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阿米列 • 罗舍著 曾觉之译
清季云南回民起义,从一八五五年起,至一八七三年止,历时十八载,烽火遍云南全部,影响及西南各省,实历史上一件大事。徒以官书记载,有意歪曲,私家笔录,存心回护,遂使事实不明,真相莫露,延至今日。虽其间有承学之士,欲于此事有所表暴,但限于时地,局于见闻,着手无从,有愿难遂。其实此事结束距今不过八十年,秘乘必多保存,故老或犹健在,苟勤加搜求,必多有所获;近年来白寿彝先生访求所得的成绩便是显明的例。又况现在人民政府推行民族大团结的正确政策,对于从前被压迫民族史实的采访研究,必然方便倍蓰,如果各方有志之士分工合作,则此次公案的完全表白于天下,亦只是指顾间事。
越读晚清回民史,越感那段历史最与水浒故事相近,其核心在于官逼民反以及民抗以求招安,而非其他。因此,读完之际,嘴里突然蹦出一句“杜文秀的悲剧一如宋江的悲剧”。理解回民,无论明清民国,还是今天,以本土社会的底层逻辑为基本点,或许比其他形形色色的褒贬述说更有说服力。 本书作者作为法国汉学家和殖民官员,曾在云南居住工作十余年。虽然难免偏颇处,但作为没有卷入事变的外国人,其第三方视角的书写少了几许情绪化的语言而多了几分冷静的分析。对于今人更加客观和全面地理解那段难言的历史,自有助益——或许,这也是此书最近得以重见天日的原因。 从全书结构来看,书名虽曰“始末”,但详略粗细还是比较明显。对资源竞争、族群差异、地方官员处理不公、和而又战、最终结局以及对马如龙和岑毓英两人的着墨较多,其他方面不唯篇幅较小,而且还存在一些细节偏差。 理解此一事件,可以从几位重要人物及其姿态的转变加以考察。其中地方实力派方面有杜文秀、马如龙、马德新(复初),地方大员方面则有恒春(本书为注其名)、徐之铭和岑毓英。 在回民方面,杜文秀因其影响力而声名显著,跟他一样的主战派,大都持久抵抗之后遭受了死刑;而主和派先是获得了清廷嘉许,但大都因猜忌而被处死,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大阿衡马复初,当然,还有马如龙和马忠等少数人转变成清军先锋之后获得了所谓“善终”,即戴稳了血染的官帽。 本书背景介绍非常全面,矿产利益争夺导致了族群纷争,纷争又在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的情况下演变为大规模战乱。其实,刚开始的降而受屠已经注定了事件的悲剧本质。一旦选择起身抗击,战或降都是难题,战则不可能长久维持胜利,降则面对的是一个毫无信誉可言的巨兽。所以,站在今天徒作道德审判意义不大,个人天性、知识结构、时势变迁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抉择。马忠可能是个例外,这厮为了官运亨通,屡行欺诈反复之事,尤其是,在战事完全结束之后,以开经过乜贴的名义将马复初诱骗至晋宁安江杀害。 清廷方面,主和派大都死于非命,尽管他们或缓和局势,或招降能人,但都难逃非死即贬的命运,如徐和恒;主战派主要看运气,早期的黄琮被清廷当成替罪羊处死,而岑毓英狡猾奸诈,通过“剿抚并重和先抚后剿”的卑鄙手段,获得向上攀爬的资本。 对于寻求升迁的官僚机器而言,这样的局面真是骑虎难下。他们剿灭无力,而又安抚无能,这种情况下只得迁延反复,展现出喜怒无常发姿态,如此和而复屠、屠而复叛,事态只能往最坏的方向发展。 本文开头就已提及,理解回民必须基于本土经验而非其他。无论何时,晚清整体局面始终是理解事件的基本框架。其时,清廷统治特别是地方信誉乃至合法性的破产,就是动乱产生的根本原因,这与此前每一个朝代末期的状况大体一致。所以这一事件,只能纳入到太平天国、捻军、贵州苗民、小刀会、哥老会等一系列运动里面理解,而非进行割裂,刻意放大某些方面,而忽视整体性。但就云南而言,当时除了回,还有彝、白等族群的反抗。 可惜的是,如今的互联网上,有一小撮不怀好的人对此事件无限夸大和扭曲,怀着破坏民族团结的目标展开所谓历史书写。事实上,对此问题的研究,1949年之后基本上确立了“起义视角”,而改革开放后则变成了“多元视角”。无论有何学术岐见,我想前辈的回汉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均意在维持团结安定,避免悲剧重演。如今,一些人心怀叵测之徒,拾起美西方汉学、东方学研究的边角料,用“文明冲突论”和“原教旨主义”的西方观点,极尽渲染之能事,唯恐安定局面之维持。
看这本滇回史,难免会查找各种文章、视频类资料,也总能在评论区遇见形形色色的皇汉。
这本书以冷静的笔触,还原了清季云南回民起义的那段波澜壮阔又充满悲壮的历史。它不仅是对一段被遗忘的往事的重新挖掘,更是对人性、信仰与命运的深刻剖析。书中既有战火纷飞的宏大场面,也有小人物在乱世中的挣扎与抉择。读完这本书,你会在历史的厚重中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也会在那些被命运裹挟的个体中,看到人性的光辉与无奈。它让我们明白,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每一个生命都值得铭记,每一次抗争都值得尊重。
