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揭开满清的“盛世骗局”）

有几样礼物运到圆明园后，中国工匠未经允许，便打算自行开箱检查。译员担心他们操作不当，损坏内部精密器件，连忙上前制止，说这些都是英国送来的礼物，尚未由英国使节正式交接，不宜擅自开启。金大人听到这话，立刻提高嗓门反驳，说这分明是进呈皇帝的贡品，怎么能称作礼物。译员随即回应，说英国与中国是平等国家，只能称为礼物，不能称作贡品。双方一时争执不下。国老景升听闻此事，出面调解，说称作礼物并无不可，实在没必要为这种名目问题争吵。金大人这才作罢，不再多言。…英国使团这次来访，非常希望能让中国皇帝满意，只要是使团认为合适的事情，都愿意去做。但英国国王是西方最有权威的君主，使臣奉国王之命而来，自然要以本国君主为根本，这一点和中国臣民效忠中国皇帝，在道理上是一样的。至于觐见礼节，使臣打算采用觐见英国国王时所用的礼节；如果中国方面坚持要改用中国的礼仪，也并非不可以，但希望中国能派一位与使臣地位相当的大臣，到馆舍中，向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行一次觐见中国皇帝的礼。这样一来，使臣就完全可以照办。金大人看完这份说明，立刻摇头，说这件事无论如何都办不到。樊大人和周大人却表示完全可以照做，甚至说他们两人马上就可以向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我认为他们的官职和我并不相当，便委婉地拒绝了这个提议。…清晨，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一同前来，再次劝我依从中国的礼节，不必再坚持原先的主张。我回答说，英国使臣是由西方独立国家的君主正式派遣而来，与那些由附庸国君主派出的贡使性质完全不同。若一定要以中国礼节相逼，我宁可赴死，也不敢遵从。双方争论了许久，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最终不欢而散。之后，有一位中国官员私下以交情对我说，这件事乾隆皇帝其实并不知情，问题出在皇帝身边的人，想借此邀功取宠而已，这种说法恐怕并非没有道理。9月10日一早，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又一同前来，继续昨天的争论。我说，这件事无需反复纠缠，只要讲清道理即可：若要一国特派的使臣，对外国皇帝行的礼，比对本国皇帝行的礼还要隆重，无论换作谁，都不可能接受。若一定要强行要求，我也只能坚持原来的立场。请贵国先派一位与我职分相当的大臣，向英国国王和王后的圣像行三跪九叩之礼，我便立刻遵从中国礼节。他们听后说，如果不行中国礼，改用英国礼倒也未尝不可，只是不知道英国礼究竟是什么样式，是否可以示意一二。我回答说，英国礼是屈一膝，伸手至口，握住皇帝陛下的手并亲吻之。他们听后大为惊讶，说：“怎么这样？在我们皇上面前行得通吗？”我答道，自然行得通，使臣以拜见本国君主的礼节来拜见贵国皇帝，已经是极大的尊敬了，哪里有什么不可以。说完，我便屈一膝，照英国礼的样子做给他们看。三人点了点头，便告辞离去，神色看起来已经颇为满意，不再像先前那样激烈争辩。下午，周大人又来，说他已将情况回禀相国。相国表示，目前尚在斟酌，是让使臣直接行英国礼，还是先派大臣向英国国王、王后圣像行中国礼，两种方案尚未定夺，稍晚半日便会有结果。我听后未作回应。不久，鞑靼钦差金大人再次来访，说朝廷方面已经决定，请英国使臣行英国礼。不过依照中国的观念，拉着皇帝的手亲，总觉得不太合适，打算请使臣免去这一步，改为双膝下跪作为替代。我回答说，我早已说明不用中国礼，这双膝下跪本就是中国礼，诸位可以行，我却不能行。金大人又说，既然双膝、单膝暂且不论，那拉手亲嘴这一节总该免掉才好。我答道，这一点可以听从诸位的安排，但须由诸位向史官说明，这是你们的意见，并非我的本意。我原本是想向贵国皇帝行完整的英国礼，如今既然依从诸位的意思，便只好改成一个不完整的礼节了。至此，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中国朝廷的运作方式，以及中国官员对本国礼制的珍视之情，也由此大致可见一斑。…9月14日（星期六）清晨四点，樊大人、周大人便已到来，引领我们前往觐见。