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

作者在后记里已经将此书的观点与论证逻辑叙述地很清晰了，笔者也没必要献丑进行总结，故而直接将作者的原话摘录至此。 我是以唐玄宗时期太子废立与中书令地位的变化为切入点来研究当时的中枢政局的，主要考察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中书令与皇太子在唐朝中枢政治体制中职权地位的变化；其二，中书令与皇太子在皇权政治下的政治配置关系及变化。我大致按照时间与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对唐玄宗时期中书令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唐肃宗即位后与太上皇玄宗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在叙述中书令和皇太子的权力行使及变化时，我采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虚实强弱”的叙述模式，也就是以皇权政治为中心，以宰相（主要是中书令）和皇太子即皇权的辅政权和继承权为基本点，论述了宰相庶务权力的膨胀和皇太子行政权力的萎缩，提出皇太子东宫体制在唐玄宗时期由原来的实体体制转变为非实体化体制的论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另一论点：皇权政治发展到唐肃宗时期，因为唐玄宗天宝时期的东宫非实体化体制而一度形成皇帝和太上皇并存的“二元”政治格局。为了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这一时期的案狱、司法活动、政变和兵变等，并对当时宰相与皇太子权力地位的升降变化做了深入的剖析，力图对这一时期中枢政局的变动进行立体和直观的展示。

写的极好，对史料的运用可以说得上是炉火纯青，同时也不回避其他学术观点，极客观公正，相信任先生也是极为用心打磨了。 任先生为我们介绍了中枢权力逐渐向中书省集中、东宫的去实体化，以及因安史之乱而造就的新格局——国有二君。 中书省权力集中是国家管理需要，皇帝统治需要的两重制度原因。但我认为中书省权力集中也有着玄宗怠政放权，导致李林甫、杨国忠可以随意施为。而且中书省的权力并没有过多的膨胀，李杨二人是通过身兼数职达到大权独揽，中书令只是二人职务中最为主要职位罢了。 东宫的去实体化，太子不住在独立宫殿，东宫属官成为养老职务，朝臣不再与太子负有君臣关系，这种虚化是王权对威胁压制的结果，是玄宗总结家族经验教训的结果。 综上看来无论是中书令地位提高，还是东宫地位下降，都跳不开皇权对它们的影响。在书中对各种事件的分析，皇权总是最为隐蔽的，像一个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巨兽，默默观察着斗争。我以为如果能够在安史之乱前将这一巨兽拉出水面，或更有张力与见解。 我不是很认可中书令权力与太子权力是此消彼长的，他们的更多权力是并行的，而不是共生的。中书令的权力主要是在庶务权，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导。太子权力中最大的是继承权，这点来自与他与皇帝的血缘，非中书所能侵蚀。此外太子还享有监国权、属官权，玄宗从未有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中书也无与之碰撞可能。那么只剩下属官权了，过去的太子属官往往由大臣兼任，大臣与太子反而有着合作的关系，甚至中书令也能是太子属官，何来互相争夺。而等到属官的闲置化，太子与政务就更为割裂，更谈不上与中书令夺权。我更倾向于李林甫杨国忠与太子有着个人恩怨，希望换掉太子，因此不断罗织罪名。中书令和太子职位间并无甚斗争，有斗争的是人。当然因为玄宗的存在，二者也并不存在并行不悖的可能，但他们权力升降也不是在一个层次，一者的涨落很难影响到另一方。 潼关之败、马嵬之变摆脱了忠奸、悲情的故事观念，而将之拉入到一个更大的视角来分析问题，确实给了我很多启发。安史之乱作为唐朝一大动乱，虽是大唐不幸，却也是太子大幸，就从此后历史来看，玄宗或可能比肃宗更能活。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就没有太子灵武即位，也没有马嵬之变清理仇人机会，更没有最后囚禁玄宗，斥退陈玄礼、高力士的可能。 我是一个吃饭的人，而不是做饭的人，也许说的有些不对，还请谅解。

