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杂志 吕蓓卡
【一个孩子曾经来过】 在大理,一个8岁的自闭症男孩走失了。五天之后,他被找到,却再也不能回家。 这是一起本可避免的悲剧。机构疏忽、老师失职、救援曲折……背后是一个为孩子倾尽所有的家庭,一群在黑暗中寻找光亮的父母。 本文用冷静而深情的笔触,记录下这场令人心碎的追寻。它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故事,更是对责任、爱与生命的现实追问。
读这本书时,我内心满是感同身受的触动。我的侄孙在两岁时被确诊为自闭症,此后他的父母便带着他踏上漫漫求医路,往返于广州与北京之间,甚至多次远赴美国寻求诊疗方案。为了帮助孩子康复,广州的家里添置了高压氧舱与专业训练设备,除了心力交瘁、最终早早离世的姥姥姥爷,还专门聘请了两位家教长期陪伴训练。所幸这份坚持没有被辜负,如今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生活基本可以自理。 《在大理,我们失去一个自闭症孩子(轻纪实)》一书,讲述的却是一场本可避免,最终却夺走八岁自闭症男童王一凯生命的悲剧,以及这场悲剧留给家庭、救援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深刻拷问。2025年8月9日,王一凯跟随“明日之光”教育机构的队伍在大理苍山徒步时,不慎与队伍走散并失踪。令人痛心的是,老师既没有及时发现孩子走失,也未采取有效搜寻措施,直接延误了黄金救援时机。事件发生后,当地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等多方力量迅速集结,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但受限于苍山复杂的山地地形、炎热的天气和下暴雨的状况,以及缺乏针对自闭症儿童走失的专项救援预案,连续四天的搜救工作均未取得进展。8月13日17时许,救援人员在清碧溪北侧山涧发现了王一凯的遗体,孩子已无生命体征。经初步调查,排除外力损伤因素,认定其死亡是暴雨中失温、体力不支所致。 事后,大理市市场监管局经核查认定,“明日之光”教育机构未充分考量自闭症儿童的特殊需求,既无完善的风险预防机制,也缺乏规范的应急处置流程,最终对其作出罚款并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多名相关责任人也被立案调查。痛失爱子的沉重打击,让孩子的母亲郭凯与父亲王庚陷入无尽的自责与悲痛之中,志愿者、同龄患儿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悼念之情。“一个孩子曾经来过,却再也不能回家”,这句满含哀恸的话语,成为贯穿全书最具冲击力的情感内核。 这场悲剧的发生,直指多重亟待反思的现实议题:从责任维度来看,该机构的疏忽大意、相关部门的监管缺位、救援环节的流程不当,共同揭示出特殊儿童户外活动中“谁来负责、如何负责”的系统性漏洞;从爱与守护的层面而言,父母为守护孩子倾尽所有的付出、志愿者连夜参与搜救的坚守,尽显特殊家庭在困境中彼此支撑的坚韧与互助的温情;而在生命追问的层面上,作品以冷静克制的笔触还原事件全貌,字里行间却不断向读者抛出叩问——当一个鲜活的生命骤然逝去,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安全、制度与人性的边界。 全书将纪实摄影、采访实录与文字叙事巧妙交织,不仅完整还原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更留下了关于制度完善、伦理坚守与亲情守护的长久回响。这不仅仅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悲剧故事,更像一面映照现实的镜子,清晰地折射出社会对特殊群体应尽的责任,以及那些尚未被照亮的角落。
摘录 【一个孩子曾经来过】 在大理,一个8岁的自闭症男孩走失了。五天之后,他被找到,却再也不能回家。 这是一起本可避免的悲剧。机构疏忽、老师失职、救援曲折……背后是一个为孩子倾尽所有的家庭,一群在黑暗中寻找光亮的父母。 本文用冷静而深情的笔触,记录下这场令人心碎的追寻。它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故事,更是对责任、爱与生命的现实追问。
