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集（共十八卷）

这版很棒，之前陆陆续续读过别的几个版本的《资治通鉴》，总体来说，这套书的许多论述是不完全赞同的，其间充斥着太多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即所谓的忠孝礼义。更惶论，作者的道德洁癖在对许多政治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裁剪上蛮春秋笔法的。 即使这样，整套书记载了从战国时的三家分晋，至五代十国的绵延纷争，这千年多的历史轨迹，以一家之言的脉络和文风，实实在在地梳理了一遍。于今人来看，整套书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凭心而论的确瑕不掩瑜。 针对这个编译版本，从个人来说，有两点最为赞赏………… 其一，是文白交替：先铺陈一遍文言，再紧随对应的白话翻译。文言文有其独特的精炼美感，但读者毕竟不是专业人员，中间夹杂的部分文言用语是不太好理解的，通过文言＋白话翻译的交替滚动，不但能让读者清晰理解，还会加深文言典故的认知和兴趣。 其次，翻译准确，截取合理：每次截取一段内容来做编译，基本上是每一段都包含一两个具体的历史故事，而不仅仅只是枯燥的编年体事件罗列，且翻译相当准确细致，对于上下文人物的补充和具体文言用词的变化，往往很准确，不咋犯低级错误。(ps：这一点真是要相当吐槽下，自己也陆陆续续看过好几个版本的通鉴，以前学生时代不咋看得明白，只耐着性子读到秦汉部分，后面多年看了不少杂书，再闲下心来翻看这套通鉴，发现要么是充斥着追求古籍版本的xx本、横版、竖版、图文汇编、线装之类的文言版本，要么就是一整卷白话翻译，再在后面附带上文言文，可花了几小时读完一卷翻译内容，根本就没啥兴趣再仔细读对应的文言文内容，更何况，有时候一卷内容太长，是间隔好几次读完的，再读整段文言文实在是很枯燥和充斥着割裂感。除此之外，因为这种是编年体大部头，其中太多内容都是些流水账，有些文白交替的版本是精选汇编，还有些也不知道是不咋用心还是安排的专业人员不够，常常会出现些很低级的翻译错误，很容易联系上下文就能发现，只能是带着种种遗憾，耐心挑选好一个大体满意的版本予以阅读。) 以上，算是自己对于阅读通鉴的一些感触与牢骚，这一版我也是无意中关联看到的，点开后耐心翻看了几段，发现阅读起来相当舒服，也就果断的抛弃了之前的阅读进度，重新阅读这本，闲暇路上就能随意翻看几页，文白交替不用担心读乱了，挺不错的。不过也发现一个缺点，该版本的文言文段落与白话翻译段落，用的是不同字体，比较清晰，但涉及到紧邻的“臣司马光曰”这些小段时，会出现错误，有时候是把对应的文言文给弄丢了，将翻译内容给贴上去，有时候是忘改字体，读到后面时发现又重复了一遍，不知道是电子档的排班错误，还是大部头导致的核对失误，于个人阅读体验上影响不大。

这套书我还没读完呢，刚读到第五卷《魏纪 晋纪》，按照目前的速度，读完可能还需要六七年。但是为了做个记录，先写一段目前的心得。 绝对是套好书。 一是内容好，这么多朝代的历史故事，像一出出舞台剧，目不暇接。 二是编辑细，这么大体量的古文，加标点、做翻译，文白对照（如果是纸质版，左手边是古文、右手边是白话文，读起来更好）。 三是影响大，单说大家都熟悉的，教员读了十多遍资治通鉴的故事，《资治通鉴》既记录了历史，又影响了历史啊。 从这本书中，普通读者可以读到很多内容： 一是历史的逻辑，感受一点国家兴衰的历史规律，譬如我读完东汉的记载，好像从今天的美国身上看到了一点东汉的影子。国势仍强，但反复折腾，反复地减少容错空间。有一天当国家的资源只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时，一两个人的想法就会影响历史走势，没有容错空间了。 二是世事的规律，历史书记载了很多人，他们多因为自己不同于当时、常人的见解而青史有名；他们的见解不同于常人，更多是因为他们把握了某件事情、工作的真实规律。比如，曹操多次在大战前展现出不同于臣下的判断，展现了一个军事家的素质。 