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特雷博尔·朔尔茨
★数字民主能够改变打工人被剥削的命运吗? ★平台合作社如何助力劳动者构建自主的网络空间? ★一群不愿内卷也不甘躺平的年轻人,正联合起来改变游戏规则。 【作者简介】 特雷博尔•朔尔茨(R. Trebor Scholz) 文化传媒研究学者,作家,公平和可持续数字劳动实践的倡导者。现为纽约市新学校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CC)的创始人与教授,开放社会基金会、伯格伦研究所和蒙德拉贡大学的研究员,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和社会中心教师,巴塞罗那技术主权咨询委员会成员。著有《优步化和低薪化——工人如何打断数码经济》(2016)、《归我们! ——未来经济社会的行动指南》(2023)等。 【内容简介】 一个幽灵,合作社的幽灵,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虚拟王国中游荡。 一群不愿内卷也不甘躺平的年轻人,正联合起来改变游戏规则。 这是一个转型期的故事。 从数码封建主义到开放合作主义,从网络等级制度到去中心化自治,共有经济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向我们敞开。 在个体原子化和反全球化保守潮流的双重大流行中,世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人正在从裂缝中跌落,丧失了社会安全保障网的支撑。年轻人在现有系统中看不到未来,渴望一种能创造尊严和安全的工作模式,数字平台合作社应运而生。它继承了传统合作社共同运营、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原则,又结合了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等尖端数字技术,由员工和用户共同拥有和控制平台。在这种自下而上、“民享民治”的经济模式中,成员优先于利益,企业不再需要承受来自投资人的利润增长压力,每个成员在运营问题上都拥有真正的投票决定权,并能通过控制劳动条件实现体面的工作方式。 从美国芝加哥到印度农村,从流媒体音乐社区到司机联合运营的打车平台,全球各地的鲜活案例向我们证明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它已经存在于我们中间,并正在等待你的加入。
平台经济,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可谓是耳熟能详。购物、外卖、打车、娱乐、社交媒体,通通走上了平台经济的路径,让身处其中的劳动者困在算法系统中,劳动被碎片化、去技能化,从而使劳动者丧失了议价权,从而不断被时间、流量、服务等多种多样的规定和要求压榨。 作者提出和一直致力于的平台合作社,可以看作是对于科技巨头平台经济的一种替代方案。合作社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经济自组织形式,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肯定不陌生,作者提出的平台合作社是将平台经济与合作社模式进行结合,由劳动者共同所有、民主管理的数字经济组织,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去中心化,从而实现“数据民主化”。 作者在书中举了很多在西方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地区的典型案例,比如纽约的家政合作社、西班牙的自行车送餐合作社、印度自雇妇女协会等等。虽然有一些通过联盟策略、或者与工会合作等,实现了较大范围的合作社服务,但是基本看来大部分都是小型合作社形式,甚至有的只提供特定的社区服务。虽然作者号称合作社经济在很多国家拥有较大的占比,但我感觉数据并没有太多的说服力,就像作者说的,除了经济之外,合作社模式也许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些社会化的、或者是公益化的价值。 改开以后,我们自己的合作社经济退潮,劳动者陷入各自为政的境地。但是随着各类平台经济的崛起,没有固定职业的劳动者越来越多,不管是社会还是劳动者自己,都应该想办法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比如从立法或政策上进行监管和职业保障,建立各种劳动者的互助小组。看各种报道,近些年来各地不管是农业、手工业还是一些工业经济体,以及各类平台,都开始出现合作化的回潮。历史真的是不断轮回。
在过去的几年里,“平台资本主义”的榨取商业模式所带来的新工作形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外卖员到滴滴司机,勤劳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算法控制了劳动者,也引发了人们思考是否有更合理的替代方案。 于是,平台合作社便应运而生。它打破算法的束缚,提供更公平、更可持续的数字工作形式。 本书作者特雷博尔·朔尔茨于 2014 年首次提出,他是纽约市新学校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CC)的创始人,《归我们!未来经济社会的行动指南》便是他的最新著作。本书借鉴了从开普敦到曼哈顿的案例研究,对平台合作主义进行了全景概述。