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权力的距离（轻纪实）

往事不想还好，想来多有遗憾。 记得年轻刚入职的时候，我往往搞不清什么是边界感，往往把单位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没日没夜、千方百计、使命必达… 然而，突然有一天，上面空降下来了一个“外人”，替换掉了我当时的领导，于是一场轰轰烈烈重写历史、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运动开始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单位不是我的，我只是打工的。 后来，大概到了1989年那会，我开始学习电脑和网络，那时的电脑还是长城0520的，网络是那种铜轴电缆的手拉手环网（局域网），一台386当了服务器，那时学到了一个词，叫“令牌总线”，于是我瞬间明白了啥叫“边界感”。 查理.芒格说，当你拥有足够多的工具时，“锤子”式的认知偏见就会消失。 所以我想对作者杨素秋老师说，请不要为成长过程中那些得不到回报的付出难过，你有没有突然觉得生活还是很温馨的，比如洒进阳台的日光，路边飘来的煎饼香，鸟儿站上了窗台，猫儿突然来了精神，手机猛然响了一下，一个优雅的声音响起:支付宝到账一万元… 有时候，治愈只是一瞬间的事。

本书从一个很有趣的视角来写体制内的一点东西。 我也遇到过挂职的，感觉如同检查人员，带着有色眼镜过来，这也不对，那也有问题，就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夸夸其谈。 再来看看作者，她是局外人，却进入局内，虽然比旁观者更进一步，但还未入局。她挂职一年，写书两年，她在努力入局。 作者应该是很想干好挂职工作的，也付出了一些心血，干成了一件事情，可惜她也确实不适合成为局中人。 面对千篇一律的办公室，她有自己的想法，一些小装饰是可以让人心情愉悦，但这却无法成为体制内的标配，如果人人都按自己的想法来，放开之后，可以想象，便民服务中心估计也会五花八门，老百姓都找不到办事的门。统一的标配是为了让人员可以将心思放在实在的工作中。 再看一看作者办成的一件事，建设图书馆，到挂职结束前，定下了书目，正式开标。 图书馆很难，书店也很难。以前凤城二路的蓝海风漫巷、小寨的汉唐书城里面书很多，现在去看，没法看，感觉不能叫书城了，看书的，买书的人不多，生意不好做。以前北郊的四海唐人街开了家书店，我经常去，后来关门大吉。作者以挂职的身份，排除困难，建成图书馆，很厉害。 文中作者有一段话：我从他的文字想到自己从前和社会的脱离，高校里的人得多出来走走，才能避免纸上研究落后于实地发展。 这写的很诚恳，如今高校中纸上谈兵的太多了，没有调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却夸夸其谈，这些人应该也去挂职锻炼一番，理论结合实际，知行才能合一。

摘录 【当大学老师撞上官场规则】 杨素秋是大学老师，临时挂职当上文旅局副局长。她第一次接触权力：学批文件、揭牌合影，甚至每天要完成10个疫苗接种指标。 她接到任务——建一座图书馆。书商们教她“规矩”：好书利润低，领导拿不到好处。她拒绝，花三个月列出一份高质量书目。 临近挂职结束，“中间人”来传话：必须取消书目。她写下书稿大纲，如实记录这一切。 这不是英雄主义，只是诚实。在一个习惯沉默的系统里，她选择做那个“不妥协分子”。

阅读1个半小时，留下19条笔记，8.8分。 想到了陈行甲的《在峡江的转弯处》。权与利的纠缠伴随着人类的诞生与毁灭，不会消失，但诚意、正心、修身同样伴随着我们，不会消逝！

权力本是一种集体之力，而实施过程是一个人，集体之力和个体之力一定存在某些偏差。 作者个人在运用集体力量过程中遇到问题和不适是每个权力者都会遇到的。有距离实属正常，这个世界从不缺少，书中那个隐形的“领导”。小生认为处理集体事物中，参与其中之人假象出来的。 掺杂私利和私情的存在，但处处都有这样的“领导”，显然是虚构出来的。虚构的，我们都如此害怕😱，这究竟是为何？难道我们意识里，存在着一个这样“权威”，使我们忌惮的是什么？

中医采用五行理论。肝心脾肺肾，对应木火土金水。顺序相生，木生火，火生土，隔位相克，木克土，土克水等。没有最大，也没有最小。平等时则为健康，一个过大或过小，就是生病了。 有权利者需有所制约。纪委很重要，群众支持也很重要，媒体发声同样重要。 社会正常运转，法律，道德，信仰缺一不可。杨副局长主要依靠道德完成任务，也有法律及信仰的因素。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祝愿作者杨老师保持初心，写出更好的作品。

