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巴尼亚长大

莱亚·乌皮的《在阿尔巴尼亚长大》，比之前我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本书以一个少女的视角讲述了从童年向成年的过渡，而这正是她个性、认知与情感演进的关键时期，她的国家同样经历了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嬗变。 在这部作品中，乌皮探讨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之间的关联。然而，对我而言，这本书更多的是探讨了自由和平等之间的悖论。很少有人会去深入思考自由和民主的本质，这种神秘的未来状态似乎总是遥不可及。或许是因为政治是如此宏大而残酷，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常常只能默默忍受它的恩赐与倾轧。 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乌皮的奶奶这样说道。然而，这真的是如此吗？如果我们暂时抽离自己作为棋盘上棋子的角色，便会发现生活中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在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轨迹。 我努力尝试找回自己孩童时期看待世界的那种纯真视角，“成长的挑战之一，就在于发现哪些规矩会随时间而淡出，哪些会被更重要的义务取代，而哪些又会一直保持不变。对我们小孩来说，理解遵守规则与打破规则之间的微妙界限，才是成长、成熟以及融入社会的真正标志。” 然而，时至今日，我都无法真正地成长、成熟和融入社会。我感受到了规则对我的束缚，它们阻碍我，限定我前进的方向。尽管表面上我已经接受了这些限制，但在内心深处，我仍然感到一种深深的愤懑，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公正的。 在这个世界中，特权与尸位素餐的现象无处不在。我接受了这一点，我知道这是游戏的一部分。然而，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他们不仅要夺走我们的权益，还要剥夺我们的话语权。那些固有的财富观念、富人的道德标准，以及对穷人的偏见——认为他们是懒惰或愚蠢——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愤怒与不公。 “爸爸坚持说，不剥削没钱的人，哪里赚得到钱。有了许多钱，就会有许多权力，就能影响重大的决策，而那些起初不如你有钱的人要达到与你相同的地位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人只能量力而行，但最终，若要改变现状，则需要一场革命，因为如果不逼迫，没有人愿意放弃他们的特权。” 的确，即使内心深处我极度反感暴力与战争，但我亦认同母亲的观点，即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竞争性的游戏，没有革命，没有冲突，“没有人会自愿放弃特权”。 毛主席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激烈行动。”与乌皮的父亲不同，我明白革命的斗争是残酷的，有人会在过程中受伤，有时甚至是无辜的人，有人会失去生命。我知道自己无法承受这一切，我无法承受的恰恰是其他人的哀嚎和惨叫。因此，我读老庄，所求的只是在这场竞争性游戏中，能够不输而已。 因此，我不会称自己为无辜者，但我也绝不愿将自己归类为恶人。我明白自己的每一次退缩背后蕴含的意义，也深知那些我无力承担的责任如何悄然加重了我的人生负担。 万事万物皆有代价，我不愿反复谴责自己身处的世界，也不想投身于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之中，但我愿意为这个世界的改善尽一份绵薄之力。做一点具体的事，哪怕是微小的事。我看见了自己的期盼与恐惧，透过这份期盼与恐惧，我看到了他们的感情。那是人类的感情，也是我们彼此的联结。 这是在偿还债务吗？我想对我来说，这是一份传承，是燃着微光的火炬，前辈将火炬交给我们，而我不想让火炬跌入尘埃。

一本半自传回忆录吧，讲述在冷战前后地处欧洲东南部小国家（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百度后了）如同大多欧洲国家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国家危机，信仰坍塌与重建，所见所闻所感，对真正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探讨。 这本书其实也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本书《二手时间》关于苏联解体前后不同群体的感悟，相对来说那本书给我的感悟和新的理解会更多！

一个出生在1979年的阿尔巴尼亚女孩，亲眼见证了国家从封闭、匮乏、充满禁忌，到突然开放、选举、自由，再到经济崩溃、暴力冲突的全过程，她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

仅仅几个月前，她度过了快乐的劳动节，为期两周的少先队夏令营生活更是让她终生难忘。然而，1990年年底，随着国家制度的转变，塑造她童年的种种范式、赋予她生活崇高感的理想信念，她对世界的感知，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彻底改变。家人不再隐瞒真相，莱亚终于明白，原来，她所憎恨的与她爸爸同名的前总理，那个跟法西斯合作的叛徒，竟然是她的曾祖父；原来，那个因家产被没收而高呼“真主伟大”从市委大楼跳楼自尽的人，竟然是她母亲的祖父；原来，父母多年来所说的爷爷“上大学”十五年，竟然是对其被监禁改造的隐讳表达。她引以为傲的红领巾变成了抹布，她信仰并立志捍卫的共产主义理念被丢进了垃圾箱，她所热爱的国家却是其父母畏惧的“露天监狱”。就在那一年，懵懂的她陷入了迷茫，“自由民主或许不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而是一种神秘的未来状态”。就在那一年，年少的她忽然意识到：“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无法归类，无法定义我们失去了什么，又换得了什么。”就在那一年，愤怒的她过早成熟，并发出了清醒的呐喊：“当自由最终到来时，就像上了一道没解冻的菜肴，我们没怎么咀嚼，迅速吞咽下去，却依然感觉饥饿。……难道给我们的是剩饭剩菜？……这只是开胃冷菜。”