三是品格的温度，历史是有温度的，有一些小人物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是因为他们做了不合经济计算、展现个人和一个时代风骨的决定。比如，张俭望门投止，多少人诚意接纳又受其牵连，展现了东汉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 四是个人的进退，一个人的成长，要考虑个人努力，也要考虑历史进程啊。多少名人将相，因为长处、见识、胆识而起，又因为短处、性格、际遇而落。比如，孙策曾因喜爱打猎而被劝谏，却最终不能行之，在打猎中遇刺身亡。 五是语言的艺术，不需多言，书中这么多进谏、劝说、拒绝、表白；中国古代最会讲话的人、讲的最好的话不少都在这本书中了。 当然，这本书可能还有一点政治的残酷，但那是《资治》的部分，就留给有关的人去体悟吧。 确实是套好书，简单记录如上。

这是第三次读完《资治通鉴》，如果算上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及《通鉴纪事本末》，可算第五次。每一次阅读，都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对于历史，见尽太多兴亡，冷眼观之，不予置评。“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以今语通古史，以通识鉴兴亡——评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十八卷文白对照本） 在中国史学典籍的谱系中，《资治通鉴》始终占据着独一无二的核心位置。作为司马光耗时十九年编撰的编年体通史，这部巨著承载着千年治乱兴衰的规律总结，是传统史学“资治、垂鉴”精神的集大成之作。然原著文辞古奥、卷帙浩繁，字句间暗藏典章礼制与古今语境壁垒，始终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沈志华、张宏儒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十八卷文白对照版《资治通鉴》，立足权威底本、集结学界力量，在恪守史学原貌的基础上完成精准译介与系统梳理，打通了古典正史与当代阅读的壁垒，是兼具学术严谨性、文本完整性与大众可读性的传世普及版本，为当代人读懂中国千年史、悟透治乱之道搭建了坚实桥梁。 相较于市面上诸多节选、改写、浅译版本，这套十八卷全本最大的价值，在于完整存史、绝不割裂原著肌理。全书严格以中华书局权威标点本为底本，完整复刻原著全部内容，上起战国三家分晋，下终五代世宗显德六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脉络完整无缺，既保留了编年体逐年叙事的严谨逻辑，也完整收录了司马光“臣光曰”的史论批注与历代名家注评，没有为适配大众阅读而删减史实、篡改论断、弱化细节。市面上多数白话译本常存在主观改写、史实简化、史论缺失的问题，导致读者只见故事、不见史识，而此套全本坚守“存真为先”的原则，原文与译文逐段对应、双向对照，古文原貌一字未删，白话译文明白晓畅，实现了“读白话可通史实，阅原文可品古意”的双重阅读体验。 这套译本的核心底气，源自顶尖学术团队的专业支撑。全书集结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六十余名文史领域专家学者联合编译，绝非通俗读物的流水线式翻译。编译团队深耕古籍校勘与中古史研究，深谙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各朝的典章制度、官制称谓、礼制习俗与语境差异，翻译过程摒弃了字面直译的生硬刻板，也规避了过度通俗化的浅薄失真。针对古文中晦涩的职官术语、律法条文、地理沿革、礼仪规范，译文精准释义、贴合史实，兼顾文字韵律与史学严谨；对于原著中争议较小的史料、隐晦的叙事伏笔，予以通俗化阐释，却不主观附会、过度解读，既消解了古文的阅读门槛，又守住了正史的学术底色，完美平衡了专业性与通俗性，彻底摆脱了大众史学译本“失真、浅化、臆断”的通病。 