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

《大礼议》撕开了嘉靖朝堂的华美袍子，露出权力搏杀的真相。 十五岁的朱厚熜拒绝认伯父为父，表面是孝道之争，实则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生死博弈。他用左顺门血案镇压了220多个抗议的文官，又用《明伦大典》把人情私欲包装成天理纲常。这映照的正是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君主，道德是工具，暴力是针线，缝制新秩序的龙袍。 二十四年礼制改革，天地分祀、孔子降格、生父入庙，每一步都踩着“祖制”的尸骨。皇权重塑的代价？礼法体系崩了，言路堵了，党争脓疮从此溃烂到晚明。作者冷眼点破幻觉，当皇帝垄断了经典的诠释权，连“天理”都成了他裤袋里的私章。 大礼议是场手术，皇帝亲手摘除了文官集团的政治脊梁，却让王朝从此瘫倒在龙椅上，再无起复可能。

17.6w 19.2h 很多人觉得历史书可以当成小说去读，比较容易。实则，这是个错误的看法。历史一旦钻到最深处，根本没有人物故事，全是哲理思辨。历史专业学者，除了要面对历史本身或隐或现的本质，还得在史实的褶皱里探究幽微的人性，而这些综合在一起，就是历史的道，也即历史的哲学。 本书作者尤淑君，是台籍的浙大历史系教授，对帝制时期礼仪的研究，相当有深度。在我看来，她的专著试图解答一个问题：儒家礼教或礼仪或礼学，之于帝制时期的政治运行模式，究竟起到了哪些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作用？怎么表现？影响多大？结果如何？ 至少在本书中，她通过嘉靖朝“大礼仪”事件，解释了“大礼仪”对嘉靖以降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巨大深远影响。抽丝剥茧，细致入微，点滴不漏，让人叹服。 这不是一本容易阅读的历史专题研究著作，如果对古代政治史、文化史，或明史没有足够的了解和认知，读起来会非常吃力。在普通人看来，或许，嘉靖皇帝上位后所谓的“大礼仪”事件，无非是想给自己的亲生父母正名、加尊号而已。大部分非历史专业的读书人，基本都是这么认识“大礼仪”事件的，可实质上，这种认识，是极其浅薄的。 嘉靖皇帝历时24年，依靠皇权硬行推进的“大礼仪”事件，看似最后他 “大获全胜”，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实则，他从政治文化发展和帝制运行逻辑上，重新改造了明朝，扭转了封建帝制依托儒家经典圈定的历史走向和文化发展惯性，让原本勉强维持平衡的政治生态，遭到毁灭性破坏，最终让嘉靖皇帝后期的明朝政局动荡、朝政荒废，因内部糜烂而整体呈现出了孱弱的状态，直至灭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嘉靖在大礼仪中坚持的“人情论”的成功，基本为明朝的灭亡敲响了丧钟，让明朝快速滑向衰朽腐败的深渊，注定了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全面崩盘的结局。这是嘉靖皇帝本人和满朝饱学之士，所始料不及的。 一个政权组织，一个国家体制，都是独立的闭环系统，其内部千丝万缕的关系和神经单元，在长久的历史演变中，会形成一个特别微妙的平衡宇宙，看似稀松平常，破烂不堪，实则，远行状态良好，在没有通盘分析透彻的情况下，遽然随心所欲地进行调整和转向，轻则会导致国家经济停滞、民不聊生；重则会导致朝廷内部糜烂，国家整体崩盘。这就像一个人，内分泌系统陷入紊乱后，对人整体造成的摧毁作用，大于我们自以为的那些所谓的绝症。 三农专家温铁军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现如今制定三农政策的年轻人们，看这个国家这里不对劲，那里也有问题，这里改改，那里动动，不断为资本收购土地松绑，这是非常无知和非常危险的。根据历史经验，任何一个朝代，只要资本大规模进入农村，开始从农民手中兼并土地时，那么这个政权就走上了死亡之路。 为什么农民手中的土地所有权三十年不变，到期后，还要自动延展？因为这是革命的结果！ 中国近代先辈们闹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不是成立了新中国，而是解决了中国历史上农民不是土地主人、没有地种，吃不上饭的问题。如果政策制定者不懂这些，随意变更这个限制，让资本开始大量兼并土地，那实质上，就推翻了这个国家建立的根基。土地兼并问题，就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中，各朝代不断循环反复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陕北窑洞探讨的新中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论的问题。 所以，既然要变土地政策，就得先把这个全民所有的国家的一切资产统统变卖，按人头平分后，再变！唯有如此，才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立国之基，也即建国时确立的土地政策。土地集体所有制才是立国之基，资本不得兼并农民手中的土地，就是集体所有制最原始最根本的体现。 问题是，这可能么？不可能。 不可能，那还变吗？敢变嘛？ 同理，嘉靖皇帝凭借自己手里的皇权，自私地为所欲为，就是在破坏封建帝制下政治文化体系里的内分泌系统，看似无所谓，实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明朝立朝的正统理论基础都破坏了，其架构在此之上的整个政治机构，岂不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明朝由此陷入衰朽和腐烂，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正因为“大礼仪”事件影响巨大，所以嘉靖以降的几百年来，无数饱学之士纵论纷纷，钩沉探微，屡发宏论，但基本结论已经明确，即对嘉靖本人在大礼仪事件中的做法，持批评和谴责的态度。为探究嘉靖朝“大礼仪”事件的是是非非，清朝的饱学之士们，一头扎进儒家礼仪古籍的源头，寻找“礼仪”在儒家经典中的原意，进而冲破了宋朝程朱理学的窠臼和束缚，开启了清代训诂考据学的高光时刻。 就因为“大礼仪”事件，明朝的大臣们陷入了无休止的倾轧和斗争，将国家资源都空耗在了内斗上，以致政事荒废、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不断，满清趁势崛起而无人重视，最后，就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朝代明朝，就此轰然倒下，崩裂成碎渣，让后人唏嘘不已，扼腕叹息。追溯其源头，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嘉靖皇帝本人在“大礼仪”事件中一意孤行的做法，至少，致使明朝后期衰朽不堪，他是始作俑者，责无旁贷，不可原谅。 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好书！ 十分推荐！