《在阿尔巴尼亚长大》 这本书包含的政治社会内容太多了……作者还是政治教授，如果压缩掉这里政治内容，剩下的个人生活轨迹和家人故事可能也就两三成吧，显然，作者是以政治意识立场去看待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童年成长，风格和“理想国”东欧系列很像，比如《耳语者》《布达佩斯往事》《档案个人史》，里面种种创伤记忆，背叛，体制人性以及家国撕裂都有，这些有的都有，基本也是东欧历史给我们的感觉，但就已经读到的，还是更推荐《马里乌波尔三部曲》，这个作者的书写感觉更生活化，里面有许多非常个人特殊化的回忆，她和父亲的“扭曲”关系至今印象深刻，当然《阿尔巴尼亚长大》也有自己特点，就是作者本身的意识形态感觉很强，不知道是不是问题，这个读者自己判断，比如在后半部分剖析阿尔巴尼亚社会崩溃，描写自由市场改革以及世界银行来到阿尔巴尼亚时，作者展现出的态度是标准的左派风格，那种冷眼旁观和理性审视很强，而在童年的洋娃娃，收集可乐罐这些童年记忆，是拿来论证“商品拜物教”……而母亲的逃亡本身又很强和“哈耶克自由市场理论在东欧破产”叙事结合在一起 再节选一段，看看作者作为女性对于阿尔巴尼亚家庭的感受，也是很有意思 “在家里，男人就是休息，读读报，看看电视，要不就外出会友。很多男人都想当然地觉得自己的衬衫该有人给熨好，咖啡端来的时候不够热乎，便开个玩笑讥讽两句。如果妻子也想外出去见朋友，丈夫有权知道为什么。他们有时会嫌理由不够有说服力，或者直接拒绝。他们会命妻子留在家里，或者不准再见这个或那个朋友。他们总是说这么做是出于爱。在他们的认知里，爱女人与控制她几无分别。这一套他们继承自父辈，而父辈亦承继于自己的父辈，如此辈辈相传。他们继承来的，也将传给自己的孩子。 有些妻子不愿言听计从。偶尔，施控与失控间，就像爱与控制，边界会变得模糊不清。接着可能会有一出争吵，结果是手腕断裂或者鼻子淌血。鼻涕邋遢的孩子则躲在暗处，将一切看在眼里，第二天到学校，会一点不漏地讲给朋友听。消息会传到老师那里，有时组织会出面干预。情况如果继续恶化，单位或地方党委便会开会。同志们会直言不讳地谴责这种行为只是表象，究其实质是人性的局限、社会习俗或宗教传统。社会主义成功揭掉了女人头上的头巾，却没能揭掉男人心中的头巾。它成功扯断了妻子胸前挂十字架的项链，却没能扯断禁锢丈夫头脑的锁链。对此，除了等待时代变化，或者如妈妈所说，自己捍卫自己，几乎别无他法” 相比来说，那种纯粹的，有血有肉的感动不是特别多，看个人喜欢吧，但因为阿尔巴尼亚这个题材确实鲜有，也算了解这个国家近代转型的窗口吧

曾经和我们有着最亲密社会主义战壕战友的“阿铁“国家，最后天鹅绒演变后，社会主义体系宣告终结，那么，后来他们国家后来经历了什么？这一直是我们最关心的迷。 这本书是我们熟知的疫情期间写得，作者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两种最先进社会制度都经历了一遍的过程。他们国家1990年社会主义宣告结束，她引以为傲的红领巾变成了抹布，她信仰并立志捍卫的共产主义理念被丢进了垃圾箱，她所热爱的国家却是其父母畏惧的“露天监狱”。就在那一年，懵懂的她陷入了迷茫， 那么好了，这个不行再换另一个最推崇的所谓西方民主的就好了吗？于是，1990年12月阿尔巴尼亚来个华丽转身，进入多党制民主化过程，然而，只用“7年之痒“，1997年，在人人渴望离开、渴望拥有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美好生活的第七个年头，在人人相信资本主义多党制的民主和自由制度这个特效药方下、由于金字塔非法集资和贪污腐化，民族问题等原因也忽然崩塌，绝大部分家庭倾家荡产，阿尔巴尼亚的民主社会又一次陷入了灾难和混乱。民不聊生，难民流落…… 具体内容不再赘述了，且听书里叙述。 最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授，作者发出感叹到： “我的世界与我父母试图逃离的世界一样，都离自由很遥远。两个世界都没实现自由的理想，但二者的失败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式。如果不能明白这一点，我们将永远分裂。对那些曾经为社会主义牺牲了一切的人，她深表敬意，写下自己的故事，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的努力“白费”，为了解释，为了和解，为了继续这场斗争“。

作者以童年经历为线索，呈现阿尔巴尼亚从封闭的社会主义到民主转型的历史图景。莱亚·乌皮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兼具哲学学者与作家身份，其学术研究聚焦社会正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书是她的首部大众回忆录。 全书以微观视角串联阿尔巴尼亚动荡年代，从斯大林铜像前的童真困惑，到物资匮乏年代的集体生存智慧，从1990年劳动节游行的幻象，到1997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移民潮等等。通过家族秘辛与街头见闻，揭示社会主义试验的复杂遗产，既有意识形态禁锢的创伤，也有超越物质匮乏的道德韧性。 历史层面，该书填补了阿尔巴尼亚冷战叙事的空白，以亲历者口述还原南斯拉夫决裂、中阿关系变迁等隐秘历史，现实意义则体现为对自由悖论的深刻反思，批判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的虚伪性，揭露转型期资本暴力对底层社会的侵蚀。 回到当下，作为跨文化观察样本，书中“灰袜子”“可口可乐罐”等意象生动诠释大国博弈下的文化渗透，而“鳄鱼”资本的干预则将这种渗透扩展到经济领域，这些在自媒体泛滥、中美全面博弈大环境下，非常具有警示价值。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长大会对自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家人还对自己掩饰真相？ 这本书和政治历史过于相关，同时也是一本回忆录。而在这么严肃的主题下，却还能看到作者用很有想象力的叙述中和这种沉重： “在我家，每个人都有自己钟爱的那场革命，就像每人都有自己钟爱的夏季水果。妈妈最钟爱的水果是西瓜，最钟爱的革命是英国内战。我呢，则是无花果与俄国革命。” “我家的卧室变成了课室，配了折叠桌椅、画架、粉笔，黑板上始终写着动词变位，仿佛要令它们描述的动作垂之永久：我只是忘记了；你只是忘记了；他/她只是忘记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住在学校里。” 我会感动于这种想象力，人就需要一点这样的想象力才会觉得生活不至于那么残酷，不管是在书里还是在现实里。 至于她的经历，我无法总结，一半是出于和自已人生差距过大的震惊，一半是出于感觉评价别人的历史不太礼貌：里面出现的都是她的家人，她的童年，她的想法，这一切被裹挟在历史大潮里。 作者在后记里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却属于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只短暂地交叠过，交叠时，我们仍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一直想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我认为，应该用一本书来作答”。原来这是她写这本书的原因，她想记录和解释。 让我想到，我前段时间和家人聊天时说我们不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时间的差距和经历的不同会影响人的立场与视角，意识到这点我其实有点难过。 所以，她出于想解释自已的想法给家人而写的这本书，哪怕这个原因只占一部分比重， 我也觉得真好。

