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纪霖
《前浪后浪》,飞越百年,在上一部《脉动中国》兄弟书的历史延长线上,重新出发,继续为当代中国人探索精神血脉根源,聚焦上百位知识精英心路历程的个案研究,关注这一百年来我们的中国。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五四,谈何革命?中国革命的许多秘密,都可以从晚清激进知识人那里,找到最初的基因。 纵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两条脉络、三次世代更替和四个内部分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替和内部分化,反映了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作者用一把代际的尺子,丈量从魏源到王元化这跨越百年的精神历程,理出晚清、五四到革命这三轮世代更替的内在逻辑。 魏源编《海国图志》开眼看世界,康有为梁启超从体制外冲击旧秩序,再到陈独秀胡适主导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更迭,每一代人在承受前浪启蒙后,面对现实崩坏完成的突围。 正如本书所言,戊戌变法作为政治运动失败了,作为启蒙运动却成功了,新旧两代人以思想为刃在断裂中承接传统、开辟新路。 书中强调前浪与后浪的核心是代际间的碰撞、质疑和反驳。我们今天站在百年后的江岸上回看,不是比谁浪花更高,而是学会在历史的断裂带中独立生长。 无论是张之洞的体制内改良,还是鲁迅的绝望反抗,都告诉我们同一个硬道理:抵抗虚无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做事。
上海三联出版的“理想国”丛书之许纪霖教授(历史学出身研究近现代思想史)。 “平庸”的书名掩盖了全书波澜壮阔的50多年(戊戌变法到49年建国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革命与奋斗的“主义与问题”之争。 按照作者总结,从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救国,有两条主线: 1是以每十年出生为一个代际,知识分子群体会有一波大流行,继而快速迭代,新兴知识分子取代“老一代”,推动国内民众思想进化。 从开始李鸿章、张之洞等旧官僚的洋务运动希望自我涅槃。 被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动学习日本欧美新兴理论派取代,称为“变法派”。这一派希望保住大清和皇帝,但是政府管理效法西方。 又被20年代初北洋政府时期留学日本少壮派如鲁迅等所取代,称为“破坏派”。这一派认为旧有体制应该全部打破,废而后立,被后世归位无政府主义一流。 又被留学欧美的胡适所取代,称为“自由民主派”。这一派主张主义,效法西方或者社会主义(那时社会主义宣传是追求大同、自由、民主),后演进成共产党和国民党。 2是以报纸、杂志为媒介召开主义的大辩论,争取民意支持。但是共识是先国家后主义次政党再次派系,最后是领袖。和后期以领袖和政党等同国家刚好相反。这种排序,造就了20世纪初40多年虽然政局动荡,但是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的局面,让中国从落后封建的君主和孔孟,几次檀变而和世界主流文化接轨,当然,代价也是惨痛的,短短三十多年,三四代社会知识分子精英(几代家族积累的人力成果),或喋血或消沉,你方唱罢我登场,于个人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于国家(非政党和主义)确实那个时代的大精彩。
在“主义”的杂货铺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读许纪霖《前浪后浪》翻开这本书的初衷,是想弄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起点相同的一群人,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从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施存统到周佛海,这五位《星期评论》圈子的核心人物,构成了“主义杂货铺时代知识分子命运分化”的完整光谱。顺着这条线索,我又追问了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学衡派与启蒙派、“哥大帮”与杜威实用主义、陈寅恪的“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吴宓“勇敢得不合时宜”的一生——直到读完许纪霖的《前浪后浪》,才发现所有这些追问,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在“主义”纷繁的年代,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 许纪霖将1895-1925年定义为“转型时代”,活跃其间的三代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底色——“半新半旧”。