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庙新神：晚清变局中的孔庙从祀

主要是讲三儒入祀的事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是一次虚假的成功。如果在他们第一次被请祀的时候就得以入祀两庑，或许可以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倒不是说榜样的力量如何之大，而是从祀先儒的地位会给他们的著作刷上一层安全的保护色，有助于三儒著作的流传与多元解释。但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时机成熟”的同时也是机会消失的时刻。三儒从祀非但没能推动立宪进程，反而受到忽视甚至嘲笑。这可能是孔庙与政治变局最接近的时刻。

有勇气和能力，完成这个选题本来就很了不起了。但我觉得本身有点受限在旧庙和新神这个概念股里了，毕竟儒教它毕竟没有真正宗教化，神不神，拜不拜都不重要，因为现象本身只是背后政权博弈，不过是中央和地方，阶层势力斗争的外在显化。而清廷早已显出亡国之相，或者说一切早已是改良旧秩序不能解决的，以至于这种关于旧庙新神的探讨其实都是娇喘。

重点是讲三儒如何从祀的，几次申请几次拒绝，支持方和反对方的意见拉扯 可以了解一些些微的孔庙建制，下回找个参观加深下印象

内容挺丰富的，就是标题“旧庙新神”感觉是硬套在“三儒从祀”这个主题上，新旧之间张力的讨论有些少。

读的过程中一直在想，如果作者也可以介绍下顾黄王的思想，读起来对那段历史可能会更有感觉，但是转念一想，顾黄王与那些之前就进入从祀的先贤先儒一样，早已被扭曲和再造，保皇的、君主立宪的、革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的“顾黄王”，所以介绍不介绍，大体也无所谓了

孔庙里的政治 这本书的内容并不是很多。但是读起来十分有意思，并不觉得难懂。 本书处理的是一个看似冷僻的题目，孔庙从祀制度在晚清的变迁。但读进去会发现，这个题目牵动的其实是帝制中国最后几十年里最核心的几件事。皇权与士大夫的关系，道统与治统的纠缠，改革与革命的赛跑，最后都浓缩在一座庙的牌位增减上。 孔庙在帝制时代有一种奇特的二重性。它既是国家官庙，承担意识形态功能，又是科举官僚的行业庙，士大夫在这里维系自己的道统。这种公私之间的张力贯穿始终。雍正二年曲阜孔庙火灾，雍正动用正项钱粮修复，同时把儒臣自愿捐款定性为儒士之私情。公私的界限被皇帝一句话划得清清楚楚。皇帝出钱是公，儒臣掏钱是私。但这个公不是士大夫的公议，而是皇权眼中的天下秩序。士大夫有自己的公，那就是廷议和公论。两套公的冲突，构成了从祀制度演变的基本动力。从祀标准的松动是晚清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早期从祀讲究有功于经学，标准是传经卫道。雍正朝大规模扩容，诸葛亮、陆贽这样的政治家开始进入孔庙，范仲淹更被视为首次于道德学问之外兼取经济非常之才。到道光朝，刘宗周、黄道周、文天祥这些忠烈陆续入祀，标准已经明显放宽。朝廷的算盘很清楚。鸦片战争之后需要激励忠义，太平天国之后需要重塑地方秩序，从祀成了一个政策工具。 书里最精彩的部分当然是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儒从祀之争的细描。这场争论从光绪二年郭嵩焘首请王夫之算起，到光绪三十四年最终入祀，前后拖了三十多年。中间三次大规模请祀，三次被驳。每次驳回的理由都不尽相同，但核心障碍始终是三人的遗民身份和著作里的危险言论。王夫之被指控攻驳朱子，著书杂入佛老。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直接比作卢梭民约论的中国版。顾炎武虽然争议最少，但他的郡县论也被翁同龢等人读出了地方自治的意味。 这场争论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最终促成入祀的不是学术评价的变化，而是预备立宪的政治需要。1907年赵启霖再次上奏，此时科举已废，清廷正试图用尊孔来凝聚人心。支持从祀的说帖多达二十一份，张之洞、袁世凯这些重臣都在其中。张之洞面对慈禧的询问，坚请断自宸衷准予从祀。最后的上谕极其简短，仅以交片下礼部，并未明发。时人已经注意到这个反常。朝野争论太大，朝廷不便表态，只能强行拍板。 但这场虚假的成功很快露出底色。三儒入祀后不到两个月，光绪和慈禧先后驾崩。立宪失去舵手，一年后张之洞去世，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派根本不买账。黄节在国粹学报上坚称三儒是明儒而非清儒，以清儒身份从祀是夺其生前志节。章太炎更直接，说这不过是收拾人心的把戏。朝廷试图把新神塞进旧庙，结果新神自有新的崇拜者，旧庙反而因为这次趋新努力进一步丧失了神性。所谓【收拾人心】就是如此了。 旧庙新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象 。意象的悲剧性在于，双方都误判了对方。清廷以为通过从祀可以宣示改革诚意，抵御革命思潮。革命派则看穿了这套把戏的虚伪。更根本的问题是，孔庙从祀这套制度本身已经运转失灵。1907年清廷把孔庙祀典升为大祀，与祭天同级，但次年春季丁祭满汉官员缺席严重，朝廷不得不下旨申斥不成事体。制度抬升与人心背离同时发生，这种反差比任何理论分析都更有说服力。从祀名单的每一次增删，背后都是权力的博弈和观念的转型。从传经卫道到经世致用，再到符合宪政精神，标准的变化折射出儒学在晚清被不断重新定义的过程。而当儒学最终被工具化到极致，它也就失去了作为道统的独立性和神圣性。孔庙后来被改成学校、党部、博物馆，东西两庑的先儒牌位不知去向，只剩下大殿里一尊孤零零的孔子像。这个物理空间的变迁，恰好是传统儒者谱系被公众遗忘的隐喻。一座庙的兴衰，最终映照的是一个文明在现代化冲击下的挣扎与溃败。那些被抬进孔庙的新神，无论是顾炎武还是黄宗羲，他们生前批判的正是这种被权力收编的命运。而他们身后被请入孔庙这件事本身，恰恰证明了他们批判的有效性。 作者写得很克制，但是也许也有读者会联想了，这就是一种暗合了。

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时机成熟”的同时也是机会消失的时刻。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儒从祀非但没能推动立宪进程，反而受到忽视甚至嘲笑。这可能是孔庙与政治变局最接近的时刻。

作者的观点在最后，前面是堆砌材料，看《尾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