从文本架构与编排逻辑来看，十八卷的体量划分科学规整，贴合原著叙事节奏，适配系统化研读与碎片化品读。全书依据历史时序与朝代脉络拆分卷次，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阶段史实配比清晰，乱世纷争与治世安定的历史周期一目了然。编年体叙事本以时间为轴、事无巨细，极易让读者陷入史实碎片化的困境，而此版本在精准翻译的基础上，规整文本排版、厘清叙事层次，让千年纷繁史事条理清晰、脉络贯通。读者既可逐卷通读，完整梳理历代王朝兴衰轨迹；也可随取随读，聚焦单一历史事件、君臣博弈、治乱转折，适配学术研读、职场悟道、通识积累等多元阅读场景。 《资治通鉴》的终极价值，从来不止于记录史实，而在于以史为鉴、观照人世，这套译本最大的贡献，便是让原著的治世智慧与人性洞察真正落地。司马光著史，核心在于考究“兴亡之理、得失之由”，书中记载的君臣际遇、朝政治乱、用人得失、人心向背、制度利弊，贯穿千年不变的人性规律与治理逻辑。沈志华、张宏儒团队的编译工作，精准还原了原著的史识内核，完整保留了“霸王道杂之”的治术思辨、“曲突徙薪”的治世远见、“亲贤远佞”的用人准则、“晚而改过”的君主自省，让读者透过秦汉盛世、魏晋乱世、隋唐兴衰、五代纷乱，读懂王朝更迭的底层逻辑：天下之乱，始于人心懈怠、用人失察、法度废弛；天下之治，源于赏罚严明、纳谏改过、任贤去奸。 相较于柏杨白话版等大众熟知的译本，此套版本最大的优势在于客观中立、去情绪化、重史识轻戏说。柏杨译本常夹带强烈的个人主观评判与现代情绪化解读，解构正史的严谨性；而这套文白对照本恪守史家客观立场，翻译忠于史料、评述贴合原著，不刻意猎奇、不刻意解构、不主观褒贬，让史实自我发声，让读者自主思辨。它不将历史简化为善恶对立的通俗故事，而是完整呈现历史的复杂性：帝王的功过并存、臣子的忠奸交织、时局的利弊相依、制度的得失转化，真正还原了传统史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在当代碎片化阅读的语境下，这套十八卷全本《资治通鉴》有着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今人读史，早已不止是知晓过往典故，更是为了洞察规律、校准认知、涵养格局。这套典籍褪去了正史的高冷壁垒，保留了史学的厚重内核，让千年治乱智慧不再局限于学界研究，而是成为普通人可读懂、可借鉴、可践行的人生通识。读秦汉之兴衰，可知君主纳谏自省、吏治公允的重要；读魏晋之纷乱，可鉴朋党内耗、用人唯亲的祸患；读隋唐之盛极而衰，可悟持盈守成、戒奢慎行的大道；读五代之更迭，可晓民心向背为万世根本。 总而言之，沈志华、张宏儒主编的这套十八卷文白对照全本《资治通鉴》，是当代普及《资治通鉴》的标杆性版本。它以权威底本为根基、以专业编译为支撑、以完整存史为核心、以通识传智为宗旨，既保全了古典正史的学术价值与文本原貌，又实现了传统史学的当代传播与活化。它不仅是一套通史读物，更是一部贯穿千年的处世宝典、治理教科书。通读全书，可观千年兴亡、察人性幽微、明进退之道、悟治理之智，让古人的鉴戒，成为今人的底气，这便是这部千年巨著跨越时空、恒久不衰的核心价值，也是这套优质译本留给当代读者最珍贵的馈赠。

曲尽千年兴衰(一起读经典)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赵冬梅《人民日报》(20260821第20版:副刊) 　　如果要选择一部书来了解宋朝建立之前1000多年的中国历史，那就是《资治通鉴》。从春秋战国的分界“三家分晋”起笔，到秦始皇建立帝制，汉帝国巩固一统，王朝国家纷纷扰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直至五代十国乱世消歇，秩序重建，国之盛衰，人之得失，制度流变，风俗转移，尽在此书。 　　 　　《资治通鉴》成书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全书正文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至宋朝建立的前一年（959年），是宋朝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学习宋朝以前历史的重要书籍。