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渊源

宋朝女性地位高：嫁妆多，离婚可带走嫁妆！ 📚《唐宋之变》 ✍️吴构 本书主要分析唐朝与宋朝贵族政治谢幕、平民逆袭、商业更加发达、税制改革、女性地位跃迁、商业发达等背后的原因。 🍃贵族制度 春秋战国，主要是封建分封，嫡长子制度，周天子的嫡长子继承皇位，其他儿子是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位，其他儿子是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卿大夫位，其他儿子是士。士的嫡长子继承士位，其他儿子为平民。 魏晋南北朝，官场被贵族门阀垄断，官世代，比如现代流传段子，税一代，税二代，税三代，银一代，银二代，银三代…… 隋唐之后，科举制度，寒门也能出贵子，平民逆袭，门阀贵族逐渐衰落，到了宋朝，更加崇文，重视科举，平民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商业发达与政府借贷 宋朝的时候，鼓励商业，商业发达，《清明河上图》，出现“交子”纸币，也有国家借贷，税收也从唐朝初年的租庸制（按男丁数量定额收税）转换成二税（财产税，按财产土地等收税） 宋朝，崇文抑武，冗兵（把流民收编，维持社会稳定，人数众多，打战质量不高）、冗官（政府层级设置繁琐，官员相当于唐朝的10倍）、冗费，结果政府没钱。 问题：怎么提高财政收入呢？ 方法：王安石变法（类似现代金融理财，超前） 1.青苗法：青黄不接，农民春天最难过，没有粮食，原来要向地主借贷，改革后春天向国家政府借贷，秋收后归还政府，再向政府支付利息，政府就有钱了。 2.免役法：可以通过支付金钱免除服役，政府就有钱了。 🍃宋朝女性地位跃迁 魏晋南北朝，贵族门第，内部联婚，主要聘金高于嫁妆。 隋唐到宋，推行科举制度，寒门之子逆袭，成为大臣争相夺取的“东床快婿”，嫁妆陆续比聘金高。 宋朝，女性地位跃升，法律都规定女性也可以继承财产，办理契书。 “七出”反映丈夫的离婚权，“六听离”反映妻子的离婚权，男性符合法律特定的规则（比如，男人不养家，离家出走，典妻等），女性也可以提出离婚。 大娘子的嫁妆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和离（离婚）也可以带走自己的财产。 从宋入元明清，女性地位呈现下降趋势，离婚也不能带走嫁妆。 一本书，讲透唐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各制度因素互相影响，也拓展到其他朝代，传承与发展，对“中国何以中国”的深度溯源。 聚焦“唐宋之变”，从历史中寻找现代中国的文化基因，追溯“中国现代化”的深远渊源。

很少评价关于历史相关的书籍，因为确实本身没有那个学术能力，信口胡说反而误人子弟。今天抛开“历史坐标系”这类宏观视角，我想从一名普通社会工作者具体的工作场景和内心状态出发，聊聊这本书独特的“实用价值”。 这本书对普通社工最大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学到了什么知识”，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历史性的心理脱困术”，让我们在繁琐的工作中获得来自历史对比的能量，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社会和人生的关系。 现实中我们应对“无力感”：可以把“个案问题”还原为“历史常态”纵向解析自己的生活状态。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常因案主的困境（如离婚财产纠纷、灵活就业者的社保断缴、年轻人的“躺平”）而感到焦虑，甚至产生“这个社会是不是病了”的无力感。这本书的启示：它告诉你，宋代女性为嫁妆打官司、城市游民寻找零工、年轻人离开故土去汴京“北漂”，都是千年前的常态。书中用史料证明，“流动带来的不稳定”与“契约带来的博弈”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固有属性。 当你意识到案主的痛苦并非“异类”或“时代崩坏”，而是历史长河中无数人面对结构转型时的共同体验时，这种认知能帮你有效消除职业倦怠中的“自责感”。你不再觉得自己是在“修补一个坏掉的时代”，而是在“陪伴一群特定历史阶段的人渡过必经的激流”。 面对“道德绑架”：用历史的“务实”对冲传统的“教条”，社工经常调解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往往遇到一方用“传统美德”（如女人就该忍让、亲戚就该无条件互助）来施压。这本书的启示：书中关于“奴婢契约化”和“嫁妆私有化”的案例，极其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我们今天奉为圭臬的许多“传统”，其实并不古老。宋代的“传统”恰恰是讲究契约、保护私产的。对工作的意义：这给了你一把去神圣化的话语工具。在调解中，你可以用历史演变的视角告诉当事人：“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千年前的人遇到这种事已经在讲合同和法律了。”这能帮你从僵化的道德评判中解脱出来，推动问题向更理性的“权责分配”方向解决，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情感内耗。 缓解“工具人”心态：在琐碎中看到“文明演进”的参与感，社工的工作常被琐碎的填表、走访和文书淹没，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齿轮”。这本书的启示：吴钩笔下，宋代城市里的消防员、环卫工、福利院（居养院）的设立，都标志着社会服务的专业化。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基层岗位，恰恰构成了“唐宋之变”最坚实的底座。对工作的意义：这本书让你意识到，你每天填写的评估表、对接的救济资源，正是“社会文明化”进程在当下的延续。你不是在执行冰冷的行政命令，而是在参与一个长达千年的、关于“如何让普通人活得更有尊严”的伟大实验。这种历史赋予的厚重感，能很好地中和日常重复劳动带来的虚无感。 书中的内容让我们在面对复杂的案例时，多一份“千年前也有人这样挣扎过”的悲悯；在面对僵化的系统时，多一份“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向前”的耐心；在面对自我的迷茫时，多一份“我的工作自有其文明脉络”的笃定。这种源于历史纵深的自洽感，或许才是我们普通工作者在读历史相关书籍时候最需要的“意义”所在。

