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乐永天
本书从小而微的“文身”切入,主要探讨了隐藏在文身这一显性的文化符号和身份标识背后的宋代军事惩罚体系及其运作模式,以及由此深受影响的宋代普通士兵的社会生活。 随着唐代兵役制度逐渐由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变,职业军人作为一个新兴社会阶层出现。在唐代及以前,文身通常被用于惩罚犯有盗窃、抢劫等罪行的人。此外,文身也被用于惩罚犯有叛国、谋反等罪行的人。简言之,唐代文身是对犯有罪行的人的惩罚和羞辱。至宋代,随着人口急剧增长和军事体系的膨胀,职业军人已成为一个极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宋代军队的规模使得军队文身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在此阶段,形成了刑罚和军事文身的高峰,文身被广泛地应用到军队当中,成为士兵身份的普遍象征。 本书选取了船员群体、军人家庭、文身的将军,以及由难民、罪犯、穷人、流浪汉等社会边缘群体构成的军人群体作为叙述对象,讲述了文身时代的兴起与衰落,剖析了宋代“重文轻武”共识下军队的膨胀与武人群体受到的歧视、矮化与隔离,科举出身的帝国精英(学者和官员)与文身士兵——新兴下层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宋帝国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由此得出“以文身士兵为支柱的新社会阶层是通过对宋代国家的惩罚军事综合体的剥削而形成的”,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控制、战争和劳动系统,军队被视作边缘社会群体和精英之间的聚集场所。对数以百万计的人——纹身士兵、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邻居来说,宋朝不是一个仁慈的时代,而是一个奴役、暴力和抵抗的时代。随着宋代文身制度下的军事机构的瓦解,宋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并最终被来自北方的蒙古草原征服与取代。 作者尝试从文身、军事惩罚综合体运作逻辑的角度来分析宋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有别于学界就宋代走向灭亡是因改革派与保守派利益与派系冲突导致帝国根基动摇,最终使帝国走向摇摇欲坠的深渊这一观点。
与“士大夫的黄金时代”相对应的就是“普通士兵的地狱”,“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民谚。其所反映的就是传统社会价值观对军人的歧视,而这种歧视正是开启于赵宋王朝。“崇文抑武”是世人对宋代的基本影响,这个被陈寅恪誉为“造极之世”的封建王朝,却在对外关系与军事上处于劣势。钱穆曾从地理与马政的角度论述赵宋军事劣势的原因,但更多学者则是从“崇文抑武”的防弊之政上批评宋朝的政策失当。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忧心于赵宋成为“第六代”,想尽办法试图扭转五代“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社会风气,“削兵权”“强干弱枝”“崇文抑武”成为其政策导向,其继任者宋太宗和宋真宗更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近乎变态的“将从中御”。最终宋朝的君主们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他们将武将严密地控制起来,使其成为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只知服从君主与文臣命令的庸将。 而对于“普通士兵”,宋代的君主们将五代以来的种种弊政加以发扬广大,“刺青”作为一种刑罚与控制手段被应用在所有士兵身上。作者称宋朝有意识地打造了“刑罚军事复合体”,从而将上百万士兵与他们的家人塑造为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受到“刑罚军事复合体”的控制与压榨,男子必须终身服务于军队,女子则可能沦为娼妓,子女则往往世代沦为军户,刺青成为确认他们身份的手段。脱离这一体系成为奢望,在政治上他们几乎受到最严厉的军法控制,在经济上他们的入不敷出、生活艰难,在文化与社会观念上他们更是被士大夫阶层所歧视,被污名化。而士大夫阶层却借助种种特权享用者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男子为其服劳役,女子则提供性服务。这种压迫与控制下士兵也会进行反抗与抵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士兵的待遇略有好转,但终宋之世,刑罚军事复合体的控制始终没有消失。哪怕最后蒙元政权废除了“刺青”作为控制士兵的手段,“刺青”作为一种刑罚手段也依旧存续于中国社会,而士兵群体地位低下的观念也依旧延续着。
