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杂志 易方兴
【推开张丽家的房门,迎面是一个只进不出的世界:壁挂餐桌因杂物永远放不下来,床板下塞着几十年的一家人的衣物】 母亲囤塑料袋、父亲捡破铜烂铁——这不是生计所迫,而是一种失控。在北京、杭州、沈阳,越来越多的老人把废品搬回家,哪怕子女年薪百万、家里多套房产。徐红梅守在窗前“瞭望”垃圾桶,享受“别人没拿到我拿到了”的成就感;老林把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试卷全部留存,客厅堆成纸箱山。 可当子女试图理解——那些垃圾是老人搭建的安全感,是匮乏时代的烙印,是与陌生城市唯一的连接——他们发现,自己也悄悄继承了某种囤积的习惯。 两代人的战争,关于爱,也关于无法抹去的时代裂痕。
摘录母亲囤塑料袋、父亲捡破铜烂铁——这不是生计所迫,而是一种失控。在北京、杭州、沈阳,越来越多的老人把废品搬回家,哪怕子女年薪百万、家里多套房产。徐红梅守在窗前“瞭望”垃圾桶,享受“别人没拿到我拿到了”的成就感;老林把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试卷全部留存,客厅堆成纸箱山。 可当子女试图理解——那些垃圾是老人搭建的安全感,是匮乏时代的烙印,是与陌生城市唯一的连接——他们发现,自己也悄悄继承了某种囤积的习惯。 两代人的战争,关于爱,也关于无法抹去的时代裂痕。
我不知道再过三十年,我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出现,但我姥爷确实有这种捡东西的状态,个人并不是很理解,这可能和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有关吧 也许如我父母姥爷那两代人,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吧,对物质的理解是不同的吧 但我同样有个问题,也没见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有这种习惯呀?又或许是老了,实在是时间太多了,闲的吧?
值得看一遍。文字客观表达了,老人退休后,失去与除家人之外人的链接后,会有缺失感,要寻找充实感。子女忙于养家糊口,自己小家有时都很难维持安稳,也很难有更多精力投入父母身上,就是投入了,也改变不了老人习惯,这是社会上普遍现象。我所居住的老小区,退休老人也分两类,一类是有抢着捡垃圾的,二类是早上5点多,下午和夜里23点,流水席一样,不断扎堆(起步至少10个人),高声聊天扰民的退休老爷子们,一楼居民不胜这每天20个小时的扰,打了110,执法人员来了,也只能好声好气劝说,又不能把老人怎么样?反而激化聊天老人的怒火,天天在一楼邻居窗外,高声辱骂,直到精疲力尽。年青人,很辛苦,退休老人,有一部分很无聊空虚,捡垃圾,扎堆聊天,网上购物各种受骗上当,或被骗走全部财产等各种情况。这篇文章确实是客观表达社会现状。
在快得让人脚不沾地的城市里,父母把房子堆成了“垃圾场”:纸箱子顶到天花板,旧衣物塞满柜,空塑料瓶捆成一摞靠在门后。旁人笑他们悭吝,却没看穿这疯狂囤积的背后,藏着两代人读不懂的孤独。那些被当成垃圾的旧物,全是他们不肯丢的记忆:掉漆搪瓷缸是工地获奖的纪念,洗白衬衫是第一次全家福的穿戴,连装菜的塑料袋都攒着早市讨价还价的烟火。这个飞速迭代的城市里,他们跟不上扫码付款的节奏,听不懂年轻人的梗,子女长大有了自己的家,只剩满屋子旧物陪着打发日子。这些不会说话的破烂,就是他们在陌生城市仅有的锚点——攥住这些物件,就攥住了过去滚烫的日子,证明自己实实在在活过,在飞速向前的时代里,终于捞到了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存在感。
故事里的场景格外熟悉,自家老人也有着同样的生活习惯。 生于物资匮乏年代的父辈,把勤俭刻进了骨髓,而成长在富足时代的我们,早已习惯断舍离、极简干净的生活,很难认同囤积杂物、捡拾废品的做法。 文中描绘的画面分外真切:老人守在窗前“瞭望”垃圾桶,享受着“别人没拿到,我拿到了”的微小成就感;有人珍藏孩子从小到大所有试卷杂物,把客厅堆成纸箱山。放眼家里,桌底墙角、阳台柜顶,各个角落都被物件塞得满满当当。从前我对此满心别扭抵触,甚至一度不想回家,实在难以适应这份拥挤压抑的居家氛围。 慢慢静下心思索才豁然醒悟,这般囤积的习性,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执念,是属于他们一代人的专属印记。这些看似无用的物件,并非简单的废品杂物,而是长辈们在富足时代里用来安放内心、构筑安全感的依托。若是执意清空这些积攒的东西,就如同硬生生从他们身体里、灵魂里剥离一部分记忆与执念。 现如今我已然释怀,不再执着于规整房间。满屋杂物,既然是苦难岁月留给他们的温柔执念,那么就允许父母以他们的方式,安稳余生。包容理解彼此的不同,便是最长情的陪伴与孝心。