平台合作社不是乌托邦,而是已经在改变数字经济的现实,在正确的帮助、支持和生态系统下,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本书分析了平台工人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已为许多人所熟悉:微薄的工资、极端的风险、过度的监控和算法管理等等。对朔尔茨来说,这是缺乏工作场所监督的结果,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大型公司将算法发挥到了极致,夺走了大部分利润,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和消费者,完美隐身于算法之下。 朔尔茨认为,解决卑鄙剥削的办法就是让工人集体利用平台技术来打造民主和管理属于自己的企业。比如Up&Go(伞式家政合作社)和司机合作社(网约车合作社),它们为工人带来更高的工资,也迫使大型公司做出了一些改变。当然,并非人人都能创办合作社,朔尔茨也承认,不应期望平台合作社在竞争中胜过主要平台公司。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幼苗。 朔尔茨将平台合作主义概念化为瑞士军刀,他触及了一系列不同的形式,从生产者合作社到多利益相关者合作社和数据合作社。也就是说,平台合作社不仅有利于对工人,对社区和消费者都有各种好处。 第三章,朔尔茨解决了规模的挑战。他同时面临着两大挑战:平台合作主义的批评和运动内部的辩论。批评是平台合作社不太可能扩大规模,争论的焦点是他们是否应该尝试这样做。规模只是增长吗?他声称不是,可以通过扩大运营规模来实现,但也可以通过在不同地理位置复制模型来实现,更科室通过培育现有组织为利益相关者创造附加值来深入。这种细致入微的三维框架是对辩论的一种值得赞赏的干预。 更广泛地说,平台合作社运动发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实用主义。在书中的几个地方,他的意图是扩大运动并吸引尽可能多的“盟友”。这意味着为不同的方法和实验创造充足的空间。这也意味着拒绝意识形态的固定性。 在第七章,一封以 2035 年为背景的信,以社会推理小说的传统写成——他拒绝了詹姆斯·马尔登将平台合作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该运动必须仍然是一个“大帐篷”,许多政治哲学都可以在其中存在。 他设想了十二年后的不久的将来,该网络正在得到全球 80 个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支持,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消除贫困的关键支柱。在这方面,《归我们!未来经济社会的行动指南》试图从大公司手中夺取围绕平台经济发展的想象的所有权。 朔尔茨设想的网络可能吗?当然有希望!但是,该运动还有很多问题尚未面对。包括如何设计监管以支持平台合作社,以及如果平台合作社确实扩大规模,如何管理和维持民主治理。 不过,总的来说,这本书是对一场不断发展且真正有影响力的运动的重要记录。通过对关键主题的分析,编织了多个现实世界的例子——不仅仅是规模和工会关系,还有数据民主化的价值和前景——它成功地将这一概念生动地变为现实,同时确定了未来研究的路径。因此,它无疑将成为那些有兴趣构建替代数字未来的人的行动号召。
从几年前打车软件的撒钱大战,再到去年的外卖平台三方混战。前期平台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到打折券,本质上是进行圈地盘。利用大额度的优惠券,去争取新用户,不断扩大基本盘,直至其中一方的资金难以为继。胜利一方就可以进行收割,原本的大额优惠券就能成了昨日旧梦。现在大平台的算法对人们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文中提到的印度妇女组织的小额贷款平台,解决了很多家庭主妇无法进行抵押贷款的痛点,解决了很多妇女的生计问题。但是小平台的构建,还存在很多乌托邦式的幻想。以至于文中还要解释这并不是共产主义。 很多例子还是有一点拼凑的感觉。并且和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比较远,代入感不强。
大量的案例充斥但总感觉不系统,蜻蜓点水的学术拼盘但没发现论证的逻辑。选题是个好选题,是对平台资本主义乃至技术封建主义的一种弱者反抗的叙述,也是互联网可能走向另一条路的想象与现有成果的介绍。但小型合作社依旧只是一种私企,谁来规定互联网的统一语法?除生产者外消费者的利益与需求又如何协商?至少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浪潮中,只剩下一句胜者为王。
其实学校也像合作社来着,包括人社局也会为一些职业证书提供学习上的资助。
可能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这本书我真的有些读不进去,仅读了它的大纲和最后的总述不得其意...但是,数字平台工作社即国内的数字游民岗位...真的是我一段时间的梦想啊!
本书试图探讨后资本主义时代雇佣关系的重构。选题意义值得肯定,但是看下来整本书沦为了平台合作社实践案例集,结构性太差。作者沉溺于对少数成功范式的重复宣导,却回避了对其具体运作、制度性缺陷及真实挑战的深描,并未建构起一个明晰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行动。这样“小而美”的合作社项目带有相当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看来其特别强调环境的宽松、参与者的个体能动性和领导者的抗压能力。 因此这种呼吁读下来的感受总是矛盾的、无力的。尽管我如此渴望左翼运动的到来,但同时也愈发在等待中对其丧失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