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答案：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样本

义乌为什么能成功：政府与市场协同进化的深层逻辑 义乌，一个不沿边、不靠海、资源匮乏的贫瘠农业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红土地上种不出多少希望。却在四十余年间，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成长为链接50多个国家160多个城市的“世界小商品之都”。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2693.3亿元，在册经营主体126.3万户，进出口总额8365.0亿元。这座县级市交出的成绩单，已超过全国若干个地级市。 义乌凭什么？答案不能简单归因于某一届政府的英明决策，也不能仅归功于义乌人的吃苦耐劳。义乌的成功，是一场政府与市场在四十余年互动中持续校准边界、相互赋能的系统性胜利。 一、历史基因：商业文明的火种从未熄灭 义乌的成功并非凭空而来。数百年的“敲糖帮”传统，为义乌注入了穿越政治周期、跨越时代变革的商业文明基因。 “敲糖帮”并非零散货郎，而是拥有严密组织分工的准商业网络。“担头”游走四方，“坐坊”提供配套服务，鼎盛时期足迹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即便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遭受重创，“敲糖帮”也远未“斩草除根”。那种走街串巷、以物易物的商业本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草根韧性，如同红土地下的草根，只要春风一吹，便会顽强萌发。 更重要的是区位优势。义乌地处“浙江之心”，浙赣铁路纵贯其间，得以同时汲取两种养分：浙南地区“强市场”的基因——1978年民营经济主体比重已达14.7%，远超浙北的3%；浙北地区“强政府”的组织能力与制度资源。这种杂交优势，为日后独特的义乌模式埋下了伏笔。 1980年11月，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义乌县工商局发放了7000余份“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此时距离正式开放市场还有两年，距离中央明确肯定包产到户还有两年。这一纸“临时许可证”，像一扇虚掩的门，透出了改革的第一缕光。 二、关键抉择：1982年的历史性突破 1982年，新任县委书记谢高华到任。面对街头巷尾自发形成但屡遭取缔的“马路市场”，他没有简单取缔，而是深入调研。结果令他触动：开放市场不仅不会冲击计划经济，反而能解决大量返城知青和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同年8月，义乌县下发“一号通告”，宣布正式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11月，谢高华在全县大会上第一次明确了“四个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土地向种粮能手集中，允许少量找帮工。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余悸尚未散尽的年代，这四句话如同一道惊雷。 这一抉择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不是一次孤立的“开明决策”，而是一种治理哲学的宣示：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是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哪怕是顶风冒险，也得干。这种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路线，贯穿义乌发展始终。 三、战略定力：十四任书记与一个不变的方向 义乌模式最令人惊叹的一点，不是某位领导人的英明决策，而是四十三年如一日、跨越14任书记的战略定力。 “兴商建市”四个字，从谢高华时代提出，历经各届班子传承，从未因人事更迭而动摇。曾任义乌市委书记的严高文直言：“政府对市场的最大支持是政策预期的稳定性、战略方向的连续性。”这种确定性，是比任何优惠政策都更珍贵的营商环境。 义乌的实践表明：政府“有为”的关键在于“有恒”。有恒意味着政策的可预期性——经营者知道政府不会朝令夕改；意味着制度的累积性——每一届政府都在前人基础上添砖加瓦，而不是推倒重来；意味着信用的可积累性——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起一种跨越时间的信任关系。 义乌在干部考核中专门设置“市场迭代延续性”评价指标，以制度管长远，确保发展连续性。变的是不断以改革创新实现迭代升级，不变的是数十年咬定“兴商建市”目标不放松的定力。 四、制度创新：在边界处做文章 如果说历史基因提供了土壤，战略定力提供了方向，那么精妙的制度设计才是义乌模式能够持续运转的核心引擎。 “管办分离”——裁判员与场地管理员的分工。 1993年，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工商部门只负责市场运行的政府性行政管理——打假治劣、准入监管；商城集团则以业主身份承建市场开发、物业管理、海外仓布局等市场化运营职能。