《人物》杂志-易方兴《我的家,被父母捡来的废品塞满了》(轻纪实) 这篇非虚构作品聚焦城市里一群退休金充足、子女条件优渥的老年拾荒群体,记录了他们在现代都市里划定“拾荒地盘”、结伴“围猎”大件纸箱、和智能回收箱“争夺资源”的日常。作者通过多个家庭的真实样本,剖开两代人的观念冲突:年轻人眼里挤占居住空间、破坏家居整洁的“废品”,实则是从匮乏年代走过来的老人,在陌生的现代生活里搭建的安全感锚点。两代人的矛盾从来不是“节俭”与“浪费”的对立,而是两个时代的生存逻辑在狭小的城市住宅里发生的剧烈碰撞,那些被堆在阳台、客厅的旧物,藏着老人没说出口的对“被需要”的渴求。 那些被年轻人随手丢弃的纸箱、塑料瓶,在老人的行为里被重新赋予了价值,这不是简单的“囤积癖”,而是匮乏年代的集体记忆在当代生活里的遗存。我们总习惯用现代都市的生活标尺去丈量他们的行为,把这些旧物定义为“垃圾”,却没意识到,这些老人是在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在高速迭代的城市里锚定自己的位置。 他们争抢的从来不是几毛钱的收益,而是一种“我还能从这个世界里攫取东西”的确定感,就像上古先民在贫瘠的土地上捡拾每一粒可果腹的籽粒。两代人的观念撕裂,本质是两种生存逻辑的断层——年轻人活在即时满足的消费循环里,而老人的记忆还停留在“每一样东西都能救命”的生存地层。我们不必急着用“断舍离”的标准否定他们,那些堆在客厅的废品,其实是两代人之间尚未被读懂的文明密码。 你以为他们在捡拾垃圾,其实他们是在捡回自己被时代抛下的存在感。
根据我有限的观察,老人囤“垃圾”(包括但不限于纸壳、饮料瓶、二手衣物等)一是为了寻找安全感,从对他们来说陌生的、变动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可以把握的东西,二是惜物,衣物坏了缝缝补补还能用,食物快变质了加热一下还能吃,三是省钱,吃喝用的物品不用自己再花钱,纸壳瓶子等垃圾可以变卖换钱。 年轻人囤积的一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垃圾”,而是更具有商品属性、社交属性的产品(如奶茶袋子、机票车票等),一是追求“集齐”一套的快乐,二是留下具有实用性的物品以备不时之需,三是为了二次加工,如制作手账、相册,四是为了收藏纪念。 两类囤积既有共性,也有区别。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推开那扇门,扑面而来的不仅是发霉的旧报纸和塞不下的杂物,更是两代人无法逾越的鸿沟。对于子女,那是令人窒息的混乱与耻辱;对于父母,那却是抵御遗忘与孤独的堡垒,是动荡岁月留下的最后一点掌控感。我们在物质的富足中谈论断舍离,他们却在匮乏的阴影里紧紧攥住每一片残骸。这不仅仅是关于垃圾的战争,更是关于尊严与爱的拉锯,直到我们也开始在无意识中,捡起他们丢不掉的那份沉重。
对捡垃圾的老人来说,北京是一个巨大的富矿。 为了发掘这个矿场里的宝藏,在北京朝阳区北四环,年近七旬的徐红梅,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拿个小板凳,坐在二楼厨房的窗户前。窗外正对着6号楼的垃圾桶。这里是她天然的瞭望塔。只要看见楼下有年轻人拎着外卖盒子或是电器纸箱走出来,她会立马冲下楼,有时能赶在纸箱被扔进垃圾桶之前截住对方,赔着笑脸说一句:谢谢啊,你给我吧。 一旦截获成功,徐红梅心里就会涌起一阵强烈的满足感。女儿说,母亲的这种快乐超越了卖废品本身——她享受的是别人没拿到,我拿到了的成就感。
想起当年公公在本地一所中学当保安,婆婆经常会收一些旧报纸纸板箱啥的换点小钱,当时女儿尚年幼,跟着奶奶耳濡目染,每每看到地上的软包装饮料壳也要捡起来给奶奶,把我跟她爸弄的既尴尬又无奈。过了若干年搬套房新家后,我发现我自己也喜欢塞上一大堆应该及时断舍离却舍不得扔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