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25:结构筑底与化危为机(读懂中国经济结构,解锁化危为机路径)

海南封关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是我国新时代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性举措。其深远意图不仅在于建立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更旨在通过制度集成创新，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探索路径。 在这一宏大布局中，海南的战略角色具有多重性：对外，它通过规则变革对传统航运枢纽新加坡产生结构性分流；对内，它与香港、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形成深度互补与协同。这两大效应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国家在南部沿海构建高水平开放“双引擎”的战略棋局，其核心驱动力是一场系统的产业升级与供应链升级。 一、核心战略意图：更高维度的制度型开放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海南封关承载着多重使命：其角色定位是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地缘目标是打造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功能定位则是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交汇点。这一定位决定了其战略意图的全局性和前瞻性。 （一）对国际：推动规则对接与融入区域经济 在国际层面，海南的核心战略意图体现在三个方面： 1. 主动深度融入区域经济：发挥连接中国大市场与RCEP（尤其是东盟）大市场的战略枢纽作用，利用“零关税”政策与RCEP区域协定的叠加效应，深化区域产业链合作。 2. 引领高标准规则对接：作为中国制度型开放的“压力测试区”，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如CPTPP、DEPA），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敏感领域先行先试，为我国参与乃至引领未来国际规则制定积累实践经验。 3. 以开放姿态分享市场机遇：通过单边自主开放，吸引全球优质生产要素集聚，让各国投资者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二）对国内：深化改革、培育新引擎与强化区域联动 在国内层面，其战略意图聚焦于： 1. 构建最高水平开放形态：通过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的全新海关监管制度，在国内打造一个开放程度最高的经济功能区，为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探路试水。 2. 服务新发展格局构建：目标是将其打造为 “两个总部基地” ——即国内企业面向东盟市场的出海总部，以及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区域总部，从而高效链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3. 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系统性升级：通过“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特殊政策，系统性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吸引高端产业集聚，推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主导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 更深层次地看，海南封关驱动的是一场系统的产业升级与供应链升级。其目标不仅是吸引企业落户，更是通过“零关税、低税率”和“加工增值”等政策，引导企业将研发、设计、高端制造、检测维修等高附加值环节布局在海南，推动产业链从简单的加工贸易向技术、知识密集型攀升。 同时，通过构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海南旨在打造一个安全、高效、弹性且深度融入全球的供应链核心节点，这既是对中国自身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升级，也是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动适应与塑造。 4. 强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联动：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发展被置于关键位置。两者的关系是 “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 。大湾区（尤其是深圳）拥有强大的产业基础、科创能力和市场网络，而海南拥有独特的开放政策优势。两者的结合旨在共同构成中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实现“双向成就”：大湾区可借助海南的政策进行产业延伸与升级，而海南则可依托大湾区的产业体系和市场实现自身政策的“价值转化”。 二、关键制度设计：“放得开、管得住”的监管体系 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海南封关建立了一套精巧的制度体系，核心是 “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一线放开”（海南与境外之间）：货物进出高度自由。封关后，“零关税”商品清单从约1900个税目大幅扩大至约6600个，覆盖率从21%跃升至74%。此外，对部分旧机电产品取消了进口许可证管理，并试点更高水平的保税维修等业务。 “二线管住”（海南与内地之间）：对从海南进入内地的特定货物（主要是享受自贸港政策的货物，如“零关税”货物、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等）进行必要监管，确保自贸港的特殊政策不影响内地市场秩序和产业安全，实现 “风险可控” 。人员往来不受影响。 “岛内自由”（海南岛内）：享受“零关税”政策的货物可在符合条件的企业间自由流通。尤其重要的是 “加工增值超30%” 政策，即货物在海南加工后，若增值超过30%，即可免关税进入内地市场，这极大地促进了岛内产业链的构建和集聚，也是其产生分流与互补效应的政策基石。 三、对外效应：对新加坡港的分流——结构性的规则革新与洋浦港的双向枢纽角色 海南封关对新加坡港的影响，并非简单的货量“替代”，而是源于其新规则对传统贸易物流模式的结构性变革，其核心是从“地理中转”模式向 “港口+产业增值” 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在这一过程中，洋浦港作为海南自贸港的先行区与核心航运枢纽，其角色尤为关键。它的定位远不止于一个区域性港口，而是致力于成为同时深度服务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高效组织双向物流的“战略支点”。 一方面，它通过加工增值政策吸引国际原料、组件在此汇聚、加工，以满足中国内地市场的需求（“国际-海南-内地”）；另一方面，它也服务于内地企业利用海南的政策与航运网络，将制成品便捷地分销至全球，特别是东盟市场（“内地-海南-国际”）。这种 “兼顾两头、双向循环” 的功能，使洋浦港超越了传统中转港的范畴，成为一个能够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提升区域产业链韧性的综合性运营平台。 （一）分流逻辑：从“通道”到“枢纽”的质变 1. 传统模式（新加坡）：新加坡港的核心优势在于依托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位置，提供全球最高效的货物中转、分拨与拼箱服务，本质上是 “地理区位套利”。 2. 新兴模式（海南）：海南（以洋浦港为代表）的核心吸引力在于 “加工增值免关税” 政策。这促使货物从“途经中转”变为 “进驻加工” ，使海南从物流“通道”升级为 “区域生产加工中心”和价值创造枢纽。 （二）分流的具体表现与影响维度 1. 主要分流对象：影响最直接的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部分货流，特别是那些对时效敏感、或适合在海南进行加工增值后进入中国的货物，例如热带农产品、棕榈油、橡胶、特定工业原材料等。 2. 关键竞争力对比： 航程与显性成本：从澳洲或东盟北部直航海南，相比经停新加坡再北上中国，可缩短约2000公里航程，直接节省燃油与时间成本。海南的保税船用燃油价格较新加坡低约8%，形成了显著的成本优势。 税收与营商成本：海南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15%的优惠税率，低于新加坡的17%，叠加“零关税”政策，综合税负竞争力强。 通关与运营效率：海南推行极简审批，船舶登记最快24小时完成，货物电子报关约1小时，行政效率具有竞争力。 根本政策驱动力：“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 是改变企业区位决策的根本规则。它激励企业将加工、制造等增值环节从东南亚乃至其他地区迁移至海南。 3. 新加坡的回应与互动关系：面对新的竞争态势，新加坡港务集团已与海南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在加密航线、提升运营效率等方面开展协作。同时，市场竞争已促使新加坡的中转服务费有所调整（有报道称曾下调约18%）。这反映出双方 “竞争与合作并存” 的复杂动态关系。 四、对内效应：与香港、深圳的深度互补——构建开放“双引擎” 与对新加坡产生的分流竞争效应不同，海南与香港、深圳的关系核心是优势互补与协同共生，旨在共同提升中国整体对外开放能级，并在产业升级与供应链重构中形成合力。 （一）与香港：成熟自贸港与新生自贸港的“超级合作” 香港是高度成熟的国际自贸港和金融中心，而海南是正在建设中的全球最大自贸港，两者定位差异鲜明，形成了“全球资源配置平台”与“制度创新和市场拓展载体”的互补关系。 产业联动模式：已形成清晰的 “香港研发、海南转化、大湾区制造” 或 “香港接单、海南生产、全球销售” 的跨境产业链构想。例如，香港强大的基础科研和生物医药研发能力，可与海南的临床试验便利政策、加工增值政策结合，推动创新药在海南实现产业化。 规则与标准对接：海南封关后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亟需借鉴香港成熟的普通法体系、国际仲裁机制以及金融、专业服务领域的国际标准。双方已在探索法律衔接、标准互认、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的合作，这将极大提升海南的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金融与专业服务：香港可为海南提供离岸贸易结算、绿色金融、跨境资产管理等高端服务，并帮助海南企业利用香港资本市场。同时，香港的法律、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业进入海南，将直接提升当地现代服务业能级。 （二）与深圳：制造业与科创中心同开放试验田的“相向而行” 深圳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与科技创新中心，与海南的互补效应更为直接和具体。 产业协同与转化：深圳的许多科技创新成果需要产业化落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海南的“零关税、低税率”和加工增值政策，为“深圳研发/制造+海南加工/增值+全球销售”的模式提供了完美场景。例如，广东的化妆品企业已将原料运至海南加工增值后销往东南亚。 物流与通道一体化：两地海关已开展创新合作，例如推动“海口-深圳跨关区保税LNG加注”业务常态化，并创新“并行港”物流模式。该模式通过优化深圳港、海口港和湛江港之间的航线与货源配置，旨在实现“多港如一港”，大幅提升运营效率，这是基础设施与物流规则“软联通”的典范。 园区共建与机制复制：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广东海南先进制造业合作产业园”，是两地产业协同的物理载体。深圳及广东其他城市的企业组团入驻，园区还复制了广东“极简审批”等改革经验，实现了“政策优势+产业优势”的深度融合。 五、分流与互补背后的深层战略意图 对新加坡港产生的分流现象，及与港深的深度互补，其背后是海南封关更深层次的国家战略考量： 1. 重塑区域价值链与产业链：根本目标是通过政策引导，吸引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组装等核心环节向海南集聚。使中国从区域“通道经济”的参与者，转变为 “区域价值链的组织者和提升者” 。洋浦港作为双向枢纽，正是这一战略落地的关键物理支点。 2. 增强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分流部分货物经海南进入中国，实质是为中国连接亚太的国际贸易通道构建一个战略性的“备份路径”和“冗余系统”，降低对马六甲海峡这一单一咽喉要道的过度依赖；同时，通过与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深度融合的产业链，提升国家经济安全与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3. 开展国际规则的压力测试：海南是对接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的“试验场”。与新加坡等国际枢纽的互动与竞争，本身就是测试中国制度型开放成果、查找差距、不断完善的过程。 4. 推动产业与供应链系统性升级：封关政策旨在驱动产业升级与供应链升级同步进行。通过吸引高端要素和优化物流组织（以洋浦港为代表），推动区域产业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并构建更具弹性、效率和竞争力的现代供应链体系。 5. 构建南北呼应的开放体系：通过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动，国家旨在构建一个南有“大湾区-海南”开放双引擎，东有长三角，北有京津冀的全面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海南与香港、深圳的互补，是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在南部中国的战略衔接，共同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六、未来展望：亚太新三角与内部双枢纽格局 综合来看，未来的亚太区域经济与物流版图将呈现一个多层次的动态格局： 对外“亚太新三角”：在新加坡（全球枢纽）、海南（区域产业与供应链枢纽）、香港（全球金融与专业服务枢纽） 之间，将形成一种基于新分工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三角关系。新加坡保留其全球网络优势，海南依托洋浦港等枢纽聚焦中国-东盟价值链整合与双向物流组织，香港则强化其超级联系人角色。 对内“双港双城联动”：在中国内部，香港-海南作为“双自贸港”，深圳-海南作为“科创产业-开放政策”CP，将形成深度绑定的命运共同体，并通过产业与供应链的升级联动，共同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 总而言之，海南封关的深远战略意图，是以最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为引擎，驱动系统的产业与供应链升级，对内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家开放“双引擎”，对外重塑亚太区域价值链并保障经济安全。洋浦港作为兼顾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双向物流枢纽，是这一战略的核心承载者。 其对新加坡港的分流效应，以及与香港、深圳的互补效应，是这一宏大战略一体两面的具体映射。这是一场由规则革新驱动的结构性变革，它通过改变区域内的价值创造、分配与流动逻辑，最终将重塑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中国内部的经济与贸易地图，为中国在新时代的全球竞争中奠定关键基石。

🌸撬动消费的关键还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既增加多数人的收入，又改变蛋糕的分配方式，解决当前多数人的后顾之忧，才能真正刺激消费，实现国内消费内循环的良性发展。 🌸从经济预判分化到世界经济的“分裂”，当下形势复杂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各主要经济体救经济“有心无力”，世界经济长期处于探底状态。其中，市场周期、反市场化、再市场化、科技革命四个维度构成了判断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坐标。而逆全球化大潮、地缘冲突、国家权力更替等八大变量则成为支撑世界经济结构探底的主轴。未来激活世界贸易增长的逻辑或许还是“大乱方能大治”。 🌸俄乌冲突爆发前夕，俄罗斯几乎已经走入战略困局：经济上，寡头向西方提供俄罗斯廉价能源，西方通过寡头向俄罗斯提供工业装备、大宗商品、奢侈品，资源与财富集中在寡头手里和西方搞外循环，创造就业和财富；地缘上，北约在欧洲通过先后五轮东扩，已经将自身覆盖范围拓展到波罗的海三国等苏联加盟国，兵锋抵到俄罗斯的“胸口”。 🌸美欧主导的对俄制裁，反而一定程度上又促使陷入“能源陷阱”的俄罗斯资本流向制造业，让俄罗斯“越打GDP越高”，这反而是普京的“意外之喜”。 🌸中国的债券也将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主要对象，为用国际资本“化债”创造了条件。总之，大国红利的精髓是用更大的视角、更大的战略发现更大的空间来解决国内的困难。 🌸2025年是中国周期性问题筑底在望的一年。毕竟，从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到房地产、地方债等政策不断调整优化但效果有限，种种迹象表明，2024年筑底的底色开始显现。 🌸变局时代，应对中国经济难题的关键是从周期性调整转向结构性变革，而这难以一蹴而就。当下也只是打破了旧格局，却还没有形成新秩序。这也就命定了，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还将持续存在。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正处在承前启后、爬坡过坎的关键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3%—5%的中低速增长，同时也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速不像以前那么高，但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给了中国经济不可限量的想象空间。 🌸把握精兵简政的历史机缘。当财政收入负增长、各种债务剧增、行政办公经费锐减时，实质性的改革条件就成熟了，倒逼体制改革也水到渠成。道理很简单，财政供给吃力时，较为合适的办法就是动重新分配的脑筋。 🌸瑞幸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不是向外索取，而是向内变革，在低迷的外部形势中以低价、新品、品牌联名、明星代言等为抓手，不断创新与突破。 🌸在零工经济下，退休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止工作”和“开始休闲”，而是工作与休闲混合的延续，是一种更加流畅甚至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 🌸解决就业问题，不仅能以零工经济化解失业危机，在此过程中，还能将青年群体思想转化的风潮与构筑新质生产力相结合，挖掘更多的就业空间。 🌸一言以蔽之，零工经济和社会经济将有的放矢，填补国家经济与市场经济难以填补的沟壑，因而既是普惠的，又兼具历史发展的延续性，还代表着引领性、创新性的思想突破。中国经济制度由于内置着社会经济的底蕴，更有可能率先利用社会经济化解失业危机。 🌸感恩遇见