觐见地点在万树园，距馆舍约三英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随行人员一并前往，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我则乘坐肩舆，前有卫队与乐队开道。仪仗虽不算铺张，但秩序井然，气度肃整。我身穿绣花天鹅绒官服，外罩爵士勋章的礼服，胸前佩戴镶钻宝星，另系一条钻石徽带。斯当东爵士同样穿着绣花天鹅绒官服，因其为牛津大学法学博士，特意在官服外加披一件红色绸制的博士袍。我之所以把这些细节一一记下，是想说明自东来之后，凡事不论大小，皆尽力谨慎对待。到达园门后，我们下马出舆，步行入园。皇帝所居的大幄旁另设一幄，是专为我们准备的。樊、周二位大人引我们入内，说圣驾即将到来，请稍候片刻。约过一个小时，圣驾果然抵达，前导的鼓乐与仪仗声势颇为盛大。我们一听圣驾已至，立刻出幄，沿着地上铺设的彩色地毯前行迎接。只见皇帝坐在一顶无盖肩舆中，由六十人抬着前来，舆前执事官众多，手持旗伞、旌节。圣驾经过我们面前时，我等依约屈一膝行礼，中国官员则按本国礼节行事。皇帝到达御幄前，下舆入内。待其登上宝座后，我恭敬捧着英国国王的亲笔书信进入御幄，走到宝座旁，拾级而上，将书信呈到皇帝手中。书信装在一只木匣中，匣外饰以钻石。皇帝接过后并未当场拆阅，只随手交给旁边站立的相国；相国也未开启，只将木匣放在宝座旁的锦垫上。随后，皇帝赐给我第一件回礼，嘱我转呈英国国王。此物名为“如意”，寓意诸事顺遂、和平兴旺，显然是表达希望中英两国长期友好往来的心意。这件如意为一尺半长的白色石制品，雕刻成形，石质近似玛瑙。在中国人看来极为名贵，但以我所见，其原料价值本身未必很高。接着，皇帝又赐我一件绿色如意，纹饰与前一件相近。我随即呈上事先准备好的两枚镶钻金表，作为回赠。…我们回到座位后，皇帝又与我闲谈，问道：“你们英吉利国国王今年多大年纪了？”我如实回答。皇帝随即说道：“朕今年八十三岁了，希望你们的国王也能和朕一样长寿。”他说这话时神情颇为自得，气度威严，带着一种几乎不可侵犯的庄重感，但眉宇之间仍显出温和可亲的一面。我静静观察他，只觉得是一位阅历极深的长者，外貌与英国年长的绅士相仿，精神却十分健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看起来仿佛只有六十来岁。整场御前宴会，从头到尾秩序极其严整。执事官依次上菜，态度恭谨而周到，所有与宴之人也都安静肃穆，没有半点喧哗。幄中上下人等不下数十，却几乎听不到任何杂音。由此可见，东方人对皇帝的敬畏之心，与西方人对宗教的虔敬，实在不相上下。…既然和中堂已经提到可以再行具呈说帖，我虽然心里明知多半无效，也只能姑且当作尚有一线可能，依言照办。于是便不顾病体的痛苦，勉强提笔，写下六项请求如下：第一，请求中国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地靠岸，开展正常的商业贸易。第二，请求中国仿照以往俄国商人在华通商的先例，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一处商行，从事货物买卖。第三，请求在舟山附近划拨一座未设防的小岛，供英国商人使用，使英国商船抵达后可在岛上存放货物，并供商人居住。第四，请求在广州附近给予同样的权利，并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限制。第五，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给予特别优待，准予免税；如不能全免，也请依照1782年的税则，从宽减免。第六，请允许英国商船依照中国所定的正式税率如实纳税，不再于税额之外另行加征；并请将中国现行税率抄录一份交付，以便遵循执行。因为英国商人向来缴税，皆听由税关人员随意估价，却从未得见中国税则的具体内容。…安神父说：在欧洲，各国所派的使臣多半具有常驻性质，以便两国之间一有交涉，便能就近处理；而中国对外国使臣的看法，却只是把他们当作粉饰太平的象征。若非国家有重大的庆典或宴会，使臣大可不必前来；即便来了，也绝不允许久留，事情一办完，便立刻催促回国。此前葡萄牙派遣使臣来华，中国同样以极为隆重的礼节相待，但其在中国停留的时间，也不过六个星期而已。