终大宋三百一十九年历史,宋朝统治下的区域从未出现黄巾起义、黄巢起义这般席卷全国的全局动乱,最严重的社会动荡不过是席卷浙东的方腊起义,相比于汉末、元末、唐末、明末、清末的全国性起义,宋朝基本实现了全社会的总体稳定,直到金朝灭北宋、蒙古灭南宋时期,宋朝军队都无需担心遭遇背后一刀。 宋代社会的超强稳定性须归功于宋代统治者塑造的特色军制:刑罚军事复合体。 宋朝军制的功能是多元的,它不仅担负国防重任,还需要承担消化犯罪人员的作用。宋朝统治者将军队视为惩罚犯罪分子、改造犯罪分子、榨取犯罪分子利用价值的大型国家机器。国家通过给每一个士兵进行肉体刺青,剥夺士兵的个人尊严并强化国家对士兵的人身控制,使得宋代士兵无法脱离军队;以极为残酷的刑罚强迫在厢军中服役罪犯从事高强度国家徭役;允许士大夫及高级军官将士兵劳役货币化,将士兵作为人力市场商品对外出售;在战时,这些士兵也将作为一线战力为国家赴死。 应该说,宋代统治者以一贯的财政国家的理财思路正确处理了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犯罪者在国家军队里领军饷保证基本生活,国家通过军事组织特有的残酷的刑罚和刺青肉刑严密控制每个罪犯的动向,使他们不至于在社会上流窜作案;而繁重的徭役以及货币化的人力市场确保朝廷又能够从罪犯身上榨取巨额财产,还不必激化普通人与朝廷的冲突,必要时还能让这些人成为人民的肉盾。 可谓一鱼多吃。 宋代在特殊时期还开放了军队面向灾民的特殊赈灾且,即强制灾民入伍,成为宋代刑罚军事复合体的一员。 为确保军队成为长期禁锢不稳定因素的工具,宋朝刑罚军事复合体没有畅通的退出机制,一个人除非完全丧失劳动力,否则他必须在宋代军队里服役,直到成为老弱残疾为止。宋代虽有专门的军人福利机制(剩员制),但碍于行政效率,还是有大量宋代退伍军人成为乞丐。宋军退伍乞丐一度成为临安一景。 这样的以维稳为主要任务的惩戒营性质的军队,必然是士气低落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宋军的机动性是如此的差,因为就连宋朝将军都不信任麾下时刻可能造反的士兵,在战时经常部署挤成一团、不易擅离职守的大阵,如果宋军像征服王朝军队那样大量使用机动战术,无疑会鼓励大量士气低落的士兵逃亡。 有意思的是,后人们总是通过新儒家都意识形态宣传认识宋朝,认为这是一个高度奉行儒家准则的文人社会,带有含情脉脉的温和面纱。实际上,宋朝社会至少是由两个切面构成的,一个是温情的士大夫和官家,他们以儒家准则为相处典范,嘉许忠诚与智慧,不轻易动用刑罚武器;一个是残忍无情的底层军事社会,儒家准则不适用这里,士大夫任意打杀不符合其心意的士兵,以糟糕的供给维持军人的生存,把军人当成人力市场的商品任意买卖。我们要关注到宋代的暗面,宋代社会被刑罚军事复合体阴影影响的数百万人因不见容于传统文化而湮没于历史长河,但作为后世人我们还是要看见那些不幸灵魂的痛苦挣扎,这就是我们读书人要有的温情。
之前在历史书中看到的都是高高在上的文人,虽然也知道武人地位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潜意识以为是朝廷上的武将低文臣一等,从来没有想过最底层的士兵是什么样的。也很喜欢这种论著的行文方式,之前很多宋史书看不下去,就是故事性太强了,感觉像编的😢(当然,大家有各自的审美取向)
以刺青为切入点,揭示宋代精英士大夫阶层话语权遮蔽下的下层士兵群体,精英统治者们设计出了刑罚军事复合体,将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人群以及更多的底层男性纳入这一体系,通过暴力刑罚手段维持士兵的服从性,进行战争和劳役的双重剥削。刺青作为身份和刑罚的双重标识,被赋予多重含义和功能。典型的海外汉学研究作品,视角独特,问题意识突出,叙述清晰简明,论述泛泛而谈。
寫得最好的是前言緒論。又是印證我於海外漢學印象的一本書,稍好的是第五章,提出了一個刑罰軍事複合體概念,也沒什麼用途,剩下基本是羅列排比,還不如劍橋系列。
一部系统研究宋代底层士兵的社会史,流畅好读,视角新颖,以小见大。梳理了强制性军事刺青在宋代兴起、标准化并最终消亡的过程,揭示了宋代“刑罚-军事复合体”(对带有刺青的底层士兵及其家属这个阶层的剥削由此形成)的运作逻辑,也有一点对狄青、岳飞和《水浒传》好汉(他们身上都有刺青)的分析。“刑罚-军事复合体”的概念很有意思,指的是宋代将军事制度与刑罚体系紧密结合的统治秩序,涵盖组织、政策、关系、利益与空间等多个方面,虽非正式实体,但其影响渗透至宋代社会各个层面。刺青是宋代所谓“文明”与“仁义”的对立面,揭示了被士大夫叙事遮蔽的暴力与压迫;宋代对士兵既压榨又犒赏,但压榨是制度性的,犒赏只是补偿性的。数百万刺青士兵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关于他们这样的下层小人物的历史书写要多一些才好。
实际上刺青说明不了问题;残唐五代的军队有刺青但是军队有战斗力。秦朝末年章邯统帅的几十万(大概20万)囚徒组成的军队也非常有战斗力;所以也不能拿军人是犯人来说事。军队如果要有战斗力那么必须要进行充分的训练;例如岳飞统帅的军队就是这样。不从训练上来讨论军队的战斗力是没有意义的做法。推荐的原因是内容独特。
这书的作者写的题目和内容很好,但国籍是以色列,以色列华人/汉学家?
paragraphing型作品 也就外国人写不会被骂
外国人写的东西一般相对会客观一些。不过有种重新读剑桥史的感觉。嗯,缺乏新意。有些像系统性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