《大礼议》读得还是蛮上瘾的，收到的是实体书。 ~ 虽说《大礼议》属于编年体，但打开阅读之后的画面感俨然成了一场辩论会，主持人兼利益相关方嘉靖帝，姑且将濮议论放为正方，人情论放为反方，而我们读者可以称之为裁判，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平，而作者也只是编年体叙事，没有侧重就留给“裁判们”自行感知了，而且每读一章，内心的立场或许都有些许动摇，也直到读完才清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吧…… ~ 虽为编年体，与《弃长安》类似的一点是，全书行文节奏非常对“胃口”，基本上会在需要的点总来那么一下子一锤定音，那种畅爽感且能把一段事情完全讲透，那整体上感官应该还可以称纪传了吧，毕竟读后是一个故事。 ~ 我的阅读场景基本就是睡前与地铁通勤，书的外封质感十足，手感很棒，但重量微重（印刷质量好的另一种表现），适合枕在腿上，毕竟自己的目标是做一个博学的父亲，碰上这种口粮级的书，难免废寝忘食了。对于我这个excel控，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反倒是最后那七十多页的编年表，这个作为实体书收藏查阅的意义立刻拉满。 ~ 读历史如识树，树干谁都大致清晰，但树叶往往无法面面俱到。《大礼议》就像是其中一片有色彩的篇章，拾读而沉浸其中，编年体的叙述风格或许有种上课的感觉，但脉络清晰易懂，不似传记体历史那么有趣罢了。 序与绪论是必读的，他完整清楚的告诉了这本书应用的写法，以及会涉及到程朱、陆王学派思想之论，皇权与阁权之争。（还好对朱熹、王阳明有框架模糊的认知，否则也会一头雾水，这如果给老外读上一读，可能就会有我前不久读《人类新史》的感觉了） ～ 哎，皇帝也累，拜不拜自己的亲爹亲妈，还得一帮外人（阁老）议论，这和宋英宗管自己爹叫伯伯的还不一样，毕竟那个是皇帝在位时的过继，周公姬旦到底发明了神马被后人发扬光大了，当然，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财产，如果我是当事人，可能会闲麻烦，现在是读者（裁判）罢了。

尤淑君老师不仅对“大礼议”事件本身剖析透彻，更将其置于明代中后期政治文化变迁的宏阔背景之中，思考之深入、见解之独到，令人赞叹。 在以往的通俗历史叙事中，“大礼议”常被描述为嘉靖皇帝为满足一己私欲，执意追尊生父而引发的朝堂对峙。然而，一场仅仅围绕个人情感的争议，何以持续二十四年之久？又何以牵动内阁首辅更迭、言官群体震荡？其动机之复杂、影响之深远，或许远非“皇帝私心”四字所能概括。尤淑君老师将她对“大礼议”的深入思考，凝练为这部三十万字的著作，引领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政治与礼制交织的复杂历史事件。 “大礼议”及其后续影响牵涉广泛、过程漫长，全面把握其脉络与意义绝非易事。而尤淑君老师在这部著作中，则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解析。其中最为亮点的地方，就在于其深刻阐释了嘉靖皇帝为何在议礼过程中始终不甘居于下风，执意争夺话语权：通过议礼及礼制改革重塑皇权，构建嘉靖皇权正当性。 只有认识到宗统礼法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地位，才能更清晰理解嘉靖皇帝在“大礼议”过程中的种种举措。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开国之君的正当性来自“天命”，而继体之君的正当性来自受命先祖传递的“天命”。嘉靖皇帝以旁支继皇帝位，按传统礼法需过继给大宗孝宗皇帝一脉，方能继“天命”。而以外藩小宗身份的嘉靖皇帝在“议礼”初期便坚决拒绝过继，因此继位后的嘉靖皇帝便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受“天命”的身份。为此，嘉靖皇帝发动一系列的礼制改革，坚持为父称宗立庙，以此确立嘉靖皇帝一脉的宗统地位，实现以小宗变大宗，最终达到皇权重塑的目的。 礼法乃立国之公义，上至天子，下及庶民，皆受其约束，可谓社会共同遵循的根本准则。然而，嘉靖帝为重构宗法体系、巩固皇权，竟将礼法的阐释权收归己有，致使“公天下”渐趋转为“私天下”。随着公义原则遭到破坏，士大夫阶层与皇权之间渐生疏离，逐渐丧失政治操守，且将皇权视为权势博弈的工具，借以打压异己。由此，朝政日趋极端，党争丛生，共识尽失，国本动摇。

一本标准的学术作品，虽然我是理工科，但是本书从摘要-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内容-结论与展望的组织结构和理工科学术论文非常相似。另外在一开始，作者通过综述现有研究之不足，提出自己的写作意图和创新之处：本书的焦点将集中在“权力、礼制与政治文化”，探讨“礼”与“政”的关系，说明名分与皇权的关系，实为一体两面，以了解名分礼秩之于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性。 尤其是作者提到，只研究人物本身是不够的，还要研究人物之间（皇帝——官员——百姓）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和我们脑科学研究视角的变化也很契合。脑科学从一开始的局部脑区结构功能到两个脑区之间的关系，再到环路和网络。脑功能的实现依赖于网络中不同节点的动态复杂交互，我想在“大礼议”事件中，嘉靖皇帝与内阁和言官的关系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最终呈现出复杂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图景。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 作者尤淑君台湾宜兰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本书认为揭示了大礼议的双重性：它既是嘉靖帝个人野心的胜利，亦是明朝政治文化衰变的起点。当礼法沦为权力游戏的道具，皇权与士大夫的共治契约便彻底瓦解，最终导向“君骄臣谄”的末世困局，警示后世：任何制度的存续，皆需权力对规则的敬畏。权力运行需要制度约束，当“祖制”沦为个人意志的附庸，必然引发秩序危机。同时，作者将复杂的“继嗣”“继统”概念通俗化阐释，既满足专业读者的学术需求，又让普通读者能轻松理解核心争议，实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平衡。礼制本应是权力的规范，而非权力的工具，这一洞见在今天仍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加坡马凯硕的曾经问弗朗西斯-福山，如果现在是利比亚人民，是希望一个强力总统还是建立一个“民主法制”政府，福山的制度终结论已经沦为国际政治的笑谈，但他还是辩称利比亚的问题在于各个部落没有统一的授权给政府，因此政权的合法性是关键，这就呼应了“国际大事在祀与绒”，政权的合法性和军队是国家政权头等大事。 用西方眼光和看法，支持官员对皇权的制衡，而没有考虑如何限制地方豪强对百姓的盘剥，都属于书读歪了，作者如果是台湾人，应该反思蒋家如何被颠覆，蓝党的体制并不能深入掌控基层，所谓的民主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福音，只是官场乱斗。明朝官员被当庭打屁股的庭杖，在后朝没有出现，并不是后人没有“骨气”，而是官员已经失去了“帮派”。西方最怕的有个万众一心的强大团结的国家出现，30年来润物细无声的灌输乾纲独断的危害。 近年中国知识界习惯用西方的眼光审视中国体制，欧美在进入工业化之前，处于封建阶段，各个小邦国的帮主（王）直接管理领地的人民，就没有形成国家官僚体系，不明白中国是帝国模式，皇权不下县，皇权代表人民制衡官僚体系，任何朝代初期皇帝强悍，可以抑制官僚集团并令行禁止，而到王朝末期，经过多年沉淀和经营，门阀和地方豪强不断做大，两千年帝国史就是皇权和官僚体系不断斗争，汉唐的外戚，明朝的宦官都是如此衍生，皇帝管官，并不管民，“官不聊生”好过“民不聊生”，因为“民不聊生”才会造反。因为笔杆子在官僚手中，让“官不聊生”的朱重八和永乐帝在史笔下都是“暴君”。嘉靖帝通过大礼仪揉搓官场，就是要树立皇权威仪权威，因为经过几代“名臣”，已经形成官僚派系，经过整顿，皇帝个人再昏聩，国家还按照惯性前进，直到崇祯杀了魏忠贤，如同嘉庆绊倒和珅，无人制衡的官僚体系必然导致地方做大，如此辽阔的帝国，如果遇到天灾和外敌入侵，没有中央的资源调配，天然的不平衡环境自然会出现“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王朝末期的剧本都是一样的。 2025年#406

