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之变，1063—1086

赵冬梅教授这本《大宋之变，1063—1086》，我是第二次读了。 第一次读的时候是几年前，那时我更多是从道理的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质疑神宗做事没有节奏，缺乏大局观，急着推一个如此庞大的变法却不懂得平衡。王安石没有错——他不过是在做改革者的本分；司马光也没有错——他也在做谏臣的本分。错只错在那个急于求成的皇帝身上。 现在回过头来看，心境不同，想法也不太一样了。 真实世界不是道理推演出来的。人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动物啊，有优点，有缺点，有情绪，有执念，很难纯粹从理智角度去要求一个人。不理性对历史的影响，从三个皇帝的性格因果链中就能看出线索。 仁宗没有亲生儿子。他不是对英宗苛刻，而是排斥"自己生不出儿子"的命运。这份不甘，种下了最初的根源。英宗好不容易继了位，终于拿到了权力，便花了几年的时间去搞"濮议"争论——本质上是在弥补自己生命中关于亲情、关于自我安全感的缺失。到了神宗，他即位时心里装的是什么？是证明，证明自己的血脉纯正，证明自己是一个有为的君主。既然怀着这样的心，就难免用力过猛。 你看，三代人，三种执念，在这样一条性格的因果链条中，影响了历史的走势。历史是由人构成的。人的性格缺陷、情绪和经历，往往对历史有更深远的影响。也因此，我对神宗多了一丝理解。 这本书为什么叫"大宋之变"呢？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是一条分水岭。变法之前的宋朝，看起来是一个充满了宽容的朝代，君臣之间可以为了共同的目标做政策的商量和取舍，不光是对臣子，对政敌也颇为包容。但变法之后的宋朝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偏激，每个人心里越来越无法容忍对方的意见，讨论问题的角度从"怎么把事情做好"，悄然变成了"怎么样维护自己的观点"和"怎么打击自己的敌人"。 这就进入了一个很微妙的地带：从政策效果来看，王安石的变法确实解决了当时宋朝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从整个政治气氛来看，神宗的强力推动，加上王安石那种执拗和排他的行事方式，在朝野之间制造了尖锐的对立，把原本宽容包容的政治生态，拖入了对立和斗争。历史上很多对王安石的负面评价，其实并不源于他的政策本身，而源于这个代价。 这就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有没有可能既取得变法的好处，又维持住健康的政治气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把目光从"道理"和"目标"上移开，去看这代表当时历史的三个人。 宋神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目标感很强的君主，心存大志，想要做一个有为的天子。但神宗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苛刻的人，终其一生对臣子们待遇不错，只有用和不用的区别，没有刻意打击或肉体消灭。他想过平衡，想过同时用司马光和王安石来做左手和右手，但未能如愿。神宗的问题是，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就不愿再做变动——人有了自己的小系统，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 王安石呢？他当然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从道德和志向出发，无可挑剔。但他也有另一面：不感受别人的情绪，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在乎手段方式。他用人功利，只看能力不看善恶，身边聚集了不少趋炎附势的小人。在思维习惯上，王安石认准一个目标就坚定地执行，遇到阻碍就踢开，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他善于构建变法的完整蓝图，然后坚定推行，只争朝夕，却不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下根据变化去动态调整。 遗憾的是，政治本身就是复杂系统的游戏。环境在变化，执行的人在变化，时也、命也、运也。 司马光本来是可以在中间做一面镜子的。他的道德操守和个人能力都无可挑剔，他也期望着鞠躬尽瘁，帮助修正不足，改善政治环境的走向。但很遗憾，他也没能做到。司马光的个性在于，他心中有一个不变的儒家士大夫标准，这使他很多时候不够灵活，被小人所左右，太在乎名节制和所谓的是非。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他有平衡的意愿，却没有平衡的手腕。 所以你看，这三个人在一起，已经决定了这段历史的走向。一个期望很高但不一定知道如何做好的君主，一个偏执固执、直线推进的王安石，一个道德高标但不太通世故的司马光。三个人，一个看目标，一个重结果，一个讲道理——但谁也无暇看人，没有看人所形成的气氛。 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耐心，缺的是宽容，缺的是对人的感知，缺的是对政治气氛的把握。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相信是有的。但当时当政者的目光，都放在了各自最看重的那个点上，没有人真正把目光投向人本身，而世道是人建出来的。 上一本读的是毛选，两本书对照着读，感受更深了。毛选中强调的那种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的眼光、矛盾相互转化的灵活态度、对实事求是态度的强调，还有论持久战那种从长远和全局去布局的思维方式，恰恰是提醒我们，人是复杂的，情况是多变和多层次的，历史是发展的，也是这段历史中最缺乏的东西，多角度的视野。他们都太急了。 所谓视角，是帮助我们的大脑更贴近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不是只讲我们的期望，还要讲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和限制条件。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大脑的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好的思维框架，就是帮我们在有限中看到更多、看得更准。 说到底，政治是人与人的游戏。每一段历史都有它的辉煌，也有它的遗憾；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陷。真正重要的，不在于设定一个多么宏大的目标，也不在于掌握了多少道理，而在于知人、知时、知势、知变——知道每个人的欲望和缺陷，知道环境在如何变化，知道气氛在往哪个方向走，知道怎样在保持大方向的前提下动态调整。 变革这不是一个目标导向的公式，而是一种处理复杂关系的艺术，所以太难了。