一本解析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形势的书，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地缘冲突频发、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本书以其特有的视角和深入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国内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世界经济正处于两个繁荣期之间的过渡期，上一轮繁荣的动能已显著衰退。 中国经济亦面临结构性脆弱，但通过调整经济结构、顺应科技文明、切换发展动能，中国有望在经济结构性筑底中化危为机。

进阶思维（2025/117） 国际形势在人为因素的加持下，越发剑走偏锋。2025年将是科技跃迁与行业重塑的分水岭，新能源、人形机器人、6G、脑机接口、芯片与AI。 我们对未来总有太多的期许，无处不在的摩尔定律。 世界态势与中国方向在新科技的赛道中开始并行。2025年2月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再释放市场信息，金融行业缓过一口气。 在外，美国有意反市场化，却忽视了市场经济内在逻辑。干预之手已经频繁打破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其内部硅谷由AI新技术市场化释放出的经济价值大爆发，竞争也越发白热化。 DeepSeek于‌2025年1月‌的开源引发美国资本市场连锁反应，2025年1月27日美股交易时段，电力巨头Vistra Corp股价下跌21%，英伟达单日市值蒸发5890亿美元，创下美国上市公司单日市值损失的纪录。 AI进入科技文明主战场，“技术-市场-政治”，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蝶变。 中国经济结构性筑底：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深化制度改革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贸、投资、消费，中国外贸格局演化：出口伙伴在变、出口产品在变、地区结导构和企业类型结构优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扰动因子也要遵循长期规律，利益为向，资金绝对理性。 >>中国从计划经济“半道”拐弯到市场经济，还处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向来玩的是“政府+市场”的“二人转” 。 以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结合为核心的混合模式，与西方的‘纯’自由市场经济不同，（西方认为‘政府干预’与‘市场效率’是对立的），而中国模式，政府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引导者，既不是计划经济中的全能政府，也不是西方的‘最小政府’。这便是作者此处所说的 “政府+市场”的“二人转。 >>20世纪90年代四大行的不良资产率一度高达20.4%，几近将国有银行系统推向破产边缘。周小川曾披露，后来剥离的坏账有50%是各级政府行政干预导致，30%是为支持国有企业，剩下的20%才是银行自身经营造成的。 中国股份制改革，不良资产实行‘坏账捆绑+打包处置’，配合财务重组、注资、引入战略投资 股改和上市，一系列组合拳化解了四大国有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黄奇帆《结构性改革》书中有详细论述，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结构性改革。 ■ 超级国债与地方化债 忽略了“债”的基本属性（偿还本质和经济周期的约束），寅吃卯粮等房地产经济开始收缩，地方财政的现金流“造血”能力下降，此前依赖土地财政和基建形成的内债（如城投债、专项债）失去支撑，表内的平衡被打破，债的压力让地方不堪重负。 而地方化债能力各有不同，关键看债务规模是否在经济承载力范围内、是否有配套的风险缓释措施。相比外债，政府确实有更强的调节工具（如债务置换、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引导金融机构展期等）。 若内债投向能产生长期收益的项目（如产业升级、民生基建），可通过未来经济增长覆盖债务。但如果债务多与房地产绑定、投向低效领域，才会在行业收缩时集中暴露风险，也就是“忽略债的基本属性、寅吃卯粮”即问题根源是对债务属性和风险的漠视。这也是为何有的地方压力可控，有的地方不堪重负。 地方的账要地方平，地方的项目投资需要结合当地的综合资源考量，‘抄作业’的时代已然过去，要引导做到经济活水在宏观环境的判断下，要敢为人先，眼光要准，对债要有清醒的认知。为宏大目标而举债经营的多关注中长期能否实现投入产出、闭环式的还贷，而非短期运营中的GDP。 >>信用货币时代一个以内债为主的政府，能把杠杆撑到何种程度，并没有理论上的天花板。 这句话适用现行所有币别。 >>央行先喊话警示，后公告借入国债，再临时逆回购，以连环招压制债市“高烧”，同时稳住人民币汇率。因为国外头号扰动因素就是美联储是否降息。不管美国金融是扩表还是缩表，都将直接影响世界的汇市、债市。 美元加息他国的资金就会流向美国市场，导致其他国家的汇率下跌（货币贬值，美元升值），债券市场下跌。另，为了留住资本、缓解汇率贬值压力，他国可能被迫跟随加息（或至少不能降息），而利率上行本身就会直接导致存量债券价格下跌（新债收益率更高，旧债吸引力下降，价格必然下跌）。 梳理一下：美元加息→资金流向美国→他国汇率下跌、债市下跌，是美元周期影响全球市场的核心传导链。 另外，“利差倒逼本地利率调整”后，能更完整解释债市下跌的双重压力，也进一步印证了原文中“美联储政策是国外头号扰动因素”，（上下文结合）“央行需连环出招稳债市、稳汇率”的必要性：因为央行的逆回购、借入国债等操作，本质就是通过调节市场流动性、引导利率，对冲资本外流和债市下跌压力，同时缓解汇率贬值预期。 金融无限，是吹出来的资产泡沫。量化宽松也需要警惕的流动性陷阱。 ■ 楼市回归市场与兵分两路，楼市迎来结构性演化： 第一，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 第二，城市间的结构性分化 第三，一手房与二手房之间的结构性错位。（第三存在套利空间） ■ 招商变天与园区谋变 招回来的，还不自己育出来的。科技招商与传统模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更注重“引智” 。搭配是产业链升级，向科技创新领域发展。全产业链发展，龙头带动地方经济。 >>产业规划须立足已有的产业基底以及未来发展潜力。 股权投资，而非债权投资。深度参入治理，引导产业布局，推动产业链集聚，财政作用优化税基，带动产业链发展。 现实案列就是合肥模式之蔚来。现在蔚来的表内亏损是有形的，表外带动地方经济活力是无形且长远的。 东部园区“无地可用”的核心矛盾是政策与市场的错配。 ■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我们国门打开随时欢迎到一个成熟的全产业链制造国，而面对终端消费市场的打压，果链外迁，是开始，不是结束。既然能全部迁到印度去？为什么不把IPHONE17的广告也都多多投放到印度市场去？踩完一脚，再笑嘻嘻的卖产品给你。（所以要支持国货） 当地时间9月4日，库克在白宫被特朗普‘点名’到，未来四年苹果将向美国公司和供应商投入6000亿美元。 ■ 新大陆与新机缘 >>当不断积聚的风险打破全球地缘、经贸、产业平衡，中国企业为海外经营重新谋篇布局就变得尤为紧迫，如何平衡当地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利益，如何根据当地政策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经营策略，如何实现共赢变得更加重要。 在细微变化中敏锐的捕捉到对方布局的意图，把危机扼杀在摇篮中。比如李嘉诚出售港口。 “中美贸易差异定位说”回到外贸的“纯真年代”？ 只能以强止战。在国际关系中并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之说，尚武精神是一定要有的，有追求和平的心，但也不惧一战。 告诉世界阿尔斯通的案列会有另一种结局。（法国政府当年不给力） >>摩根士丹利在《中国消费2030展望》报告中预计，下一个十年，中国消费市场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服务类消费将超过实物类消费，其预计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将从当前的45%提升至52%，年化增长率为9.2%，超过同期实物类消费6.7%的增长率。 经济总量增加，储蓄存款增加，拉动消费让市场活络，从服务消费开始，实现升级。 简单来说，花钱就好了，大家别存了。人始终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各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原始动力。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台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经济活动以人为中心，需求、供给、生产、消费。 >>中国有14亿人，就相当于有14亿台发动机。 完 2025.09.20