“巴尔干几十年来最佳回忆录”。 享誉国际的政治哲学家莱亚•乌皮首部面向大众省思之作，一经出版即成破圈典范，全球24家媒体年度图书，横扫6项非虚构大奖。 一位少女亲历东欧剧变的成长故事，在不确定的世界，回望历史如何形塑个体生命，于思想的阵痛中，找寻自由的意义。 以小说大师之笔，勾勒一段亲历东欧剧变的非凡成长往事，一起在谎言与真相中打转，沉浸式经历种种黑色幽默，感受荒诞与悲怆，跟随哲学家，穿过时代的迷雾与废墟，身临一场生命与观念洗礼。

《在阿尔巴尼亚长大》：当时代许诺自由，一代人只活成了裂痕 读完《在阿尔巴尼亚长大》，最大的震撼从不是一个国度的起落兴衰，而是一个孩子真诚的世界观，被时代亲手打碎、重组、最终失语的全过程。 莱亚·乌皮写下的从不是一部国家变革史，而是一本体制夹缝里的个体创伤录。 阿尔巴尼亚，曾被定义为欧洲最后的社会主义堡垒。在官方教科书、校园宣讲、全民口号里，这里是最公正、最自由、最纯粹的理想国度：没有资本剥削，没有阶级压迫，人人平等、人人奉献，所有人都走在通往终极自由的道路上。 可作者的童年，是两套完全相悖的世界，日复一日地撕裂、拉扯。 一、两套真相：公开的理想，隐秘的现实 课堂上，老师笃定地宣讲：帝国主义遍地苦难，西方民众活在压榨与贫穷里，唯有这片土地，守住了纯粹的正义与真正的自由。 街头、家里、暗处的现实，却是另一番模样。 物资永远匮乏，购物永远排队，生活充斥着不能说、不敢说、悄悄流传的秘密。出身二字，是笼罩所有人的无形枷锁，把人粗暴划分成三六九等：清白的、有污点的、可信的、可疑的。 一个人的天赋、热爱、理想、未来，从来不由努力决定，只由祖辈的过往审判。 作者的父亲是天赋极高的理科尖子，年少包揽数理化奥赛奖项，满心向往深耕学术。可仅仅因为“出身有瑕”，就被体制直接剥夺选择权，被迫放弃热爱，坠入工人队伍。 一代人的才华被埋没，一代人的命运被预设，一代人的不甘被强行吞咽。 最残忍的从不是贫穷与禁锢，而是认知的割裂。 孩童时代的作者始终困在一个无解的疑问里： 如果我们已经拥有最纯粹的自由，那街头无数人声嘶力竭呐喊的“自由”，到底是什么？ 当宏大叙事的标准答案，彻底解释不了眼前的真实人间，信仰的裂缝，就已经注定崩塌。 二、微小的意象：藏着一个时代的溃烂 这本书从不用宏大的辞藻控诉时代，只用细碎、温柔又锋利的日常意象，剖开时代的病灶。 斯大林铜像，是童年全部的安全感来源。庄严伫立、静默守护，是孩子心中永不坍塌的信仰图腾。可一朝风雨袭来，铜像被推倒、被摧毁，所有根深蒂固的秩序、真理、笃定，轰然倒塌。 神像破碎的瞬间，也是一代人精神断奶的瞬间。 一罐可口可乐，更是极具讽刺的时代缩影。 区区一件外来的小商品，打破了集体表面的和睦安稳。嫉妒、猜忌、攀比、疏离悄然而生，邻里信任彻底崩塌。 体制一遍遍灌输：外来资本、西方物品是腐蚀人心的毒药，会摧毁团结、瓦解信仰。 可真实的人性是：越是被禁止、被隔绝，越是暗藏向往。 封闭从来塑造不出坚定的信仰，只会催生压抑的欲望、扭曲的人心、脆弱的关系。 还有专属特权的外汇商店，精准划开了最荒诞的阶级壁垒： 同一片国土，外国游客可以肆意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本地人只能驻足遥望、无从触碰。 口号高喊人人平等，现实处处是壁垒。 宏大的理想高悬上空，普通人的窘迫与渴望，无人听见。 三、最痛的代际转移：未被治愈的苦难，终将向下传递 全书最戳人的内核，是代际创伤的无声传递。 阿尔巴尼亚的父辈，一生被困在体制的枷锁里。 他们被出身定义、被规则束缚、被理想欺骗、被时代牺牲。他们积攒了一生的压抑、无奈与身不由己，无法自我消解，最终将这套沉重的生存逻辑，全部转嫁到了下一代身上。 作者的母亲，一生笃信个人力量，不信集体、不信规则、不信馈赠。 她曾拥有优渥的家世，却在时代变革中一无所有。她看透体制的荒诞，从不相信宏大的正义，只信奉：人这一生，只能靠自己，只能信自己。 唯独下棋时，她会难得温柔地感慨：象棋最好的地方，就是不看出身，只看本事。 这是她颠沛半生里，唯一触碰过的、真正平等的自由。 父辈们带着残缺的人格、压抑的人生、被辜负的理想继续生活，他们从未被治愈，也从未学会如何治愈孩子。 于是，时代的苦难无需言语，便代代延续。 四、剧变之后：没有赢家的自由，最荒芜 当旧体制轰然落幕，乌托邦彻底破碎，所有人以为救赎将至，却坠入了更大的荒诞。 “休克疗法”席卷全国，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扑面而来。 人们终于摆脱了出身的桎梏，却坠入了弱肉强食的丛林。 更讽刺的是身份的倒置： 曾经的狱卒成了平民，曾经的受害者摇身一变，全都成了幸存者与弱者。 所有过错被归咎于“过时的理念”，没有人为时代的荒诞负责，没有人为普通人的一生道歉。 旧时代抹平竞争，牺牲个体换集体安稳； 新时代放任博弈，任由普通人在浪潮里浮沉。 人们追逐了半生的自由终于降临，可等来的不是幸福，是混乱、破产、流离与虚无。 曾经所有人的牺牲，都指向一个遥远的光明未来； 当未来真正到来，所有人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五、真正的自由：时代最无解的命题 整本书，都是一场关于自由的永恒思辨。 体制许诺集体的自由，却牺牲了个体的选择； 新时代赋予个体的选择，却滋生了无尽的无序与贪婪。 我们总以为自由是宏大的政治命题，可在普通人的一生里，自由不过是： 可以选择热爱的事业，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可以不必为祖辈的过错买单，可以坦荡活着、真诚爱人、肆意生长。 书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一个并非所有人都自由的世界，是任何人都无法真正自由的世界。 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口号、不是体制、不是宏大叙事。 它是允许个体完整地活着，允许人犯错、探索、热爱、选择，允许每一个平凡的人生，不被时代随意定义、随意牺牲、随意辜负。 尾声 《在阿尔巴尼亚长大》从不是一本控诉时代的书，而是一本温柔的和解录。 作者没有全盘否定曾经的体制，也没有无脑吹捧新生的变革。 她清醒地看见：所有宏大的历史，都是无数普通人的一生堆砌而成。 人类从不能选择自己降生的时代，却永远在局限里挣扎、思考、创造、存续。 那些被辜负的理想、被埋没的才华、被撕裂的人生、被传递的创伤，不该被一句“时代必然”轻易抹平。 历史可以被总结，但个体的疼痛，永远值得被看见。 终其一生，我们都在逃离时代的裂痕，寻找属于自己的、完整且坦荡的自由。