这并非因为中国存心抱有恶意，而是其一向闭关自守，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像缔结条约、互通商贸这样的做法，在当今文明国家中早已司空见惯，中国却从未有与他国订立正式条约的先例。但若说中国人顽固不化，将来永远不可能与他国建立条约与交往，那也未必完全如此。只是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推进，将来终究会有成功的一天；若操之过急，强行抹去一切既有程序与形式，反而难以有所成效。…安神父进一步建议：自此以后，英国方面不必因此自馁，而应由英国国王不时与中国皇帝互通书信，每有商船到华，便附上一封国书；同时可在广东一带派驻一名英国侨务代表，专门处理相关事务。此人应当选用富有经验、善于交际者，由英国国王正式授予委任，嘱其经常与两广总督联络感情。所有书信，皆由此人当面托请两广总督代为转呈。若将来中国有新皇即位，或遇到重大国庆，这名侨务代表也可就近请两广总督代为奏请，申请进京祝贺。如此一来，在中国方面，既不违背“使臣不得久留”的成例；在英国方面，也可免去反复派遣使臣所需的费用与精力，而两国之间的联系却能持续不断，名义上没有常驻使臣，实际上却起到常驻使臣的作用。可谓两全其美。等时机成熟，自然会有缔约通商、互派使臣的一天。就眼下而言，既然中国方面不愿钦使久留，钦使理当主动辞行，准备回国，切不可等到“逐客”的意思落成明文，反而使将来更难周旋。安神父在华多年，见识老到，他对将来应行事务的设想，即便等我回国之后，也完全可以作为一项值得认真讨论的方案。而他此刻劝我尽快辞行、准备回国，也确实是一番中肯而忠诚的建议。我反复思量之后，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早在我初到中国时，就有几位中国官员私下告诉我，中国并无外国使臣长期居留的先例；按制度而言，使臣进京最多只能停留四十日，超过期限若不自行离去，也会被遣返。贵使此来，应当自行估算日程，在四十日之内办妥一切事务，尽快离京，才不致违背朝廷体制。由此看来，如今金大人等人不断催促工程进度，显然也夹杂着催客离去的用意。…我远涉重洋而来，原本并非为了求取中国的礼物，如今中堂只谈赏赐，却对正事只字不提，即便我再能隐忍，心中也难免郁结不平。回想初到之时，我曾将所备的精美礼物分送给中堂和诸位国老，本以为他们必会收下，谁料送去的东西竟一一退回，无一人肯受，当时我已大感意外。如今想来，他们当初不肯受礼，正是为了今日以这般威严的姿态对我，也就不足为怪了。…松大人连连摆手，说：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总的说来，贵使对皇上这两道敕书，无非是满肚子不痛快。其实皇上对你们英国人是很好的，心里也未尝不想爽快地照你的请求去办，只是天朝祖宗留下的成法在此，便是皇上想答应，也实在答应不了。——马戛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

首先，翻译得极其有水平！ 推荐对比《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来读，细节之处见真章。 阅读时仿佛置身于两个大国的博弈之间，处处显示出政治的机敏与谨慎：只有一只老狐狸才能认出另一只老狐狸。

翻译的水平真的赞赞赞；英使对清国的评论部分似乎没有太多的着墨，算是本身的缺憾。推荐本书

翻译得很优秀，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但是一部作品，删减是最大的原罪，何况是关于东西方思维碰撞的著名事件的纪实作品，完全删除了使者的负面评价，有些“康乾盛世”的味了。

二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和二百多年后的中国人没什么本质变化，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外国人比自己人还了解国情。

又是经典的删减版，本国的这些译者这么敏感吗？别人的一些客观评价都感到了冒犯，你干脆直接删完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