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藤本猛
本书以北宋徽宗朝为中心,在探讨徽宗所处的政治背景的基础上,探究徽宗的政治姿态。 北宋的君主独裁制被称为“祖宗之法”,构筑于太宗皇帝。他扩大科举制度,将士大夫作为新兴势力纳入政权,政权运作基本顺从官僚意志,该政治体系与“士大夫政治”表里一致,在仁宗朝达到全盛期。然而在立国百年后,政治、经济、社会矛盾日益显现,神宗对“祖宗之法”实行全面改革,发挥皇帝的政治主体性,以三省制对士大夫分而治之,下达表达自己意志的内降手诏,全面主导“皇帝亲政”体制。这种制度是君主独裁制的变体。 徽宗继位时便面临这两条路线的争持。他很快以“绍述”新法政策为目标,探求向皇帝亲政体制的转变,其重要手段是“御笔手诏”。徽宗朝是“御笔手诏”趋向定式的时期。本书的考察重点即为被称为风流天子的徽宗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与专权宰相蔡京较量的。
这本书其实很好地反映出近些年日本宋史研究的热点,如寺地遵的政治过程论、政治空间和场域、制度的实际运作、文书行政等。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是却有着一条贯穿各章的主线,即“君主独裁制”的发展。日本学界所言的“君主独裁制”并非指君主独断一切的专制政体,而是强调君主掌握最高决策权的背景下,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以仁宗朝政治最为典型,“平庸的君主”虽然掌控着最高权力,却不得不给予士大夫优厚的尊重,倚靠士大夫群体治理天下。仁宗以后,这一体制被士大夫尊奉为“祖宗家法”。然而,祖宗家法的危机早在仁宗朝景祐、宝元年间便已经暴露无遗,为此士大夫与君主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便是二者的反映,神宗的亲征改革路线与旧党士大夫维护“祖宗之法”持重路线激烈斗争,最终酿成北宋晚期的党争。徽宗开始时还想要调和矛盾,实行“建中靖国”路线,但新旧党政令其大失所望,转而走向绍述神宗亲征的崇宁之政。蔡京便成为徽宗崇宁路线的执行人,但蔡京身为宰相有着其代表中枢机构的政治利益,必然与徽宗的亲征路线发生冲突,因而方有蔡京的三起三落。徽宗为了保障自身的亲征权力,不仅发扬了神宗创建的”御笔“,还设立了一系列官职、机构以及政治建筑(殿中省、宣和殿、保和殿)。第七章和最后一章则尝试着将北宋末期与南宋初期的高孝两朝政治发展打通,叙述徽宗朝徽宗与蔡京的权力矛盾、高宗朝君主权威低落所采取的措施、孝宗重振君威的近习政治。然而,很可惜的是,作者忽略了改变两宋史的转折点——靖康之变,没有去探讨钦宗朝的政治发展,这就使得此书出现了关键“断裂”,由此打通两宋政治发展的说服力便不足了。
更多的是一本关于君主独裁制的论文集吧,涉及的主题包括蔡京的上位与第一次罢相始末丶张怀素案丶政和封禅的终止始末丶殿中省丶宣和殿丶两宋转对轮对制度变革丶孝宗朝文武并重及其原因。中间的高宗朝仅在终章叙述,钦宗朝更是连提都没提,连贯性欠缺。 日本所说的君主独裁制并非君主专制,而是指皇帝放弃政治主动权,委托给士大夫等科举官僚,政治运行遵循科举官僚的意志。或许可以把其称作“祖宗之法”,这一官员常常用来反驳皇帝丶颇具弹性丶阐述己方舆论的的制度。 而神宗朝开启的“绍述”,则是孝宗朝“亲政”的萌芽,是君主独裁制的变异体。哲宗和徽宗兄弟二人,则在绍述的旗帜下继续加强着亲政体制。 不同于传统观念中,徽宗是被蔡京等北宋六贼玩弄的政治白痴。蔡京的权柄首先就不全来源于徽宗,而是有一定的向太后因素,反而其长子蔡攸才是最早与徽宗结交的(端王时期),而且父子二人并不同心。 亲政初期的徽宗就已经在斗章惇丶向太后时展露了一定的政治能力。但是后来曾布利用言官打击政敌,让徽宗颇为不快,因此下台。 此后,蔡京上台。