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北角

推荐系数：⭐⭐⭐⭐⭐ 在日寇侵华、全民抗战箭在弦上的危急时刻，新闻人范长江敏锐洞察时局：东南沿海恐难坚守，西南、西北或将成为抗战总阵地。这份前瞻性，促使他以《大公报》旅行记者之名，于1935年开启西北考察——从成都出发，穿越川西、陇南、甘肃、青海，踏过祁连山、河西走廊、贺兰山，直抵内蒙古，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将沿途西北百姓的苦难与土地的凋敝，真实地刻进了文字里。 翻阅资料才知，范长江堪称中国现代新闻史的“破局者”，创下三个“第一”： • 公开报道红军长征的第一人； • 突破封锁、还原“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人； • 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主席等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根据地的第一人。 书中最让人揪心的，是旧西北积重难返的沉疴： 1.YAPIAN泛滥：从西南到西北，沿途所见，汉人十之八九，皆受烟土所害，骨瘦如柴，良田荒废，亦不见五谷杂粮，大多都为烟土。整个社会，早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民众与行尸走肉无疑。 2. 苛捐杂税繁重：书中所揭示的税费之繁重，已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税收常常预征到了数十年之后，让农民世代为奴。各种名目的“捐”——如驻军捐、修路捐、保甲捐——层出不穷，官吏催逼如狼似虎。民众在鸦片和天灾的打击下本已奄奄一息，这些苛捐杂税更是彻底剥夺了他们恢复生产、维持基本生存的可能，将整个西北地区推向了赤贫的深渊。 3. 高利贷吃人：与苛捐杂税相伴相生的，是吃人的高利贷体系。农民为了缴纳捐税或度过青黄不接的时节，不得不向地主、士绅借贷。利息高得惊人，“驴打滚”利滚利，使得债务永无还清之日。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变卖仅有的土地、房屋，甚至卖儿鬻女。高利贷如同一张无形的巨网，将底层人民紧紧束缚在贫困的循环中，世代难以翻身。 4. 投机倒把横行：在正常的经济秩序崩塌后，投机倒把成为一部分人攫取财富的手段。甚至是政府、军队人员等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尤其是在烟土成为硬通货的地区，商业活动带有极强的投机和掠夺色彩。这种经济模式不仅无法创造真实的社会财富，反而加剧了物资短缺和物价飞涨，让诚实劳动者陷入绝境，进一步毒化了社会风气。 5. 贪官污吏祸国：这一时期的整个统治阶层的腐败，是上述所有问题的总根源。许多地方官员，关心的并非民生疾苦，而是如何中饱私囊。他们与地方豪强、驻军势力勾结，形成了盘剥百姓的利益集团。政令成为敛财的工具，法律形同虚设。这种系统性的腐败，使得任何改良或救济措施都难以真正惠及百姓，也让民众对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 书中的所见所闻，现在看来，依旧触目惊心，不敢想象当时西北人民是怎么活下去的，也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安稳的时代。 在我看来，范记者的伟大，不仅在于他“记录”了苦难，更在于他“理解”并“预见”了苦难背后的历史轨迹。在当时整个社会极度动乱，政局复杂之时，他能够意识到，西北的凋敝不只是天灾，更是深刻的人祸，是旧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的集中体现。书中对地理、交通、民族关系、资源状况的详细考察，都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 即便时隔近百年，读本书仍有震撼灵魂的力量：它是一面历史镜子，让我们窥见民族曾承受的深重苦难；是一座纪念碑，镌刻着中国现代新闻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良知与冒险精神；更让我们读懂，90多年来国家的变革与发展，来得多么不易。 作为西北人，读此书更有切肤之感——幸好，范长江当年在书中畅想的“百姓安居、社会向荣”，如今已成现实。只是我们永远要记得：勿忘来时路，方能明去路。