2008年定向增发后，市政府持股比例升至55.82%，既借助资本市场激发活力，又确保战略方向不偏离。 与绍兴中国轻纺城的对比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自然实验”。2002年轻纺城推行“国退民进”，民营资本控股后连年盈利能力羸弱，2006年巨亏9600万元。2008年国有资本重新成为第一大股东。这一实验验证了一条重要规律：政府控盘但不直接下场，用市场化手段运作权力，方能实现效率与稳定的统一。 低成本准入——反市场逻辑的租金管制。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当一个市场火爆到一铺难求时，租金必然暴涨，最终将中小创业者拒之门外。义乌政府的选择反其道而行之。 市场商位的所有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第五代市场国际商贸城二期，一个9平方米标准商位，5年租金仅5万元。准入条件统一按纳税、业绩、诚信等公开透明标准确定。目的朴素而明确：“保障经营者有其摊”，让每一个愿意奋斗的人都能站上起跑线。何樟兴的解释一针见血：“如果市场运行不是政府掌控的话，就容易变成纯粹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一锤子买卖，进而可能会侵害老百姓更广泛的利益。” “划行归市”——微观机制的创新。 1992年，义乌将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小商品分为约25大类，同类摊位集中经营。这一看似简单的分类，背后是一场艰苦的利益博弈——抽签到楼上的商户不愿去，竞争激烈的商户怕打架。但在市政府强力支持下逐步推开。效果很快显现：同类商品集中后，竞争倒逼差异化——“原来卖劳保手套的，后来转而去卖卫生手套；别人卖皮的，自己就想着卖针织的”。客商可以“一站式”找到所需品类，还能买到意想不到的新品种。 “临时摊位证”——包容性增长的制度设计。 拿到临时摊位证的经营户，看到哪里有空就可以先摆摊，税费照交。到下次市场扩张时，他们就成为正式经营户。这一制度既解决了空置摊位影响人气的问题，又为市场储备了“预备队”和“生力军”。这种“先予后取”“放水养鱼”的思维，贯穿义乌政府行为的始终。 五、核心资源掌控：防止“公地悲剧” 市场的自发秩序并非总是完美的。当无序竞争蔓延、假冒伪劣横行时，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往往失灵——占据了有利区位的经营户天然具有“抢夺资源而不惜牺牲他人”的动机，这种动机扩散累积，就会使整个市场陷入“相互转移不良影响”的恶性循环。 义乌政府的选择是：对核心资源保持战略掌控。 商位所有权不私有化，意味着政府掌握了调节市场成本的阀门。避免了摊位租金被炒至天价的“公地悲剧”。据官方调查，如私下交易，一个商位使用权的转让价格多在百万元以上，高的达到数百万元。而政府统一定价，一个9平方米商位5年租金仅5万元。这一制度安排，有效遏制了要素成本的失控，守住了中小创业者的准入门槛。 与此同时，政府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规范秩序——划行归市、打假治劣、规范市场。时任义乌市副市长王健的话清晰界定了政府行为的边界：“市场开放到一定阶段就不行了，无序竞争、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出现了，政府毫无疑问要承担起市场监管的责任。” 六、“养蜂不怕小”：激活蚂蚁雄兵的汪洋大海 义乌政府信奉一种朴素的哲学：小东西也可以凝聚起大力量。研究者冯志来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养蜂。养蜂人追着花期从南到北，一箱蜜蜂单看微不足道，但千万只蜜蜂汇聚起来，就能酿出甜蜜的事业。“做小生意的体量都不是太大，但是我们‘养蜂’不怕小，只要数量足够多，政府又能够为大家搭建起好的‘蜂巢’，小东西也可以凝聚起大力量。” 截至2025年末，义乌在册经营主体达126.3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达86.35万户，占比71.96%。“蚂蚁雄兵”——这是对义乌市场主体最形象的描述。义乌政府并没有把市场建设和发展简单地视为一个单一闭环的利益体，而是将其置于更为开放、多元的圈层空间：从专业市场到市场经济体系、从小市场到大社会、从城镇到乡村、从本地义乌人到外来创业者、从强势的财富拥有者到相对弱势的底层民众。政府行为四十多年的着力点始终以融合、互利、共享的生态系统打造为取向。 七、物流突围：把内陆劣势转化为开放优势 义乌地处内陆，不沿边、不靠海。但义乌人从不把“内陆”当作宿命。 义甬舟—— 连接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让义乌小商品从东海之滨扬帆远航。 义新欧—— 2014年首列中欧班列开行以来，已开通26条线路，实现“四向八口岸”出入境，链接欧亚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2025年开行2003列，开行规模居长三角第一位。冯旭斌在首列开行前，用国庆假期一周内让铁路场站具备国际物流功能。十年间，班列从第1列到逾7500列。 环球义达—— 275条国际专线加156个海外仓，织密全球贸易服务网络。 