2026年阅读思绪之十 ||《在阿尔巴尼亚长大》－－在不确定的世界，回望历史：“在不确定的世界，回望历史如何形塑个体生命。在思想的阵痛中，寻找自由的意义。”封面这句话深深地吸引我。两年后的重读，总想把这次的阅读思绪整理一下，可难以落笔，发现这本书思绪很散乱，心里也很乱。不知如何记录？但我愿意把这份“乱”写下来，因为那也许就是真实的开始。 作者的文字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表面看似曲折、时有漩涡，就和我阅读之后的心情一样看似零乱，实则直接流向我的内心，仿佛走了一段被文字唤醒我生命中那沉睡已久的记忆之旅，这段旅行不仅是莱亚的，也是我自己的。 作者莱亚1979年出生，本书就是由作者在阿尔巴尼亚长大的22个小故事组成。莱亚是在世界最孤立的政权下度过了她的童年时代，在那封闭的社会环境下，他们被灌输着单一的思想，信仰逐渐成为了支撑他们生活的精神支柱。从莱亚幼儿园时期在类似斯大林主义政权下的生活忆起，后到1985年国家领导人恩维尔伯伯的去逝。作者从童年走向青年，貌似是一段她在迷雾中摸索前行的记忆旅程，也是作者的记忆碎片。作者的困惑与反思，透过她熟悉的家人，邻居，老师，朋友表达出来，她的有些回忆故事让我感觉非常美好，由于对恩维尔伯伯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又是那么纯粹和不容置疑，只要相信。有时简单的崇拜和信任也是一种幸福，她所崇拜的所信仰的世界是她的家庭和学校为她编织好的，也可以说她在童年感受的一切美好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 <诺拉老师的狂热与谎言>  在（斯大林铜像）这则故事，作者回忆她老师诺拉一段趣事： 【书摘】“诺拉老师举起右手，脸上露出狂热的表情。‘你们注意过这只手吗？这只手会一直坚强下去，一直斗争下去。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握过恩维尔同志的手。人民代表大会开完后，我几天都没洗手。即便是洗了，那股力量依然在。它绝不会离开我，直到我离开这世界。’” “诺拉老师继续解释说，斯大林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眼睛会笑。你信吗？眼睛会笑？是因为那副漂亮、友好的八字胡遮住了嘴唇，你如果只盯着嘴唇看，就永远别想知道斯大林是真的在笑，还是在干什么别的。然而，只要瞧一下他锐利智慧的棕色眼眸，马上就能分辨，斯大林在笑。” 【自语】作者就是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意识形态也就是这样渐渐地走进他们的生命中，可以说莱亚的童年充满了对领袖恩维尔伯伯盲目崇拜，这种崇拜无形渗透在她的日常生活和教育中，就如诺拉老师的“那只手会一直坚强下去，因为它握过恩维尔同志的手。”看似好笑，事实上这也许被长期过度封闭的结果，这不只是狂热，这是一种他们的价值观已经被彻底重构的感知方式。信仰不再来自理性或经验，而是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接触。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他们这种狂热似的幸福，这就是我常常说的简单幸福吧！只要相信，只要你崇拜，就会感到幸福。虽然这种幸福是建立在谎言之上，但他们相信。 对许多人来说痛苦往往始于怀疑。就是开始有了怀疑的种子，他们也不愿意承认，承认不就等于他们曾经相信的东西是假的，承认不就等于他们曾经所追求的价值观是假的，不就等于承认他们的愚蠢，不就等于承认他们曾经奋斗一生信仰都是没意义，不就等于承认他们这一生是白过了，就是怀疑的种子开始萌牙，许多人因为痛苦依然不愿意勇敢面对。 在那次游行抗议中，斯大林头铜像也是在那时被弄坏了，作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最后一次紧紧拥抱了斯大林铜像，也许这一次她忽然意识到许多人并不像她的诺拉老师那样崇拜斯大林，疑惑也就由此产生了。 作者在最后一次拥抱斯大林头铜像，那一刻的崇敬与后来的疑惑交织在一起，对莱亚来说，“疑惑”正是她成长的开始，内心整个认知开始动摇，她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所发生的一切，包括自己曾经的信仰和现在的“自由”。 那时她最后一次的拥抱已经不是斯大林铜像，而是那个曾让她感到安全、有序、幸福、有意义的整个童年世界。当铜像倒下，她的整个认知结构也开始瓦解，当她意识到自己曾经所相信的世界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这种认知的冲击又使她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痛苦之中。所以她说“正是在那天，我失去了童年的纯真。” 此时，让我想起2020年我关注美国大选，那次大选我是从始至终关注下来，开始我以为支持川普的只不过是些投机分子，可是到大选结束后，竟然还有7700万美国人依然支持川普，从他们的言论中，从他们的表情中，我看到了真诚，不是虚假，看到了他们因川普被选下来的痛苦，看到了那些为川普落泪的人，看到了他们痛苦的表情。 当“斯大林铜像”被推倒时，莱亚开始怀疑曾经所热爱的，疑惑让莱亚感受到存在意义上的虚无，那时的斯大林在莱亚心中是偶像，也是她前行的灯塔，虽然痛苦，但她没有逃避。 2020年美国大选我看到那些川普的支持者，记得当我看到他们对川普崇拜是真实的，看到许多人泪流满面，那时的我反而恍惚了，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是不是自己错了？以为自己看错了川普，那些年我一直疑惑像川普这么一个人竟然会有这么多支持者？我以为川普那四年，美国人民应该能看清川普。 在2024年美国大选，川普又一次当选，对川普这次当选，虽然无语了，我的内心已经无波澜了，这次也让我意识到要想改变那些走进盲目崇拜的人是很难的。 莱亚.乌皮就这样带着孩童般的眼睛关注着这个世界，带着孩子般的思维记录她的老师，爸爸妈妈，还有她敬爱的奶奶，把她的困惑和疑问“通过一系列短篇故事表达出来，也“描述了她自身在意识形态教育下，从几乎完全封闭到完全开放，从一切由'集体'运作到一切私有化，从‘恩维尔伯伯’的单一声音到‘公民社会’的嘈杂喧嚣。” <乌皮并没做错什么：被污名化的名字> 比第二个故事（另一个叫乌皮的人），作者在校学历史时，遇到另一个叫乌皮的人，这个叫乌皮的人是阿尔巴尼亚前总理，和作者父亲一样的名字：沙费尔·乌皮，“他活着的时候是曾与国王狼狈为奸的叛国者，丧命的时候是可耻的法西斯恶棍。”同学总拿这位前总理和莱亚开玩笑。一个人的名字本应是尊严的起点，可是在这却成了羞耻的源头。 作者愤怒地写道： 【书摘】“我家没有社会主义英烈可供纪念就算了，偏偏我们国家的第十位总理，那个出卖阿尔巴尼亚的奸贼，那个叛国者，我们的阶级敌人，学校讨论时活该遭到仇恨和蔑视的对象，不仅恰巧与我同姓，还与爸爸同名：沙费尔·乌皮。每一年只要他的名字在课本里出现，我都只好耐心解释他虽然与我同姓，但毫无血缘关系。我不得不解释，我爸爸叫沙费尔是因为他祖父叫这个，碰巧与那位前总理同名同姓。每一年，我都痛恨这番解释。” 一次作者的妈妈愤愤地对她说： 【书摘】你“告诉他们，乌皮没做错什么。他没做错什么。他是法西斯分子吗？我不知道。也许吧。他捍卫自由了吗？这要看怎么说。人得活着，才会有自由。也许他只是想救人。阿尔巴尼亚跟意大利斗，胜算有多大？它在各方面都依赖意大利。流血有意义吗？法西斯早就掌握了我们国家，控制了所有市场。