它的作者司马光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并称为“史家两司马”。《史记》与《资治通鉴》，两部大通史，一纪传、一编年，一西汉、一北宋，相隔千年，双峰并立，是华夏史学文明的重要标志。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是因为前代史书浩繁，学者穷年累月不能通读，即便读了也抓不住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人的本性趋向简易、厌恶繁难。司马光担心长此以往，人们将弃史不读，有关过去的记忆行将泯灭断绝，因此，他要用一种比纪传体更简单的方式来写作一部更为平易近人的史书，用一部书来容纳1000多年的历史，网罗众说，成一家之言。 　　司马光有三位得力助手——刘攽、刘恕和范祖禹，他们在他的指导下“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对存世史料一网打尽、全数吸收；然后以“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的原则，尽可能采用旧史原文，编纂“长编”，以为草稿。在“长编”的编纂过程中，助手要对旧史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进行甄别，另文说明“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写作“考异”，以展现不同记载的差异，说明判别之理。司马迁作《史记》，既有实地考察，也有史料对照取舍，但是《史记》的文本隐藏了论证过程，只呈现顺滑的叙事；而司马光《通鉴》所创立的“考异”之法，则将材料的考辨过程完整地呈现给读者，它是“更讲道理的”，这是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一大进步——以“研究”为基础的叙事。“考异”中所展现的差异性记载，也起到了保存史料的作用。 　　最后，“长编”抵达司马光，他的工作是删去其中无关宏旨的内容，让《通鉴》以顺畅的文字呈现出历史的清晰脉络。由助手编纂、书手抄写的草稿——“长编”每四丈一卷，摊开在司马光眼前。司马光一边读一边把可以修入正文的部分另纸标记下来：每一事只记起首和结尾字样。这一环节的草稿，可称作“标记稿”。国家典籍博物馆保存的那一卷《资治通鉴稿》应当就是司马光的“标记稿”。司马光的“标记稿”和相应的“长编”一起，交还给书手，由书手抄成定稿，刊刻成书。从47岁开始，到66岁结束，特别是在53岁退归洛阳之后10多年的“全职历史学家”生涯中，司马光几乎每天都要这样工作。他给自己规定的工作量是每三天删一卷，如果有应酬耽搁了，就一定要加班加点把进度赶回来。没人“卷”他，是他早已把编著《通鉴》认作了自己的“天命”。 　　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呢？以唐代部分为例，一共289年，前161年的“长编”确知是200多卷，800多丈长；后面的128年，年代更近，史料更丰富，信息更致密，草稿长度绝对在600卷以上，唐代全部“长编”加起来就是3200丈。3200丈漫漫长卷，要一个字一个字看下来，司马光却在这漫长的工作中保持了始终如一的认真严肃。黄庭坚参与《通鉴》雕版印刷之前的校对工作，翻阅过其中的几百卷，他看到，司马光所作批注，“讫无一字作草”。 　　《通鉴》的叙事，说什么，不说什么，怎么说，都经过了司马光的鉴择取舍。而《通鉴》直接表达观点的议论部分“臣光曰”，更出自司马光的手笔。全书所展现的，是司马光眼中的历史，以及司马光的历史思考。 　　《通鉴》的目标读者，是以皇帝为首脑的当政者。唐代中期以后，皇帝越发走向国家政治的前台，“因而出现君主应当具备特别修养的必要”，为皇帝编著适合阅读的书籍成为当时的需要。