人情论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把皇帝的亲亲之私收入天理纲纪的价值体系之内，而不是要把“私”抬到“公”的上面，更不是支持嘉靖皇帝让自己的父亲入太庙，自创新宗统、取代旧宗统的政治行动——《大礼议》精华分享 《大礼议》。读历史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古人会做出很多让我们当代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迷惑行为”。 比如，你能想象吗？在明朝，曾经有一群大臣，他们群情激愤，跪在紫禁城的左顺门前痛哭流涕，就只为了一件事儿：阻止嘉靖皇帝朱厚熜做一件看似平常的事——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叫“爹”。 站在我们当代人的立场，这件事就显得很莫名其妙。首先，喊自己的亲生父亲一声“爹”，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怎么还成了一种忌讳了呢？凭什么人家皇帝不能管自己的亲生父亲叫“爹”？其次，这是一件嘉靖他们家里的私事，至少表面看起来，跟国家治理一点关系都没有，认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作“爹”，难道会带来什么实际的政治恶果吗？这些臣子，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件看似荒谬的事儿，却在明朝嘉靖年间引发了一场漫长且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当中，有的大臣得罪了皇帝，丢了官，有的大臣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咱今天这期听书，就借由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尤淑君老师的这本《大礼议》，来仔细聊聊这件事。 “大礼议”最让人困惑的点，就在于：为什么一件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却是性命攸关的原则问题？一群饱读诗书的聪明人，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称呼问题上拼个你死我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更深入一层，来看看这个表面上的称呼之争，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古人行为会感到不解，主要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相比较他们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旦进入他们的处境，我们会发现，他们一切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行为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时间回到正德十六年。 这年，年纪轻轻的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驾崩。由于正德皇帝不但没有子嗣，而且没有兄弟，因此，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当时，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暂时掌管了政权。通过与正德皇帝的母亲昭圣皇太后商议，内阁最终决定由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熜来继任皇帝，是为嘉靖皇帝。 到这里，我先跟你梳理一下嘉靖皇帝朱厚熜他们家的情况。 朱厚熜的爷爷朱见深是皇帝，伯父朱祐樘是皇帝，堂哥朱厚照是皇帝，但他爸朱祐杬不是皇帝。也就是说，本来皇位应该是在他伯父朱祐樘、堂哥朱厚照这一支传下去的，跟他这一支没有关系。不过，朱厚熜的伯父弘治皇帝朱祐樘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堂哥正德皇帝朱厚照，而朱厚照没有儿子，因此，在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之后，皇位在他们这一支传不下去了，这才轮到朱厚熜来继承这个皇位。 那么，为什么是朱厚熜，而不是其他的皇亲来继承皇位呢？杨廷和搬出了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颁发的《皇明祖训》，里头有一条规矩，叫“兄终弟及”。也就是说，皇位可以由兄长传给自己的弟弟。 但是，严格来讲，朱厚熜只能算是朱厚照的堂弟，而不是亲弟弟。那怎么办呢？杨廷和他们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让朱厚熜认正德皇帝朱厚照做哥哥呗！也就是说，让朱厚熜过继到他伯父家里，认他伯父作父亲，认伯母作母亲，认堂哥作哥哥，如此一来，“兄终弟及”名正言顺，这问题不就得到完美的解决了吗？ 在杨廷和他们眼中，这可是他们几位忠臣煞费苦心的安排，改认父亲，两难自解，既维护了弘治皇帝的君统，又遵守了“兄终弟及”的规定。但是，到了嘉靖皇帝这儿，味儿就变了：什么？我伯父是我爸，那我爸是谁？大臣告诉他，那当然就是叔父、叔母啦！ 杨廷和指示吏部尚书毛澄告诉嘉靖，按照规矩，你应该称你的伯父为“皇考”，“考”就是死去的父亲的意思，至于亲生父母，应该分别称为“皇叔考兴国大王”和“皇叔母兴国太妃”。在毛澄他们看来，允许嘉靖的亲生父亲在“王”面前加个“大”字，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所谓“尊荣至极”。 为了防止有人有异议，杨廷和一开始就放出狠话，说：“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把这事儿给上纲上线了。如此一来，朝堂上就形成了一面倒的局势。而此时的嘉靖，虽然贵为皇帝，但也没法跟看上去铁板一块的文官集团叫板。一方面，是因为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很多东西他还没有完全搞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势单力孤，自己从封地带来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且素质也不怎么高，很难给他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帮助。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慢慢起了变化。原来，杨廷和虽然用他的威胁震慑了朝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朝臣都因此跟杨廷和一条心了。更何况，嘉靖这边又一直对杨廷和的这个安排意见很大，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于是，渐渐地，反对嘉靖改认父亲的声音也开始冒了出来。 转机出现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当时，礼部有一名刚考上进士不久，正处于实习试用期的官员，叫张璁，他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给嘉靖呈上了《正典礼》疏，里头详细批驳了杨廷和他们的论述，并且指出继承皇位和给人当儿子是两码事，一码归一码，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 嘉靖看到张璁这些说法，十分兴奋，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随后，嘉靖决定要尊自己的亲生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结果，内阁是一点面子也不给，直接封还了嘉靖的手诏。