探寻中国经济新密码——读《中国经济2025》有感 在经济发展浪潮风云变幻的当下，《中国经济2025》宛如一把钥匙，为我们开启了洞察中国经济走向的大门，让我对当下经济发展态势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收获颇丰。 这本书以独特视角深入剖析中国经济，从宏观层面看，它精准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脉络。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依然展现出强大韧性。就拿2024年来说，全年经济运行虽有起伏，但在中央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下，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楼市和股市趋于活跃，市场预期明显改善，主要经济指标回升向好 ，预计全年经济增长5%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30%，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之锚。这背后彰显的是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庞大的经济体量、广阔的市场容量以及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支撑着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是书中的一大亮点，也让我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澎湃新动能。近年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科技创新成果频出，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1位。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程中，高技术产业增势良好，传统产业也在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稳步迈进。绿色低碳转型更是成果斐然，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超过12亿千瓦，提前6年兑现国际承诺，我国还成为全球首个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000万辆的国家。这些成就绝非偶然，是长期主义的胜利，是科研人员“一天当作两天用”拼出来、“一滴汗水摔八瓣”干出来的。就像许多新兴企业，前身是传统企业，在不断创新中实现转型升级，传统产业的深厚底蕴为创新提供了土壤，而创新又为传统产业赋予新活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 改革与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翼，书中对改革开放的阐述让我感触良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全面部署，30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有序推进，从延迟退休改革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国企改革到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加快，改革的步伐坚定有力。在开放方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外贸出口展现强大韧性，实施单方面免签等主动开放措施，外国人来华经商旅游明显增多。开放不仅让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也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当然，书中也不回避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压力以及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等问题依然存在。但我们拥有坚实的基础、众多的优势、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潜能，只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精准施策，定能把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 读完这本书，我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之路虽有坎坷，但前景光明。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立足本职，为经济发展添砖加瓦，也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携手共进，在科技创新中突破，在深化改革中前行，在扩大开放中拥抱世界。相信在各方努力下，中国经济必将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创造更多辉煌。

底【2025 75】 从2018年起，王德培系列第7册（仅限于我读过的），一年一册，像罗振宇的《时间的朋友》，如约而至，默默陪伴。 主题是筑底，加个定语就是结构性筑底，筑底有前提，就是经济下滑期，或者好听一点，叫增速缓慢，下滑也不是无脑唱衰，要面对现实，在我印象中老百姓口袋里最充实日子过得最有底气的时期是在10年前，但客观规律就是撑到了就要缓一缓，按照王德培的说法，目前正处于两个繁荣期之间的过渡期，旧基建和房地产靠不住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便需要新的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全力抢占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等科技红利与数智高地。 深化改革提了很多年，也确实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卓越成效，例如国企改制与提升，科技和产业创新，营商环境，生态环境质量以及卫生教育等方面，都有一些进步，但是否可以再深一点——那种解剖、探底的深，在破与立的动态失衡中，寻找新的稳态，新的供需关系是什么，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应对，这都是筑底的实质意义。 众所周知，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三样”增长迅猛，但其总体经济规模与传统房地产及其产业链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如何进一步开发海外市场，让技术成果走出去，换回实惠反哺国内市场，在众多经济学者眼中，是一个最立竿见影的方法。 最深的“底”构筑得有多坚实，将最终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能走多远、攀多高，我们需要更主动的实践，而这些实践往往体现在具体的矛盾、博弈与阵痛之中，它不可能是平滑的，但美好一定是可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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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世界，真说不清。到处有冲突，全球化也在往回倒，技术换代越来越快——各种事搅在一起，全球经济都不太踏实。 中国作为老二，日子也不轻松：增长慢了，新旧动能正在交接，结构上的问题也一个个冒出来。这本书《中国经济2025：结构筑底 化危为机》，倒是挺应景。他眼光准，把转型的路线和危机里的机会，说得挺透儿。 咱得承认，中国经济眼下确实有点“结构上脆弱”。书里说的“三维挑战”，挺戳中要害的。你看，一边是太多行业产能过剩，从传统制造到新兴领域，大家挤在一片红海里；另一边呢，制度、要素市场这些基础的东西又供应不足，拖住了经济的活力。这种拧巴状态，正是我们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过的坎儿。 再说产业，新技术对老模式的冲击真是挡不住。数字经济起来，不只是生意形式变了，连就业结构都不一样了。AI、自动化一普及，很多体力活甚至一部分脑力活都被替代，社保、就业政策都得重新琢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政策有时候有点“随机”。王德培说，应景的政策能救急，但市场主体老摸不准下一步会怎样，心里没底，自然就保守了。这也反过来让经济压力更大。 不过，他提醒我们别被短期波动吓住，得看清底层的结构变化。中国经济的底子还在——潜力、韧性、回旋余地都很大，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完整度就是证明。全球创新排名在往上走，二百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新三样”卖到两百多个国家……这些都不是虚的。他把现在的调整期看作“两个繁荣期之间的过渡”，是从旧动能转向新动能的必经阶段。 那怎么办？书里说，光搞周期性的刺激不够了，得来真的——做深度的结构性改革。他提了六个方向，我觉得挺系统： 比如制度型开放，不只是对外敞开大门，更是用国际规则倒逼国内改革，让我们的市场环境、法治水平接轨国际，同时也把中国标准推出去。 还有，真的要回归市场经济。减少政策的“离散度”，让市场说了算，给民企稳定的预期。 新质生产力这块，直接关系到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既要靠举国体制，也要靠市场活力，这平衡不好拿捏。 “复式经济均衡”这个提法挺有意思。咱们一直是“大政府+大市场”，怎么找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那个度，是接下来改革的关键。 另外，还得提前布局社会层面。技术性失业难免，早点建设能吸纳就业的社会企业体系，算是未雨绸缪。 最后是大国红利。