正是索古本人将所有主要国企的股份给了意大利人。早在意大利枪炮到来之前，意大利商品就运来了。我们的道路都是法西斯分子修建的。我们的政府大楼都是墨索里尼的建筑师建造的，要比他的官员占据这些大楼早得多。他们所谓的法西斯入侵……” 而奶奶那句“重要的是，你没做错什么，你没什么好怕的”。 【自语】当妈妈说到这，奶奶出来“打断了妈妈的话，然后转向我说，‘重要的是，你没做错什么，你没什么好怕的。’”奶奶这句就像一道温柔的光，给莱亚带来一丝安慰，当然也是一种抵抗——用爱去抵抗那个让人彼此怀疑、连亲人都不敢相认的世界。 在那个年代，他们就这样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无法和孩子说真话，无法把真实的故事告诉孩子，说这位叫乌皮的总理就是你的曾祖父。人只要活在恐惧中，自然人就会活在虚假中。 不是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而是让你连问“这是真的吗？”都感到危险。那时阿尔巴尼亚的环境已经把谎言变成空气，呼吸它才安全；质疑它，就像在真空中张口，会窒息。 【书摘】如今，我对当时懵懂不解的事情有所了悟。塑造我童年的种种范式、建构我生活的无形法则、我对那些用自己的判断塑造我世界观的人的看法，这一切的一切，在1990年12月都彻底发生了改变。如果说拥抱斯大林铜像的那天，我一下子变成了大人，意识到应该由我来认识自己的生活，这可能显得有些夸张。然而，如果说正是在那天，我失去了童年的纯真，想来应该不为过。我头一次开始思考，自由民主或许不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而是一种神秘的未来状态，对它我知之甚少。” 【自语】“塑造我童年的种种范式、建构我生活的无形法则、我对那些用自己的判断塑造我世界观的人的看法，这一切的一切，在1990年12月都彻底发生了改变。”作者开始思考了，塑造我自己的世界观来自哪里？我们个体在社会中，在历史的洪流中就像一片树叶，随风飘荡。 “如果说拥抱斯大林铜像的那天，我一下子变成了大人，意识到应该由我来认识自己的生活，这可能显得有些夸张。然而，如果说正是在那天，我失去了童年的纯真，想来应该不为过。我头一次开始思考，自由民主或许不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而是一种神秘的未来状态，对它我知之甚少。” 作者在此的“纯真”，也就是开始对以前那个她对恩维尔伯伯盲目崇拜开始产生疑惑，对童年的她完全信任诺拉老师的话开始质疑，她第一次开始思考诺拉老师的话，她已经不再简单盲目地幸福着，她把头一次思考自由，比喻成她失去了“纯真”，也就说莱亚脑海中的那个世界碎了，她不再是那个被动接受故事的孩子，而是开始追问：“我的故事是谁讲给我的？它可信吗？如果它不可信，那我是谁？”就像一个人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曾经信仰的世界塌了，莱亚开始回顾过去，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重建——把被那些用谎言剪裁的记忆拼回去。 纯真并不是无知，而是对世界还保有单一的信任。一旦这种信任崩塌，人就必须自己去走那条通往真实的小路。自由，已经不再是口号，也不再是铜像，这需要你自己去想，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承担后果。 在家她也感受到父母不敢真实地探讨这些话题，不敢把社会的真相告诉她，那时他们的真实思想和那些要自由的人是一样的，但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他们的孩子，他们不敢说。一旦看到父母不敢真实回答她的问题时，她就产生了疑问，因为有疑问就会对自己曾经的认知开始动摇，开始疑惑。 【书摘】“奶奶总是说，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思考未来，那就必须回顾过去。我开始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我是如何出生的、出生前的事情又是怎样的。我努力去核实此前可能弄混了的细节，因为当时年幼，记得不够准确。过去，我的故事我听过无数遍；它是不变的现实，虽然很复杂，但我渐渐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这一次，故事没有固定的点，一切都得推翻重建。我的人生故事不是由任何特定时期的事件构成的，而是由对真正问题的追寻所构成，那些此前我从未想过要去追问的问题。” 【自语】“奶奶总是说，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思考未来，那就必须回顾过去。”想起西塞罗那句：“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没有长大。”因为只有看清我们从哪里来，才能决定要不要去那里。 <“出身”> 这本书的第三个故事（四七一：一份简史），让我们读者非常自然走进作者的家庭。 【书摘】“从诺拉老师口中的‘知识分子’家庭。‘这个班里知识分子的小孩太多了。’她在学校常这么说，脸上隐隐流露出不快。爸爸宽慰我说：‘知识分子不过是受过大学教育罢了。为此烦恼大可不必。说到底，大家都是工人。我们生活的国家就是个工人阶级国家。’” 照国家的说法，我父母上过大学，是“知识分子”，可两人谁也没能学自己心仪的专业。两人的经历都很令人困惑，爸爸的尤其是。他在理科方面颇具天赋，中学时就获得过数、理、化、生四科奥林匹克竞赛优胜奖。他希望继续研究数学，可是党却说，鉴于“出身”问题，他必须加入工人阶级队伍。家人常提到“出身”一词，可我从来都没有弄明白过。用到它的场合实在太多，想弄懂它在特定语境下的确切含义，实在是很难办到。如果你问我父母是如何相识、为何结婚的，他们会说是因为“出身”。妈妈准备申请工作的材料时，家人会提醒她：“别忘了写你的出身，稍微详细一点。”如果我在学校交了新朋友，爸妈会问彼此：“他们出身怎样，我们有数吗？” 出身被仔细地分为：好的与坏的，更好的与更坏的，清白的与有污点的，根正苗红的与根不正苗不红的，透明的与含混的，可信的与可疑的，值得铭记的与应该忘却的。出身可以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是基础，舍此，知识都将沦为观点。有些词的意思，你不要去刨根问底，那么做很荒谬。它们要么太基础，其意不言自明，与之相关的一切也都明明白白；要么，你大概会因为让人家看到，一个词你听了这么多年，却依然不明就里而自取其辱。“出身”就是这类词。这种词一旦给人说出来，你只好接受。 爸爸是家中独子，大名叫沙费尔，与那个阿尔巴尼亚叛徒同名，不过大家都叫他扎弗，这可救了他，不必每次自我介绍时为自己跟那家伙同名而道歉。扎弗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1946年他三岁时，我从未见过的爷爷阿斯兰离开他们母子，去了某个地方上大学；这也成为他出身中的一笔。十五年后阿斯兰归来时，家人欢聚庆祝，尼尼特地涂了口红。爸爸从未见过他母亲涂口红，说不认识她了，她那样子就像个小丑，再也不要跟她住在一起了。