这可把嘉靖给气的。 当时，嘉靖本人已经在北京即了皇帝位，但他的母亲蒋氏还没到北京。这也可以理解，“国不可一日无君”，正德皇帝去世之后，嘉靖得赶紧赶过来继位；而蒋氏就没有那么着急了，可以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了再出发。 到了九月，蒋氏抵达通州。听说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得改认别人当妈之后，蒋氏表示老娘不干了，我不进京了。嘉靖也很绝望，于是开始闹，说这皇帝我不干了，我要跟我妈回湖北封地去。这把内阁搞得很头疼。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各退一步，嘉靖这个皇帝还继续干，不闹了，但他的亲生父母的规格得往上提，称“兴献帝”和“兴献后”。 后来发生的事儿，大概也都是在闹类似的问题。比如嘉靖想给父母再提高一点规格，加个“皇”字，变成“皇帝”和“皇后”，结果这下轮到杨廷和不干了。杨廷和表示，你要这么干，那我辞职，老夫不干了。于是嘉靖只能作罢。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瞅准机会就反复试探，最后还是成功把这个“皇”字给加上去，并且弄走了杨廷和。 成功把父亲变成“皇帝”后，嘉靖又想确认他们的父子关系，表示要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所谓“本生皇考”，就是说这是生我的那个爸。再后来，嘉靖又想去掉“本生”两个字，他觉得，我爸就是我爸，又怎么还要强调“本生”呢？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爸，生我的这个就是我爸，我伯父就是我伯父，不能是我爸。于是，他又打算改口称自己的伯父为“皇伯考”，称亲生父亲为“皇考”。 但是，嘉靖皇帝的这一系列举动，让很多支持杨廷和观点的大臣十分愤慨。他们强调：“本生二字，上干宗庙，内干宫闱，事体重大。”随后，就发生了咱开头讲到的那一幕。 嘉靖三年七月，一帮刚下早朝的官员振臂高呼：“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当共击之！”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此时也在其中，他呼吁道：“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杨慎等人的鼓动下，二百二十多位大臣一起伏跪在左顺门外，放声大哭，要嘉靖收回旨意。这件事儿最后演变成了激烈的君臣对抗，结局是八名带头的大臣被捕，四品以上的官员停薪，其余一百八十多位官员遭廷杖，其中有十七人直接被打死。 经此事件之后，支持杨廷和的势力已然是强弩之末。而在后续二十年的时间里，嘉靖仍然不断地在各个方面去抬升他亲生父亲的地位，最终让他父亲的神主以“睿宗”的身份入袝太庙。至此，我们可以说，嘉靖的父亲朱祐杬虽然在生前没有当过一天皇帝，却在死后获得了无异于皇帝的待遇。 这场“大礼议”，最终以嘉靖皇帝的大获全胜落幕。 如果按照我们最朴素的直觉，不允许一个人叫自己的父亲为父亲，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合人情的行为。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站在杨廷和的立场，要求嘉靖认伯父为父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首先，国家礼法高于私情。杨廷和认为，作为一名君主，国家的礼法肯定要放在个人私情的前头的，不能只顾私情，不顾正统大义。这话说得大义凛然，没毛病吧。 其次，大宗小宗不可乱。按照宗法制度，嘉靖的伯父弘治皇帝这一脉是“大宗”，是皇位正统，而他爸这一脉是“小宗”，是藩王支系。因此，嘉靖只有接续上弘治皇帝这边的宗统，才能确保皇位传承的合法性。 杨廷和他们迎立少年朱厚熜来当皇帝，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皇明祖训》。而《皇明祖训》当中明明白白规定的是“兄终弟及”，是同母弟才能继承哥哥的皇位，显然，嘉靖并不是正德皇帝的同母弟。只有当他过继给了伯父家，成了弘治皇帝的儿子，正德皇帝的弟弟，这样一来，他当皇帝，才能算是符合所谓“兄终弟及”的规定。 再次，像嘉靖皇帝这样，过继给之前的皇帝当儿子，之后继承人家皇位的，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说，北宋的宋英宗，他的亲生父亲是濮王，但由于他过继给了宋仁宗当儿子，于是他就继承了宋仁宗的皇位。当了皇帝之后，宋英宗认的父亲是宋仁宗，至于他的亲生父亲，他也只能叫伯父了。当时，宋英宗还为他亲爹争过名分，但没有什么结果，后来也就接受了既定事实，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濮议之争”。所以，杨廷和他们的论述，也被称为“濮议论”。说白了，嘉靖不能“既要又要”。 最后，杨廷和他们也想好了“两全”的配套措施。原来，嘉靖是他父亲的独子，这就意味着，如果嘉靖过继给了他伯父，那他爸这一支将绝后。但杨廷和他们把这事儿也给想到了，他们从皇亲当中挑选一位跟嘉靖同辈分的崇仁王，让他来承接嘉靖父亲的香火，而且，嘉靖未来如果有了多位孩子，也可以过继一些来承接他爸这边的宗脉。 在杨廷和看来，这样的安排简直完美，既不失伦理亲情，又不违背宗法大义，天理人情都顾全了！你嘉靖怎么就不能明白我们老臣的良苦用心，而要去听那些小人的谗言呢？ 但是，你要是反观嘉靖和张璁的说法，你也会觉得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首先，礼法人情本是一体。按照《礼记》里的说法，礼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底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来制定的。“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得根据现实人情和血缘伦理，作出适当的调整。就像咱刚刚说的，以咱最朴素的道德直觉，逼着一个人不认自己的父母，本身就是一件违背人性、不合情理的事。更何况，“孝亲”本来就是儒家理论的核心。 其次，君统和宗统得分开看。继承皇位和给人当儿子，这是两件事。这就涉及争论双方的一个核心分歧，嘉靖继承的是谁的天下？嘉靖、张璁这一方认为，嘉靖继承的是祖宗的天下，因此，嘉靖接续伯父、堂哥留下来的君统，并不需要成为伯父弘治皇帝的嗣子。 从这个角度，嘉靖这一方对所谓“兄终弟及”也有了自己的解释：“《祖训》兄终弟及，可推之无穷，而施由亲始。先及同父，次及同祖，皆所谓伦序也，非专指同产言也。”按照张璁的说法，在嘉靖堂哥正德皇帝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的情况下，依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那就得往上追溯，到嘉靖的伯父弘治皇帝这一辈。弘治皇帝有个弟弟，就是嘉靖的生父兴献王，按理讲，兴献王就应该是那个依照“兄终弟及”原则登上皇位的人。但此时，兴献王已经过世，那么，皇位就自然落到了兴献王长子朱厚熜这里了。换言之，嘉靖之所以能够获得皇位，并不是因为他是弘治皇帝的嗣子，而是因为他是兴献王的长子。是兴献王长子这个身份，赋予了他继承皇位的资格。既然如此，他又何必过继给弘治皇帝当儿子呢？ 