中国今天在全球的位置不同了，怎么把市场规模、产业链优势变成持续的竞争力，同时担起该担的责任，需要真正的战略智慧。 这对咱们普通人也有启发。投资上，过去那种“大水漫灌”式的机会少了，未来得看结构性的机会。说白了，就是紧跟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消费升级、数字经济这些实在的赛道，找那些有真技术、有好模式、能持续创新的公司。至于那些还依赖老模式、没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得小心了——时代在变，各行各业的游戏规则也在变。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2025》想说的是：眼下这些困难，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所以解决也得从结构入手。王德培的判断其实挺实在的——中国经济正在“结构筑底”，过程难免痛苦，但熬过去，就能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增长。 对我们每个人、每家企业来说，这本书的提醒很直接：在这个变得飞快的时代，长期主义和结构性思维才是硬道理。看懂了经济结构在怎么变，才能更好给自己定位——找工作、创业、投资，都是这个理。 前路肯定有波折，转型的阵痛还得持续一阵。但就像书里说的，每一次深度的结构调整，其实都在为下一轮繁荣埋下种子。这么看，“结构筑底”不只是个经济概念，更像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 明白这一点，咱们才能在复杂的环境里稳住神，在短期波动里看到长远趋势，在危机里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机会——这大概就是这本书给咱们最实在的启示了。

《中国经济2025：结构筑底与化危为机》。 利用3个半晚上，把这本与时俱进的书读完了，这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书。王教授为我们拨开全球经济迷雾，揭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密码。 一、世界的困局与中国的破局 “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下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刻： 1. 逆全球化浪潮汹涌 2. 地缘冲突此起彼伏 3. 旧产业衰退与新产业青黄不接交织成网。 不过危机中藏着转机——世界经济正处于两轮繁荣期的过渡带，而中国正在用“结构性筑底”架起通往未来的桥梁。 就像2024年ChatGPT引发的AI狂潮，中国却用DeepSeek打破技术垄断，这背后是科技创新的“大国红利”，2025年，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将重构全球产业链，而中国已悄然卡位。 二、四把钥匙：打开逆势增长之门 中国经济的“破局四重奏”： 1️⃣ 制度创新：从政策工具箱到系统化制度安排，让“中国模式”更具韧性； 2️⃣ 超级工程：南水北调、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既是经济压舱石，更是技术试验场； 3️⃣ 产业蜕变：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不再“单兵突进”，而是形成生态协同，稀释传统产业风险； 4️⃣ 企业出海：从“世界工厂”到“全球方案解决者”，中国企业正用高铁、5G打开新航道。 三、转型之痛与重生之光 “所有经济奇迹，都是痛苦转型的奖赏。” 1. 房地产阵痛期可能持续3-5年，但“软着陆”后将释放万亿消费潜能； 2. 人口老龄化倒逼银发经济崛起，医疗机器人、智慧养老已成新蓝海； 3. 碳中和不是负担而是机遇，中国光伏企业已掌握全球70%核心技术。 中国经济像竹子，表面生长缓慢时，地下根系正疯狂延伸。2025年的“结构筑底”，正是为下一轮爆发积蓄能量。 四、普通人如何搭上时代列车？ 书中藏着三个“财富锦囊”： 1. 关注“新基建+”：5G基站不只是信号塔，更是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的神经末梢； 2. 拥抱“技能复利”：人工智能淘汰的是岗位，而非能力——数据分析、创意设计永不过时； 3. 布局“安全资产”：黄金与国债是动荡期的避风港，而优质企业债可能带来超额收益。 中国是政治经济，看懂政策比盯盘更重要。“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乡村振兴、数字中国等战略将释放政策红利。 “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成功。”在不确定的世界，做确定的自己。 “2025不是终点，而是新文明周期的起点。”*愿我们都能在这场变革中，成为破浪者，而非观潮人。

26）二是产业结构的新旧替代冲击。因为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数字经济几乎打得传统产业措手不及，从淘宝到美团，消费全在网上买，以致实体商店纷纷倒闭。不仅现金钱包被扫码支付取代，直播带货替代门店渠道，企业大搞数字化转型，以致商业写字楼都没了用武之地。在全国范围内，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商业写字楼空置率不断上升。例如，根据CBRE世邦魏理仕的报告，望京SOHO的空置率从2024年初的40%上升到2024年6月的43%，瑞虹企业大道项目空置率达到47%，武汉财富中心的空置率达到39%。特别是AI和机器人的使用，让越来越多工厂无人化，不仅解放人力，从ChatGPT到大模型等更在解放脑力。从传统实体到虚拟经济，从替代工人到替代知识分子，就业市场出现结构性逆转，拖累GDP增长。相关方面需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失业浪潮做好预案，而非跟随市场追逐经济浪潮。 27）追根究底在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落差与切换，让西方无所适从，以致在预判中国形势时刻舟求剑。近几百年来，西方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所开启和领导的市场经济、数次工业革命、互联网科技以及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提升了效率，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到了今天，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美国跌入产业空心化、金融虚拟化的深渊，西方300年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相较之下，中国从一穷二白成长为如今能和美国掰手腕的国家。对此，尽管时代的小船已驶过连绵不绝的万重山峦，西方学者教授们仍停留在旧时代的两岸不停地啼叫，极度留恋美国巅峰时期的光辉岁月及其意见领袖的身份，试图在对中国经济形势“指点江山”中寻求获得感。如此一来，自然是讲不清形势的。 28）其一，系统性挑战是指整个全球经济系统面临巨大风险，例如通货膨胀、全球产业链脱钩断链、地缘政治抬头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如此，在世界经济坐标中，中国“一枝独秀”​。从增量看，国家统计局2024年7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虽有所放缓，但经初步核算，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GDP依然同比增长4.7%，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美国2024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欧元区2024年第二季度GDP环比增长0.2%）​。从分量看，2024年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使其他经济体的产出水平平均提高0.3个百分点。 29）其二，周期性挑战是指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时期因过度扩张而带来的周期性威胁，包括产能过剩、需求收缩、高负债等。对此，政策调控的本质是“左平右衡”​，不断围绕着均线上下波动，使各种偏态和失衡尽可能向均线回归。就此而言，如果说2024年是中国周期性问题普遍加深、探底的年份，经济走出了进二退一、波浪式发展的复苏曲线，那么整体来看，2025年是中国周期性问题筑底在望的一年。毕竟，从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到房地产、地方债等政策不断调整优化但效果有限，种种迹象表明，2024年筑底的底色开始显现。 30）其三，结构性挑战既包括从“大基建+房地产”到“科技创新+数智经济”的新旧动能切换，也包括经济发展长期采用投资和债务驱动、人口的总量见顶与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投资过剩与消费不足错配等结构性扭曲。这意味着，变局时代，应对中国经济难题的关键是从周期性调整转向结构性变革，而这难以一蹴而就。当下也只是打破了旧格局，却还没有形成新秩序。这也就命定了，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还将持续存在。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正处在承前启后、爬坡过坎的关键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3%—5%的中低速增长，同时也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速不像以前那么高，但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以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给了中国经济不可限量的想象空间。 