（3）2025/0130（大年初二）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是一个转折的年代。1935年初，年仅25岁的范长江就产生了当时看似“想入非非”的“考察西北”、　“了解红军”的愿望。1935年5月，范长江从北平到天津《大公报》社，拜访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1889—1949），胡很爽快地采纳范的采访计划。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著名的旅行考察。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次旅行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对西北民众的悲惨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可谓所经所见皆是苦难，基础设施无从谈起，社会经济凋敝，国人精神颓废、散沙一片，毫无战斗力，阅读过程中见到最多都是“鸦片”“妓女”，回头又查了一遍，“鸦片”二字出现五十余次，“妓女”也是多出提到、多地存在。新闻通讯有纪实、及时的特性，作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找那么多的旁证进行上纲上线的理论阐述，仅靠双腿的行走，双眼的观察，几乎原样端给读者诸君，请其自行判断。书结集后，在那时的空间里大获赞赏，一印再印 10 余次，发行十几万册，就是明证。读历史，为的是不忘本。一个世纪还未过完，坐拥今日生活，忆当年国之大事、民之生计，观其精神、察其状态，实在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重整精神、塑造国格，奋力前行，方是民族立于长虹之根本。另，不知“西北角”与“西路军”是什么关系？（复建村）

🍃🍃2025 第 10 本，微信第 336 本 📖📖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时中国的西北角已经混乱不堪，已以完全崩溃。 范长江在这本书中以记者的敏锐视角，真实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动荡与混乱。这种混乱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政治权力的割据与倾轧，也有经济崩溃、民族矛盾以及天灾人祸的叠加。 一、政治割据：军阀统治与权力真空 书中描写了西北军阀（如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对地方的绝对控制。他们通过武力镇压、苛捐杂税和宗教捆绑维持统治，例如：马家军以“保境安民”为名，实际纵兵劫掠，对异己势力实施残酷清剿；农民需缴纳“烟亩税”（强迫种植鸦片）、“壮丁税”等数十种杂税，甚至预征未来数年的税款。而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控制力薄弱，地方军阀名义上归顺，实则自成王国。范长江观察到：“所谓‘中央政令’，到此已成强弩之末。” 二、经济崩溃：贫困与资源掠夺 军阀为敛财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导致粮食短缺。书中记载甘肃部分地区“十亩田中七亩烟”，饥荒时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 传统手工业（如毛纺织）因洋货倾销而破产，经济结构彻底畸形化。而西北无现代公路和铁路，货物运输依赖驼队，土匪劫掠频繁，商路几近断绝。范长江描述宁夏商人“行商必携枪械，如临大敌”。 三、社会动荡：匪患、饥荒与民族冲突 军阀混战导致大量溃兵沦为土匪，与地方武装勾结，形成“兵匪一家”的恶性循环。例如陕西关中地区“白日土匪公然劫掠县城，官兵闭门不出”。同时天灾与人祸相互叠加，1930年代西北连年大旱，书中记载甘肃农村“树皮草根食尽，饿殍塞道”，政府救灾不力，赈粮多被官员贪污，饥民暴动频发。另外军阀利用回汉矛盾巩固统治，煽动仇杀。范长江在青海看到“回汉村落壁垒森严，互不往来”，偶有冲突便演变为血腥屠杀。 范长江基于这些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总结，尖锐地指出混乱的结构性根源： 1. 政治腐败：军阀、官僚、地主形成利益集团，将西北视为“私产”而非家园。 2. 经济殖民化：西北沦为沿海买办资本与军阀的原料掠夺地（如皮毛、药材），毫无自主发展可能。 3. 文化蒙昧：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民众识字率不足5%，迷信与奴性思想盛行。 可以说《中国的西北角》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新闻作品，更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调查著作。通过范长江的笔触，我们能深刻了解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个基本情况，也能深感当下我们的时代的美好。

掩卷沉思，旧中国西北的苦难行，戈壁荒漠苍凉，苛政重压、鸦片泛滥，百姓卖儿鬻女、衣不蔽体，地方军阀横征暴敛，底层民众在绝境中挣扎求生，范长江以记者的客观与知识分子的悲悯，记录下山河破碎的痛楚与百姓求生的坚韧，这一片大地上挣扎的苦难不止这一点，也许还有更多更多在黑暗中寻求庇护的声音在路上。