最后，嘉靖一方认为，杨廷和他们推崇的所谓先例，其实一点也站不住脚。毕竟，像宋英宗他们，是早早就被前任皇帝收为养子的，所以，他们继承养父的皇位，自然得继续奉之为父亲。但嘉靖不一样，嘉靖是等到他堂哥过世之后才来继承皇位的，正德皇帝遗诏里明明写的是“嗣皇帝位”，说明朱厚熜就是直接过来当皇帝的，跟所谓先例完全不是一码事。 当然，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双方还有很多细碎的论点，咱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的来讲，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都能够从传统的经典当中找到支撑自己论点的论据。 从双方交锋的观点来看，估计你也感受到了，这表面上是一场称谓之争，但实际上是一场名分之争，如果我们再往深一层去探究，还会发现，所谓名分之争，本质上是权力之争。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看似在捍卫礼法，实际上是在争夺对礼法的解释权；而嘉靖看似在追求孝道，实际上却是在争夺不受文官集团制约的皇权。

赵克生作序，徐泓、林素英、罗冬阳、彭勇、解扬、丁修真联袂推荐！ 全面解读“大礼议”，看少年嘉靖如何步步筹谋，将皇权推至巅峰 《大礼议》已经在微信读书上线，欢迎读者朋友们阅读📣 本书通过“大礼议”事件，研究明代嘉靖朝政治文化之异变，尤其是围绕嘉靖帝生父朱祐杬神主入祔太庙的问题，嘉靖君臣唇枪舌剑，博弈多年，最后嘉靖帝如愿将生父称宗祔庙，也达成了皇权重塑、小宗变大宗的目的。但嘉靖帝却动摇了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皇权私化，名分礼秩混乱，导致了明中叶政治动荡、君臣冲突、社会失序的危机，乃至晚明政治秩序逐步崩溃瓦解。

优点是把“大礼仪”这件事理清楚了，从嘉靖被选为皇帝到把他父亲入庙，这一步步是怎样构建自己称帝的合法性到强化早已弱鸡的皇权。 但总感觉少了点什么，结论把大礼仪写成导致后面风气越来越坏的原因有点牵强。 嘉靖进京时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面对着的是一群老狐狸，他本来就对这帮言官是不信任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是外来的，比如他堂哥和叔叔都死的早。这帮言官可能会觉得这还是个孩子好拿捏，可以掌控在自己手中，不会像武宗那样难缠，但事与愿违。 嘉靖前期也有妥协过，但是后面一系列诡异事件加剧了不信任，比如母亲宫殿着火，自己差点被勒死，这些事只会让他更加想着加强自己的权力，大礼仪就是加强权力的方式之一。 大礼仪导致了腐败和党争么？未必，换个角度去想，大礼仪前就没有腐败和党争？这帮言官任何时候都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也不怕死，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去批判就算死了也留个好名声。皇权弱时就去批判皇权，皇权强了不好去批判就只能互相攻击，酒囊饭袋一群啊。 书后面附录一那个资料放在那就很有意思，明朝皇帝里，太祖太宗功业大压得住言官、嘉靖手段厉害压得住言官、万历是压根不搭理言官，除了他们四个命长一点，剩下的平均活不过40。 珍爱生命，远离言官。

“大礼议”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武宗绝嗣而引起的皇位传承难题经由首辅杨廷和等变通《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原则，迎立藩王朱厚熜即位，是为嘉靖皇帝。即位之后，嘉靖帝根据自己的权力诉求革新礼制，而原有政治势力基于传统或自身立场难以认同嘉靖帝的礼制革新，双方之间的争论不可避免，“大礼议”由此而起，旷日持久，影响深远。 在作者看来，“大礼议”实际上就是“献皇帝正名化”运动，嘉靖帝由正其父兴献帝之名而得以正自己的皇权之名，因此将“大礼议”的时间界定在正德十六年嘉靖帝即位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兴献帝祔于新太庙。在书中，她对“大礼议”过程进行了细致地梳理，深度解读《明伦大典》等礼仪文本，指出嘉靖帝虽然达成了皇权重塑、小宗变大宗的目的，却动摇了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皇权私化，名分礼秩混乱，导致了明中叶政治动荡、君臣冲突、社会失序的危机，乃至晚明政治秩序逐步崩溃瓦解。 ①一般认为“大礼仪”结束于嘉靖三年九月 兴献王尊称议定，或者嘉靖七年《明伦大典》的修成。 为何作者将视角延伸至嘉靖二十四年七月兴献帝祔于新太庙？ “大礼议”在表面上是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的礼仪之争，但在实质上是君统与宗统、继统与继嗣、政统与道统、皇权与礼法之间孰高孰低的政治文化之争。过去学界认为“大礼仪”结束于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议定，或嘉靖七年《明伦大典》的修成，但因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之举，不以尊皇帝为止，而是再花了21年，终于更定庙制，将没有做过一天皇帝的朱佑杬以“睿宗”之身份，入祔太庙。因此，作者认为“大礼仪”要分两个阶段，观察其性质变化 从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第一阶段。通过“人情论”与“左顺门事件”，嘉靖皇帝软硬兼施地压制反对者，终于能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在这个阶段，很多人认可嘉靖皇帝去崇尚本生父母，肯定他珍惜亲情、发扬孝心的行为。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早上，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逝，他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皇位虚悬，急需找一个皇位继承人。明太祖朱元璋曾写下《皇明祖训》，提到皇帝无子绝嗣时，应按“兄终弟及”的条件来决定皇位继承者。问题是，《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如何认定呢？这里容易出现分歧。内阁首辅杨廷和认为，只要朱厚熜接受弘治皇帝嗣子的身份后，便能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承接正德皇帝留下的皇位，并延续弘治皇帝一脉的君统与宗统。但嘉靖皇帝朱厚熜认为，弘治皇帝一脉已绝嗣，若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由弘治皇帝的弟弟朱祐杬继承皇位，但因朱祐杬已去世，遂由其长子朱厚熜继承君统。嘉靖君臣为了“兄终弟及”的解释是什么，讨论到嘉靖皇帝到底要认谁为“皇考”：如果认明孝宗为“皇考”，本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怎么办；如果认兴献王为“皇考”，作为大宗的明孝宗与明武宗应该要怎么尊称，怎么崇敬？这就是大礼议在第一阶段的问题。第一阶段持续了大概三年之久，直到嘉靖皇帝廷杖百官的“左顺门事件”结束。虽然以嘉靖皇帝的胜利告终，但因为它是通过暴力的手段来平息争论的，这就使嘉靖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冲突变得非常尖锐，皇权与官僚体系彻底地对立起来。这也造成了嘉靖朝政治文化出现分歧、萌生了党争的苗头。 “大礼议”的第二阶段通过《明伦大典》与更定庙制，嘉靖皇帝得以称兴献王为睿宗、入祔太庙，夺大宗之宗统，还能祧迁仁宗、跻武宗的庙位之上，破坏了宗法原则，并重新诠释官方政书与儒家经典的相关定义，取得了话语权，让天下之是非出于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于皇帝，最终后人对“大礼议”的历史解释可能只剩下官方的片面叙事。如前所述，在“大礼议”里有两派主张，分别被称为“濮议论”和“人情论”，前者坚持嘉靖皇帝要改认明孝宗为父，后者支持嘉靖只认自己的本生父。“左顺门事件”之后，“人情论”压倒了“濮议论”，但不完全靠著礼教论争的说服，还是动用了暴力的手段，所以主张“人情论”的官员如张璁、霍韬等人认为有必要整理“人情论”的理论体系，并将这几年“大礼议”的讨论记载下来，还修了好几个版本，最后的版本是《明伦大典》。《明伦大典》确立“大礼议”各项争论的官方定论，如同嘉靖皇帝夺下了“大礼议”的话语权，让其他论述“大礼议”的士人、学者、史家都必须参考《明伦大典》，破解“人情论”的理论基调。这样，看过《明伦大典》的读书人或史学家，可能他的立场就会更倾向于嘉靖皇帝和主张“人情论”的官员。通过《明伦大典》的编成，嘉靖皇帝虽获得了官方叙事的解释权，但朱佑杬此时的身份只是嘉靖皇帝的“皇考”与单独立世庙的“恭穆献皇帝”，尚未能升祔太庙，所以嘉靖皇帝需要进行礼制改革，为朱佑杬制造进入太庙的理论基础，再让朱佑杬以“睿宗”之身份，入祔太庙，甚至升祔仁宗、跻武宗庙位之上，进而达到宗统转移、重塑皇权正当性的目的。 ②杨廷和 在拟定《武宗遗诏》时迎立册文只写着“嗣皇帝位”字样，没有清楚说明朱厚熜究竟以何身份入继大统 杨廷和为何会有这个“百密一疏”？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早上，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病逝，他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所以由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暂时掌握政权。杨廷和等人面临着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不但要防范江彬等人拥兵自重，发动政变，也要尽快确立皇位继承人，避免各地藩王叛乱，祸起萧墙。为了尽快稳定局面、除去隐患，杨廷和等人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选定皇位继承人朱厚熜，并在三月十六日向全国颁布《武宗遗诏》，使其成为内阁行使权力的法源依据，得以争取时间、尽快铲除江彬等人。正是在先皇驾崩、新君尚未嗣位的君权交替的空隙中，杨廷和得以一畅其志，快刀斩乱麻地扫荡弊政，立下定策拥立之功。然而，杨廷和不愿多生事端，直接赋予朱厚熜得位的正当性，于是在《武宗遗诏》与迎立册文里写着“嗣皇帝位”字样，借以去除各地藩王觊觎皇位的妄念，避免有人效法“靖难”，质疑朱厚熜得位不当，却未能清楚说明朱厚熜是弘治皇帝嗣子身份，导致朱厚熜与杨廷和两方人马对“兄终弟及”的认定不同，埋下“大礼仪”的导火线。 ③“左顺门”事件发生时，嘉靖帝不过外藩入继仅仅三年，根基似乎尚不稳定。为何他敢于对百官发如此“雷霆之怒”？“左顺门”事件后，君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左顺门事件”发生前，嘉靖皇帝已与内阁大学士、翰林院、言官群体争论“大礼仪”长达三年，并将兴藩带来的僚属们安排到太常寺、光禄寺、锦衣卫、司礼监等机构，还得到了南京六部官员的支持，例如在嘉靖三年呈送“人情论”奏疏的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等人皆是南京六部官员，可见嘉靖皇帝的权力基础虽尚不稳定，却已掌握了几个重要机构，而这些主张“人情论”的支持者也可以为嘉靖皇帝舌战群儒，为嘉靖皇帝摆脱了礼教的束缚，尤其是兴藩旧僚控制的锦衣卫可以充当嘉靖皇帝的打手，暴力施压反对者，导致参与“左顺门事件”的官员被下狱拷掠，有17个官员被活活打死，四品以上罚俸，五品以下廷杖，受牵连者众。可以说，“左顺门事件”是明朝历史上一个很血腥、很悲剧的事件，成为明朝政治文化的转捩点。 “左顺门事件”发生前，明朝皇帝虽廷杖大臣，但仅在羞辱他们的士大夫体面，不会真的取其性命。“左顺门事件”之后，凡官员被逮、下锦衣卫狱者，必行拷打，明朝皇帝廷杖大臣不再手下留情，使其重伤，如非奉特旨、或与司法官有交情者，始得幸免。对此，官员们也逐渐地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派见到皇帝的威势，以为“法尔如是”，无不股栗，遂不敢直言进谏，逐渐得到了政治的资本，变成一味附和皇帝、阿谀奉承的媚君之臣；一派见到皇帝的威势，以为“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并认为象征士人气节的“道统”凌驾于皇权的“政统”之上，利用道德的资本才能避免皇帝滥用权力。既然皇帝不尊重“道统”，士大夫也会反抗“政统”，逐渐变成一味反抗皇帝、直言犯上的抗君之臣。君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呈现天平的两个极端，“皇帝宠信”与“天下公论”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只能独断专行，彻底压制反对者，却造成君臣之间更尖锐的冲突，朝政也流于党同伐异，争抢资源，不再关注广大百姓生活、需求及其痛苦。 ④很多支持“人情论”的官员都是王阳明的朋友，如何看待阳明学与“大礼仪”的关系？ 为了厘清《明伦大典》对官私史书的影响，作者参考了许多私家撰史或明清学者的文集，发现《明伦大典》的“史官曰”代表嘉靖皇帝认可的官方叙事，并定出“大礼议”的评论标准，肯定“人情论”缘情制礼的主张，甚至诬指“濮议论”的支持者都是目无君上、破坏人伦的不忠不孝之人。支持或主张“人情论”的很多官员，他们欣赏阳明学的“致良知”之论，或和王阳明私交甚好，或和王阳明是互相有书信往来的师友、学友及笔友的关系，多少吸收或认可了阳明学的思想。可以说，阳明学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有助于出身江浙、两广、湖广地区的士大夫支持“人情论”，并进一步肯定个人价值之重要性，也能正视个人的情感与欲望，在思想上有推进“大礼议”之功。但“大礼议”不纯粹是学术思想之论争，更多是一个皇权与官僚群体的政治斗争，也是皇权内部重塑的过程，使小宗能取代大宗，使嘉靖皇帝一脉获得宗统，巩固君统，不再会被其他藩王取代。关于阳明学与大礼议的关系，作者觉得王阳明基于“缘情制礼”的原则，很大可能会支持嘉靖皇帝去崇敬本生父兴献王，但当涉及纲纪伦常的宗法原则与宗庙制度时，王阳明未必会支持嘉靖皇帝更定庙制，甚至会反对兴献王以睿宗身份、进入太庙之举。 ⑤明伦大典的重要性 明伦大典》是嘉靖七年由明朝刊布的官方政书，收录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七年有关“大礼仪”的奏疏与君臣之间的相关讨论，不但在嘉靖朝有其特殊政治意涵，也是后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 《明伦大典》有四个版本：1、嘉靖七年内府刻本，典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台北图书馆；2、明嘉靖镇江府刻本，典藏在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3、嘉靖八年湖广刊本，典藏于台北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及美国国会图书馆；4、嘉靖经厂本，典藏地不详。由于台北“中图”藏有两个版本，并比对了两种版本之优劣后，作者决定采用嘉靖七年内府刻本的《明伦大典》深入研究。 