在《通鉴》以前，宋朝国家组织编纂了四部“御览”大书：《太平广记》500卷，《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各1000卷。就编纂目的而言，《通鉴》是这四部“御览”大书的延续；就编纂原则而言，四部大书是对之前相关知识分门别类的简单汇集，而《通鉴》则是一部史书，更便于在时间序列中展现因果，呈现治乱兴衰的过程，“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历史认识方式”。 　　在司马光的心中，史书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严肃而认真的读史者，有望超越个体和时代的局限，掌握“迄今为止”的人类智识。因此，他主张皇帝“不可以不观史”，皇帝观史，不能挑挑拣拣，正面的经验、负面的教训都要认真对待，“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这样赞美《通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通鉴》还在写作初期，就已经随着它的作者进入了皇帝的读书班——“经筵”。司马光给宋神宗讲汉初“萧规曹随”故事，结论是如果汉代一直守着高祖的法度不改变，就一定会长治久安。结论做得过于笼统，遭到吕惠卿的攻讦和嘲讽，司马光赢了辩论，却给后世读史不细的人留下了保守顽固的坏印象。其实，司马光主张保守不变的，一直是儒家仁政爱民、追求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利益平衡的治理原则；至于具体的政策措施，他同样主张兴利除弊。司马光是保守主义的改革派。一个能曲尽千年兴衰的史家，怎么可能不知道变化才是世间的永恒？！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看完《资治通鉴》确实有很多收获。 首先在于对历史本身的敬畏。以前觉得中国历史就是黑暗专制的历史，其实这样一刀切的看法是很愚蠢的认识。制度本身只能提供环境和土壤，而做事的还要靠人。比如自秦以降，西汉，西晋，明朝都分封诸王，结果都发生叛乱，而以八王之乱为祸最烈。除了制度性的安排失当，还有晋武帝明知太子难堪重任却没有换掉，加上顾命大臣所托非人，才造成了宗室内讧，晋室东渡的结局。之前看《两晋演义》的时候，对于八王之乱，感觉像杀猪一样，不忍卒读，甚至怀疑司马家族的血统基因有问题。当然，读了通鉴，才会明白这其实有更深刻的原因。 其次，在于对人性的洞察。韩信之祸就是很好的例证。刘邦抓了韩信，并没有杀掉，而是降职处理，以观后效。很明显，刘邦知道韩信功大，杀了会人人自危。悲剧在于此时韩信已经完全丧失了政治敏感度，言语怏怏，甚至要谋反，最终自取灭亡，岂不悲哉？而诸葛亮也是弄权的高手，刘备入蜀之后，重用法正，但是法正睚眦必报，以公报私。有人劝诸葛亮要稍加裁制，结果孔明并不认同。原因在于，诸葛亮知道此时刘备对法正的信任已经超过了他，一方面是分功的需要，避免诸葛亮大权独揽，一方面也要收揽蜀地的民心。凡此种种，不读通鉴，还真是很难琢磨出来。 最后，是对于一些历史常识的学习和了解。比如历代官制，古代的军事地理。我都是一边读通鉴，一边补充这方面的知识。感觉收获颇丰。 当然，通鉴不能只读一遍，而要常读常新！

这个版本，明显不如张大可的全注全译版。没有注释，没有背景，连资治通鉴很有特色的太岁纪年也被简化了；只有原文和白话翻译。

用了8天，把这一本的白话文读完了，然后总结一下他有几个词，一个是战乱饥饿死亡，一个是各地征伐，军事政变，军阀混战。这是一个征伐的黑暗时代。这是一个士族门阀主宰的时代。读起来很沉重。

历时9个月，看完了，该怎么评价和推荐呢，思来想去，就写一句话吧：翻开一页，仿佛千年帝国的兴亡在指尖起伏；合上片刻，又觉人世悲欢俱在眼前流转。

推荐阅读，翻译最好的版本，信达雅，这叫专业。 2025年后，微信读书终于推出了像样的《资治通鉴》白话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