从早期海运为主，到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再到跨境电商“国内直发”模式兴起，义乌构建了“海陆空铁”立体物流网络。义乌用实践证明了：真正的开放，不取决于地理位置，而取决于格局和视野。 八、以商促工：从“买全国卖全国”到“义乌造卖全球” 义乌市场早期有一个痛点：大量商品依赖外地供应，紧俏好卖的东西，厂家不一定愿意给你。1993年，义乌提出“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引导商业资本回流实业。 楼仲平的故事颇具代表性。1993年，他的吸管摊位已是义乌市场绝对第一。但他做了一个决定：“我便将机器买下来，连同技术人员和工人一块要了过来，4月5日就正式开始生产。”从“卖吸管”到“造吸管”，一个草根创业者的跃迁由此完成。 政府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扮演了精准的助推角色。郑期中注意到一个变化：“政府在这个转型问题上是有眼光的，不光是发出号召，还给了很扎实的系列助推政策。有困难马上办，没事不打扰，这就是义乌最好的营商环境。” “贸工联动”使义乌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商贸业与工业联动发展的路径，从“买全国、卖全国”走向“义乌造、卖全球”。 九、与时俱进：从线下到“智全球” 义乌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当电商浪潮到来时，义乌再次展现了敏锐的嗅觉和果断的行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青岩刘村抓住电商机遇，在组织部协调下，各部门迅速响应。2013年，青岩刘村被授予“中国淘宝村”称号。刘文高总结三个要素：“第一个是人，如果没有这批敢想敢闯敢干的经营主体，不可能发展起来。第二个是市场，平台十分重要。第三个是政府，义乌政府会放水养鱼，鼓励创新，先发展后规范。” 商城集团的角色正在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大学生进市场”引入新鲜血液；“设计进市场”帮助经营户从仿制走向原创；“标准进市场”推动品牌建设；直播与AI培训让商户紧跟时代。 2025年10月，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正式开业，汇聚3700多家商户，“商二代”“创二代”占比超过一半。义乌正在推动“万名商户AI技能提升三年行动”，从“卖全球”走向“智全球”。 十、方法论启示：义乌模式的普遍意义 透过现象看本质，义乌模式蕴含着超越地域、具有普遍参照价值的方法论启示。 第一，政府与市场不是“二选一”，而是“相乘”。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赋能。政府做“蜂巢”——搭建平台、制定规则、完善基础设施、控制要素成本；市场主体做“蜜蜂”——自由采蜜、充分竞争、不断创新。 第二，政府“有为”的关键在于“有恒”。 四十三年如一日、跨越14任书记的战略定力，意味着政策的可预期性、制度的累积性、信用的可积累性。 第三，有效市场需要“有温度”的政府。 低租金守住创业者“饭碗”，临时摊位证给“养蜂人”留出空间，AI培训回应经营者的真实需求。“有困难马上办，没事不打扰”——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恰是政商关系的最佳状态。 第四，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做”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 谢高华开放市场时，并不知道四十多年后的义乌会是什么样子。边界不是理论推演的产物，而是实践探索的结果。秉持一个朴素的准则——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就去做。 第五，政府的力量最终要落脚于“人民利益最大化”。 2025年，义乌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76，低于全国、全省水平。一个人民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才会真正拥有可持续的活力。 第六，用改革的方法破解发展的难题。 从“管办分离”到“划行归市”，从“临时摊位证”到“全球数贸中心”，每一轮改革都针对当时最突出的矛盾，每一轮创新都为下一轮发展打开空间。 结语 义乌为什么能成功？不是因为资源禀赋，而是因为人的能动性被发挥到了极致；不是因为地理位置，而是因为格局和视野从不自我设限；不是因为某一个“英明决策”，而是因为政府与市场在四十余年的互动中，持续校准边界、相互赋能，形成了一套人民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体系。 世界银行1997年全球发展报告中的那段名言，恰是对义乌奇迹最恰当的注解：“历史反复证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 但义乌同时证明：良好的政府不是“管得最多的政府”，而是“管得到位的政府”——该出手时决不缺位，不该出手时决不越位。 从1982年谢高华“顶风”开放市场，到2026年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高效运转；从敲糖换鸡毛的货郎担，到日均10-20万外商云集的“小联合国”；从“鸡毛换糖”到“买卖全球”——义乌的故事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 政府与市场，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道需要精心作答的论述题。义乌，给出了它的答案。

