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读《王安石传》顺道转出来读一下这个，A4纸打印了二十页，从头到尾细读了一下，写的真的挺好的，以“人才选拔”为核心，但主要目的其实是想要说动仁宗再来一次制度性变革的变法，效法先贤，坚定果断。文章内容引经据典却并不意在卖弄学识，各种事例都恰到好处；逻辑清晰，思路严谨，又能兼备体例之美，音韵协调；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但是读的确实挺累的hhh，真的将近一万字，不知道宋仁宗读完了没。 王安石变法为敛财，纯粹与民争利这种说法我自己目前是不太赞同的，说他不够体恤下情视民众为数字和财富生产单元，不彻底变革吏治还算是有一点点道理。 但客观来说，他于人才选拔和官员考评上都是有提出自己的认知和见解的，而且也能根据自己执政地方的经验，谈及北宋现行的文官制度之危害，怎么也不能算毫无进言吧……庆历新政不就是以吏治改革为核心吗？王安石在本文里的大多数地方都是沿用了庆历新政的具体举措，又一遍遍地重申“坚定果决”的重要性，说明他也明白先前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皇帝的摇摆和清流官员无实权。封建统治之下，前人“尸骨未寒”呢，他还能一遍遍提及仁宗“不爱听”的“新政策”，已经算还行了吧，不能真让他拿枪指着既得利益者的贵族让他们吐出吃进嘴里的东西吧，那也得有枪啊…… 前人变革吏治已经挨了削了，显然只能转变策略从“理财”上下手了，而且“高薪养廉”也算是一种示好和安抚吧。庆历新政本质是在官员任免考核之上下功夫，修修补补想要通过给职位“换好人”来维持和畅通体制的运行，而王安石则想要从底层的经济运行方面入手，以金钱撬动权力，也不能算是只看皮毛吧…… 至于他对民众的态度，我觉得跟他自己所期望的高度有关，改革家基本都是全局利益者，他常州执政时期的举措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了。他可以说是“爱民”的，但如果把一地和天下一起称量，他毫无疑问会选择集体。 这么一想，范仲淹是想要革新道德来推行“好人政治”，王安石则是想以利与法来驱动人，更触及制度本身，相比于庆历新政也算是进步了吧……怎么都要骂他一句呢？等我看完传记说不定会有更全面的看法。

鱼饵君：以“王政复古”为意，欲掩天下人耳目，而行聚敛之实。 迂阔：仅以高薪养廉却不改革吏治（其实高薪养廉在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已经尝试过）。后来变法成为政府和官员的敛财工具。官商勾结之严重，亘古未有，大概由于此。 当国三十余载的宋仁宗对王安石置之不理。宋神宗刚一继位，即着军装，欲立不世之武功，安石敛财之法正是其所急需。 变法目的在于聚敛天下财富“办大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非为民生计，下场子与民争利，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取之于民，用之于夏辽”，虽短时间增加了军费，却毁乱了大宋。

王安石の萬言書，不但展示了北宋百年的興衰變遷，還是歷史上難得的百年和平，更是對宋神宗滿滿的愛

本文是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任提点江东刑狱，回京后所上万言书，可以说是自己半年来的履职报告。也是针对弊政的改革纲要。系统剖析仁宗朝日益严重的积弊，提出人才、财政、吏治整套改革构想，是范仲淹改革失败后新的探索，也是熙宁变法的前奏，但仁宗并未采纳。 与司马光的旁征博引，好论历史不同。作者多次引用诗经，礼记，孟子的言论。反映出两者治学方向的不同。文中也多次出现了后世常用的经典语录。如法先王之意，流俗，“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徒法不能以自行″等。本文与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熙宁二年，1069）司马光的《论财利疏》（嘉祐七年，1062）相对来读，可以较清晰的认识到三个人对社会治理与国家改革的不同见解。 王安石的社会治理理论是非常务实的。也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以法古为途径，构建培养考核专业人才的一整套机制，在制度治国上思考深入。不断探索开拓新的境界，这是王安石的意趣所在，这与《游褒禅山记》异曲同工。 数读此文，颇有感慨。本想今年南京旅游时专门去瞻仰一下半山遗迹，不想纪念馆是不对外开放的的。是王安石纪念馆开放没有什么意义，还是荆公新学过于高深，要关起门来搞研究，颇让人诧异。 2026年夏

条理清晰，文采斐然，托古言今，多处言论至今亦为通理，发人深省。

20260508 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

王安石为改革吏治，言辞恳切，旁征博引，拳拳之心，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