文章完整还原了八岁自闭症男孩王一凯在大理苍山夏令营走失、最终失温离世的全过程,一场本为治愈孩子的山野之行,变成吞噬生命的绝境,悲剧背后藏着特殊儿童群体、康复行业、社会监管层层叠加的漏洞,引人深思。 这场悲剧本有无数次被阻止的机会,却一一落空。涉事机构仅具备家政服务资质,违规承接自闭症儿童户外研学,师资配比完全达不到特殊孩童看护标准;徒步擅自更换路线,选择地形复杂、人迹罕至的山林;孩子消失两个小时后才慌乱报警,白白耗尽山野搜救的黄金时间。自闭症孩子不善表达、遇险无法呼救,对环境危险缺乏判断力,本需要寸步不离的守护,可机构的疏忽、侥幸与专业缺失,将年幼的他独自抛入危机四伏的苍山。暴雨、低温、缺水缺食,小小的孩子在深山独自熬过绝望数日,最终因重度失温离开人世,读到搜救人员发现他脱尽衣物的细节,心痛难以言说。 最让人心碎的,是这对父母的处境。为了给自闭症孩子寻求干预机会,他们辗转各地,满怀信任将孩子托付给所谓康复机构,最终等来天人永隔。悲剧发生后,漫长艰难的维权之路更让人看清现实短板:特殊儿童康复机构行业标准模糊,家政、小型作坊随意跨界开展特教服务,监管权责划分不清,事故追责举步维艰。无数自闭症家庭四处奔波求医,迫切抓住每一丝改善孩子的希望,却很难辨别机构是否合规、看护是否专业,他们的渴求,反倒成了不合规机构钻空子的缺口。 文章不止记录一场意外死亡,更是为千万“星星的孩子”发出呐喊。我们总说要包容自闭症群体,可包容不该只停留在口头善意,更要落地成完善的保护规则:设立特殊儿童户外活动硬性安全标准,严格审核康复机构资质,明确师资配比、应急搜救流程,打通多部门监管通道,杜绝无资质商家借疗愈之名牟利。同时,社会需要更多科普,让大众明白自闭症孩子独特的行为特征与生存短板,给予家庭更多理解,而非事后苛责家长“疏忽大意”。 王一凯的悲剧不该只是一则短暂刷屏的新闻,而该成为行业整改、社会警醒的警钟。每个特殊孩童都拥有平等、安全活着的权利,他们的父母不该在满怀期盼后,承受撕心裂肺的失去。愿完善的监管、专业的看护、全社会的重视,能守住所有星星孩子的安全,不再让下一场遗憾发生在山野之间。
这个地球太吵了。 各种声音哗啦啦地, 像打翻在地上的珠子, 片刻不停地滚得到处都是。 ---------- 所有笨拙的爱与悲伤, 它们从没走进你的王国, 你在沉默中和万物聊着天, 用一千种人们已遗忘的方式。 ---------- 你决定造只透明的舟, 回到自己那颗安静的星。 那里的蝴蝶没打算过高飞, 那里的空气不需要任何规矩。 ---------- 你选择自丛林里启程, 叶子挡住了所有的挽留, 避开黑夜无休止晃动的光束, 你用只有你懂的韵律轻摇着橹… ---------- 有着清澈笑容的一凯呵, 欢迎你在随便哪一天回来, 有座灯塔一直在温暖地闪烁, 等待着迎接你泊入妈妈的港湾… --------- (边打字边流泪, 黑夜给了我脆弱, 愿赐祂以安宁🙏)
2025.8.28读完 读自闭症儿童走失离世的纪实,文字里的沉重突然和两段旧时光撞在了一起——一段是上海同事提起家中因高烧留下脑瘫后遗症的孩子时,欲言又止里的连连叹气;另一段是在医院陪床时,邻床那位鼻癌大姐轻描淡写的讲述。 初见那位大姐,根本看不出她正扛着双重苦难:自己要定期住院抗癌,女儿是需要全天照护的自闭症患儿。她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只淡淡提了句“爱人在厦门带着孩子,四十岁出头便熬出了满头星白”,说他们为了让孩子学会独立坐地铁,整整用了两年。没有抱怨,没有崩溃,可这份从容背后,藏着多少人力与财力的透支,藏着多少深夜里的疲惫与担忧,想起来就让人鼻酸。 我们总容易盯着孩子的小错斤斤计较,却忘了“健康长大”本身就是多么珍贵的礼物。当我们为作业、为调皮拌嘴时,有些家庭正在为孩子学会一个简单动作、记住一条回家的路拼尽全力。而那些痛失孩子的家庭,又要怎样熬过漫漫长夜?只愿他们能慢慢走出阴霾,也愿更多人能看见这份不易——每一个为特殊孩子坚守的家庭,都在以平凡的血肉之躯,扛着超乎想象的生命重量,愿每一个孩子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本就让人心疼的星星孩子,本盼着在专业干预里慢慢透出光亮,没成想撞上连基础资质都不齐的黑机构,本该托举孩子的专业支撑,全成了糊弄人的花架子。鲜活的小生命骤然消逝,把一个本来就负重前行的家庭拖进万丈深渊。像云南明日之光这种拿孩子性命当敛财筹码、全无责任心的机构,根本不该留在市场上,必须彻查关停,给逝者和家属一个交代。