31）其一，货币政策应对周期无效后，倒逼财税改革正逢其时。降息保房、印钞稳资、让利实体、通胀救国……货币政策善巧方便，或解一时之需，但治标不治本。例如，为保楼市，截至2024年10月21日LPR下调了三次，第一次是2024年2月，5年期以上LPR下调至3.95%；第二次是7月，5年期以上LPR下调至3.85%；第三次是10月，5年期以上LPR下调至3.60%。经历三次下调后，如今的5年期以上LPR累计下降了60个基点。然而，楼市面临的是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问题，早已不是缓解楼市流动性资金紧张所能解决的。更关键的是，从资金空转，无法传导向实体部门，到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货币传导机制日益失灵。殊不知，中国不缺钱（M2突破300万亿元）​，缺的是能给企业带来高额回报的产业。而且，财税改革直接关系到内需动力，这不像是外贸，其他国家很难从中作梗。由此，放眼未来，货币政策失灵愈演愈烈，财税改革出台的紧迫性越来越强。 32）其三，从外贸困局到“内卷”加剧，内外双重夹击将加速新质生产力的问世。对外，从全球产业链脱钩断链，到俄乌冲突等地缘冲突加剧，中国外贸形势持续复杂严峻。对内，由于中国尚未完成产业升级，多数产业被迫在饱和市场中“内卷”​，​“宁愿亏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内外双重夹击之下，不确定性成为发展中的常态。由此产生的衍生效应是，若不想被时代抛弃，就只能不断自我革新和进化，推出更具差异性、颠覆性的产品，结果带来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例如，无尽“内卷”的核心优势就是迭代速度极快，在“卷”出来的行业前瞻性思考中，把同位阶上的国际对手“卷”得无利可图乃至退出。像光伏行业，在中国，从规划产线到投产，只需要不到半年的时间，但在欧美国家可能需要两年。恰恰是这些在中国式“内卷”中“卷”出来的企业，构成如今中国光伏、新能源、锂电等产业强盛的局面，无怪乎有言论称中国式“内卷”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尖刀”​。 33）其四，量大面广的失业问题将加速“三元经济”的到来。山东、上海等十多个省市集中宣布“收缩编制”​；伴随出生率下滑，幼儿园濒临倒闭，教师面临降薪失业；文生视频模型Sora一出，视频编辑、导演、动画师开始失业……失业冲击如此汹涌，社会依旧稳定，主要原因是年轻人基本背靠父母维持生活，以及外卖员、快递员等就业蓄水池在缓冲。问题是，僧多粥少之下，就业蓄水池逼近饱和。例如，在各地发布的文件中，网约车单车日均接单量不足10单。前所未有的失业潮正倒逼社会经济加速到来。养老、教育和医疗将是社会经济打头阵的重点产业，也将进一步成为孕育社会企业的肥田沃土。届时，引领未来的将是由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社会经济共同构成的“三元经济”​。市场经济强调自由竞争，国家经济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兜底社会漏洞，三者最终三足鼎立，但又彼此关联。 34）未来需要协调政府和市场的界面，既要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让股市房市等退出“政策市”​，对某些“伪市场化”领域进行市场化再造；又要补市场经济不足，比如在芯片、AI等市场竞争性领域，一旦上升到国家博弈，也需要国家经济介入为之保驾护航。就此而言，不止于国计民生，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也需要建设新型举国体制。尤其是国企与民企的诸多不公平，包括国资保值增值与科创高风险的矛盾等新难点，都将倒逼国企改革迭代，从管资本到管战略、管功能，孕育新国企去落实国家战略意志。五是提早布局社会经济。随着科技浪潮势不可当，就业问题将前所未有地爆发。不仅仅是机器替人浪潮，AI和ChatGPT对各行业的“格式化”​，将量大面广地“绞杀”白领和知识分子。这已非周期性的常态失业，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面市场出清，连公务员等“铁饭碗”都将被砸。以此看解决就业，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国有经济，都将显得杯水车薪。​“中国经济”系列图书早年就提出“三元经济”​，即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社会经济。市场若失灵，就由政府出手，以国家经济弥补市场经济不足，但国家也无法大包大揽，需要社会兜底，发展社会经济填补国家经济的不足。 35）在20世纪末外界普遍看空中国时笔者就提出中国将以“5+1”动力（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房地产、资本金融+改革开放）进入起飞期。20年后在中国经济拐点论再出江湖时，笔者再次坚定提出“6+1”新动力（大基建、后工业、新能源、新三农、数字化、绿色化+世界经济安全岛地位）[插图]将支撑中国经济再飞30年。中国已登上世界舞台中央，正享受大国红利，从超大市场规模到全产业链的国际影响，都提示下一步中国将面向全球积极出海，把握好全球产业布局，进而利用好超级红利。同时，中国又要承担大国的责任义务，不管是社会扶贫与环境保护，还是促成中东和解的斡旋，推进全球合作治理，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36）三驾马车”之变变局时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外贸、投资、消费都迎来结构性调整与变革。具体来说，第一，中国外贸再难延续经典市场经济逻辑，也难遵循单一向度的政治逻辑，而是要进入政经融合的新境界。第二，中国消费水平不足，追根究底在于，居民收入在GDP构成中占比过低。而比钱从何而来更重要的是消费时代变了魂，还需吻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逻辑。第三，后工业社会，投资拉动型经济的背景变了，由此，中国投资结构转向以内涵和质量为主导。展望未来，在此结构性转变过程中，三者之间也并非割裂，而是有机融合在一起。 37）从支出法核算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是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这三者形象地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所以会选择这几大指标，主要是因为它们直接关联国民经济账户中的最终需求部分，也就是GDP的构成项——消费是最稳定的增长来源，通常占GDP的较大比重；投资通常预示着未来产能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净出口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和国际市场的需求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以“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为支撑。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资本驱动增长模式接近尾声，以及城市化不断推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上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波动上升。汇融研究数据显示，从2014—2023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4.32%，占比超五成，对经济增长的平均拉动点为3.55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0.19%，占比超四成，对经济增长的平均拉动点为2.17个百分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51%，占比最低，对经济增长的平均拉动点为0.25个百分点。 38）第一，从国别来看，东盟出口份额超过美欧，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伙伴。过去多年来，中国出口额的七成流向发达市场，美欧是中国前两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发达市场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不足50%，取而代之的是亚洲、非洲、南美洲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3年，东盟连续4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欧盟、美国则降至中国第二、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从商品结构看，中国出口产品整体从低端向中高端转变。工业贸易呈现“高技术化”​。拉开2023年中国出口产品清单，汽车及零配件、新能源电池、光伏产品、船舶成为出口增速最高的产品。同时，新业态、新模式动力强劲。前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亮眼，后有“跨境电商+产业带”出海，夯实智慧供应链体系，重塑世界格局。 39）从宏观层面透视，市场经济已不能作为经济模式的主体而存在，​“三元经济”将是大势所趋。同理，在中观层面，贸易再难延续此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逻辑，也难遵循单一向度的政治逻辑，而是要进入政经融合的新境界。就此意义而言，各国在经贸版图中的相对位置因变局而破局——过去市场经济逻辑主导下，发达国家处于三链中高端、后发国家被锁死在中低端的结构已然松动，谁率先进入政经融合的新境界，谁就将杀出重围。