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树志
朱由检仓促之间由藩王变帝王,开启跌宕起伏的悲剧人生。在位十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以雷霆手段惩阉党、振朝纲,表现出了韬光养晦的政治智慧和孜孜求治的政治决心。然而,他以重典驭臣下,生性多疑,致内阁如走马;刚愎自用,错杀名将能臣。在农民起义的内忧和清军来犯的外患间左支右绌,安内攘外错失良机。甲申之变,自缢煤山,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身死社稷的君主。随着他中兴之梦的幻灭,明朝灭亡。樊树志教授在《万历传》之后倾力推出《崇祯传》,将晚明最后十七年的历史变局、明清鼎革之际的政治斗争娓娓道来,令人如临其境,想见其人其事,省思历史与人生。
《崇祯传》是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晚明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与《万历传》并称晚明帝王传记双璧。全书围绕"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这一核心命题,完整还原了崇祯帝朱由检十七年的帝王生涯:他十七岁以藩王入继大统,两个月雷霆铲除魏忠贤,此后十七年勤政节俭、不近声色,却在内忧外患中越做越错,最终煤山自缢,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身殉国的末代皇帝。 全书从朱由检以藩王入继大统写起。他是光宗第五子、万历帝的孙子,原本与皇位无缘,十岁受封信王,在魏忠贤权倾朝野的天启朝里小心翼翼地长大,靠韬光养晦、假装沉迷酒色才躲过了客魏集团的猜忌。天启七年,二十三岁的熹宗驾崩,无子,朱由检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入宫即位,那一年他才十七岁。樊树志用极细腻的笔触还原了他即位之初的雷霆手段:入宫当晚自带干粮、不敢吃宫中食物,夜里提剑彻夜不眠,两个月内一步步剪除魏忠贤的羽翼,最终把这位号称"九千岁"的权阉发配凤阳、中途自缢,一举肃清阉党。这一幕展现出少年天子惊人的政治智慧与果决,也让朝野上下寄予厚望,以为中兴有望。书中特别点出,正是这次过于顺利的铲除魏忠贤,埋下了他日后刚愎自信的心理伏笔——他太容易地赢了一局,便以为自己也能轻易赢下后面所有的仗。 即位之初的崇祯,确实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明君苗子。他平反冤狱、起用东林旧臣、整顿朝纲、下罪己诏,每天孜孜不倦地批阅奏章,召见阁臣日讲常朝,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樊树志没有回避这种勤政背后的正面价值:在他之前,万历三十年不上朝,天启七年躲在木工房里,大明的朝堂已经荒疏到了极点;崇祯一上位就把这台停摆已久的机器重新发动起来,光这份勤政本身,就足以让百官刮目相看。可随着时间推移,这份勤政渐渐变了味。书中冷静地记录下他性格里致命的一面:多疑、急躁、刚愎,且缺乏担当。他对臣下极度不信任,十七年间换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十四位兵部尚书,巡抚、尚书因战败、渎职被杀被遣的更是数不胜数,朝堂像走马灯一样轮换,没有人敢负责,也没有人愿意负责。他事必躬亲,却又遇事急于诿过,打了败仗要找替罪羊,决策失误要臣下背锅,以至于到后来满朝文武都学会了沉默——反正做多错多,不如不做。 全书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是他自毁长城的那几幕。樊树志用大量篇幅写了袁崇焕的悲剧:这是明末唯一能与后金八旗正面抗衡的帅才,崇祯即位之初平台召对,袁崇焕慷慨许下"五年平辽"的诺言,崇祯对他寄予厚望,赐尚方剑、倾全国之力支持。可仅仅两年之后,后金兵临北京城下,崇祯就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又听信朝中嫉恨者的谗言,以"通虏谋叛"的罪名将袁崇焕下狱,一年后凌迟处死,兄弟妻子流三千里。