原来看到新闻的时候多的是对王一凯父母的指责,现在全篇看完之后,只能叹息。 人各有命吧,是因为医学发达了还是人的生活细致了?为什么现在奇奇怪怪的病越来越多了,娘胎里出来就逐渐显现的自闭症,长大之后会轻易出现的抑郁症,再大一点又是各种癌症,到底是怎么了?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变了?但不应该是越来越好了吗?为什么越来越未知不可控了?某种程度上根本不符合发展的初衷! 最早知道自闭症的时候,还是女儿被班上一个同学用剪刀剪到了耳朵,当时我气的一夜没睡,后面老师给我解释的是那小孩患有自闭症,好歹女儿没有太大的伤害,这件事情到最后不了了之。直到一天家长群里炸锅了,多名家长一起指责这个自闭症儿童在班上打人,校长就开始出现了,从家委开始逐个击破集体要求此自闭症儿童退学的事宜。直到学校教务处老师和这个孩子的母亲不打招呼到我家里上门道歉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校长的爱是有偏袒的,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是女儿所读学校的老师,多么感人的上下级感情啊!校长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因为她一直有个自闭症儿童正常学习康复的课题,写到这里我真的忍不住要骂人了,这世上哪里来的无缘无故的爱?她偏袒她的员工,更爱护自己的羽毛!为了一个课题,要让一个班的同学被一个自闭症儿童祸害!(当然,这是我站在一个普通家长角度的阐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自闭症儿童难以进入普通公立学校的原因) 我不是王一凯的父母,我难以做到感同身受,但是同为父母,做的很多事情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有些时候方式方法未必是对的,就像把孩子交给大理这么一家不正规机构一样,在第一次危险发生的时候还是硬着头皮坚持上完最后一个月的课,恰恰就是这一个月里孩子走丢了! 爱之切则之乱,我们无权站在任何角度去批判谁,只是想说一句,为父母者,先护孩子周全,再有其他....不能有半点大意,毕竟容不得半点闪失!
《人物》杂志-吕蓓卡《在大理,我们失去一个自闭症孩子》(轻纪实)1.5万字 这篇轻纪实以8岁自闭症男孩王一凯在大理苍山参与户外干预课程时走失离世的悲剧为核心,完整还原了事件的全链条:孩子两岁确诊自闭症后,父母倾尽多年积蓄辗转各地干预机构,始终没能找到帮助孩子落地生活能力的方案,最终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奔赴大理加入由自闭症孩子家长“天叔”创办的“明日之光”学堂,试图通过高密度自然户外的干预模式,帮孩子突破社交与生活的壁垒。 这场本被全家寄予希望的100天干预计划,最终在一连串的疏忽里走向终结:机构对外宣传生师比接近1:1,事发当日却因临时减员、未按规则调配师资,仅安排4位老师看护7名孩子;又临时将常规环形路线改为反向穿越,陡坡提前消耗了老师的体力,最终在岔路口分组清点时出现致命疏漏,孩子在无人察觉的状态下脱离队伍,在近在咫尺的山涧里因低温休克离世。 更值得深思的是事件的后半段:悲剧发生后,数十位仍在学堂参与干预的自闭症家长,联名向司法机关提交求情信,请求从轻处理天叔。这些家长大多和王一凯的父母一样,在主流医疗与干预体系里辗转多年,早已耗尽了常规路径的希望,天叔的“野生干预”是他们在绝望里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机构的疏漏,却也比任何人都害怕这根稻草被彻底折断——一旦这个带着“民间自救”属性的空间消失,他们将重新跌回无处可去的真空里。 这篇纪实没有停留在“追责机构过失”的表层叙事里,而是把一个更尖锐的两难问题摊开在所有人面前:当现代医学的边界清晰地横在眼前,很多特殊儿童家庭早已不在“选不选择生下孩子”的起点,而是被困在“生下之后,我们往哪里去”的漫长苦旅里。 很多高龄求子的父母,在无数次尝试后终于等来一个胚胎,哪怕产检提示风险,也舍不得放弃这来之不易的联结。当孩子带着先天缺陷降生,整个家庭就被拖入了一场没有终点的照护长跑:孩子的生存完全依附于他人,照护者的人生则被彻底绑定在这份责任里,没有退路,也看不到明确的终点。主流医疗资源的供给永远跟不上这类家庭的需求,标准化的干预机构收费高昂,却大多只能完成桌面式的技能训练,无法帮助孩子建立真实生活里的生存能力。