这本书说，唐宋之间不只是换了个朝代，更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升级。唐朝还是贵族说了算，到了宋朝，普通人靠读书就能当官；人身束缚没了，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女性也有了财产权。它打破了“中国古代一直停滞”的说法，证明我们现在很多现代生活的样子，早在宋朝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这部作品，作者立意极高，但是硬伤不少：比如关于贵族政治的论述，到底是作者误解了内藤湖南，还是内藤湖南本身就说错了，就中国历史而言，中世近世肯定不是贵族政治的分界线，而且贵族政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它尤其与时代不是一种片面的静止的时间对应关系。再如下辑商业部分，究竟作者是因为已经写过了王安石变法所以不用再重新提及，还是有意冲淡王安石变法这个话题，此部分几乎看不到王安石三字和变法这个事件。然而，历史事实是，如果不是因为财政开支和财政制度已经糟糕到没法再糟糕，宋神宗和王安石也就不必大动干戈搞一场留下各种纷争的变法，而正是这场变法，把北宋后三分之一时间的国政运行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搞得像钟摆一般，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作品里提到周秦之变，事实上，从某种长时段历史尺度看，周秦之变的影响之深刻持久，远远超过所谓唐宋之变，尤其超过作者笔下所论唐宋之变（作者所论唐宋之变与日本京都学派和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是两回事）。前者影响了此后几乎整个帝制——官僚政治的历史走向。而后者则犹如历史长河里的一片浪花。赵宋虽被陈寅恪先生赋予文化称极之世的美誉，然而，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政治运行方面，它也算得上是中国帝制——官僚政治历史的“异数”，有很多事情，有很多因素，属于“只此青绿”，赵宋以后有回归到此前轨道，甚至反动得更甚。这些，在这部作品里看不到影子，更看不到论述。 作者有心于占有历史评论之地位，然而，似乎力有不逮之处甚多。

唐宋之变孕育了中国本土现代化萌芽：民生上打破门第人身束缚，依靠科举实现阶层流动；经济商业上废除坊市限制，发展契约化商品经济；政治上由贵族政治转为文官制度，以律法和监察实现制度化治理，三者共同构成中国现代化深远的历史渊源。

本书跳出传统历史叙事，平铺直叙的讲透唐宋巨变，从贵族政治转向平民社会，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社会阶层流动加剧，早早埋下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伏笔。整体而言，本书史观新颖、开阔眼界，读完刷新对唐宋历史的认知。但阅读时仍需理性思辨、辩证取舍，值得一读。

一如既往的风格，就跟收了宋朝的红包似的，对宋一味捧，对其他朝代一味贬。明明是吴钩的作品，却总让人觉得是赵构写的。

花了近20小时读完感觉不是特别值得。作者的观点——唐宋之变是传统中国向现代的大转型——将“唐宋之变”的地位拔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突出的高度，宋亡之后，元明清继承了两宋多少政治遗产呢？在下辑[商业篇]中又有将“熙宁变法”时期的宋朝推广到整个两宋的嫌疑，难道所谓“大历史观”就是以小见大？作者的野心很大，但是内容上比较口水，论证引用的史料也不是很充分。如果仅仅是为了“大历史观”而来，不如读一读许倬云。 “而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新作《唐宋之变》，则以更为恢宏的视角，重点关注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历史大变革，并往前上溯1000年，往后延伸1000年，探究“唐宋之变”的历史来路与去处，可以说是一部集中展示我的大历史观的“野心之书”。简单地说，我将通过对“唐宋之变”的探索，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主线索，并指出“走向现代化”的动力乃是内在于中国历史深处的。“唐宋之变”即“古今之变”，是传统向近代的一次大转型。宋代中国呈现出来的富有现代色彩的文明成就，既来自前代文明成就的积累（在文明积累中渐变），也得益于宋朝政府面对历史大势的顺势而为。” “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内在于中国历史深处”，也不代表不需要外部刺激，重要的是面对外部刺激时做出正确的、积极的响应。试想如果没有外部刺激，中国处于一个孤岛上，隔绝了任何外部的刺激，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吗？“周秦之变”、“唐宋之变”所构成的“W”型历史变革曲线会不会变成一条无限延伸的三角函数曲线？如果没有外部刺激，内部矛盾积累、爆发，导致朝代更迭，凭什么认为新王朝会被这“内在动力”趋向“现代化”，而非保守甚至倒退呢？那外部刺激的作用是什么呢？列强的暴力的入侵、凌辱、意识形态的渗透、新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诸多的外部刺激施加于“中国”这样一个鲁棒的系统中，改良派站出来了、革命派站出来了、投降派站出来了……但最终能让中国站富强不仅仅有强大的内驱力，还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宋朝政府面对“历史大势”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也许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靖康之耻、偏安江南、崖山等等词条可以告诉我们，两宋也许是经济上的巨人，但绝对是军事上的矮子，即有为，又无为。