好几本关于唐史的好书都大量引用了任教授的《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使得看这本书成了必须。 本书大致沿着相权（即中书令作为首辅宰相）的变化、东宫地位的变化以及太子与宰相权斗这三条线展开玄宗初期的中枢政治，这时期是太子党与李林甫杨国忠之间的党争，掺杂着边军选边站的副曲。但副曲陡然成为主题，安史之乱以后至玄宗肃宗并薨之际，中枢政治变为玄宗肃宗之间的皇权之争，实际是探讨法统上肃宗自立为帝的合法性，既有肃宗的法理自证，也有肃宗的毒辣手段。 通过扶持权相、打压太子党，玄宗对中枢政治的控制一直良好，直到安史之乱后弃京就蜀。此后由于玄宗军事失败，丧失了皇权的代表性和法理。皇权的诱惑之大，肃宗虽然战战兢兢，但也雄心勃勃，看准机会与玄宗进行了切割，自立为帝。但有趣的是，完成自立为帝后，反而匆忙寻求与玄宗的再联结，以解决皇权来源的法理问题。 全书的脉络清晰，但颇有些论点显得牵强附会： 1、哥舒翰与杨国忠的矛盾被归结为太子党与杨国忠的矛盾？实际上，玄宗弃京之前，对中枢政治的控制极强。哥舒翰与太子的瓜葛，不过是西北军、太子党两个独立派系面对强大敌人的临时结盟，更有可能是哥舒翰党为了壮大声势、铺设后路单方面强行拉太子入伙。西北军与太子党的正式结盟是在高仙芝封常清被杀、哥舒翰投降后，西北军为自保投靠了太子，主动迎李亨于灵武，后扶立其即位。 2、 马嵬坡之变的幕后主使是太子李亨？这是最牵强的论断。陈玄礼是铁打的玄宗党，和高力士是一个派系，但陈高党与杨国忠历来不睦。潼关的一系列失利，被陈高党认定为杨国忠的过错，更欲除之而后快。马嵬坡之变，是陈高党剿灭杨国忠的兵谏。之所以陈玄礼要请示太子，是为了兵变的法统合理性，以免兵谏被认定为兵变。太子当然窃喜，因此不置可否乐见其成，但太子绝不是马嵬坡的背后主谋。 除此之外，本书相当精彩。

从本书视角观之：安史之乱，表祸河朔，根在中枢。玄宗以术驭权，借相权制衡储位，破旧局而立新衡，致宰辅、东宫交引边帅干政。中枢失序在先，马嵬惨变在后。可知，以术驭政者，权谋或盛于一时，而危局必生于肘腋，其理然也。

玄宗时期有意调整中枢政治体制，太子及东宫的权力被削弱，且被限制与宰相、军队的过多联系。宰相的权力随之上升，倚仗皇权也服务于皇权，无论如何始终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安史之乱为太子扩张权力直至最终攫取权力提供了一条出路，在玄宗幸蜀时发动马嵬兵变，除掉时任宰相杨国忠。在战乱发生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才逐渐拥有机会靠近权力中心。虽在河朔军队拥护下已登极称帝，但是还是无法脱离蜀地玄宗的政治势力影响，事情都要实时汇报。在收复河山时，还得时时刻刻和玄宗进行内部斗争，也要避免永王在南方收复河南，危及自己地位。而玄宗在诏书中曾说过收复两京后让出权力，所以肃宗即位后首要目的是充分利用有限的军事力量，夺取两京，迎回太上皇。帝王家的父子关系也真是悲凉。

