为刘氏宗室，潜心梳理灾异乱象，著书警示外戚专权的危机，终身竭力匡扶汉室。其子刘歆则重构五德学说，摒弃刘向的五行相胜说，创立五行相生的理论体系，为王莽禅代汉祚提供完整理论支撑。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王莽依托儒家理想塑造自身形象，以《周礼》为蓝本推行全面改制。他摒弃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政治传统，纯任儒术革新制度，最终以改革崩盘宣告儒家理想主义政治的彻底破产。 东汉建立后，统治者深度复盘王莽之乱的历史教训，开启了对儒学体系与士人阶层的双重改造，推动儒士正式向士大夫转型。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是汉代政治思想定型的关键节点。此次会议裁定五经异同，最终汇编成《白虎通义》，彻底改造了董仲舒的天人学说。原本循环流变、约束君权的五德终始体系，被固化为僵固不变的政治秩序。书中明确界定明臣可以为君，君不可更为臣，彻底消解了有道伐无道的革命精神。 与此同时，原始儒学双向的君臣伦理被彻底颠覆。东汉将忠孝伦理政治化、绝对化，君臣关系从双向道义契合，转变为单向的绝对服从。配合朝廷推行的吏化政策，朝堂通过试职考绩、累功升迁的选拔规则，改造空谈义理的儒生群体。士人兼具儒学修养与行政能力，最终实现士吏合流，成熟的士大夫阶层正式成型。这一阶层既是专制皇权的维护者，也是正统儒家文化的传承者，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传统政治的人格基础。 东汉中期，成熟的士大夫群体成为制衡外戚宦官专权的核心力量。面对朝政昏暗、奸佞当道的乱局，一代代士人坚守名节、直言敢谏。李膺被誉为天下模楷李元礼，不惧权贵惩治宦官奸邪。陈蕃秉持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的初心，年过七旬仍挺身讨伐阉党。范滂心怀澄清天下之志，身处乱世坚守本心，以身殉道坦然赴死。彼时民间风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道尽了清流士大夫坚守正义的悲壮境遇。 太学生群体的清议风潮，更是东汉政治的独特风景。三万太学生危言深论，不隐豪强，以舆论力量匡扶正义、制衡权贵。司马光曾精准评价东汉政局，朝堂公卿直言诤谏，民间布衣立论救弊，这份士人风骨，让汉末乱世得以乱而不亡。 两次惨烈的党锢之祸，彻底击碎了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大批清流士人惨遭屠戮牵连，忠君报国的赤诚换来猜忌与迫害。士人价值观出现彻底崩塌，循善守节不再能保全自身，反而招致祸患。在理想破灭与现实压迫的双重打击下，汉代士人完成最后一次身份转型，坚守朝堂的士大夫逐步转向避世修身的名士。 ③汉末士人风骨转变的递进轨迹，我觉得比较粗糙，但是对于提供三个人物一个剖面来了解东汉中晚期的一个士大夫如林群体的精神面貌。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成功。 王符隐居著书，以潜夫自居，心系朝政却无力回天，开启士人避世思潮的雏形。郭泰专注人伦品鉴，不再危言论政，以清虚自持保全自身。风靡一时的林宗巾，成为士人疏离政治、全身远祸的时代符号。至仲长统著《乐志论》，明确提出叛散五经，灭弃风雅，追求逍遥世外、超然物外的人生状态，彻底完成从入世济世到出世自守的转型。 孔融直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彻底瓦解汉代以孝忠君的伦理根基。阮简身居官位却漠视政务、纵情清谈。这些言行标志着汉代士风彻底蜕变，魏晋名士的精神风貌已然萌芽。杨慎所言世谓清谈起于魏晋，非也，汉季盖已有之。【汉魏士风流转的内在脉络就在其中】 从汉初游士的自由探索，到武帝儒士的制度归位，再到东汉士大夫的体制嵌入，最终到汉末名士的疏离遁世。四次身份转变的背后，是皇权专制不断强化、士人自主空间持续收缩的历史必然。 士人不断适配王朝制度，王朝持续规训士人品格，二者的双向互动，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文化。虽然士人主体性持续萎缩，但汉代定型的忠义气节、经世致用的士人品格，以及礼法结合、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模式，成为贯穿中国古代两千年的政治底色。 关于东汉中晚期的士风与党锢之祸关系可以参阅东晋次的相关著作。 ④五篇附录的问题，可以配合正文阅读。附录一（游士传统） 对应正文第一章（游士阶段）。附录二、四、五（五德终始、灾异观、扶汉→附莽） 对应正文第二章（儒士阶段/西汉后期）。附录三（董仲舒与司马迁） 贯穿第一章末与第二章，补充董仲舒学说在史学中的阐释。附录六（王符→郭泰→仲长统） 对应正文第四章（名士转向阶段）。

理想化的论点 两汉之间士人的三次转变，在《士仕之间》这本书中已有非常清晰的阐述。“这个过程既是政治塑造士人的过程，也是士人适应政治的过程”，可以说是全书的题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看，内因决定外因。而本书中始终有一个观点若隐若现，即作者王保顶老师主要还是从好的侧面来分析这一转变过程，也就是预设了士人作为正面形象贯穿全书始终。 其实这个观点仔细分析很有意思。人不可能都是良善的，甚至正面角色可能只占人类总数的一小部分。再细分，哪怕好人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只表现出完美的一面。这么看来，王老师的分析无疑带有很强的理想性，甚至在某些细节上来看是很难站住脚的。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接受这种论点和对相关过程的分析，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对士人的自我约束，特别是西汉中期以来，儒家文化对士人的规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理想和现实的碰撞和相互影响。 这一点，在书的第四部分中显得尤为突出。东汉中期以来，朝堂为外戚和宦官把持，政治上一塌糊涂。书中从党锢事件及相关史实入手，重点论述了李膺、范滂、郭泰等清流人士在黑暗时局中的沉浮。实际上，阿附于外戚和宦官之人，对比党人来说绝非少数。作者在开篇时，即将这类缺少理想信念的人，几乎全部划入“吏”的行列，并将其与本书核心论述的人群对立起来。这其实模糊了“士人”本身的概念划定，但是作者和读者并未对此产生怀疑，这一点也说明，理想化的士人群体不但植根于认同传统文化的人们心中，而且也呈一定规模地存在于中国历史中。 由此定义来看，只有“入世”的士人才在作品的论述范围内，“学而优则仕”是明确的信号，是那些怀揣神圣理想的士人，希望通过参与国家和政体建设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种心态的促使下，士人才会不断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在现实面前适当地调整、修改自己的理想。而对于那些没有理想的人来说，他们只需要随大流即可，在现实面前也始终没有抬起过头来。入仕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一定和谋生相关。只是社会并非只有黑与白，我们在阅读时需要注意区别黑色和普通色。 虽然近年来王莽的口碑有所好转，但篡汉的帽子是怎么也无法摘掉的。书中对于士人此时的动向，只简单用了“附莽”来评判。大儒刘歆扛下了全部的伤害，但从书中相关论述来看，作者明显没有为难刘歆的意思，只是放在大环境里不疼不痒地点了几句就结束了。至于同为儒士的王莽，作者把论述重点放在政体转变所带来的影响上，对于王莽个人几乎避而不谈。所以说，本书从论点到论据都有极其强烈的理想化，这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