在此背景下，中国外贸面临的是量这个维度的整体性挑战、质这个维度的结构性机会，关键是驱动政经融合，打开一个新的量、质增长空间。一是向内引导大市场，拉动内外两个市场循环。二是向外融入区域化经济合作进程。三是借技术颠覆性力量，以数智化对经贸壁垒釜底抽薪。 40）总之，在全球脱钩断链频出的同时，中国如何实现与世界经济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这不仅需要大智慧，来形成中国与世界科技、产业、金融、贸易、投资之间的相互纠缠、深度合作，更需要大改革，在制度、法律、政策、舆论之间形成相互联动、深度对接。这考验勾兑融合的能力，也内置着中国外贸从线性到多元化的演化趋势：其一，从传统外向型经济转向更加注重内外市场循环发展；其二，贸易伙伴从单点核心（主要围绕美欧需求）​、扁平式结构转向发展中国家的更广泛、多层次结构；其三，贸易产品从以数量扩张为主转向更加注重质量与效益的提升。 41）一方面，消费理念从“消费升级”到“消费左移”​，总之就是大家越来越在乎性价比。另一方面，消费倾向从“物质意义”到“情绪得人心”​，年轻人在为“情绪价值”买单这方面似乎越来越“野性”​。快节奏的社会发展让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想要感受慢下来的“生活”​。看演出、刮彩票，或去寺庙请取“十八籽”……看似花起钱来毫不犹豫，实则是为这些行为带来的极大精神满足感买单。 42）换言之，消费时代的转变是经济从高速向高质转型的重要一环。过去传统工业经济背景下强调“三驾马车”规模增长的发展逻辑已不再适用于当下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无论是传统的GDP统计，还是以“发钱”为主的货币政策，都难以涵盖和量化因消费模式变革所孕育的体验经济、数字经济、虚拟经济等众多新生领域。高质量的发展将不再以单纯的增长为目标，而是强调深层次的事物升级、社会主要矛盾的调整以及人民多维度的生活需求。未来，更应关注结构而非总量，利用新趋势下的消费生态激活更大的经济闭环。就像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其实是一段在宏观经济层面特别让人难受的时期。但细细探究会发现在这三十年中，日本的有些产业快速发展，例如，2024财年，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营收突破3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而且自上市以来的30年间，该集团销售额更是增长了400倍。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这些行业、赛道和公司之所以依然能发展起来，是因为结构在起作用，而不是总量在起作用。 43）第一，从老基建空间小到新基建概念多，基建投资结构变迁面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过去，传统基建解决了物、人的连接与流通，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基础。经过多年持续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机场、铁路、公路、水电气网等一大批基础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已经形成，部分供给甚至都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但在现有投资结构下，公共服务投资空间在收窄，公共服务供给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而今，新基建的“新”在于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不仅重在解决数据的连接与流通，还关乎自动驾驶等颠覆性技术落地所需的数智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换句话说，以5G、AI、数据中心、太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将引领国家新旧动能转换和新一轮产业革命，进而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其基础地位决定应适度超前建设。 44）第三，一手房与二手房之间的结构性错位。颇为典型的便是一手房与二手房房价倒挂明显。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对一手房实施了限价政策，一旦价格设定过高就无法从住建部取得预售许可证；而二手房方面，虽然政府对买卖资格有限制，但是由买卖双方约定价格交易，价格的升降幅度自由得多。简而言之，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更多是针对新房的，这就造成了一手房相当于实施的是计划经济模式，二手房套用的是市场经济模式。原本，政策的初衷是抑制房价非理性上涨、稳定房地产市场，限价也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一手房与二手房之间长期存在的巨大套利空间，又让限价政策适得其反。 45）第四，过度金融化难以维系，房产正在逐渐失去其金融属性。过去，房产往往被视为一种理想的投资工具，其价格不断上涨，使得购房者可以通过房产投资获得丰厚的回报。因而，在卖方与买方两个市场，房地产都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金融产品。然而，随着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加大，房产的金融属性逐渐减弱。一方面，限购、限售等政策限制了房产的流通性，使得投资者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资金的快速变现；另一方面，房产税、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的增加也加大了购房者的负担，降低了房产的投资回报率。发展至今，与金融化地产形成对比的是，实体优质资产受到市场热捧，抄底优质房地产的动作一直没有停下来。例如，继石油炼化、新能源汽车、文娱、新科技等领域后，精明的中东土豪又瞄准了中国地产业。 46）第一大基本变量——房地产的需求方变了，房地产市场的总量结构变了。房地产的需求在两端，一端是投资炒房，另一端则是刚需。然而，当下这两大需求空间都在缩窄。就拿刚需来说，刚需主要看房地产市场总量供需和人均居住面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国内家庭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1.76平方米，平均每户居住面积达到111.18平方米。而城市、镇、乡村的存量房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分别是34%、23%和43%。也就是说，将近一半存量房在乡村，所以这个“人均41.76平方米”居住面积在一定程度上要打折扣。由此，从居住属性来说，房地产未来的机会更多来自居住改善。国内的住宅虽然是70年产权，但基本按照50年使用寿命设计，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商品房使用超过50年后，就得进行房屋结构的可靠性评定——要么对房屋进行强制“修缮”​，要么房屋成危房不适宜再居住。此外，据原中国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国约有3亿新市民，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如商业办公楼、街边小店、建筑工地。3亿新市民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也是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支撑。 47）殊不知，伴随结构性演化，中国房地产需要的不是在原有框架内小修小补，而是方向性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短期、周期性的，而是长期、趋势性、根本性的转变，房地产亟须在国民经济中重新定位，在兼顾拉动内需的前提下回归民生优先的社会目标。说到底，主导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权重需要下降，市场权重需要上升。从宏观角度来看，房地产一头连着百姓民生，一头连着庞大产业链，政府调控不能算错，但这也导致市场各方都在观望，揣摩政策的导向，房地产市场的走向倘若都是由政策来驱动，那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便无法在地产行业中落实。要给予市场稳定的预期，便要求以长期的制度建设代替政策安排，将权力交给市场。 48）总之，中国房地产市场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困局，关键是把基本居住生活需求交给保障房，把商品房建设的任务交给市场，形成“保障的归保障，市场的归市场”格局。从“两手房”切换到“两类房”​，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是趋势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如果说“两手房”实质是需求引领下的粗放增长，那么“两类房”实质是推动房地产业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再定位，回归民生优先的社会目标，兼顾拉动内需。如此一来，​“两类房”的落地无疑将重塑房地产格局。 49）此外，从土地财政向房地产税过渡是大势所趋，但在城市分化、人口分化等背景下，税制设计的复杂度也前所未有。房地产税征收范围、征收对象、计税依据、税率结构、税收优惠等具体实施细则都需要反复斟酌研究，否则会引发公平与效率的失衡。