在“左顺门事件”强行镇压下，嘉靖皇帝勉强成功尊朱佑杬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但士人们未必认同“人情论”，于是方献夫私自编纂《大礼会章》，使天下臣民能了解“大礼仪”的是非曲直，也能洗刷议礼诸臣的恶名，打破朝堂的门户之见。不过，《大礼会章》只收录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九月十五日期间的资料，内容不完整，理论也不严密，有必要再进一步修改。当何渊请求“立世室”后，嘉靖皇帝要求礼部尚书席书收录何渊的意见，并在《大礼会章》的基础上，重新删选那些“人情论”的奏疏，确保新修《大礼集议》的质量。《大礼集议》修成后，席书、张璁等人都获得封赏，但因礼部尚书席书不愿收录何渊请求“立世室”之议，引起嘉靖皇帝的不满，遂追回《大礼集议》，并由翰林院负责重编《大礼全书》，间接疏远了张璁等人。席书不得不抱病上疏，向嘉靖皇帝解释其不收录“立世室”之议的原因，又批评翰林院诸学士曾是“左顺门事件”的参与者，不可承担《大礼全书》的编纂工作。席书的解释，让嘉靖皇帝又想起张璁等人的昔日功劳，也成功引发嘉靖皇帝厌恶翰林院的情绪，于是特旨安慰席书，并命令张璁等人担任《大礼全书》的编纂任务，扭转了原先对议礼诸臣的不利情势。嘉靖六年八月十五日，《大礼全书》修纂完毕，但嘉靖皇帝不甚满意，要求增录欧阳修在“濮议”中主张“尊亲”的观点，并仿照《永乐大典》之模式，改易书名为《明伦大典》，用以垂法万世，以明人伦、正纲纪。 《明伦大典》的修成，不只是整理“人情论”的理论体系，重新检讨诸位参与者的功过是非，并统一官方说法，打压异论，为“大礼仪”定下历史论调，呈现现实政治与历史评价的有机结合。当《明伦大典》被抬升到国家政书的地位后，嘉靖皇帝掌握了话语权，控制舆论的走向，异论者无法推翻“大礼仪”的结果，也让后人只能根据《明伦大典》进行历史评述，却难以撼动“人情论”的理论基础，“大礼仪”也成为明朝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难以割裂，而官方通过修书、操纵话语权的权谋之术也被后世效仿，例如天启朝的魏忠贤修纂《三朝要典》或乾隆朝修纂《四库全书》等。不幸的是，类似《明伦大典》的“史官曰”确实影响了历史书写的导向，使明代士人无形中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皇明肃皇外史》、《世庙余识录》、《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及《万历野获编》等私家史书或笔记小说，都批评杨廷和意气用事，失事君之体，呈现了政治力量介入士人思想领域的情形。明代私家史书与笔记小说又会影响清代编成的史书，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通鉴》等史书，多少采用了《明伦大典》的官方叙事，即使是同情杨廷和、批评张璁等人的谈迁，在《国榷》里也不免批评杨廷和等人“犹坚其故舌，愈沸愈忤，愈忤愈憨”。由此可见，《明伦大典》决定明朝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也左右了明清史家对“大礼仪”的叙事倾向、人物评价及其历史定位。 ⑥“大礼仪”最终强调了“亲亲”“为人后”等观念，这对民间宗族、家庙的兴起有怎样的影响？ 根据《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大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意谓天子代表大宗的“皇统”，诸侯为别子之后，持续奉祀始祖，为“百世不迁”之小宗，“五世则迁”的士大夫可奉祀四代祖先（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普通百姓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换言之，按《礼记》规定，只有帝王、诸侯、大夫才享有建立祖庙、祭祀始祖的权力，奉祀的世代越高，意味着身份越高，普通百姓只能在自己家里祭祀父亲与祖父，不能设庙祭拜，直到朱熹《朱子家礼》与明初编纂的《大明集礼》仍明确限制普通百姓的祭祀权，否则就是僭越礼制。不过，官方规定是一回事，民间实践是一回事，有些官员私下设立家庙、祭拜祖先，而在华南地区的宗族组织已悄然茁壮，甚至逾越礼制、私下建立了祠堂。 在“大礼议”的大背景下，《明伦大典》虽被人诟病为“大礼议”的政治产物，但该书强调“亲亲之仁”的礼秩地位，让明朝官民普遍接受“大孝以尊亲为本”的观念，使“立家庙”、“祭先祖”、“建祠堂”等需求更有其必要性，也让小宗家系得以有一席之地。因此，夏言在嘉靖十五年提出《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建议嘉靖皇帝准许冬至祭祖，可立纸牌位，不能立常设的始祖牌位，突破了四代先祖的限制，并允许三品以上官员可实行“大宗”原理，可以立五世祖的家庙；四品以下的中下官员实行“小宗”原理，可以立四世祖的家庙。夏言的改革方案虽没有得到官方的采纳，或由官方颁布谕旨，但明朝官民却因“大礼议”的种种讨论与礼制改革，遂认为嘉靖帝推己及人，默许夏言的提案，让全天下的老百姓也可以尽孝心。官民百姓可奉祀始祖后，逐渐出现了可以归属的“大宗族”，一种新的宗族秩序在民间诞生了。《礼记》强调的大、小宗，即嫡长子继承已经不存在。大宗被曲解成了“大宗族”，小宗被曲解成了“小宗族”（这两者只有大小之分，而无等级差异），乃至于“家庙”这种称呼也逐渐消失，而产生了“宗祠”、“支祠”的分别。这是中国历史上宗法制的一个极大的转变。 在这样的宽松氛围下，在江南、华南地区各强宗望族纷纷建祠立庙，宗祠遍布天下，宗祠（祠堂）及宗族组织逐渐变成一种民风习俗。例如，常建华教授指出在广东、安徽、福建的宗族都流传着类似说法，认为“大礼议”让嘉靖皇帝同意官员立家庙，也允许普通百姓可以建祠堂、祭始祖、修族谱，甚至大规模发展宗族组织，加速了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甚至连土地持有的形式也出现了质变。传统农业社会最主要的财富就是土地，过去因诸子分家的习俗，土地资源被稀释，但当宗族出现后，许多土地可以由宗族组织代持或由祠堂管理，成为族产。这样的好处就是土地财产不会再因为分家而被分割，还会越积越多，宗族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例如在广东、福建这样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一个祠堂拥有的土地大概能达到上万亩之多。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管控力没有这么强，无法承担大规模社会慈善救助，但宗族却能在这时发挥功能，承担很多的公共事务，比如救灾，或者对水利、道路的维护，借以稳定社会秩序。明清政府对宗族发展的态度，也有其两面性，一面依赖宗族，巩固基层组织与地方秩序，一面压制宗族势力的扩张，避免架空政府。例如在清代多有宗族械斗，这就是宗族发动族人，争抢资源，爆发矛盾。所以清朝力图监督和限制宗族的势力太大。例如设置族正，用以监督宗族，避免族长势力太大，又如要求乡约、保甲结合宗族组织，间接控制宗族，所以不会出现像中古时期六朝那样豪强大族挑战皇权的情况。 ⑦《明伦大典》修成后，嘉靖帝又做了哪些礼制更定？暗含了哪些政治文化意义？ 《明伦大典》修成后，嘉靖皇帝的礼制更定，主要聚焦于庙制改革与郊祀改制。自西汉文帝行郊祀礼开始，天地分祀的郊祀礼逐渐成为儒家倡导的国家典礼，并在政权频繁更替之际，郊祀礼成为异姓间更替皇位的正当化手段。武则天当权后，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借以制造女主当政的理论根据。洪武初年行“天地分祀”，但到洪武十年时，洪武皇帝感于灾异之说，将“天地分祀”改为“天地合祀”。为了改易郊祀礼，先改革社稷礼，罢德祖配享，打破“左祖右社”的平衡原则，确定宗庙祭礼的重要性高于社稷祭礼，提高了皇帝的地位，奠定了“天地分祀”的仪式基础。