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宽重
本书以“政策”与“对策”为枢轴,通过诏令文书、地方奏议与行政档案的多维互证,展现五代至宋元时期的政策从制定、执行到反馈的完整链条,说明制度既非单向的刚性约束,亦非简单博弈,而是通过动态调适以维系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作者摒弃传统制度史“就制度论制度”的静态窠臼,转而将制度置于动态的政治运作中,揭示其与人事、时势的联动。全书结合实证考据与跨学科理论,重绘了五代至宋元时期政治生态的立体图景。
自愧对中国古代政治缺乏了解,《政策与对策》是我完整读过的第一部制度史政治师相关的专著,它以论文集的形式分为三编,第一编讨论基层权力结构与中央集权的关系,聚焦于三个方面:巡检,弓手和县及地方政府;第二编讨论地方势力,包括“一文一武”四明士族和洛阳地方武力;第三编写政局与信息流动,聚焦广西经略和宋蒙广西战役的军情收集。 因为有具体的切片与聚焦点,这本书即使处于过去常识的空白区域,阅读时并不感到晦涩。 譬如《近民作县: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运作》一篇,基层官员的典型胥吏这一群体对县政的作用体现在相当复杂的层面,他们是在公簿文书、法令方面拥有专业能力和经验累积的一批基层公务人员,在县官处理政务时发挥着重要的执行角色,一方面遭受上级官员的刻剥资取(作者使用的这个精准动词让我很喜欢),一方面也有着把持县政、败坏吏治的影响。胥吏是国家系统和地域社会之间的中介者,缓冲者和运作者。 武力层面的巡检承担着更繁重的工作,北宋时期担任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然而随着内外政局的转变,伸展王朝统治的原本初衷,逐渐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演变成让基层武力在地方社会影响力增强的实际结果。到了南宋时期,宋廷反而要为了政权的生存,借重这些基层武力。从吏治到武力、财政,甚至到士人阶层,无不体现出中央与地方复杂的相互作用,并非一句“集中”或“分散”可以概括。 《洛阳豪雄:两宋之际洛阳地方武力的国家认同》一篇,翟氏与孟氏作为“沦陷区”洛阳地区的地方势力,一个在几乎断绝中枢补给的恶劣条件下坚持效忠宋廷,一个选择了盗陵起家,依附新君来维持基本的生存,由宋转而效忠齐政权——作者有感于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也受到生存环境现实状况的制约,联想到当今的海峡问题,的确令人深思。 虽然阅读过程中以学习和吸收为主,仍然是不是感慨于作者典雅且古朴的文风,并不像许多哗众取宠的知名学者刻意掉书袋,而是如实地讲述史料原貌,实事求是地推论和分析,进一步得出结论,可见治学严谨。 宋代相关的图书采用瘦金体作为封面似乎开始逐渐约定俗成,但这本书的装帧也并不流俗,烫金的书名和暗红色的底色,雅致庄重之余也不失灵动。硬精装配合线装便于翻阅,历史的厚重凝聚在纸页上,承载的是不动声色背后真实的生民悲欢。 中央集权与地方政治的此消彼长,是历史中如潮水一般的权力流转,也是紧紧围绕生存与制衡的纠缠的缩影。在时代洪流里,地方力量是个体生存意志的集合,是多少宏大叙事都无法代为诠释的真实的生命力。
当我们谈论政治史,往往离不开变法与党争、中央集权与分权的宏大叙事。而隐没于宏大叙事下的基层与个体,往往容易为人所忽视。 本书难能可贵的一点是,能够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表层,深入宋代政治肌体的毛细血管,在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的“对策”之间,窥见一部生动、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动态政治史”。 一、从“死的制度”到“活的政治” 有别于以往,本书最核心的贡献,在于其研究视角的根本性转换。作者没有将宋代的种种制度——如巡检、县尉、地方武力、士人家族——视为博物馆中静止的标本,而是将它们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时空与社会网络中,观察其如何被实践、被调适、被变通。 书名《政策与对策》精准地概括了这一由上至下的视角: 共同体意志(政策)在下达至幅员辽阔的帝国各个角落时,必然会与地方的利益、资源、人情和现实困境相碰撞。基层官员、地方豪强、精英士人乃至平民,并非被动接受的机器,他们会基于自身的处境做出各种“对策”。正是这种永不停息的互动,构成了政治史真正的主旋律。 