谌旭彬的《大宋繁华》写了宋朝的黑暗与剥削，这本书则写了宋朝的文明与进步。两种视角经常吵架，但放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宋朝。

首先要说，这本书是值得读一读的。断断续续读完这本书。 我一直标榜自己喜欢看社科类书籍，但是真正在阅读的时候，又不耐其中大段篇幅的典章制度引用、官职体系流变……在看这些的时候，虽然眼睛还在跟着动，但是思维早就飘到不知哪里去了。前段时间看严耕望的《治史三书》，里面还着重提到了从浩如烟海的典籍里提取官职信息做学问，耙梳地名的演变做文章。由此看来，我确实也不太适合做历史学问，无法从这些看似繁复的文字当中提取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学术的亮点。 作者从社会、政治、经济三个方面，以一种比较高的维度，中国大历史走向的高度，来探讨唐宋时期中国经历的剧变。我以前就感觉中国人做历史很精细，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框架创新，这本书不能说是在创新，但是至少是把角度拔高之后做一些尝试。 作者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不论社会政治还是经济，从春秋战国往下而至晚清，各个纬度的发展走向都呈现出一个“W”的形状。而宋朝就是这个“W”的中间尖峰，而且这个尖峰看起来似乎比两段都更要接近近现代社会。作者还不点名但是很明确的批评了《秦制两千年》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简单概括，即认为从秦朝至清朝，秦制投射在中华文明头顶的阴影从来没有消散过，而是在每个朝代发展出更极权的政治体制、更严苛的汲取方式、更多样的压迫形式…… 因为这个批评放在序言里，我读之后心里还忿忿不平了一番，觉得作者实在是有点儿刻薄，没必要为了自己的观点而踩别人。我读过《秦制两千年》这本书之后，觉得有些内容还挺有道理的。而且历史的维度是多个侧面的，部分侧面呈现出断裂，而部分侧面呈现出接续，是完全有可能的。没必要把宋朝拔到一个其它王朝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虽然中国的王朝循环让人看起来没有发展，但今天的很多学术成果也证实了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和发展结果，不能说从宋朝之后中国历史就已经全面回落了。 读完书之后，我必须承认作者拿出的史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宋朝的所谓“先进性”，也即是与近代制度越靠近越好。宋朝呈现出来的人身依附的解体，社会流动性的加速，政治风气开放，经济制度优越等等特点，确实就像是一个近代国家所具备的各个维度的特点。但我们是否已经认为了近代制度就应该是所有社会和文明应该到达的历史发展的唯一节点呢？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呈现面貌不会因为文化文明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态吗？我觉得这一点是作者没有解释的，作者默认了西方近代化就是一个黄金标准，就是人类发展的必然，就是统一的标准。 另外一点在于，作者反复论证宋代的制度设计是多么接近现代，政治的开放程度和公务员模式有今天社会公仆，国家共有的雏形，宋代的经济制度都已经出现了贷款和金融市场，国家愿意通过经济手段来购买服务……但我想到的是，这些现象的根子上，是宋代统治者可以设计的吗？是老赵家真的有这种超前意识，甘为国家公仆，为人民谋福利而从上到下充分讨论设计出来的一整套制度吗？我想不是的，宋朝人的思想超越不了历史的局限，大部分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经济面貌，是在当时环境下不得已的选择和缝缝补补的措施。一个没有正常国家预算的政府，能够从顶层设计出借贷制度、金融市场、招标采购等等模式吗？ 作者的这些举证，我认为是证明中国社会自主发展也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一些近现代制度的可能，但这其中是否还需要别的因素，谁也不得而知，因为历史无法假设。但这些举证不能证明，宋朝由于蒙元的灭亡，而让中国丧失了近代化的机会，让中国无法在七八百年前就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常说中国是早熟的文明，在宋朝那样一个科技生产力的情况下，以及当时的文化土壤中，长出一个近代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只能想象有另外一些可能，有不同的社会面貌和更有建设性的制度设计。 我看作者在后记中提到，已经写了七本关于宋朝的书了，对宋朝的方方面面都表达了赞赏。我只能说宋朝有它独特的魅力，但是让我选一个穿越，我还是愿意选择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