为了证明郊祀礼改制的必要性，嘉靖皇帝先指出“天地分祀”合于《周礼》，又论证“天地分祀”才是洪武皇帝认可的祖制，并改配享天地的对象为明太祖朱元璋，将其推向受命祖的地位。可以说，嘉靖朝庙制改革的契机实为郊祀改制的影响。一旦始祖和受命祖不符合宗庙昭穆位序时，禘祫制度受到连带影响，宗庙位次就必须重新安排，否则就会出现礼秩紊乱的问题。这样一来，嘉靖皇帝便有理由行庙制改革。 议礼诸臣张璁他们虽支持嘉靖皇帝崇敬本生父母，将兴献王尊为献皇帝，却反对兴献王入祔太庙，因为兴献王没有做过一天皇帝，是不能进太庙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嘉靖皇帝只好退让，说不进太庙，而是另设世庙（献皇帝庙），等于是嘉靖皇帝个人的家庙，用以祭祀献皇帝的神主。嘉靖皇帝改革庙制的动机，表面是崇敬列祖列宗。实则是让献皇帝庙的规制符合新太庙建筑群，尽可能地消弭献皇帝庙与太庙群列的不同之处，进而加强献皇帝在帝系上的正统性，以提升献皇帝的政治地位。过去明代历代皇帝神主牌都在同一个太庙里，现在把太庙恢复成“都宫别殿制”——把神主牌全部分散，分别放入一个一个的小房子，这样就可以让原本祭祀兴献王的家庙混在里面了，只要不特别去提说这是家庙，看起来与九间太庙没有区别。鱼目混珠之后，又出现了影子戏法，把太庙与家庙的隔阂拆掉，也就是把原本一间一间小的太庙全部打散，再回到太庙的同一个堂子里面，兴献王便以睿宗身份入祔太庙了。嘉靖皇帝借着让献皇帝称宗祔庙的契机，建立了新的宗统，终于达成了皇权重塑的目的，巩固了嘉靖一脉获得帝系的正当性基础。由此可见，嘉靖皇帝虽宣称敬天法祖，但其依据《周礼》、恢复“洪武初制”等话语，却很难洗刷私心作祟的嫌疑，备受史家批评，更甚者指责其为篡统之君。 ⑧关系 “左顺门事件”之后，嘉靖朝政治文化逐渐变化，官僚体系趋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反对皇帝，皇帝说什么都是错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讨好皇帝，皇帝说什么都是对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君臣冲突就变得非常激烈。为了压制反对者，嘉靖皇帝扩大内阁首辅的权力，由内阁首辅作为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协调者、白手套或替罪羊。但提高了首辅的权力后，也会衍生出其他问题，例如吏部与都察院的权力就被内阁首辅侵夺。内阁首辅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后，似乎成为实质性的宰相，但主要的问题是君权与相权的对立未能发生制衡的作用，反而形成尖锐的争夺。嘉靖朝的内阁首辅虽看似权力很大，但他的权力来源永远是暧昧和模糊的，这让其他大学士有空间去挑战内阁首辅的地位，或发动官僚集团与言官群体的力量，反对内阁首辅的执政；或抛弃气节、逢君之恶，建立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获得皇帝的宠信。嘉靖皇帝善用权威，不吝恩赏，亦不惜斧钺，并善于驭下，刻意制造若干矛盾，使其互相监督纠举，防范臣下结党营私。从杨廷和到严嵩的权力更迭，可见内阁倾轧之因，在于嘉靖皇帝看似提高内阁首辅的权力，实则剥夺相权，也蔑视相权，以杨廷和定策拥立之功，却不能对“大礼议”有所主张，终于被黜；以夏言的首辅地位，罢官之后，竟不能保全性命；以徐阶之贤明，却多年屈于严嵩之下。可以说，嘉靖朝的内阁首辅屡遭打击，唯有张璁不敢侵主，遂能安全致仕，其他人的下场未有善终，不是被杀就是被抄家，不然被言官群体弹劾而去、身败名裂。 所以“大礼议”事件改变了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不只是奉上尊号或礼制更定，还打破了原本的权力格局，使内阁凌驾于六部九卿之上，破坏了官场上默认的晋升途径与君臣相处之道。为了得宠，内阁首辅只能不断揣度皇帝的意思，依附皇权打击异己，而皇帝为了防止臣下得窥君心、揣摩旨意，有时会故意独断专行，或故意驳斥正确的建议，以示君威难测，使君权与相权的相凌，演成君子与小人之搏斗，排激动荡，不倾不止，明朝也在党争激烈的内耗下，逐渐走向衰亡。 ⑨皇帝个性 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大礼议”就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只不过是改“皇”、“帝”、“考”的文字游戏而已。然而，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以“礼”为基础，依其身份，决定其权利义务，而“大礼议”争辩的这些称谓，不只是嘉靖皇帝孝心的展现，更多决定其皇权正当性的来源依据。传统中国讲求的是“天命”，而皇帝又叫天子，也就是说他承接“天命”，是被上天认可的上帝之子。那后来继位的皇帝，他的天命来自哪里呢？他不能像祖先那样去打江山，所以他就要去证明他与祖先的连接性，才能证明“天命”的传承关系。“大礼议”的这些争论，其实是为了去彰显嘉靖皇帝继位的正当性，也就是“天命”转移的合法性问题。卷入“大礼议”的这些参与者，不管是杨廷和、张璁还是后来的夏言、严嵩，都不完全是出于利害的算计或权力的斗争，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想要去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想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可能会与皇权冲突，违抗嘉靖皇帝的命令。 从“大礼议”的礼教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嘉靖皇帝有他孝顺柔软、畏惧天命、崇敬礼教的一面，并不是一个绝对强势的人，或是一个只会用权力去压制官员的人。但随着君臣之间不断唇枪舌剑的过程，嘉靖皇帝也学会利用儒家经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大臣劝谏他的话来反驳他们，并发现：我是皇帝，我是天子，原来我有资格可以“制礼作乐”，甚至能动用暴力去随意摆弄“礼法”。这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在皇权越来越专制的局势下，士大夫本来用儒家文化的“礼法”束缚皇帝的个人性，遏止其欲望扩张，避免其恣意妄为，现在皇帝却能控制“制礼作乐”的权力，反而用“礼法”来束缚士大夫们，使其完全俯首，再也无法用“道统”遏制“政统”的无限扩张。可以说，通过政治文化史的角度去观察“大礼议”与嘉靖君臣的话，可以在很赤裸的权力之争中，再看到属于“人”的欲望，而这些欲望不完全是邪恶的权谋，也可能出于善意的同理心，只是在权力的诱惑下，让嘉靖皇帝原本孝亲的初衷逐渐变质成了压制群臣的野心。 此外，“大礼议”引发《朱子家礼》的变化，也影响了东亚诸国的礼制变化，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王朝、琉球王国、安南王国及日本的宗庙制度。在“大礼议”的刺激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发现“礼法”可以被解构，儒家经典与宗法原则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君统与宗统竟然可以分开对待，这导致了朝鲜王朝许多从旁支入继、或政变篡位的国王，可以像嘉靖皇帝一样，通过立家庙尊崇本生父，再将本生父的神主送入宗庙，使其转移宗统。可以说“大礼议”开了一个坏头，让东亚诸国的统治者们有样学样，不但通过孝亲的名义，伸张自己的个人性，扩张其欲望，也破坏原有的宗法原则，使小宗凌驾大宗，甚至夺去士大夫用“礼法”制衡王权的空间，达到王权扩张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