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本书阐释了中原、草原与东北三个不同生态位置的政治特征及其互动。简要概括而言，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中原以定居生活为主，采用官僚体制治理国家；草原则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政治上多为部落形态；东北地区从南到北兼顾了中原和草原的特征，因此也最为特殊。 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草原帝国与中原王朝存在共生性。以最早的匈奴帝国为例，它是秦汉帝国建立对草原政治的应激结果。 第一，由于中原出现了大型王朝，草原因此可以以部落联盟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帝国，然后汲取和对抗中原地区。这里附带的一个角度是，草原帝国的持续需要中原地区的经济支持。意思是，草原帝国侵略边疆地区除了军队统治者本身的欲望以外，其实起到了巩固草原帝国的作用。作者认为，草原的统治者认识到了掠夺的重要性，因此采取了互市、间歇式侵略、承认朝贡体制等方式不断获得中原的剩余产品。同时受此影响（当然还有草原体制与定居官僚的不融洽问题），大多数草原帝国对于统治中原没有兴趣，他们更希望获得一个稳定王朝提供的资源。 第二，中原王朝受中原本位、官僚体制以及儒家思想影响，一直在思想和行动上排挤着草原的游牧民族，这种“他者”的建构也倒逼着草原的部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而匈奴的单于以及突厥的可汗其实就是这种角色。同样因为定居生活和官僚体制的影响，中原王朝的国家中心不可避免的以国内治理为主，这与草原的游牧生活和生产军事一体化有些较大的差别。所以两者在边疆地区的对抗总是以中原失利为主。中原王朝在强盛时当然会获得胜利，但这种胜利并不持久。对比军事冲突而言，不怪乎更多的中原王朝采取朝贡绥靖政策对待草原帝国。这样既能让中原王朝的边疆长时间保持稳定，又能满足草原帝国的持续性需要。 作者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东北势力的强盛与衰落刚好跟中原、草原成反比。当中原王朝和草原帝国强盛时，东北就成为两者间的边疆地区因而收到挤压而无法壮大。当中原王朝和草原帝国衰落时，东北势力就会趁机兴起，如辽、金，满洲等。而东北生态位置为他们形成二元化治理体系做好了铺垫。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北势力更容易也更接受在中原建立王朝，而不是像草原帝国一样无心无力的侵略完就跑。 有意思的现象是，东北势力建立的中原王朝更懂得如何处理草原和中原的关系。他们理解草原帝国的部落联盟机制，也不像中原本土王朝一样受定居生活、官僚体制的消极影响。他们利用中原王朝的剩余资源在边疆地区采取更军事化的处理方式，也不断干预草原的政治，防止部落联盟的出现。可见的是，北魏时期的北方柔然，金朝时期的蒙古草原，元朝时期的蒙古草原以及清朝的边疆治理，基本不存在大问题。 作者对草原、中原、东北三者历史辩证关系的结束也有解释。从公元前三四世纪至十八世纪左右，草原中原东北互相影响了近两千年。之所以结束，无非就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他者。在十八世纪，来自东北的满洲势力像上述一样，建立了中原王朝的同时让草原势力进入了衰落期。如果按历史经验，草原的其他部落可以通过游牧迁徙来保存实力，然而俄国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张却彻底堵死了草原的战略空间。可以这样说，草原、中原、东北三者的历史互动结束在如日中天的俄国和清朝手上。 总的来说，此书提出的观点有其突破性，特别是对于我这种第一次了解边疆史的人来说可谓醍醐灌顶。但读下来的过程中，又不免感觉有几点问题。 第一，书中提出了草原中原和东北三种形态，对于两千年的历史互动基本都能起到一定的解释作用。但唯独作者也知道的特例——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为何同样是草原型的帝国，它可以实现对中原王朝的统治和其他广阔地区的扩张。我觉得作者解释的比较牵强，不过这可能也是历史偶然性的魅力所在。 第二，作者实现了他脱离中原视角的历史解释，但似乎又扩大了边疆问题对中原王朝的影响。作者应该也知道，大多数中原王朝应该是亡于内乱而非外敌，但为何在唐朝后期的历史解释中，认为唐朝的存续寄托在回纥上呢？令人费解。