读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有感（0914） 老实讲任士英写的《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将太子僚属制度与宰相制度联系起来，继而破解中晚唐政治迷局，这种思路是新颖的和正确的，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深刻的，现象的描述是很深刻的，对现象背后的根据是很详实的，但实际上书中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李瑛被废的原因，以及不立寿王改立李亨的原因，也没有讲透玄宗在调整太子体制与中书令体制背后的政治布局思路，这可能使研究上总有朦胧的感觉，读起来也不解渴，不尽兴，总还是有未尽表达之意，本文拟将补充一二: 玄宗继位前经历了多轮政变，例如玄武门政变、唐隆政变（太子中宗谋）、先天政变（太子玄宗谋）、景隆政变（中宗太子谋），绝大多数是由于太子长期身边集聚拥有的政治势力，与太子身边视同国家机器的东宫僚属（拥有政治、军事），以及长期以来太子在政治程序与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决策地位群集合而成，这三者来源于关东门阀政治的遗存，即为了门阀内部的平稳接续，必须要给予政治继承人充分的政治力量，以防止其他力量的窥探，但也正因如此，成为玄宗前引发政变的根源，非主流的和失意政治力量会集聚到太子周围，太子按照程序参与政治决策会强化其政治影响力与权威，太子身边拥有的官僚机构设置会形成独立的政治态度、意识形态，形成拥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力量的隐性政治势力，三种力量合流导致了唐代几次政变，玄宗的目标就是利用自身的政治能量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一是选择李瑛作为太子，立太子的根源在于作为先天政变成果的确认，保留政治上的延续性，同时，选择母族孱弱的太子可以使调整太子的国家制度设计不会遭到外部势力阻碍，即建立兴庆宫，取代太极宫作为政治中心（兴建的宫殿不再保留太子僚属的办事机构，不再保留原有的政治议程），隔绝太子的僚属，把太子属官变成国家属官或礼节性属官。 同时，减少太子政务处理，主要任务亲自处理或交由政事堂负责，防止太子在指导工作中形成政治威信或政治势力。并且尽量减少太子独立开展工作，减少自身对太子的政治赋权。这使得太子的势力就只剩下了深居二十年而产生的自身的威信，三种力量只剩其一，即此前参与政治或遗留太子僚属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威信和影响力更集中在李瑛本身，当更换太子后此前法定赋予的影响力就将不复存在。 二是借助武惠妃与太子李瑛之争进行政治体制调整。太子李瑛被废实际上是作为玄宗政治变革的最终标志，李瑛无非是主动让出政治地位还是被动让出地位（如玄宗长兄）。当李瑛无意识选择或拒绝选择第一种时，玄宗就开始有意识的利用或默许武惠妃进行政治构陷，目标就是太子集团（三王案），只不过斗争的惨烈程度存疑而已（即三王是否真的身披甲胄进宫）当李瑛被打倒意味着短期内不会再存在威胁皇权的太子集团。 同时，与之处理的是武惠妃与张九龄，为了防止武惠妃产生明显的政治影响力，利用武惠妃承受缓解废太子引发的争议，所以武惠妃必然不可能成为新的具有实质性影响力的皇后，继而武惠妃的暴卒是符合这一阶段政治需要的。并且要通过夺“子媳”而从儒家伦理上断绝寿王的继承可能性，防止寿王借助武惠妃和此前的偏爱形成政治势力，甚至在政治上对寿王进行彻底的隐藏和防范（见玄宗后期在制约肃宗，令诸子募兵时也并未选择寿王）。 同一阶段处理的还有时任中书令的张九龄，玄宗政治体制的调整实际上涉及到重大政治决策权的负责问题，这种负责中既往职能是由太子、诸王亲贵及技术官僚负责，玄宗意图通过调整将政治体制变为彻底的技术官僚，将政治体制确定为集中统一的执行机构，继而李瑛的废立在实质上成为了对中书令张九龄的考察，显然张九龄拒绝以增加中书令实权为筹码，换取对皇权的绝对尊崇，继而其被排除出中枢政治也就理所应当，同一阶段的李林甫则接受了这一政治邀约。不过应当看到的是张九龄更多是拒绝这一政治邀约而非忽视这一问题。 三是借助复立李亨形成新的政治确权。借助名义上立长的说法，使太子地位的形成从初始阶段就不具有突出的政治合法性，既不具有政治外援，也不在宫内拥有政治内援，可以存在随时废立的可能。基于政治决策连续性而设计的太子集团与宰相集团的相互配合与援引的线索彻底中断，太子集团彻底丧失了威胁皇权的可能。 继而李亨从继位初始就处于十分忧惧的状态，以至于多次请减太子的政治规格，多次在受到攻讦时直接选择切割政治势力，这使得玄宗的态度反而有所保留，即即使选择更换太子，也无法保证继任者有同样的傀儡态度，还会损失一部分政治威信，这就使得每逢为太子而兴的大案都只是成为政治敲打，而非引发实质性的更替。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倘若再经过十几年，二十年的太子仍然在历史中积累了足够多的政治声望和势力，是否会引发忌惮继而掀起废立，这是无法揣测的，但大概率如此，这也造就了玄宗、肃宗之间并不存在政治互信，天家无父子引发了后期在肃宗去世前玄宗必然去世的政治结局。