人生有限，学海无涯，一分钟都不要在这浪费…… 从来没见到过这么让人明白何谓“巧言令色”的文字。 不想一一辩驳了，直接放司马光的原文，来自他的《乞条例司常平使疏》: 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馀而不致狼狈也。贫者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馀，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常鬻妻卖子，冻餒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被此相资以保其生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 ......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 ......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负， ......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 富人是因为聪明有远虑才富裕的，穷人是因为愚蠢而不懂得延迟满足才穷困的。穷人是靠富人的借贷才维持生存的，所以不能让富人（兼并大地主，借高利贷的）变穷（交免疫钱，按高低户等差额收取的税），不然穷人就要活不下去啦。 好好好，这样的一个人都可以代表百姓了，不知道穷人算不算百姓啊？我不愿说得难听，但文过饰非到如此地步，在某些人眼里估计不懂要把空余的房子租出去的人是活该受穷吧。

这居然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的水准？！如果是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的朋友，劝你们不要读，会直接把你们带跑偏的。 对于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甚了解，对司马光极尽褒奖，对王安石极力抹黑。通篇充满了作者的臆断和想象，跟写剧本似的。我也试着想象一下，如果司马光处在南宋末年或者南明小朝廷，他会是文天祥还是钱谦益？ 这段历史中最重要的就是王安石变法，作者却一带而过，对变法的利弊得失一概不论，书名取得这么大，写的却是司马光传。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改革是必要的，而改革最忌讳的就是左右摇摆，不能一以贯之，变革最后的的失败不就是新党旧党你方唱罢我登场造成的嘛！

之前备课的时候查阅文献的时候被论文作者推荐的这本书，在书架里面也躺了很久了，终于读到这一本。 这本书的优点是按照时间线进行梳理，把大事梳理得很清楚，也把仁宗英宗哲宗的关系梳理得很好。读完这本书，我也大致能够理清这一时期的大事记。 但是这本书我越读到后面越有点烦躁，这本书是我读过所有历史相关书籍中第一本让我深刻体会到“文学是巧言令色的”，作者对于司马光的偏爱太过明显，对王安石的诋毁也太过明显。我个人对这两个人物都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是我也能明显看出一些吹捧和诋毁的痕迹，似乎王安石做什么都是错的，而司马光做什么都是对的，司马光做不成的事情只是因为外部环境不合宜，而非司马光本人有问题。 我一向不认为历史或现实中有完人的出现，作者越是在书里想要塑造完美的司马光，越是让我会有一些逆反心理，想要探究这个人物的阴暗面。反之，作者想要塑造无是处的王安石，我就更想去探究王安石的好处。 总而言之，这本书对于了解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涉及的三朝皇帝的时间线而言，还是一本很不错的读物。但是对于两派人物的描写未免太过于代入作者个人情感，论据选取带有很强的个人偏向性，需要辩证看待。