他与徽宗的政治博弈一直贯彻始终,然而无论是在官场党羽上,还是在经济上(蔡京当十钱,张商英贸然废除会导致币值混乱民怨沸腾),徽宗每次任用新宰相,都无法胜任。而且蔡京政治手腕颇高,使张怀素这一可能伤害自己的案子,祸水东引到了自己政敌吕惠卿身上。 面对该情况,徽宗也不是全然被动,而是用御笔手诏与公相制度回击。御笔手诏常被诟病为皇帝越权丶恣意专断,但也是一种集权的手段;公相制度则是明升暗贬,每三日一朝则不能及时收到信息。而长子蔡攸又值宣和殿,无疑更能接触到一手信息,这也就导致了徽宗朝末期的父子反目。 此外,徽宗朝泰山封禅一事从思想史上也可以研究一下。作者认为,蔡京支持封禅而徽宗兴致缺缺,是“北宋末年正是汉代以来的王权思想向依据朱子学“天理”秩序的政治思想转化的过度期。 徽宗欲延续神宗朝的绍述传统,完成亲政,但亲政对皇帝的要求很大,徽宗朝相对和平,没有合适的集权借口,难以实现,最后蔡京势力甚至蔓延到了宣和殿与殿中省,到了内朝。从这个角度看,宋徽宗的亲政愿望是落空了。 到了孝宗朝,则进入到了南宋的战时体制,有加强集权的迫切需求与理由。孝宗又是一位锐意进取的君主,故而能够通过御笔手诏丶閤门舍人丶重用武臣与宗室加强皇权,从而实现乾淳之治。我觉得这块作者有些没说,我自己是觉得外臣对于内朝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例如在立太子问题上,虞允文对宋孝宗说:“此陛下之家事,臣不当与。” 但是宋孝宗任用宗室,也直接导致了日后外戚丶宗室影响力的增强。作者对此的论述并不清楚,我自己是认为权力的集中需要君主的贤明,然而宋孝宗后的君主都非常拟人,权力于是又分散了出去,到了皇后(李凤娘丶杨皇后)丶外戚(韩侂胄丶史弥远)丶宗室(赵汝愚)手中,又出现了权相乃至独相,相权空前加强了,甚至能决定皇帝的废立了。 而且,从徽宗到孝宗朝,还经历了钦宗与高宗朝。作者对钦宗朝论述很是简略,我自己不是学历史的,但还是怀疑,钦宗未能南逃,是否与耿南仲等主战派的公议有关,是否与徽宗朝未能完成绍述亲政有关?而高宗朝“绍述”的口号中,又有多少是想要继承元祐,又有多少是继承自乃父与神宗以来亲政传统?作者认为高宗朝是一个变异,毕竟秦桧有与金人的关系,因此给赵构布下了一个涵盖了医官宦官内臣外臣的大网,赵构能做的只有熬死秦桧。但是医官王继先明显不是完全依赖于秦桧的,而是利用和秦桧姻亲关系丶作为赵构的私人医生身份,在二者中玩平衡,甚至可能是赵构安排在秦桧身边的眼线。如果想要写君主独裁制的发展,赵构与秦桧的博弈也值得写啊。 总之,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并不连贯,好多问题都没写透。但也可以一窥日本宋史研究的门道了
这本书要真如标题所写,是宋徽宗朝+政治史的研究就好了,实际上只是一部主题有相关性的论文的合集,前几章真正讨论宋徽宗朝政治史的部分非常引人入胜,后面则是一些关于制度的考证,虽然也有收获,但着实意犹未尽。 宋神宗时代开始,皇帝独治已经开始挤压文官政治,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包括蔡京这种新党、奸臣也不完全是皇帝的狗,为了文官政治努力抵制皇权。宋徽宗通过御笔手诏制度化已经完成了皇帝独治,但是正因此也把自己玩死了,北宋灭亡中断了皇帝独治的进程,赵构虽然奸恶但贪图享乐,而且要把暴政甩锅给宰相秦桧,所以一时有所收敛,倒是“南宋第一明君”宋孝宗完全实现了独治,而排斥士大夫,重用宗室、外戚、武臣等,这又为宗室赵汝愚、外戚韩侂胄废宋光宗以及韩侂胄乱政奠定了基础,因为皇权独大之后,如果皇帝智商不行或者意愿不足,大权必然落入宗室、外戚、宦官、佞幸之手。 该书另一缺点是对宋高宗和秦桧的奸恶估计不足,应参看寺地遵的《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
非常推荐,这本算是海外研究背诵末年的政治最新的观点集合