然后，他跟自己的父亲大吵了一架。奶奶抹掉了口红，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化过妆。随后的年月里，父子俩依旧争吵不休。父亲拒绝承认阿斯兰的权威，爷爷则嘲笑父亲，说他的意志力就好像“黄油”，说他活得像头“快乐满足的猪”。奶奶喜欢一字不落地引述丈夫的话：“做个痛苦的人，也比做头快乐满足的猪强。”可我们也没见爸爸什么时候特别快乐满足过。 【自语】“'出身'就是这类词一旦给人说出来，你只好接受。”事实上这种词就是一种社会标签，也许比标签更沉重——它是烙印，一旦孩子出生，孩子尚未开口说话，这个“出身”就像已写好的判决书，会跟随你一辈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出身”问题对个人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人因“出身不好”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出身”就像空气一样在你身边弥漫，像重力一样不可违抗。你还不能置疑，不能问“为什么”，因为“出身”本身就是答案。它不提供理由，它就是理由。 奶奶告诉莱亚：你父亲叫沙费尔，与“叛徒”同名，于是改叫扎弗。这不只是改个名字，是自我抹除的一部分。他不是在逃避一个名字，而是在逃离一种可能的命运：被定义、被排斥、被边缘化。一个名字，竟成了生存的障碍，这本身就是极权最荒诞又最真实的写照。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情感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奶奶抹去的不只是口红，是作为女人的自我，是作为妻子的期待，是作为母亲的温柔。她选择沉默，选择隐忍，选择用“痛苦的人比快乐的猪强”来支撑自己，在这点也和我们那段特殊的年代很像。 像作者的父亲，一个连专业都无法自主选择的人，又如何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呢？ 【书摘】奶奶说，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出身”对于一个人明白自己所在世界的局限很重要。一旦认识到那些局限，你就有了选择的自由，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有得也有失。你得学会胜不骄败不馁。就像母亲常常描述的象棋着数那样，你如果熟练掌握了规则，要怎么玩就由你决定。 【自语】阅读中特别喜欢奶奶这些经典名句，感觉奶奶活的特别通透，奶奶平时少言寡语，但说出的话总会让我思考良久。她不说大道理，也不煽动反抗。她只是轻声说：“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她只是教孩子在看清黑暗之后，依然保留一种温和和坚定。奶奶没有教孩子仇恨，也没教孩子顺从，她教孩子“思考”。就像莱亚最终走出“纯真”——莱亚不是通过愤怒的爆发，而是通过一点一点地追问，她不再依赖父母、老师、课本给她答案，而是开始自己寻找答案，这也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没有恩维尔伯伯的照片> 在（恩维尔伯伯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个故事中，作者发现同学朋友家都有恩维尔伯伯的照片，为什么只有我们家没有恩维尔伯伯的照片，她由此得出结论爸妈明摆着不像我那么爱恩维尔伯伯，作者父母说： 【书摘】爸妈努力温言相慰，说他们同我一样爱党，爱恩维尔伯伯。客厅少了照片，只是因为照片拿去放大了，还没弄好。妈妈补充说，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漂亮相框，那得定制。艺术品商店里只能买到普通的木相框，那哪里配得上恩维尔伯伯。 【自语】小孩子的眼睛总是很毒，他们总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孩子的思考也是非常直接，总能看到问题的所在，看到问题的本质。那时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都会摆放恩维尔·霍查的照片，由于作者家庭并不认同恩维尔的独裁，但又不能直接告诉莱亚，只能不断地用谎言掩盖没有恩维尔伯伯照片的这一事实。莱亚就是在这种虚假的美好中长大，老师的狂热的热爱，家庭的不认同，但又不敢承认，只是告诉莱亚：他们和你一样热爱恩维尔伯伯，莱亚就是在这种矛盾交织的环境里长大。家庭成员的矛盾态度，社会上看到的游行，高呼“要自由”，“要民主”口号，和诺拉老师的教导使作者产生了疑惑。 在那个每个家庭都必须悬挂恩维尔伯伯照片的时代，不挂，是一种沉默的抵抗。它不像游行那样喧嚣，不像口号那样激烈，但它真实。它不需要被看见，也不需要被赞美，它只是存在——像一颗埋在冻土下的种子，不声不响，却拒绝死去。莱亚的父母说：“照片拿去放大了，还没弄好。”“要定制一个真正的漂亮相框。”  这些话是谎言，是为了守护真实而说的谎言。他们不是在欺骗孩子，而是在保护一种更深层的真实，他们不愿把恩维尔的头像挂在家中最显眼的位置，也是不愿让孩子从小就把崇拜当作呼吸，他们又不敢告诉孩子真实的想法，他们只能用温柔的谎言，为真实腾出一点空间，让莱亚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找出原因。 这种矛盾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体是那么脆弱和无力，正是这些普通人的选择，构成了文明的底线，也是他们在黑暗中辨认方向的坐标。莱亚的家庭成员并不是英雄，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用他们的选择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坚强地活着，就如奶奶那句话：“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出身’对于一个人明白自己所在世界的局限很重要。一旦认识到那些局限，你就有了选择的自由，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有得也有失，你得学会胜不骄败不馁。就像母亲常常描述的下象棋，你如果熟练掌握了规则，要怎么玩就由你决定。”虽然他们没有改变历史，但他们守护了某种微小却坚韧的东西——真实、良知、教育的本意，也许作者就这样在疑惑中学到东西，他们家的坚守不放恩维尔伯伯就是一种教育，这是一种无形的教育，是让小小的她去悟的，如果他们放弃某种原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底线，这底线还无法告诉作者，这底线竟然用美丽的谎言维护着。 <我们失去了所有，但没有失去自我”> 此时又让我想起奶奶的另一段文字： 【书摘】“我们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她说道。“但我们并没有失去自我。