如果实行普税制，房地产税则主要由中产及以下的收入阶层承担；如按人均或户均扣除一定面积征收，可征收的住房则少之又少，甚至少子家庭、独居老人成为被征税人；如果对第一套房或唯一住房免税，则可能会引发不合理避税现象，如引发离婚潮等社会问题。 50）一方面是产权制度的坎。首先是租购产权同权难。不仅各地保障房体系不统一，有着不同的管理原则，而且中国房地产产权类型太复杂。除商品房外，还有售后公房、使用权房、小产权房、商住两用房等，仅是政策性住房就分限价房、共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军产房，至今仍有部门在分房。其次是两类房背后的教育等公共服务“同权”问题。如2023年4月，深圳光明区教育局发布意见征求稿，在进行名校招生分配时，把商品房排在公租房之后，租房比买房更有入学优势，引发社会舆论争辩。另一方面是保障房制度的坎。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之间的平衡点难寻。在“居者有其屋”的前提下，要把住房的社会功能放在市场功能和经济功能之上。但若政府大包大揽，全盘保障，在可操作性与持续性上很难实现，还会因政策的反向刺激而落入福利陷阱。例如，保障房只能自住，不能交易，那是否可继承？能则可能因保障房终身拥有而引致福利固化，不能则意味着这种财富无法流通和变现。此外，鉴于保障房的微利开发，若是让央企和国企侧重保障房轨道，其自身效益或将受影响，无法完全兜底。 51）由此判断，当今美国大概率已越过峰值，正走在“下山路”上，与之相映照的，是中国的日渐崛起。这两年，对中国经济最大的争议就在于，是否会出现“日本化”​（失去的N年）的结果。坦诚讲，中国当前的确存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趋势。这从通胀率、社会融资、资产价格等数据的低迷上都可看出，但最关键的资产价格崩塌并没有出现。居民、企业虽然呈现缩表特征，但要说他们都追求“债务最小化”​，恐怕言之尚早。结合上述逻辑框架，即使衰退真的到来，中国也远远达不到日本化的程度。日本之所以那么惨，一方面是它主动“硬着陆”​，央行连续加息主动刺破泡沫；另一方面，是它一个中等强国的“大国指数”不足以支撑超级国债。这两点对中国都不构成问题，​“软着陆”一向是政策出发点所在，且中国在1998—2002年与2009年的两轮通缩中，已积累下一套用财政扩张抗击衰退的经验，远非日本可比。 52）统一大市场“干掉”招商办近年来，放眼中国，招商“既招不来，也稳不住”​。这边，留商难的背后是普遍性的招商艰难、同构和“内卷”​；那边，一些“候鸟式”企业极其擅长政策套利，频繁迁徙，仅在税收优惠期内短暂停留，一旦优惠期结束便迅速撤离。三是打破市场壁垒，更趋于自由、效率与公平。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必然要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提高招商的效率与公平性。毕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比政府更接近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和未来不可捉摸的科技前沿。 53）企业：艰难时刻“进与退”的战略纵观全球，在不确定的时代，企业经营面临各种挑战，而亚马逊、可口可乐、杜邦、GE等世界五百强企业都是穿越危机成长起来的。反观中国企业还没有经历过危机的大考。企业家要改变自己的认知和行为，革自己的命，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起起伏伏、有进有退。当大势变了、客户变了，摆在企业面前的困境就是“过去难走出，现实难存活”​。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有自己的“生死劫”​，而企业成长就是跨越一道又一道坎，持续突破成长瓶颈，穿越艰难时刻，成为历经煎熬的伟大前行者。实际上，当下考验的是一个企业在经济低迷期的生存能力。 54）第一，有累积、有实力的企业迎来底部建仓、兼并收购的窗口期。​《基业长青》一书提出一个观点：​“远见，是成功企业的前提。​”当下，不少实力雄厚的企业已经开始产业链纵向整合。赣锋锂业于2024年5月宣布计划以3.43亿美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澳大利亚锂矿公司Mali Lithium剩余40%的股权，为赣锋锂业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TCL作为全球领先的光伏材料制造商，参与了新加坡企业Maxeon Solar的重组和投资，借助其全球品牌与渠道优势，提高国际市场参与度。第二，企业重塑创新生态，协同破解企业、产业发展难题。在科技文明时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跨学科、跨行业的多元协作创新网络，企业的创新焦点从单一系统要素扩展到要素间以及与环境的互动。2023年，安徽新组建的近500家省级创新平台中，89%由企业牵头组建。​“头部民营企业+国家实验室+国际实验室”的协作模式正在积极调动全国科创资源，协同突破底层技术瓶颈，谋求企业长远发展。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创新推出科技成果“沿途下蛋”高效转化模式，楼上做研究、楼下办企业等创新经验已经被推广到多地。 55）诚然，当下零工经济尚未步入成熟期，平台算法的不合理支配、社会保障的缺位、供需错配等问题依然存在。但从较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未来的零工经济是无尽的。一是体现在领域无尽上。当下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行业渐趋满员或许是传统零工经济逼近天花板的信号，但是未来立足于个人技能的定制化服务，甚至是高新技术的研发，或将是零工经济更大的战场。Upwork发布的《2023自由职业前瞻》报告显示，2023年38%的美国劳动力从事自由职业，为美国经济贡献了1.27万亿美元；其中，近一半的自由职业者(47%)提供知识服务，包括计算机编程、营销、IT和商业咨询等；四分之一的自由职业者正在创作有影响力的内容，如直播服务、社交媒体视频、图像或博客等。二是体现在时空无尽上。零工经济不再是一种过渡性劳动，而是立足于个人选择之上的职业安排。这样一来传统的“就业”或是“工作”的含义大大改变，劳动者突破“时间”与“场所”的约束，可以决定自己何时、何地以何种途径参与工作。甚至，在零工经济下，退休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止工作”和“开始休闲”​，而是工作与休闲混合的延续，是一种更加流畅甚至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 56）一来，以“玩”为基础，更多新兴职业或将应运而生，为经济引擎注入新动能。青年更有希望抓住时代机遇，青年通常有着更开放的思维和创新的灵性，更容易感知新事物的应用场景。除此之外，以自由和冒险为座右铭的青年人可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对自己重新定位，发现更多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职业，这些新职业不仅给了青年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更大空间，还将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二来，灵活的就业新方式既能满足新青年对自由时间的渴望，也能刺激其探索创新。未来，社会的工作形式或将改变，年轻人会更倾向于灵活就业，以便能将时间投入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之中。早在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提出，生活在2030年的人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会比生活在100年前富裕8倍，人们会有大量的空闲时间等待消磨。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凯恩斯的这一预言或将在未来实现，青年人在碎片化的时间中或将会迸发出更大的创新潜力。 57）其一，政府端：不以GDP论英雄，在经济指标评定上完善就业增减挂钩的制度性安排。即地方经济发展不再以GDP论英雄，而是采取复合式发展指标，将就业及相关社会风险因素作为地方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就像土地增减挂钩机制推进过程中，允许“三区三州”及其他深度贫困县增减挂钩结余指标由国家统筹跨省域调剂使用。类似地，就业增减挂钩问题上，各地方因地制宜、各行业统筹协作，允许跨地区、跨行业统筹增减，算就业总量的“大账”​。其二，企业端：可以通过“三次分配”让承担“社会经济”的企业注册诞生。由于“社会经济”不以营利为目的，所以必须通过政府和社会采购给订单，由国家乃至全社会的“订单”来保障这部分“社会经济”企业的生存发展。当然，​“三次分配”离不开两大体系：一是激励体系，包括社会道德舆论、税收体系，比如企业税、财产税、遗产税和捐赠税收减免政策等；二是保障体系，需要有一系列信托法律法规、税收、管控等举措对“社会经济”的有效推进予以保驾护航。 58）其三，社会端：以社区、慈善机构等为单位，通过社区微工厂、技能培训等形式，通过引入、招投标等方式，与企业联动，提供丰富多样的灵活用工岗位。将社区公益性岗位作为托底安置大龄失业人员、残疾人的重要途径。再比如，山东济宁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盘活闲置厂房、集体用房，邀请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灵活用工企业走进微工厂，在全市范围建立181处社区微工厂，帮助1.8万人找到就业岗位。一言以蔽之，零工经济和社会经济将有的放矢，填补国家经济与市场经济难以填补的沟壑，因而既是普惠的，又兼具历史发展的延续性，还代表着引领性、创新性的思想突破。中国经济制度由于内置着社会经济的底蕴，更有可能率先利用社会经济化解失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