“旧派中的新派”(梁启超、杜亚泉)词汇是新的,语法结构却是传统的;“新青年”(陈独秀、鲁迅、胡适)语法结构已是新的,但残留不少旧学的词汇;“新派中的旧派”(陈寅恪、吴宓、梅光迪)知识系统完全是现代的,文化关怀却是古典的。三代人构成的光谱说明:转型时代的本质不是“新”战胜“旧”,而是“半新半旧”成为所有人的精神底色。 书中浓墨重彩的几场论战,本质上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争,是“名士”与“绅士”的对抗;学衡派与启蒙派之争,是新派知识人的内部路径分歧;周氏兄弟的“兄弟参商”,则将这种分化推向了最令人唏嘘的极端——鲁迅选择“韧性的战斗”,周作人选择“独善其身”,一个成了“民族魂”,一个成了“文化汉奸”,差距只在“度日”与“做人”的一念之间。 这本书对当下的意义在于:我们正身处另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转型时代的三代人留下的精神遗产,恰好构成了一组完整的坐标系——“旧派中的新派”教会我们“接续主义”的智慧,传统不是包袱而是转化的资源;“新青年”教会我们“冲破闸门”的勇气,没有破局就没有新生;“新派中的旧派”教会我们“守正定力”的必要,没有精神根基的富强是沙滩上的大厦。当代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本质上就是要让这三者在更高的综合中统一起来。 许纪霖说:“思想革命在世代更替的层面上,是以一种非革命的渐变方式实现的。”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文明的重生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不让任何一代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被遗忘。 在“主义”的杂货铺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这个命题从一百年前延续到今天,答案或许就藏在“半新半旧”的辩证综合之中。
阴阳怪气,声明前浪后浪而非上下左右,实则换汤不换药。建构了清晰而低劣的二元对立链,作者时而露出偏心的马脚,一言以蔽之:贬激进而崇保守,贬激情而崇理性,贬激斗而崇平和。以历史胜利者自居,反复鞭挞另一系知识分子—被他反复联系上宗教信仰-“流氓”侠客-激情浪漫,看似中立,实则褒贬立见。鲁迅对陈西滢的批评同样能够沿用,你们学院知识分子百年(还真是百年)过去都还没长记性,只感到教授们一种对有实践力、组织力、影响力者的嫉妒(而这种嫉妒还嫉妒错了对象。梁或陈,都只是不成功的政治“家”)。另一面来说,无论是作者极有代入感的绅士教授们,还是作者揶揄不断的另一系知识分子,其实都无关时代走向的主流,甚至这批知识分子在某一时期都成为了亟需改造的负资产,因此,如果知识分子精神史还在这两条线路上继续写下去,注定只能写到四十年代之前了,因为后面知识分子只是路边一条。
以诗意笔触剖解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不是代际更迭的浅薄叙事,而是灵魂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录。前浪未必悲壮,后浪未必轻盈,两者皆在理想与幻灭间挣扎。作者拒绝将知识分子神化或污名化,而是冷峻凝视其荣耀与狼狈、坚守与溃败——这种态度本身即是一种清醒的慈悲。书中没有滔滔不绝的论断,只有悄然渗入纸背的叹息:所谓精神时间,从来不是线性前进的河流,而是每一代人在迷途中重寻方向的困局。吾辈读之,恍若照见自身在历史中的倒影。
一般。九篇内容全是已经在知网发表过的论文,想看可查。没什么更新的东西,可作为科普性读物,专业深度一般。
看了简介和目录,作者笼统的以“知识分子”概念代表“文人”,就不再看下去了。 文人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等于文人,形式逻辑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这样的书值得读吗?
梳理近代学人脉络,大致了解其风格走向,还是很不错的一本书。因为我自己对近代学术和作品没有深入了解,所以作为导读我觉得很不错,其学术价值估计得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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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训诫和归于一统之前,从甲午到五四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和属于「自由时代」的全景图,在许先生看来,早期思想争锋与其说是理论向左,还不如说是文人性情之争,而这也是属于中国思想界的最后一次黄金时代,如今看来只剩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