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图志：西方文献中的中国视觉形象

上朝如上刑：时间，交通工具与站位 《从大都到上都》：元朝皇帝最后一次出健德门前往上都，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闰七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368年9月11日。据刘佶《北巡私记》，出发时间是“漏三下”，也就是凌晨三四点。 这是古人披星戴月出远门的状况，但古代官员上朝也是如此辛苦。怪不得嘉靖万历要摆烂不上朝了。 1、半夜上朝：一点到三点起床 《华夏图志》中读到《荷使初访中国记》：（1667年6月）25日午夜过后，礼部郎中带着两个官员到了大使的住所，三人都穿着庄严的服装，以表示顺从皇帝，他们告诉大使，是去宫殿拜谒的时候了。随后，大使和他的大部分随从一起去了，他们被带着通过三道大门进入一个院子（他们上个早晨曾在那儿坐过），并被指示在那儿等到天亮，那时皇帝就会出现在他的宝座上。两个小时过后，东方发白，他们看到了院子里充满了文武官员，且都穿着华丽的服装，这些人是来三呼万岁，或者说是为了表示顺从皇帝的。因此，荷兰人就用观察芸芸众人的方式来娱乐自己。继续枯坐到天亮后半个时辰，他们被引导到第四道大门。…… 《漂海录》记载1488年朝鲜人崔溥上朝谢恩的流程，午夜一点到三点就要起床，岂不是像郭德纲相声里于谦的岳父做买卖： 丑时，李翔自其家来谓臣曰：“你今具冠服入朝谢恩，不可缓也。”臣不得已率程保等从李翔步至长安门，犹不忍穿吉服。……时，皇城外门己启钥，常参朝官鱼贯而入。臣迫于事势，服吉服入阙，过一层门、二层二大门而入，则又有二层大门，乃午门也。军威严整，灯烛辉煌。李翔坐臣于中庭。有顷，击鼓于午门之左讫，撞钟于午门之右讫，三虹门洞开，门各有二大象守之，其形甚奇伟。昧爽，朝官以次列班于门前。李翔引臣齿于朝班，又引程保等别作一队，序于国子监生员之后。五拜三叩头后，出自端门，又出承天之门，门在大明门之内，又东出长安左门，复穿丧服，过长安街，还于玉河馆。 2、明朝三品官才能坐轿早朝： 《万历十五年》写到坐轿与走路早朝的官员：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我在1644年《玉堂荟记》（《玉堂荟记》成书距崇祯朝复亡仅百余日）里读到过这么一段记载关于官员早朝走路或骑马太辛苦，申请加到三品，以便早朝可以坐轿舒服些： 文之入阁，出自特简。乌程虽素与不合，弗能间也。乙亥册封差，旋升少詹，文既久次，又老惫不能乘马，屡托人以三品为请。 少詹是正四品！明朝三品及以上才有资格在京城坐轿，其余骑马代步。 1597年《广志绎》：古者妇人用安车，其后以舆轿代之，男子虽将相不过乘车骑马而已，无轿制也。陶渊明病足，乃以意用篮舆，命门生子弟舁之。王荆公告老金陵，子侄劝用肩舆，荆公谓，自古王公贵人无道者多矣，未有以人代畜者。人轿自宋南渡始。故今俗惟杭最多最善，岂其遗耶？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我读到过，轿代马，因为宋代游民涌入城市，大量廉价劳动力！且南宋，南方无马。 《纵乐的困惑》关于交通工具，专门谈及轿：在明朝前期，乘轿旅行是身份地位的标志。到明代中叶，轿子成为上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轿子的使用被糅合到了住宅建筑中。苏州的大户人家多在大门内建一轿厅，作为在室内落轿的地方。另一相应的调整是公文箱的设置，一个长长的带盖的盒子，置于轿柱之间，供旅行者在途中读书或办公使用。 3、草与石标记上朝的站位： 唐末五代书法家杨凝式，长得丑，史书用“蕞眇”一词，其中“蕞”是指上朝标志大臣位置的稻草束…… 看来他长得不是很帅，而是很草率！ 我突然想起读《华夏图志》里说，明清时候改成了用石头标记上朝的官阶站位，原来还有这种历史变迁，洋人画图还闹了笑话：《荷使初访中国报告》中，除了提到有二十块石头外，还说石头上有铜牌，牌上刻有汉字。“石头体现阶位，表示每个人需站立和下跪的位置。”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石头”是 “品级山”，即底部呈椭圆形、上部呈山形的表示品级的标志。品级山用铜铸成，上有“正一品”“从一品”等文字，在有重大典礼时放置在宫内广场特定的位置上，以指示文武官员等按部就班地站立或下跪。《荷使初访中国记》的配图中用圆圈表示了品级山大致的形状。但《荷使初访中国报告》的出版者及制图者似乎误解了纽豪夫的意思，在他们制作的插图中，宫内广场的地面被刻上了数字，而且这些数字还是阿拉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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