现在的阅读软件会带来一些有趣的体验——你可以看到别人在哪里划线，在哪里批注。读《危险的边疆》的时候，我发现不少读者停下来指出书里的问题：时间、人名、朝代归属有明显的错漏，翻译也存在理解偏差。这些批注散落在电子书页边，形成一个持续的裂隙声场。我注意到那些偏差，也注意到别人在注意那些偏差。那种“关于阅读的阅读”，有时比书本身更有意思。 巴菲尔德在建构一种新的边疆史。他想用人类学的抽象框架统摄两千年北方边疆的互动，提出了“外部边界战略”“内部边界战略”“权力周期”等模型。这个项目有野心，也确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坐标。但他的模型和史实之间不断出现脱落——那些被读者反复指认的错漏和偏差，就是模型在具体细节上的裂隙。 但这些裂隙让我开始想另一件事：如果把这个裂隙现象本身作为观察对象，我们能看到什么？它让我重新注意到一条边疆研究的进路——从拉铁摩尔到巴菲尔德到王明珂。 拉铁摩尔打开的是视野。他是靠走的，一遍遍走长城沿线，走蒙古、走新疆，实地踏勘。他的边疆是一个可以走进去的空间，不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概念。他重视地理和生态，但他比布罗代尔多走了一步——他不把过渡地带当作被动背景，而是当作历史的主体之一。布罗代尔的结构里没有“走”的人，拉铁摩尔的结构里有人。他不提供系统理论，但他第一次把边疆当作一个自身拥有历史逻辑的空间来理解。 巴菲尔德接过了这个视野，但他的方法是建模型。他把拉铁摩尔打开的视野变成一个可操作的框架。查尔斯·泰勒处理的是人的自我理解如何在历史中转变——社会想象如何从一种形态转向另一种形态。巴菲尔德在方向上靠近泰勒，但他停留在可模型化的层面：两种社会组织形态之间的功能关系，而不是人的意义世界、叙事、认同。他的模型覆盖了两千年，模型覆盖不到的地方就变成了那些时间错漏和人名归属的偏差。 王明珂在巴菲尔德停下来的地方继续往前走。他进入了泰勒关心的那个领域——历史记忆、族群认同、叙事如何被现实需求重新编织。他发现历史记忆本身是一个不断被重写的过程。他不是在抽象层面说“过去是建构的”，他做了田野调查，看边疆人群如何在实际的生态、经济、社会互动中调整自己的认同，如何重新筛选哪些人物和事件值得被记住。他用具体的方法，把巴菲尔德模型中那个“互动”的概念填回了真实的人的经验里。 王明珂描述的是一个可观察的社会过程：历史记忆被现实需求不断重塑。齐泽克给出了一个更精确的哲学命名——他把这个过程叫作“过去是开放的”。一个在田野里被观察到，一个在哲学上被命名，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所以从拉铁摩尔到巴菲尔德到王明珂，其实是一条边疆知识的生产进路：从身体经验到模型建构再到田野验证。这条线同时处在另一个更大的坐标系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结构在左端，查尔斯·泰勒的自我理解在右端，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在中间的不同层面工作。巴菲尔德停在模型的层面，没有继续往下走。而那些读者不断指认的错漏和偏差，指向的正是这个缺口。 《危险的边疆》，不在于它的模型正确。而在于它搭建了一个足够大的框架，让后续的批评、补充和修正都可以附着在上面。那些裂隙不是这本书的失败，它们指向的是边疆史本身的一个事实：它永远无法被一个模型穷尽。每一种对过去的解释都有自己的生产条件，每一种解释都会留下裂隙，而裂隙本身就是进入理解的入口。 读历史的好处，不在于知道多少过去的事，而在于理解过去是怎么被记住的。这个理解放到日常生活里也一样——很多人感慨早期网站因为服务器到期、内容消失、帖子打不开，觉得“互联网有记忆”是个传说。但这件事和巴菲尔德书中那些裂隙是一样的。裂隙不是终结，是连接的起点。边疆史无法被一个模型穷尽，互联网也无法被一种记录方式穷尽。历史是建构出来的，记忆和遗忘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每一次重新筛选、重新赋义、重新编织，都是真实的历史过程。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对消失的东西过度感叹。因为消失本身，就是建构的一部分。裂隙处，新的连接才可能生长出来。

读完总结一下： 1. 北方游牧民族在哪里？ 长城以北为游牧民族，以南为中原民族。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指出，十五英寸等雨线划分出农业区和牧业区，而这条气候上的标识线也正是中原民族为抵御游牧民族所修筑的长城的大致所在。 2. 游牧民族为什么要入侵中原？ 需要中原的物资，主要有粮食、铁器、炊具、布匹、茶叶、丝绸等。 3. 游牧民族对中原的策略是什么？ 劫掠（直接出兵抢，抢完就跑），朝贡（中原王朝定期定量给物资），边市（边界开互市做生意），和亲，统治 4. 对中原进行统治的游牧民族有哪些？ 北魏（鲜卑拓跋部），金朝（女真族），元朝（蒙古族），清朝（满洲族） 5. 为什么只有这四个游牧民族实现了入主中原？ 这四个游牧民族的共通点： 1）非纯粹游牧民族 - 二元化政权 - 有对农业的管理经验  北魏 - 半农半牧  金朝 - 半农半猎  清朝 -  农牧猎 2）文化吸收 - 汉化 3）对农业重视 - 明白农业是财富之源 6. 四大明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只有唐太宗很好的解决了边疆问题  秦皇 - 命蒙恬北击匈奴，迫使匈奴北迁至阴山以北；筑长城  汉武 - 命卫青霍去病李广北击匈奴，打通河西走廊，开通丝绸之路 - 战争消耗巨大  唐宗 - 使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臣服，被称作天可汗  宋祖 - 对北方的契丹采取防御策略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边界从来不是地理的终点，而是权力、生存与认同激烈碰撞的前线，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形态，在千年的拉锯中不断重塑彼此的命运轨迹。每一次帝国的崛起与崩塌，不只是军事胜负的注脚，更是资源调配、组织结构与社会韧性的深层较量，那些看似遥远的马蹄声与烽火烟，实则映照出人类如何在夹缝中寻找秩序，在冲突里谋求共存的永恒命题。