二、多棱镜下的宋代地方社会 全书通过三编七章,如同一组精心切割的多棱镜,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宋代地方政治的斑斓色彩。 · 基层武力的演变: 书中详细追溯了“巡检”从唐至宋的职能转型,五代的巡检制度存在着过渡时期的明显特征,到了宋代政权稳定后,拥有叛逆实力的巡检消失的同时是基层巡检的制度化;“弓手”从民间徭役演变为县尉司下属的常设武力,作为唯一拥有武备、被制度化朝廷公权力所管理的武装力量,在深入基层的同时,又被不断重新建构和塑造。这不仅仅是官制的变化,更揭示了国家权力如何试图扎根基层,以及地方社会如何反过来塑造和利用这些武力,形成一种“官民之间”的独特权力结构。 · 地方势力的生存策略: 第二编聚焦于南宋晚期洛阳豪强和四明地区(今宁波)士人家族的研究。前者有的在靖康之乱以后成为宋廷的政治飞地,有的则临阵倒戈与之形成对峙与厮杀;后者则在王朝鼎革(宋元易代)的巨大变动中,通过科举、婚姻、学术网络、地方公益等多种策略维系家族地位。他们的“忠诚”并非简单的二元选择,而是一种在现实压力与道德理想之间寻求平衡的、极其复杂的生存智慧。 · 信息与边疆经营: 书中关于广南西路(今广西及周边)的案例尤为精彩。无论是北宋的程氏父子,还是南宋面对蒙古压力时的情报系统,都说明了在通讯不便的古代,中央的“政策”往往严重依赖于地方官提供的“信息”。边疆大吏如何在奏报中取舍、包装地方实情,以争取中央支持或规避自身责任,深刻地影响了中央的决策与边疆的安危。 三、亮点与不足 黄宽重先生的文笔清晰流畅,专业考究深奥的学术问题之外,也力求让读者能够简单理解。他善于运用具体的人物和家族故事,将宏大的历史进程落到实处,使得这部学术著作读来饶有趣味,充满“人”的温度。 也正由于本书结集的为专题论文,各章之间的连贯性稍弱,对宋代政治的整体性勾勒需要读者自行拼凑。 对于所有对宋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社会史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都值得细细品读。
人知战争,家有兵刃,当如何? 皇权不下乡的由来,为什么? 为何在中央财政如此集权下,江南民间财富依然有如此之实力?政治力与社会力是如何达成平衡的? 黄宽重还是很牛啊,做了很好的回答! 好书一本,值得好好品读
建隆二年冬夜,汴京枢密院烛影摇红。赵匡胤批阅着潭州驻泊军粮的奏折,朱笔在“每石折钱八百文”处顿住——这比市价高出三成。他想起三日前皇城司密报:潭州通判与粮商在樊楼宴饮。但最终御批“依议”,只添了“转运使司年终核计”八字。这场君臣心照不宣的妥协,恰是宋代政治生态的微缩景观。 地方官用“折变”政策将税粮高价折钱,再用“和籴”政策低价购粮,差价落入腰包。朝廷并非不知,却在漕运成本与吏治清明间选择了平衡。正如咸平年间河北漕运改制,转运使樊知古巧妙利用“上供纲船可载商货”的漏洞,使漕卒年收入倍增,反而解决了军粮延误难题。这种政策与对策的相互塑造,如同永定河的泥沙,在冲刷与沉积间形成新的河道。 从五代军镇到南宋堂除,制度始终在动态调适中呼吸。当绍兴三年的敕牒允许州县“权宜处置”圩田水利时,中央诏令已悄然吸收了地方实践的智慧。这种充满张力的共生关系,恰似江南水网,既受堤坝约束,又在不断冲决中重塑地貌。
标准的学术论文集,多篇文章涉及多个方面,作者自身将其概括为基层社会与央地关系、地方势力与政治适应、政局变动与信息流动,政治史、军事史、社会史、制度史都有所涉猎,时间跨度从唐末五代到宋末元初,不可谓不广博。然而如何将这些文章统合起来,使之共享一个主题,揭示作者的史学理念,确是一个大问题。所幸作者将这些复杂的史事框架整理归纳,提出“政策与对策”这一揭示活的制度史精神的中心思想。前辈学者在具体的制度层面已经十分完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早已被研究透了,那么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工作呢?作者一阵见血地指出,对中央层面的政策不仅要予以分析,还应该关注其的实施结果与产生的影响,更要注意到其实施对象的反映。如北宋初年的中央集权举措确实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更改了唐末五代以来的乱局,然而随着新情况的发展,旧的中央集权制度无法适应后,又产生了两种趋势,地方势力的重新崛起与中央集权新强化并驾齐驱,共同推动着历史往更复杂的方向发展。
論文集,前後各加了個帽子,比較冠冕堂皇,看不出是什麼所謂活的政治史,如果這就算活的政治史,又是巧立名目的一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