樊树志在书中沉痛地写道,崇祯此举等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明史》所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比袁崇焕更令人扼腕的是,崇祯一朝十七年,不是没有能臣,而是他容不下能臣:剿抚流寇的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要么被逼出战战死,要么投降清朝;内阁里的周延儒、温体仁,他用了又废、废了又用,始终找不到一个能托付的人。樊树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崇祯的悲剧在于,他既希望臣下替他解决问题,又不相信任何臣下能解决问题;他每次大战失利,第一反应不是检讨自己的战略,而是追究前线将领的罪责,以至于将领们畏罪不敢战、战败不敢归,战局在这种恶性循环里越打越烂。 全书后半段写尽了大明崩盘的全过程。崇祯面临的是一个无解的两难:内部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流窜数省,越剿越多;外部皇太极的清军屡次绕过山海关入塞,直逼京畿。樊树志没有把他写成一个束手无策的昏君,而是写了他十七年间所有的挣扎:他多次下罪己诏,要求群臣直言;他加征"三饷"凑集军饷,结果把更多农民逼成了流寇;他曾暗中考虑与清朝议和,想腾出手来先安内,可消息泄露后又把责任推给兵部尚书陈新甲,将其处死以搪塞清议;他曾想迁都南京,却又碍于面子不愿主动提出,等着有人给他台阶下,结果满朝文官能言不能行,直到李自成兵临城下,南迁的最后窗口也错过了。书中写得最残酷的一笔,是他在绝境中对臣下的彻底失望:他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满朝文武,却从未反思自己十七年间的多疑、急躁与推诿,才是把大臣们逼成"亡国之臣"的真正原因。樊树志在这里并没有简单地批评崇祯的诿过,而是带着史家的深沉理解写出了这种心态的悲剧性——一个勤政到极致、却从未真正学会信任与授权的皇帝,在大厦将倾之际,除了指责臣下,已经无计可施。 全书的终局是煤山那一幕。李自成攻破北京前夜,崇祯鸣钟召集百官,无一人前来;他带着太监王承恩登上万岁山,望着烽火连天的北京城,在蓝衣上写下"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自缢于寿皇亭旁的海棠树下。樊树志没有渲染这份悲情,而是冷静地指出:他到死都在说"诸臣误朕",却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十七年间的多疑与刚愎,才是把这群大臣逼到无人可用、无人敢言境地的根本原因。这位勤政一生、节俭一生、英明了一辈子的皇帝,在最后一刻依然没有学会自省。 樊树志通过崇祯这个具体的人,提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命题:勤政的皇帝为什么也会亡国?书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判断:崇祯不是亡国之君,却做了亡国之君,这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有政治智慧——两个月扳倒魏忠贤;他有政治决心——十七年孜孜求治;他有政治气节——宁死不逃、以身殉国;可他作为领导者,最大的缺陷是缺乏领导力:多疑、刚愎、不能容人、不敢担责,把整个官僚体系变成了一个人人自危、无人负责的沉默机器。樊树志没有把他的悲剧全部推给"气数已尽"——万历怠政几十年、天启阉祸七年,留给崇祯的本来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换成任何一个皇帝都很难力挽狂澜;可他也没有为崇祯开脱,而是冷静地指出:在这样的烂摊子上,一个真正有领导力的君主,至少可以少走几步错棋、少杀几个能臣、多几分对臣下的信任,历史未必会是那个结局。崇祯的问题,不是他不努力,而是他的努力方向全部错了;他越勤政,对官僚体系的消耗就越大;他越想做事,大臣就越不敢做事。 重新理解了勤政与治国的关系。方向比努力重要,信任比控制重要,团队比孤勇重要——煤山那棵海棠树下倒下的,不只是一个皇帝,更是一个关于"勤政而亡"的千年教训。
这书不错,看了很长时间,真好,崇祯皇帝就是不长心。臣子也不长心,明朝就像股票来说,就属于下跌趋势的尾声,即将就要退市,观音菩萨当皇上也没招人。 因为这个国家就像癌症晚期的人,换谁都无法医治。
明粉和清粉都支持的事,崇祯杀袁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