杨素秋其人究竟何许人也？ 说实话，杨素秋的文字挺有喜感的，轻松有趣，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种文人天然自带的清高和自以为是。 在杨素秋的笔下，体制内的人要么是庸碌无为的“老油条”，要么是利益输送的“既得利益者”，给人的观感竟有点“手撕鬼子”的神剧逻辑。但真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公务员是在被譬如预算有限、人事复杂、风险兜底等等因素掣肘的的情形下，努力把事情做对。他们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做好”的成本极高，稍有不慎就是问责。杨素秋那种“只要心怀理想就能冲破一切”的叙事，在真正扛过雷、背过锅的人看来，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她可以挂职一年拍拍屁股走人，但那些同事还得在那个系统里继续待下去，继续面对那些她看不惯的“潜规则”。 读罢掩卷，我发现杨素秋大概是颇有些精明的，她挺懂得如何“贩卖情绪”，特别是贩卖官民天然不睦的普遍情绪。 现在的舆论市场，什么最畅销？“体制内小透明对抗潜规则” 的故事。知识分子在体制内的“憋屈感”，普通人对官僚主义的“厌恶感”，再加上理想主义者对抗现实“成功”的“爽感”，完美！ 杨素秋把一个相对复杂的行政问题简化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故事——善良的知识分子vs腐朽的官僚体系；干净的理想vs肮脏的潜规则。这种简化叙事，在传播学上几乎是无敌的。读者不需要理解预算审批的流程、不需要知道人事关系的盘根错节，只需要站在“好人”这边鼓掌就行了。但问题是，真实世界从来不是这样黑白分明的。那些被她写进书里的“反派”——供应商、领导、同事——他们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吗？他们的“不得已”被呈现了吗？没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只是巧妙地利用了公众对体制的天然不满，为自己的书制造了最大的传播势能。这倒并不是说她写的是假的，而是说她选择性地呈现了真相中“最有利”的那一面。 还有一点是挺值得玩味的，那就是杨素秋的履历。让我们冷静地复盘一下她的路径： 1.挂职：进入体制内，获得“副局长”这个稀缺身份标签。 2.做项目：在建馆过程中，把所有冲突都完整记录下来。 3.冲突升级：面对供应商的威胁，直接亮出“我会写进书里”的底牌。 4.项目结束：把经历写成书，上央视，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5.身份转化：从一个普通高校教师，变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名人。 这套路径，每一步都踩得非常准。你说她是“无心插柳”，我是不信的。真正“无心”的人，不会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要写进书里”。这说明她从挂职第一天起，就带着“观察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这当然可以解释为知识分子的自觉，但也可以理解为——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段经历的终点不是官场升迁，而是写作变现。 更微妙的是，挂职结束后，她回到了高校，继续做她的老师。她不需要承担任何“改革后果”。那些她得罪的人、打破的规矩、留下的烂摊子，都留给了那个她“睥睨”过的系统。 从这个角度看，她可谓占尽了便宜。既获得了体制内的经历背书，又不用承担体制内的长期责任；既赢得了舆论的掌声，又收获了实打实的版税和名声。她不用为自己的“耿直”买单，她靠消费体制内的“丑态”获得了名利，这就像请客吃饭，她把厨房里的油污拍给客人看，自己赚了眼球，但后厨的师傅们还要继续在那口锅里炒菜。 当然，话说回来，她的书确实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进步，这不可否认。 她做的那些事——选好书、建好馆、服务好读者——都是实打实的政绩。只是，在“做了什么”和“怎么讲述做了什么”之间，存在着一道微妙的鸿沟。 最后说句实在话。杨素秋是一个聪明人，聪明到知道如何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变成资本。这本身没什么错，知识分子靠写作吃饭，天经地义。但如果要说她“清高”、“贩卖情绪”、“钻营名利”，也不算冤枉她。因为她确实站在道德高地上，用一套简化版的善恶叙事，为自己赢得了一场漂亮的舆论战。只不过，在真实的行政生态里，真正的英雄往往不是那些站在高地上呐喊的人，而是那些在泥潭里默默做事、不求名利、也不写书的人。他们没时间清高，因为他们忙着收拾别人留下的烂摊子。

这个轻纪实的有摘录原书的几篇，原书在微信读书上架之前就有书友发给我读了，我读完之后没几天微信读书上架了。我当时对杨素秋感兴趣是因为刷到了她的演讲，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同时正好书友发给我原书电子版，我就看了。我喜欢作者那种讲故事的视角，有点像跟观众平等的感觉，特别像好朋友用那种很平等的交流的感觉，跟你分享自己经历的小事，而且冷不丁幽你一默。作者描述得轻松，其实经历的事情很大，我佩服作者可以用轻松的口吻去回忆当时经历的故事，在我看来，就是在赌啊，赌自己的职业生涯啊。不过这本书能够上架，能够发出来，也反映了政治环境的改善，在往好的方面发展。还是推荐原书！

杨素秋以文艺青年自居，口口声声都是对权力的控诉，但也就是因为她的身份，她写的那本书才能进入译文纪实系列出版，也就是因为她的权力，她那本书才能有九分的评价以及进入年度非虚构前十，不知道有多少她痛恨的，看不起的，基层的工作人员给她刷了评分。 她的那本书极其无痛呻吟，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人是空的，没有进行过任何基层的工作，直接空降，她如果不是体制内有级别，写的那本书基本没有任何出版的可能。

书出版后，杨素秋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挂职单位的反馈。她猜想她的同事们不方便发言。她也曾担心因写了一些负面事件，书的发行会受到影响，一位朋友安慰她说，不会有人找你的，因为人物已经模糊处理，谁跳出来，那就是认领了书中的讽刺对象。 但影响还是有的。杨素秋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稿子，被陕西省某公众号转载后，很快被上级要求删除。陕西省某图书馆曾邀请她做一场交流活动，最终也未能获批。后来这本书更多在陕西省之外的地方签售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