在本书中,回民是虽然说不上完美,却也集聪慧、勤劳、勇敢、坚忍、团结、宽容、大度、和平、友爱、大方、守信、干净等诸多优点于一体;反观汉人,集愚昧、懒惰、胆怯、懦弱、自私、狭隘、小气、好斗、分裂、吝啬、奸诈、肮脏等诸多缺点于一身。官府歧视、鄙视、仇视回民,给汉人撑腰,教唆汉人处处欺负回民。回族忍无可忍,揭竿而起,官府借机联合汉人,想灭绝回民,以为易如反掌,不料失态失控,陷入被动,汉人连自保都勉强。可就在关键时刻,回民中出了叛徒,帮官府镇压兄弟。紧接着岑毓英登场,此人无德无行无能、精明而鲜廉寡耻,是个十足的只会拍马逢迎、钻营攫利、嫉贤妒能的阴险官僚,兵不能战,面对回民义军的抵抗无可奈何,只能和谈,待义军放下武器后再背信弃义大开杀戒、烧杀掳掠……就靠着这样一遍又一遍的重演背信弃义丑剧,加上可憎可恶的义军叛徒反戈一击,杜文秀逐渐失利,身边的投降派日渐增多,最后被迫服毒自杀。要不是义军出了大叛徒,岑毓英毫无底线,伟光正的回民革命仅十八年便告失败。 不得不说,由于岑毓英对法国人的强硬态度,此书出版又正值中法战争,作者在书中对岑毓英血腥镇压起义的一面大书特书,而对他吏才干练的一面略而不谈,把岑黑成了一个官场畸形儿……如此矮化敌人,实属无必要。第三方视角未必客观公正,但本书黑岑捧回贬汉,无意中暗合那个时代的团结史观,故此译者敢于很笃定地断言此书的客观性。实际上,要是实情真只是简单的回忠汉奸,孰是孰非黑白分明,官府再愚蠢,再居心不良,也不至于好歹混淆到以汉抑回,为居多数的奸民张目。若确实如此书所言,杜文秀拒降时,又何以说官府汉强则助汉,回强则助回?没道理啊!各打五十大板肯定不对,但把当事双方分为绝对的施暴者与绝对的受害者,也绝对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向来都是挑拨离间、玩弄族群政治的好手,这样的故意截然分判,不仅无助于消弭民族间芥蒂,反而只会加深民族对立,让各民族心中那座成见的大山更牢固,延续并放大前人的错误,让回汉无辜百姓的鲜血付之东流。中华民族应擦亮眼睛,不要堕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奸计中去。
历史的悲剧往往不是某一方的胜利,而是人人的损失。 无论是起义军还是地方官兵,最终都成为时代风暴中的牺牲者。普通百姓的家园被破坏,各族群的信任被裂解,云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也遭受了巨大创伤。书中呈现的对峙与反复交战,在阅读时令人心痛,因为那些破碎的家庭、被消灭的社区、被迫迁徙的群体,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杜文秀起义期间,云南有100-200万回民,一个多世纪以来,云南回民始终没有回复到以前的数字,可想而知,一百多年前的云南回民是多么昌盛。 牢记历史,警钟长鸣!
对历史的看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观点。清末回民起义的历史可以说是构成近现代整个回族群体当下境遇和未来走向的一个关键,而对其的客观公正的梳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普遍甚至是最大的阻碍就是对所谓的官方“正史”的解读,现在看来当时的清史资料多含混淆事实和掩盖真相之记载,在这种情形下还原历史的真相显得尤为困难。底层或者受压迫者的历史是无声的历史,历史滚滚向前,无数的冤魂只会被隐在历史的尘烟当中。 从这种现状下想要挖出真正的历史,第三方或者实证的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此书作为类似的存在其价值不可估量,在不同的叙述之间肯定会存在事实上的不一致,而检验的手段就是史学家对不同史料的研究和对比。 看完随意翻看评论还是能够看到罔顾事实者的存在,尽管其所谓读书甚多,我们不为丑陋者耗费时间,但求真相和为有良知者展示,以求和谐包容的当下和未来。
作者以第三人的视角,较为客观的陈述了当时的史实。清军及其地方领导人的暴虐大致是没有虚假妄言的。读史明智,前车之鉴总是要清醒的。通过读这段苦难的历史,给我们世人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汲取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但愿世间再无此惨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