读《中国的西北角》——山河有恙 本书著于1935-1936之际，彼时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诸多历史大事件。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正热心于对红军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正由西北而来，并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至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相继会师，长征基本结束。日本已彻底占领黑，吉，辽，热河四省，日本侵略势力由东北向华北步步推进，华北危局日益加深，山西，绥远等地亦成为中日双方角力的重要区域。日本侵略势力不断深入中国腹地，全社会不得不将目光西移寻求抗战后方空间，而目之所至是中国的西北角。值此民族危亡之际，记者从北京大学哲学系走出，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进入西北腹地考察和采访，由蜀起始，历经甘，陕，青，宁，绥等地，行程万余里，终作成此旅行通讯。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唤醒国人救亡意识，激励大批青年奔赴陕北，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新闻纪实作品。时年记者26岁。 记者从蜀地出发，一路实地考察偏僻险境与民族混居地区，多高山，草原，戈壁，河谷。路途遥远艰辛，交通闭塞，信息隔绝。深入民族混居地区时，社会形态复杂多元，民族关系交错纠葛，地方势力割据相峙。加之猛虎苛政，兵匪横行，饿殍遍野，民生凋敝，令人不忍卒读。时看电子地图时看文章，悲惨之景或如眼中重演! 记者饱读诗书，坚毅卓绝之志出入险境而不惧，兼备文功武艺作得文章一流上，是谓胸有丘壑之热血青年。记者之学，兼通自然人文，生物地理知识俱备，哲史政经才气更高，引经据典亦高瞻远瞩，敬佩之至！北宋苏子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记者如斯。 力荐此书，在于可读历史亦可读山河，可见时代风云，亦可见百姓疾苦。既有自然地理之壮阔，又有人文社会之复杂。读之如随记者同行，翻山越岭，跋涉万里，所至之处皆亲身考察，所见之人皆亲自访问，所闻之事皆亲笔记之。非坐于书斋之中凭空想象，游历万里山河，入西北腹地，察山川，观民情，问政事，而后成此一书。故读之既可知西北山河之广袤，亦可见彼时中国社会之真实面貌，实为认识近代中国、西北山河与民生百态不可多得之佳作。 读《中国的西北角》——角窥全局。

作者范长江是战时第一个进入延安采访的中国记者。他希望读者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 惯常的眼光：西北穷、闭塞、落后、不想去，等等如云。 另一种眼光：西北硬，坚强、战略、承载了家国历史。 西北是国家之前方，尤以日军进犯之际，这片热忱的土地肩负了“抵御外侮、坚决取胜”的历史责任，这是一种英雄的悲壮，要比农林牧副渔的中东部经济发展的史诗来的更壮丽。 如果用现代发展的眼光——尤其是切入普遍唱衰北方经济的环境或态势——来观察，西北地区或许自古以来就担负了战略、战争、政治与和平的宏观格局，我们不妨用这种辩证的思维去构建中国区域发展的框架：或许会了解到整个国家对于地区发展的不同定位与不同实践。 那么回归到个人的发展——将视角落在“局促于不同地区”的每个人——我们自然就要学会用国家战略、历史进程与个人取向的多重协同的视角来看待个人的生存、未来，抑或可能性。选择一个道理，付诸一个长期的行动，追一个现实的梦。

新闻学神作终于上架了。读一读就知道为什么中国杰出新闻工作者的奖项被命名为“范长江奖”。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作者冒着艰辛和风险（沿路有土匪，必须佩带手枪），用10个月时间走过了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笔下呈现出一个相对真实的民国。这种不畏艰险、实地调查取证的求实精神，是每一个中国新闻人的标杆。

作者是战时第一个进入延安采访的中国记者＿＿范长江。 一般人都认为西北穷、闭塞、落后。而范长江确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 《中国的西北角》以记者的敏锐视角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陕甘宁等地的社会百态。书中既有对贫瘠山川的生动描摹，也揭露了军阀统治下民众的苦难，更隐现出时代变革的曙光。作者将地理考察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文字质朴却充满力量，为大家提供了理解中国西北历史变迁的历程。 西北是国家之前方，这片热忱的土地肩负了“抵御外侮、坚决取胜”的历史责任，这是一种英雄的悲壮！