于是像天叔这样的民间探索者,才会成为这些家长的“精神支撑”——他们不是不知道这套非标准化的体系藏着风险,而是在走投无路的境地里,哪怕是带着瑕疵的微光,也比彻底的黑暗更有吸引力。 就像《我不是药神》里那群等着廉价药续命的绝症病人,这些自闭症家长联名求情的举动,本质上不是在为一场致命的疏忽开脱,而是在为自己仅剩的生存可能性求情。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王一凯家庭的痛,却也比任何人都恐惧:如果连这样一个愿意为特殊孩子探索另一种可能性的空间都被彻底封死,自己和孩子接下来的路,只会更难走。 这从来不是“选了就该承担到底”的道德判断题,而是整个社会都尚未做好准备的结构性困境:我们总在讨论个体家庭的选择,却很少真正看见,当一个家庭选择留下这个有缺陷的生命时,他们需要的从来不是“坚持到底”的道德绑架,而是足够多的、分层的、可及的支持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应该独自扛下所有的代价,也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的生命,只能寄托在某一个民间个体的善意与探索之上。这场悲剧里没有绝对的恶人,只有一群在体系缝隙里苦苦挣扎的普通人,而所有的遗憾,本质上都是整个社会为“特殊群体兜底”的缺位,最终落到了一个个具体的家庭身上。
《在大理,我们失去一个自闭症孩子(轻纪实)》以2025年8月发生在大理苍山的一场悲剧为核心,讲述了一个8岁自闭症男孩随夏令营队伍徒步时走失、五天后被找到却已无力回天的全过程。作者通过现场记录、搜救人员口述、家长与机构对话,层层还原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临时改路线导致孩子与队伍分离,到多日搜救无果,再到发现遗体、官方排除外力损伤的结论。 书稿不仅呈现悲剧本身,更深入追问背后的责任与制度空缺:涉事“明日之光”夏令营实为家政公司挂靠办学,缺乏教育培训资质;带队老师与机构管理存在疏忽;户外活动对特殊需求儿童的风险评估与监护措施严重不足。与此同时,作品把镜头对准孩子的父母——他们为给孩子最好干预而寄予厚望,却最终承受丧子之痛,也揭开全国众多特殊家庭在康复资源、机构选择、安全监护上的普遍困境。 全书文字冷静而克制,却在细节处流露深情:孩子最后被发现在山涧、因失温而脱光衣服的场景,搜救人员呼喊孩子名字的无助,父母握着联系卡却只能沉默的瞬间……这些片段共同构成对“责任、爱与生命”的三重叩问。作者借此呼吁:对特殊需求儿童的安全保护不能只依赖家庭托付,更需要监管部门、教育机构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堵住资质审核、活动监管与应急救援的漏洞,以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有一種看我不是藥神的既視感。 其實書內討論的看得見的各方都沒錯,錯的是社會架構不公平、權力不平衡。 有社福 教助 sen經驗或者當過照顧者/父母的人都知道,安全這件事其實真的永遠保證不了百分百,錯漏是必然發生的。 整件事中 機構錯了嗎?機構其實是入不敷支的,假如為了確保安全多請人,專業設備,乃至專業人士,月均13000至少得翻個倍到30000(真的已經非常保守了)...本來的價格已經非常的高廉了,試問到時候又有多少人負擔得起。即便負擔得起也沒人敢擔保100%沒意外,無論再多的準備,這類型的行業意外是必然會發生的。 打工教學的志願者們錯了嗎?他們可能沒相關的經驗,但沒他們活動都舉辦不了,他們不單指承擔了照顧孩子的責任,亦承擔了為家長們解壓的重任。 父母錯了嗎?他們已經為孩子投入的夠多了,養育特殊孩子的費用之高昂、教育孩子時的無助、心裡多少次的掙扎和崩潰。因經濟受限報不了高昂優質的課程能怪他們嗎? 政府監管部門錯了嗎?如文中所說,中國有200萬的自閉症學生,但僅有6.6萬的sen老師,而自閉症僅僅是sen內的其中一角...假如嚴控的監管,確保百分百的安全。我相信不止特殊教育學院,可能連學校本身都不存在,很多人亦徹底喪失機會。到時候社會又會否反過來譴責太過嚴苛呢? 安全隱患永遠無法徹底根除,只能在適當的範圍內作調整,我們無從得知有多少人受到了怎麼樣的影響,我們只能努力令未來往更理想的方法前進,希望各位看完書後會進一步思考和作出行動。 社會,是由我們每個人共同構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