我们没有丧失尊严，因为尊严与金钱、荣誉或头衔并无关联。我依然是那个从前的自己，”她坚称道。“而且我依然喜欢威士忌。” 她希望我能记住她的奋斗历程，并明白她正是自己人生的缔造者：尽管一路上遇到了种种障碍，但她始终掌控着自己的命运。她从未停止过负起责任。她说，自由就是意识到必然性的存在。 【自语】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句，我们可以失去一切，失去金钱，房子，权力，荣誉和头衔，但自我和尊严，他们是无法剥夺。事实上人最后能守住的那一点——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名声，甚至不是安全，而是尊严，是“我依然是那个从前的自己”。 就如奶奶说：“自由就是意识到必然性的存在”。他们没有光明正大地告诉莱亚他们有不挂照片的权力，而是选择家里不挂恩维尔伯伯的照片。就好像奶奶说：“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限制，我看清了我不能做什么，但我依然选择做什么。”也可以说他们家用不挂照片给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做出无声的回应。我不能公开反对政权，但我可以选择不在家里挂他的照片；  我们无法给孩子说出全部真相，但我们可以对孩子说“你没做错什么”；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守住自己的良知。 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莱亚开始长大。  莱亚不是被灌输“你要自由”，而是被环境逼着问：“为什么我们说自由，却没人自由？”  莱亚也不是被教导“你要独立思考”，而是发现：“如果我不自己想，我就活不下去。” 就如奶奶说：“我依然是那个从前的自己，我喜欢威士忌”，奶奶并不是在谈酒，而是告诉莱亚：“我还活着，我还选择，我还享受。” 奶奶用行动告诉莱亚：无论世界多么混乱，无论谎言多么强大，只要你还知道自己是谁，只要你还不肯低头，你就没有真正失败。 奶奶让一个孩子学会了怀疑。  他们用“美丽的谎言”守护了最朴素的真实：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完全相信他们说的。也可以说莱亚的家人是用谎言守护人性底线的普通人，他们不是英雄，他们没有站在广场上高喊口号。 <神死了> 【书摘】我们问她，人死后会有来世吗？ “没有。”诺拉老师说，带着她标志性的坚定口吻。她解释说，所谓来世，都是编造出来的，好让人们在这仅有的一世，停止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这样富人就会从中获利。 资本家自己不一定信奉神，却希望保留它，因为有了它，剥削起工人来就会容易得多，而且，这帮家伙造成的苦难也就可以怪罪给一个魔法般的存在，让自己摆脱干系。可人们一旦学会了读写，加上党的指引，便不用再依赖神，也不会再有任何其他迷信，譬如邪恶之眼，或者随身携带大蒜可以辟邪——这些都会让人们以为自己被各种超自然力量控制了，无法自由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情。所幸，有了党的帮助，我们终于明白，神只是人的造物，其目的是让我们对那些宣称自己有能力传译神的语言，或者阐释其律法的人心生恐惧，对他们产生依赖。 诺拉老师说：“但当初要完全摆脱神可是很费劲的。一些人，也就是反动派，依旧信仰他。后来，党变得强大了，能与反动派一决高下，就有人自发将所有宗教礼拜场所变成青年人培训和发展的地方。教堂变成了体育中心，清真寺变成了会议厅。”诺拉老师总结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没了神，也不再有教堂和清真寺了。我们把它们都消灭了。”她稍稍提高了声音：“我们绝不能回到那些落后的风俗中去。任何地方都没有神。没有神，没有来世，没有灵魂的不朽。唯一永存的，是我们的功业，是我们创造的业绩，是留给后人替我们继续追求的理想。” 放学回家的路上，路过党总部大楼，抬头看看其中的一扇窗时，我有时会琢磨诺拉老师说的话。我抬头看窗是出于本能，因为每次我同妈妈走过那栋大楼时，都会见她抬头望过去。我是在重复她的动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将党的总部与神联系在一起，与来世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始于那次周日例行出游，回家的路上，我骑车跟在爸妈后面，听到妈妈小声对爸爸讲：“不，不是摆着花盆的那扇窗，是那边那扇。那人喊了声‘真主伟大！’。” “真主伟大。”她又说了一遍。 “那人是谁？”我一边踩单车，一边问道，“‘真主伟大’是什么意思呀？” 爸爸猛地回过头，回答道：“没什么，什么意思都没有。” “你们刚刚说了‘真主伟大’。”我不肯罢休，猛蹬几下赶了上去，停车截住了他们。 爸爸显然恼了，说：“偷听大人谈话可是顶糟糕的习惯，‘真主伟大’是过去信神的人说的话，是承认和赞美他的伟大。” 爸爸解释说，“‘真主伟大’是穆斯林祈祷时说的。你应该知道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吧，诺拉老师在德育课上给你讲过吧。‘真主’是阿拉伯语中的神。” “我们家认识什么人以前是穆斯林吗？” “我们就是穆斯林。”妈妈回答，看见我鞋子上有泥巴，便从包里扯出一条手帕擦掉了。“我们过去是穆斯林。”爸爸纠正了她的说法，“以前，阿尔巴尼亚人大多都是穆斯林。” 我问穆斯林是否相信来世。妈妈一边点点头，仍弯着腰用力擦拭我的鞋面。 “那他们就跟所有信各种神的人一样愚蠢了。”说罢，我挣脱了妈妈的手，全速向前骑行而去。 【自语】诺拉老师对神的诠释貌似非常正确，诺拉老师对“来世”的否定，坚定、清晰、充满启蒙的自信。她不是在讲一个观点，而是在宣告真理：神是虚构的，是压迫的工具，是资本家麻痹工人的鸦片。她的话语里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这句话听起来像自由的宣言，可细听之下，却像另一种信仰的建立——意识形态取代了宗教，诺拉老师在破除一种迷信的同时，也在建造另一种信仰。作者对世界的理解， 作者对世界的疑惑就这样不知不觉建立起来，作者也就是这样透过自己的视角审视生活，认识社会，作者一直在疑惑和矛盾中思考和学习，这些矛盾就像细小的裂痕，慢慢撕开了那个看似坚固的世界。  她开始怀疑。 <红书包与白色发带> 在（小姐同志）这则故事中，莱亚和父母，奶奶去学校，她写道： 【书摘】我的六岁生日在正式开学后的一周，爸妈给我买了个红色皮书包。一开始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才发觉，其他孩子拿到的书包要么是棕色的，要么是黑色的，且多为手提式。只有少数是双肩的。每学年开学前几天，少先队商店会出售棕色和黑色的书包，还有黑校服、红领巾，以及各类学习用品，比如笔记本、钢笔、铅笔、尺子、圆规、量角器和体育课所需的运动装备。红色背包属限量供应，会在批发店里露面，不过也就两三天，通常还没等送到零售店便已售罄。