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童养媳（轻纪实）

我们原以为，“童养媳”这一社会现象早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了，谁知读了陈少远的《最后的童养媳》，才知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前沿最－－闽东南的乡村，至今仍然残存着成千上万的“童养媳”。她们自幼被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抛弃，自幼以“养女”的身份寄人篱下，被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因为这些弃女早期主要来自福建长乐，因此“阿乐”成了她们在莆田的群体性蔑称。她们熬过压抑隐忍的童年，成年后被动接受宿命般的婚姻，嫁给一般都有着这样或那样残疾的哥哥（当地称为“留在家里”）成为“新妇仔”。她们中有的顺从，有的逃跑，有的离婚，有的自愿，有的甚至被杀，根深蒂固的乡土陋习、千年延续的性别偏见，几乎磨灭了她们对自我与自由的渴望，麻木地任由这种悲剧延续。但愿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这批“最后的童养媳”，能够早日真的成为“最后”。

我要说，中国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太伟大了！ 文中两次提及，为了预防童养媳“长了见识，便会跑”，所以，不让她们读书。 因为读书，不仅会长见识，还能学技能。有了技能，便可以谋生，即便辛苦，也能养活自己。而有了见识，便可跳出自己这口井、村庄这口井，敢于奔向崭新的天地。 这几年，“读书无用”的观念愈发甚嚣尘上。女性尤其要警惕、要远离这种观念。 当一名女性不接受教育，也就是丧失了未来工作的机会，继而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她还可以做什么选择？或者出售自己的身体，或者嫁人生育。 还有另外一种比“读书无用”更可怕的观念，在一些丑恶的女性脱口秀演员中颇为流行——“过度”争取职场上的性别优待。 在生育率大降的时代，这个国家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增长困境，谁能生育？唯有女性。让女性从职场回归家庭，多生育，是这个国家未来很多年的重要任务。 所以，在逐渐变得恶劣的大环境下，如果女性还要过分强调自己的性别权益，诸如月经假，诸如怀孕特权，最后被损害的会是谁的权益？ 当“麻烦”的女性不被雇佣，只能回归家庭，只能生儿育女操持家务，那再过一两代，女性甚至不需要受教育了。 无论在什么时代，请女孩们头脑清晰——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成为“人”，而非成为“女人”。

在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时惊异于现代美国还有那样的现状，而今读到这样的故事才发现，这个世界之丰富离奇，是我们见过的世界太狭隘。 所以这样的记录真的意义深远。 在记录现实方面，我们需要像日本学习，《译文纪实》系列里有很多记录社会少数人群生存现状的书，他们在记录的时候更是在讨论和研究帮助和改变他们的现状。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我相信在我们这样巨大的基础分母数字里，有更多样更多数字和更多阴暗痛苦的现实。

第一次知道“童养媳”这个词还是在鲁迅的作品，也一直以为这是清末民国时期才有的产物，没想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大为震惊。 莆田在全国来说还是相当出名的，莆田鞋几乎成为了便宜实惠性价比高的代名词。没想到会有“童养媳”的存在，还相当之多。哎，不过每个地区都有富有有贫穷，更何况是大山里与世隔绝的地方。希望以后能少些这样的事情吧，尊重一下人权。 “29岁时，朱世文已经是另一个镇乡村小学的教师骨干。他有了外遇，酒后打死了25岁的朱秀美。 因为朱秀美的童养媳身份，这起凶案当时震动舆论。朱世文称，自己和妻子都是“童养媳”这个怪胎的牺牲品。 这个血案，把很多媒体带到了偏僻的坪洋村。他们发现，这个村九百多户逾四千的居民中，有近千名童养媳。仅1987年和1988年两年，全村就抱养了六百多名童养媳。 1949年前，坪洋村人就从山下的村庄乞养童养媳。从外地买童养媳，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事。坪洋村一位老人回忆，从长乐等地买童养媳，是因为“便宜”。当时，一头毛猪值四十六块两毛二，一个女婴才五十元。抱个孩子回来，每户还可以多分些田，家务和农活也有人帮着干了。 一位今年70岁的坪洋村女人，生父当年用她给儿子换了一个童养媳。她长在坪洋村，又嫁在坪洋村。20世纪70年代初，她在莆田市区旧阔口车站附近的贩婴市场，又为儿子买回一个童养媳，花了62元。如今，这个48岁的童养媳也已经当奶奶了。 一位今年66岁的坪洋村童养媳，是1952年被从山下被抱进村的。结婚后她不能生育，1974年亲自去长乐车站抱回一个女婴，“只花了70元钱”。 和坪洋村一样，1960年代后，在莆田贫困地区的其他村庄，获取童养媳的方式从乞养变为买卖，长乐等地的弃女如潮水般被购入，她们的婚姻在襁褓里就定好了。 买童养媳的风在坪洋村吹了三十多年。该村一位90后大学毕业生透露，在他出生的20世纪90年代，他的童养媳母亲还抱着给他或弟弟抱童养媳的意图，从附近村落抱回一个妹妹。而就在前几年，他的一位90后“阿乐”同学，还嫁给了养家哥哥。”