以脚步勘破虚妄，以文字留存真实，一部见证近代西北风云的不朽纪实！👍

一部穿越近百年时光的新闻经典 ——读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 一、一个记者与一片土地的相遇 1935年7月，26岁的范长江从成都出发，踏上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旅程。此后近一年时间，他穿越四川西北部、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足迹遍及西北大地。这些通讯后来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于1936年8月由天津《大公报》出版，一时风行全国，九次再版，成为那个年代最震撼人心的新闻作品之一。 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评价道：范长江的新闻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真实、珍贵地记录了中国西部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长久以来备受重视，被视为中国新闻史上具有永恒价值的名著"。 二、鸦片之毒：西北社会的沉疴 范长江在书中以大量篇幅揭露了鸦片对西北社会的深重毒害。他记载，西北各省大量种植鸦片，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尤甚。武威的鸦片销往山西供人吸食，酒泉的鸦片则运往平津作为制造"白面"的原料。 鸦片泛滥不仅摧残了西北人民的身心健康，更扭曲了当地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秩序。在国民党军阀统治下，鸦片种植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形成了一种畸形的"鸦片经济"。范长江以记者的敏锐和史家的笔法，将这一社会沉疴置于读者面前，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 三、民族之殇：隔阂与危机 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汉、藏、回、蒙古等民族世代生活于此。范长江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各民族的生活习俗与精神面貌，更深刻揭示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 他在书中指出，西部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与摩擦，其根本原因在于汉族少数官僚、军阀利用手中的权力，欺侮压榨少数民族群众，导致少数民族仇视汉人。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民族隔阂若不加以解决，将成为国家统一与安全的巨大隐患。 范长江坦言他"比较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是国内民族问题。第二，是统一国家之途径问题。第三，是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西北角》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战略之见：超越时代的远见 除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刻揭露，范长江还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他提出，在未来的对日战争中，我国沿海对外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可能，呼吁应早日谋求打通西北国际交通线。这一担忧在七年后的太平洋战争中得到了印证。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侵略西北的真实意图："记者以为中国人必须根本认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们中国。其'防苏'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他呼吁国人"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 五、新闻之光：诚实的"在场" 范长江的写作之所以震撼人心，在于他始终坚持"在场"的观察。他坦言，相关报道曾引发马步芳等地方要员的强烈不满，甚至使他遭到驱逐，足见当时写作环境之险恶。但他始终恪守新闻人的真诚，"勿以现实事实附会古代文章，或以古代文章曲定现代事实"；"必对于实际之事物，加以体察，始能得乎知识之真诠"。 六、百年之变：从"西北角"到"新西北" 合上这本书，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近百年间中国西北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范长江笔下的西北，是交通闭塞、水利荒废、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的蛮荒之地；是鸦片遍地、民族隔阂、军阀割据、外患内忧的危机之域。那时的西北，"政治腐败，商业停滞，农工业不振，一般人民之生活，自日渐趋于暗淡"；那时的西北，"前途缺乏光明"。 然而，仅仅不到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望这片土地： 交通之变：兰新高铁、青藏铁路、包兰铁路纵横交错，高速公路网四通八达，曾经的"天堑"绝域变成了通途。 经济之变：西北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甘肃的河西走廊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青海的清洁能源基地、宁夏的枸杞产业、内蒙古的现代农牧业，都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民族之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让各民族真正实现了平等团结、共同繁荣。曾经尖锐的民族矛盾，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化为民族团结的佳话。 生态之变：退耕还林、防沙治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让西北的绿水青山正在回归。 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归因于新中国的建立，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中国共产党以民为本的发展思想，以民族平等团结为基石的民族政策，以科学规划为引领的发展战略，彻底扭转了西北落后蛮荒的局面。 范长江在书中提出的那些在当时堪称先进的见解——打通西北国际通道、解决民族问题、发展西北经济——在旧中国军阀割据、国民党腐败统治下，只能是纸上谈兵的美好愿景。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愿景一一变成了现实，甚至超越了范长江那一代人所能想象的最好愿景。 《中国的西北角》不仅是一部新闻经典，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照出了旧中国的苦难与危机，也反衬出新中国的伟大与辉煌。范长江以一支笔，为那个时代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而中国共产党以百年奋斗，为这片土地书写了壮丽的篇章。 读罢此书，我们既为前辈新闻人的赤诚与勇气所感动，更为今日西北之巨变、今日中国之强盛而自豪。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让我们铭记来时的路，更坚定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