对于唐玄宗唐肃宗之际的权力结构变化分析的很透彻。 唐玄宗真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他是靠先天政变，杀了太平公主，挟当时的声望和军事力量，让唐睿宗提前退位，让他的长兄退让太子之位。而唐玄宗也乐于表现出一副孝亲爱悌的架势，但却不影响他推进对权力的控制，对任何有可能威胁到他权力的控制。 他做十王百孙院，让他的后代不能学他那样政变上位。他废了二十多年的原太子，也是要打断太子积累的声势。他隔断了唐初太子有自己的班底，可以参与国事的纽带，让太子只有一个大义名分而无任何实权。他还挑动宰相集团对太子地位的攻击，一方面默许宰相削弱太子势力，一方面又给太子地位兜底，让双方的实力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但这也造成了国家未来继承人和国家事务执行者之间的对抗，导致了在安史之乱时，双方的权力斗争直接影响到了前方军事的战略布局。 即使是出奔长安，马之变，肃宗自立后，玄宗也通过立肃宗诏、三王之诏来分肃宗的权势，也给肃宗敲定了权力交接的前提——收复长安。逼得肃宗在平叛战略上，必须先攻长安，这才有了后来的香积寺之战等（虽然我觉得即使没有玄宗这个权力交接的催逼，但从人心变动来看，肃宗也是要尽快收复长安的。不然时间拖久了，人心观望，叛军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天家，哪有什么亲情！

本书内容，如作者所总结：书稿所讨论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虚实强弱”四个字。也就是以皇权政治为中心，以宰相和太子，即皇权的辅政权和继承权为基本点，论述宰相（主要是中书令）庶务权的增强和太子行政权的削弱，提出原来实体化的太子东宫体制在唐玄宗时期转变为非实体化体制的观点，进而提出皇权政治发展到唐肃宗时期，因为天宝时期的东宫非实体化体制而形成皇帝和太上皇之间的“二元”政治格局。 论述中既有制度史梳理，也有政治史分析，相得益彰，逻辑非常清晰，借用皇权-东宫-相权三者互动的视角，确实可以对玄宗肃宗时期很多历史问题作出比较合理解释。当然，有些解读也值得探讨，比如哥舒翰与杨国忠矛盾，是否背后是太子与宰相矛盾？有些牵强，猜测居多。还有马嵬坡之变背后是不是太子主谋？也值得商榷，感觉还不如黄永年认为的高力士是主谋更立得住。

天家无父子形态之一。玄宗惊才绝艳、雄才伟略，为把权力高度集中到自己手中，不立皇后，以无后宫助力的皇子为储君，打破并弱化东宫政治空间和人员建制，隔绝太子与辅臣的联系，甚至造成宰相权力对太子的压制，从而压缩太子政治空间。不料安禄山反叛，打乱中枢政治格局，皇帝和宰相权威坠落，太子抓住机会策划马嵬之变，北上灵武即位，成中枢权力的二元格局。这种权力的暗斗成为安史之乱中影响战局的暗流，直至收复两京，二帝还京，玄宗权力的法统正当性减弱，肃宗掌控禁军，将玄宗逼成孤家寡人。二帝薨，中枢二元格局结束，对后世影响深远。分析论述脉络清晰，中心突出，叙述略啰嗦。

喜欢唐代历史尤其是中晚唐历史的可以一读。 但凡一个制度在运行了百年之后，即使自己不想变，也会有其他的外在因素直接或间接的推动着它去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 在古代这个新环境大概率是皇帝的意志的体现。总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窠臼。所有搅和在里面的人都了被权利异化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