2026年九九消寒书第36本,一本很好,能够帮助历史初学者弥补刻板印象的书,让读者能够了解《水浒传》、李师师、瘦金体、《千里江山图》之外的宋徽宗,并且对君主专制这一概念有了深化。
双败俱伤的朝堂争权 提起宋徽宗赵佶,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瘦金体”书法和名画《瑞鹤图》。论及艺术造诣,他能在名家如林的古代名列前茅,可惜他的主业是皇帝,在位二十五年却将北宋推进万丈深渊,给大家留下的,是一幅“自己专心搞文艺,奸党政局来嬉戏”的可悲印象。 大宋立国,重文抑武,皇帝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种策略在政治体制上其实埋下了重大的隐患:治国有功,文官群体可以站在台前赢取所有的掌声;治国有误,文官群体大可将黑锅甩到皇帝头上,依旧能落个“善谏”的好名声。 所以,神宗一朝,希望通过变法将权力更多集中在皇帝手中。可惜,神宗驾崩之后,向太后和哲宗又回到老路上去。同为神宗的儿子,徽宗认为自己有义务将父亲的理念继续贯彻下去,于是在“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幌子下,试图从蔡京手中夺回权力。藤本猛的《风流天子与君主独裁制》,将写作重点放在这场拉锯战上。 前面几局,双方互有攻守。徽宗前脚将蔡京贬出汴京,蔡京的同党就闹出一场妖人大戏,替蔡京向徽宗示威。徽宗随后亲手终止了政和封禅的计划,从名望上给予蔡京重重一击。而年过古稀的蔡京没有善罢甘休:在他的推动下,徽宗朝设立了一个颇显独特的机构——殿中省,凭借在朝内的关系网,试图重新和徽宗分享禁中的权力。 同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赵佶和蔡京还将“御笔”和“手诏”的争夺当成了战场。前者希望通过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拿回至高无上的话事权;后者就在徽宗身边安插了自己的眼线,不希望失控的局面出现。 虽然是扎实的历史专著,但如果略有历史知识积累,这本书同样可以当成趣味十足的故事来读。双方的交锋颇为精彩,出手之狠,接招之稳,来来回回煞是好看。尤其是徽宗对神宗政策的延续和加码,如果没有蔡京这样势均力敌的对手出现,整场对局很有可能会在晚期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从而失却很多精彩的地方。学习研究历史的目的,还在于为后来者总结经验教训。作者对二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疑问手,也予以直观的评价。 这场争权延续至钦宗一朝,且以意外的结局收尾。蔡京在徽宗朝虽然几度沉浮,但如不倒翁一般始终屹立不倒。但他终究败给了自然规律,年事越来越高的他,最终落得发配身死的下场。相对来说,他至少还留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徽宗将重点放在内部夺权,却在外交和军事战场上一败涂地,最终和钦宗一同“北狩”,死在凛冽的北风之中。 不但结局双输,两人在争斗中也都将名声搭了进去。蔡京早年间主持经济改革颇有政绩,但他没有将经济的成果转化到政治改革中,反而在徽宗的“逼迫”下加强构筑朋党,使得朝堂风气一落千丈,为北宋亡国埋下了祸根。后人将板子打在“六贼”的屁股上,也不算冤枉。 而人菜瘾大的徽宗错误地估计了自身和对手的能力,本想通过改革揽权,却在这个过程中抓大放小,特别是忽视了国之根本军事力量,不但没能扳倒蔡京,还在辽亡之后不思悔改,最终开门揖盗,落得身死国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匡正他和蔡京的关系,但在老百姓看来,横竖是他和蔡京搞垮了国家,到底怎么搞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