图书馆里看到了这本书，借来断断续续看了一小部分，发觉微信读书上架了。 作者是少见的致力于研究中国边疆游牧民族历史的西方学者，本书有着浓郁的学术风格，个人觉得翻译并不十分出色，很多大段落看似写了很多内容，但意思不够明确，罗列的历史材料也有限，可能这就是历史学科传统的方法吧——作者主观性先入为主太强，尤其是对游牧民族的各种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的描述和推断，总看不到切实可靠的数据，甚至作者常常是自己把没有过程的推断结果直接放在书里，读者看着就觉得可信度不高。本书详细描述了各个中原王朝和当时边疆惹事游牧民族的博弈战略，尤其是从这些草原森林民族的角度出发，跟传统的汉族视角不同，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游牧民族似乎从来没想到过完全去统治中原地区，他们想的仅仅是大肆烧杀抢掠一番，占完便宜就跑，还回到他们的草原上过小日子，他们任用武力尽管有特点，但并不占据道德和仁义的高地，就像在温饱线上挣扎，随时都可能饿死冻死渴死，所以光脚不怕穿鞋，以抢和盗为荣，以辛苦踏实耕耘为耻，这样的理念下如此的民族犹如寄生虫，只顾自己的痛快，对生态和整体不管不顾，迟早把宿主整死，然后自己跟着死。直到满清时期，自己就是外族，对于同样的游牧不稳定团体，采取了很有效的统治和控制措施，对其小贵族采取固定封地，定期送一些东西，严防死守其部队并编入八旗加强控制。尤其是满清控制了藏传佛教的达赖喇嘛，并在蒙古等地区大力推行该教，蒙古族贵族以流行的佛教为荣，甘心情愿侍奉越来越庞大的僧侣和寺庙，财产和精力都投入其中，无力自己团结和组织武装部队，随着经济情况越来越差，蒙古族人口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以前的雄心壮志，捞点小的利益就心满意足，正如同拔掉狮子的牙齿和利爪，将其阉割，不过短短几代人，中国历史上边疆的心腹大患游牧民族从此一蹶不振，直至今日谁要是还在那里吹嘘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我们一定要认真的恭维一句：相比先祖的丰功伟绩，你们现在过成这个屁样，哪来的脸面对前人？！