我的书包成了又一件我不得不向别人解释的东西，就像五一或周末漫步时穿的带蕾丝下摆的绣花裙、玛西达的鞋匠爸爸为我手工做的白皮鞋，或者我那件手织外套——外套的样式参考的是儿童时尚杂志上一个模特的穿着，那本杂志是从某西方国家私带进来的，而且只是撕下来的几页。 意识到红书包会招致新的霸凌，我便提不起上学的劲头了。有那么几天，运气站在了我这边。城里没有哪所学校愿意通融，允许我未到年龄便入学。可家人却不肯放弃。他们觉得我有这个能力，上幼儿园会让我觉得无聊。有人给他们支着说，得弄到中央委员会下属教育部门的特别许可。8月末的一个傍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即将结束时，我们一家来到由官员组成的特别小组面前，提出了我们的诉求。 为了这次见面，爸妈忙活了好几天。他们演练了到时候要说的话，挖空心思想对方会问什么问题，还嘱咐我，凡是颂扬党和恩维尔伯伯的诗，只要会，就得反复练，幼儿园新学的游击队歌也要唱熟。记得我们四人忐忑不安地走向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爸妈走前头，奶奶握着我的手紧跟在几米开外。我穿了条大红色的连衣裙，右腋下夹着个棕色的文件袋，里面是那本用来学阅读的书，还有一本教算术并附有练习题的数学入门书。途中，妈妈回头看我们落下多远，就在那一刻，她突然大叫了一声，介于号叫与尖叫之间：“白色，是白色的！”她指着我扎马尾辫的发带，脸上写满了恐惧。爸爸二话没说，不等进一步的指示，便转身飞奔回家。一刻钟之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了，一只手握着红发带，另一只攥着哮喘泵。可妈妈冲他说没时间用那泵了。我们一起踏上了通向教育部门办公室的楼梯。我嘴里哼起了歌，是那天才学的游击队歌，招来了一通责备。 说这番话时，他始终直视着墙上恩维尔伯伯的像，仿佛一直在跟我们的领袖，而不是屋内的人讲话。一位小组成员手指敲击着桌面，两眼空洞地直视前方；另一位则在做着笔记，偶尔瞟一眼妈妈的亚麻裙；还有一位瞅着奶奶，就好像两人以前在哪儿见过；第四位是个女人，留着短发，身穿古板的炭灰色套装，眼睛始终盯着桌上的红旗，保持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透着一种神秘感。 【自语】这则故事里人物神态都刻画得惟妙惟肖，一边读着，一边笑着，我透过六岁的她看到滑稽的成人世界，大家故作深沉，在孩子眼里又是那么滑稽可笑，成人一本正经地“演”着，小孩早就看清了一切，也许作者从小对外面的世界特别敏感。 这则故事让我看到一个孩子为入学而奔波的日常琐事，实则是一场荒诞而沉重的仪式。一个红色的书包，一条白色的发带，一首游击队的歌，竟成了决定一个六岁孩子能否入学的条件…… 在莱亚眼里，大人的世界是滑稽的、矛盾的、充满表演的。她不懂政治，但她懂恐惧——她看见妈妈因一条白发带而尖叫，看见爸爸飞奔回家喘着粗气，看见奶奶沉默地握着她的手。她不懂“出身”，但她知道“红色”比“白色”安全，她开始学着唱游击队的歌，不是因为她懂革命，而是因为她想被接纳。 红色皮书包，本该莱亚的生日的礼物，却成了“异类”的标志，因为书包太鲜艳，太特别，太“不合群”。在那个要求整齐划一的世界里，与众不同本身就是一种罪。于是她又要解释——就像她要解释为什么没有恩维尔伯伯的照片，要解释为什么和“叛国者”同名。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需要被“合理化”的难题。 <奶奶的贵族往事与家庭的裂痕> 另一个故事（布里加蒂斯塔）我跟随作者走进他们的家庭，原来“从小对 莱亚讲法语的奶奶出身奥斯曼帝国的贵族家庭，去索邦念的大学。莱亚的爷爷也出身贵族——莱亚小时候在思想品德、历史课上要背诵把阿尔巴尼亚交到意大利法西斯手上的叛国分子名字，班上同学说到一位姓乌皮 的前总理时总会看向她，她一直以为他们同姓是巧合。但 1990年她奶奶才跟莱亚说，原来她爷爷的父亲就是这位乌皮总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爷爷一直反对父亲的理念，所以年轻时跑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运动，最后被判刑 15 年。莱亚没见过他。 她妈妈这边的家庭曾是地主。1990 年后他们路过标志性建筑物的时候，她妈妈指着楼说，她家曾经是这栋楼的主人。莱亚说，她父母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在其他年代可能会是仇人。但在 1970 - 1980 年代的阿尔巴尼亚，他们俩因为出身成分都不好（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所以居然就在一起了。” 【自语】莱亚的家庭，正是在这种夹缝中生存的缩影。  莱亚的奶奶是奥斯曼贵族，留法归来，讲法语，读索邦；  莱亚爷爷虽然是反法西斯战士，却因父亲是“叛国者”而背负污名；  莱亚的妈妈曾是地主家庭，指着大楼说“我们家曾经是主人”；  莱亚的爸爸是天才少年，却因“出身”被剥夺理想。他们都不是英雄，他们又像英雄那样坚守着自己的底线。 作者并没用大话套话写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任何事她都没做判断，但她书中的这一则则小故事，意识形态无意有意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渗透到他们的思想里。读完让我们读者清楚的看到那个独特时期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在恩维尔.霍查独裁统治下，那里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我们可以说莱亚的童年是一场缓慢的觉醒， 她不是突然反抗，而是从一个红书包、一条白发带、一句“真主伟大”中，  让我们从点点滴滴看出真相。虽然莱亚的父母不说真话，但他们用沉默告诉她真相，用谎言教她怀疑；虽然奶奶不说自由，但她用“我喜欢威士忌”告诉她：“只要我还选择，我就还活着。”我就是自由。 莱亚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我们都应该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勇于质疑和探索真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应该说《在阿尔巴尼亚长大》是一本充满思考的回忆录。莱亚·乌皮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如何形塑个体生命，这本书不仅让我们了解了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和文化，让我们看到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洪流中又是那么渺小。 2026.04.27 星期一 夜 2026.04.28 星期二 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