义乌深深吸引我 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义乌作为“小窗口”，全景式展现了中国经济“大格局"的演进逻辑，系统解码了“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如何良性互动。立足义乌发展经验提出20周年重要节点，《义乌答案：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样本》以义乌市场40余年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链接经济理论与发展实际，鲜活解说义乌发展经验，阐释如何正确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边界。透过深入浅出、由表及里的论述，辅以市场决策者、市场管理者、市场主体者视角，有效解读义乌经济奇迹背后的政府决策与行为逻辑，解码义乌如何助力“中国制造”通达全球，生动诠释改革开放视野下的“大国之治”。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一座浙中小城，用四十年光阴将针头线脑汇成通江达海的洪流，这不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治理智慧的沉淀。它向我们揭示，真正的发展并非放任自流，亦非强行干预，而是让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握成合力，在微观的烟火气中托举起宏观的格局。读懂这片土地上政府与市场的琴瑟和鸣，便读懂了中国经济韧性生长的密码，那是无数个体奋斗与制度善意共振所奏响的时代强音。

义乌是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但义乌的意义不只是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经验的核心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完美结合。义乌市场的萌生可以理解为改开大潮下的必然，市场的早期交易活动来自民间自发，有些实践是从违法开始的，曙光初现亦与乍暖还寒交织。解放思想、统一思想需要极大的改革勇气与韧性，有为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必需，但须抓大放小、懂进退。政府行为的结果比其所描述的动机更重要，1982年前后对小商品市场的合法化确认，以及随后围绕市场组织方式、空间划分与交易秩序所展开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原本依赖临时性政策调整的交易活动逐步进入稳定复制的制度基础。义乌经验既是市场的成功，更是政府与市场持续互动的结果。 政府行为不断在有为与边界之间调整，能否厘清边界是重难点，市场的快速迭代、升级又扩张，同步义乌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的辩证探索。早期以政策调整可以以灵活治理为主，随着市场范围与参与主体的扩展，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规则的公开性与一致性逐步成为主要治理基础，地方之间的竞争机制则不断强化制度供给能力的优势。义乌市场四十余年的辉煌，先确认市场行为的合法到专业市场的空间组织与划行归市，市场管理方式由分散干预转向规则治理，再到物流体系、跨境贸易便利化与数字贸易平台的制度建设，制度发展一直嵌于市场运行之中，政府是市场条件的持续塑造者。浙江是当代中国改革进程中市场经济发育相对成熟，政府定位与行为相对理性、正确的省份。小政府、大市场是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产物，但政府牢牢控制着对市场的调控权、物流场站的主导权及土地出让一级市场，义乌最引人瞩目的实践还有市场建设与发展中政府＋企业混合主体的运作模式。经济政策的标准当是市场繁荣与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必然衍生出财富蛋糕如何合理分割的命题。 中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并非遵循什么预先设计，是充分发挥人民在市场中的主体性作用，是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善用政府行为之长弥补市场自发之短，是落实到衣食住行的改善与实实在在的财富增长，是社会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实践与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