在我看来，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有两点是值得高度评价的。第一，巴菲尔德突破了拉铁摩尔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系共生关系的论点，这对解释唐朝与回鹘帝国的关系以及检视明朝在处理东北边疆和漠北边疆关系的得失方面，能提供许多有益的思考；第二，我个人认为作者在议论满蒙关系、准格尔汗国的灭亡时对游牧帝国的消解作了不错的论述，颇具启发性。 巴菲尔德在书中将游牧帝国与中华帝国的地理范围分成了三部分，一是长城以内的汉地，二是长城以北的草原，三是介于汉地与草原之间的东北松漠区，他也根据这个地理区分将历史上的征服王朝和汉族王朝分为以匈奴、蒙古、回鹘为代表的草原型征服帝国，以辽、金、满洲为代表的东北型征服帝国和以汉唐宋明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在本书看来，1840年以前的中华帝国的地缘政治基本就是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其中，草原帝国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并非是绝对对立的，而是互相依存的。碍于生产力因素，草原游牧帝国需要中原王朝生产的低端加工产品、高端奢侈品，所以草原帝国对中原王朝的入侵是经济性的，他们多数时候并不想建立对汉地的统治，只是为了迫使中原统治者提供奉贡以及开放边境市场；中原王朝为了节省军费的经济需要以及维持统治的政治需要，也有必要通过绥靖草原帝国来维持北方边境线的和平乃至于雇佣草原骑兵镇压内部叛乱，这种互动关系的代表就是唐朝与回鹘的关系，唐朝通过给予回鹘可汗财物，换取回鹘骑兵帮助唐朝镇压安史之乱以及帮助唐朝保卫安西、北庭，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回鹘汗国没有趁安史之乱对唐朝发难，因为草原帝国需要的是能够给他们提供财物的中原王朝，而不是直接统治汉地。至于东北王朝，在本书的论述里更是特别的存在。在本书看来，东北王朝的崛起是艰难的，因为它处于草原帝国和中原王朝的交界，难以在两者之间发育形成强大的帝国，但东北王朝由于发源于半农耕半游牧的松漠地区，所以出身东北的征服王朝更有经验处理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关系。他们没有草原帝国和中原王朝对彼此生活方式怀有的成见，更容易创造出让各民族各得其所的政治制度，从辽国的南北官制，到满洲的八旗制，莫不如此，因此东北王朝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继承了蒙古王朝遗留的内亚普世主义的衣钵，将该体制发扬光大，使其更具包容性，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样貌，成为最成功的征服王朝 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模型有助于解释元朝的失败和满清的成功。元朝将中国置于蒙古世界主义联邦帝国之中，其体制本质是在用草原家产国家的制度结合中原官僚制维持统治，这一双元政治在汉地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使得元朝持续动荡；而满清皇帝则是因俗而治，他在中原是汉人的天子，在蒙古是喀尔喀蒙古人的博格达汗，在西域是穆斯林的保护人，在西藏是喇嘛的宗教领袖。 这一体制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但是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本书在论述准格尔汗国的灭亡时提到了中俄的斗争。是的，在最后的游牧帝国时代，游牧帝国已不再是中华帝国地缘政治的主角，满洲人征服喀尔喀蒙古人之后，卫拉特蒙古人只是在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遗产上生存的次要势力。此时，国际斗争的背景是清俄斗争，俄国人正在像一轮弦月从西北向中国逼近。在康熙汗至乾隆汗时期，中国人和俄国人在西北与东北爆发了外交和军事的斗争，最终以中俄各退一步告终。两者随后瓜分了游牧帝国的残余，为19世纪最后的决定性冲突作准备。在这场斗争中，满清是注定无法站到优势的，不是因为武器不如人，而是满清的内亚普世主义建立在包容多民族与防范、挑拨离间多民族的立场上，在满洲帝国里，满洲人是超越多民族之上的超然民族，为了防止治理的人民造反，他们收买汉族地主、借助黄教控制蒙古人、挑拨穆斯林内斗、用蒙古人镇压汉人起义，这样的国家注定无法动员任何一个民族为它而战，在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打光之后，整个国家逐步沦为外国人的殖民地和汉人督抚的天下，最终像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王朝一样走向灭亡。

一本好书，我们汉人总是以自己的视角和历史记裁来揣度历史。实际上北方游牧民族和东北方的游牧定居民族，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汉族危险的邻居，他们远不是我们史书中记载的那样野蛮，愚昧，会被中原军事力量击溃的“野人”。游牧民族一直以来的“国策”就是劫掠展现军事实力后获得汉族的奉贡的敲诈战略，两个民族长期以来就是一种共生关系-草原民族敲诈汉族，汉族也通过草原民族来维持边境的。东北的民族更像是两极政治下的投机者，两极虚弱时趁虚而入，占据华北地区，甚至问鼎中原。这样的政治循环和三方的地理自然因素以至于习俗分不开。

《危险的边疆》思考 历史上，中国一元文明是无法长期存在的，总是受到对立文明的冲击； 东胡构建了一个二元文明政权，但是又被海洋文明所击溃； 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亚洲来看，岛屿国家虽主流属农耕，也尚有部分海洋文明的萌芽； 农耕文明的沿海地区，海洋文明容易冲击和影响。 遍观亚洲现在的发达地区，大都是属于充分接受海洋文明的地区。 由此可见，社会的进步在于文明和文化的认同。 人生选择也是这样，选择同先进文明的人在一起，互相影响和促进，这是使自己能见容于世界主流社会的正途。

秦汉修筑长城以护农耕、阻劫掠，却割裂农牧交融的缓冲地带，迫使草原民族凝聚成巨型游牧联盟。自此，零星边患演变为千余年对峙，战乱与民生损耗都远超先秦。

本书是人类学视野下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经典研究，作者以“外边界战略”为核心概念，系统论证了游牧帝国的兴衰并非取决于其自身实力，而是深深嵌入中原王朝的政治周期，揭示了北方草原帝国往往是中原统一政权的“副产品”——当中原强盛时，游牧民族被迫整合为庞大帝国以应对压力；当中原衰落时，草原亦随之分裂。这一“二元结构”视角打破了农耕中心论的叙事窠臼，将边疆从边缘地带提升为理解中国历史整体进程的关键变量，堪称对拉铁摩尔“边疆中心观”的重要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