近几年，全国人民对于一个福建的四线还是五线的小城市“莆田”很熟悉，人们在唾骂一些“莆田系”的同时，又对这个拥有“中国犹太人”之称的群体感到好奇。 莆田人在全国多个行业内都举足轻重，比如医疗、鞋业、木材、加油站、金银玉器等等。虽说谈不上垄断，但是也占了市场一大块份额。 据《莆田市志》记载，收养童养媳是莆田境内旧时就有的陋习，在山区、沿海尤为盛行。贫苦人家养不起女儿，多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甚至有些富裕人家也认为女儿是“赔钱货”，从小送人当童养媳，以免出嫁支付一大笔嫁妆。虽然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禁止抱养童养媳，童养媳之风有所收敛，但在山区、沿海仍未能根除。上世纪70年代后，因为买卖婚姻、赚取媒人钱的媒人活动、女方索取聘金、彩礼再次出现，抱养童养媳现象又在农村抬头。 “童养媳”的名称，起于宋代。元、明、清时，养媳从帝王家普及于社会，小地主或平民，往往花少许钱财买来，以节省聘礼。由于女家贫寒，养媳年幼，多有遭受虐待者。

读了这篇纪实，很是感慨。无奈的童养媳由于无法离开这个养生家庭，只能和没有感情的养父母的儿子结婚，过着平淡的生活，逆来顺受了；有出路的仍要为养父母的家庭劳心劳力，为“哥哥弟弟”赚下娶亲钱。相信即便是现在，某些边远的农村或多或少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自古红颜多劫难，未到天涯先断肠。 童养媳～，严重侵犯了女性的基本权利。是一种落后的、不人道的社会现象！ 如书中所述，童养媳现象虽不普遍，但在我国一些地区仍然存在。 还是贫穷惹的祸，造的孽！ 本欲评价为一般，最后评价为推荐！为的是希望社会更多人关注童养媳现象。

摘录： 她们是物品，是女儿，是妻子，却唯独不是自己。她们的故事不该被草浪吞没，正如她们的名字不该只是「阿乐」。

以前读书，总见学者痛心疾首地批判童养媳是封建社会万恶地戮害女性的制度，但我极力想象的压迫也得在现实面前伏首。 看到阿乐们为了责任也好报恩而自愿养家我总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力感，我很想对她们说不要轻易背负他人的命运，你背负了养父母和养兄的命运，那你的自由与幸福又在哪里？可是在家庭的压迫，社会的压力，从小到大被浅移默化塑造的价值观面前，谈命运都苍白空洞而沉重。阿乐在养家生子后又买了新阿乐，如果没有时代的洪流强势地用经济与科技打破了封闭，用日新月异的变化拓宽了阿乐们的见识，那这罪恶的循环只会继续轮回千年。 我不想诘问她们为什么不勇敢点，为什么要顾及那虚幻的亲情，为什么不更"自私"一些……这些"为什么"只是把问题指向骨血被折叠过，只剩薄薄一层皮般萧索驻立在旧时代的女性。真正应该被诘责的是一整个吃人的社会，用香火、孝道、恐惧、宗族来规训和压迫女性的封建思想深深扎根的僵尸般的社会。 我们不该问为什么她们不离开，我们应该问什么阻碍了她们的离开？我们不该问为什么她们眼界浅，我们应该问是什么让她们读不了书？我们不该问为什么她们违背灵魂留下养家，我们应该问是什么把她们强留了下来？…… 阿乐在变少，阿乐在外嫁，阿乐开始意识到如果不离开，孩子养父母会不快乐，但自己会永远痛苦。发展才是硬道理，当新时代如火焰般乘风而至，生长出童养媳的土地才能被烧去拦路拦人的黑荆棘。时代在进步，历史在流淌，走出破房子的阿乐不会再回头。

“阿乐”们，从长乐卖到贫瘠的莆田，差不多是一只猪的价格，对于买家来说很划算，因为可以帮家里干活做事，长大就能直接嫁给儿子。她们不能去读书，害怕太聪明逃跑。甚至有一些阿乐在结婚前都是黑户，一到买家儿子能结婚的年龄就可以直接往上加几个数字，符合结婚年龄条件。阅读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村支书所说的话，他说“没有这些“阿乐”，谁来解决村里老光棍的问题？”真是可悲啊，她们从出生就划上了价格，是牛，是商品……唯独不是自己，唯独没被当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