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宋朝常被描绘为一个文化昌盛却军事孱弱的矛盾体。赵冬梅教授的《大宋之变：1063-1086》却带领我们穿透这层刻板印象，直抵北宋中期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转型核心。这部作品以司马光为叙事主线，通过对1063年至1086年这关键二十三年的精细解剖，展现了一场由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激烈碰撞所引发的制度异化过程。赵冬梅不仅为我们还原了那段历史的政治肌理，更揭示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当高尚的道德抱负遭遇坚硬的权力法则，政治理想如何在现实政治的绞肉机中变形、扭曲乃至异化。 《大宋之变》的时间框架本身就极具深意。1063年，仁宗驾崩，英宗继位，宋朝政治开始偏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仁宗模式；1086年，司马光去世，标志着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彻底失势。这二十三年恰如一个完整的历史单元，包含了改革与反改革的全部辩证过程。赵冬梅选择这一时段，展现了她对历史关键节点的敏锐把握——这不是随意截取的时间切片，而是包含着政治变迁内在逻辑的有机周期。 司马光作为全书的主线人物，被赵冬梅赋予了丰富的解读空间。传统史学常将司马光简单归类为保守派，与"进步"的王安石形成对立。但《大宋之变》打破了这种二元叙事，呈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司马光形象——他既是儒家道德理想的坚定信奉者，又是深谙现实政治运作的官僚；既是《资治通鉴》的编纂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治国智慧，又是深陷党争漩涡的政治实践者。赵冬梅通过司马光的政治轨迹，展现了道德理想主义者在权力场域中面临的永恒困境：坚持原则可能导致政治边缘化，而妥协求生又可能背叛初心。 书中对"濮议"事件的剖析尤为精彩。这场关于英宗生父尊号的政治争论，表面上是礼制之争，实则暴露了皇权与士大夫集团之间的深刻张力。赵冬梅揭示出，司马光在此事件中坚持"礼"的原则，不仅出于儒家信仰，更包含着制约皇权的深层考量。当年轻的皇帝最终依靠强硬手段赢得这场争论时，一个危险的先例被开创：皇权开始凌驾于士大夫共识之上，仁宗时期形成的共治模式出现裂痕。赵冬梅对这一事件的分析，展现了她将政治文化研究与权力运作分析相结合的独特视角。 王安石新法的推行与司马光的反对构成了《大宋之变》的核心冲突。赵冬梅并未陷入"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陷阱，而是冷静剖析两种政治逻辑的根本差异：王安石强调"富国强兵"的国家能力建设，不惜突破传统制度框架；司马光则坚持"守祖宗之法"的渐进改革，重视社会稳定的价值。这种分歧不仅是政策选择的不同，更是两种政治哲学的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赵冬梅揭示了司马光反对派的困境：他们越是强调道德原则，越是被边缘化为"不切实际"；而新党则利用皇权支持，将实用主义政策推向极致。这一分析对理解政治史上理想主义者的命运具有普遍意义。 元祐更化（1085-1086）构成了《大宋之变》的悲剧性高潮。当司马光终于有机会废除新法时，他面临着一个残酷的悖论：为了尽快纠正"错误政策"，他不得不采取与新党相似的强硬手段，从而在过程中部分背叛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赵冬梅敏锐地指出，这种"以专制反专制"的困境，恰恰暴露了道德政治的内在矛盾。更令人唏嘘的是，司马光去世后，旧党迅速分裂，证明基于个人道德魅力的政治联盟何其脆弱。通过对元祐更化的细致刻画，赵冬梅展现了一个理想主义政治运动如何在其胜利时刻埋下失败的种子。 《大宋之变》的制度分析尤为深刻。赵冬梅指出，1063-1086年的政治斗争导致了宋朝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从"共治"走向"专制"，从"宽容"走向"排斥"，从"多元"走向"一元"。这一制度异化过程不是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政治游戏规则的根本改变。皇权加强与士大夫内部分裂相互强化，形成恶性循环。赵冬梅特别强调，这种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即使后来者意识到问题，也难以扭转已经固化的政治逻辑。她的分析超越了具体历史事件，触及了政治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 赵冬梅的史学方法在《大宋之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她巧妙地将政治史、制度史与思想史融为一体，既关注高层权力斗争，又不忽视观念层面的碰撞。她对史料的处理极具批判性，能够透过官方记载的表象，挖掘权力运作的真实逻辑。尤为难得的是，她能够将微观叙事与宏观分析相结合，使具体人物命运反映出时代结构的变迁。这种多层次的史学视角，使得《大宋之变》既有生动的历史细节，又有深刻的分析洞见。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大宋之变》所揭示的主题远超北宋一朝。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政治学命题：道德理想与权力现实之间是否存在可调和的余地？理想主义者进入权力场域后，是否注定要面临"异化"的命运？司马光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道德纯净的方式从事政治这一本质上需要妥协的艺术。赵冬梅虽然没有明言，但她的叙述暗示了政治领域中"脏手问题"的不可避免性——要实现政治目标，有时必须使用道德上可疑的手段。 《大宋之变》对当代读者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提醒我们警惕政治中的道德绝对主义，无论是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的激进变革论，还是司马光后期的不妥协立场，最终都加剧了政治对立。同时，它也展示了制度异化的潜在危险——当政治斗争突破基本规则，整个系统可能滑向无人预期的方向。对于身处各种"变革"时代的现代人而言，这些历史教训值得深思。 赵冬梅教授的《大宋之变》最终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一部关于北宋政治史的杰出研究，更是一面映照人类政治普遍困境的镜子。在这面镜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司马光等人的个人命运，更是所有试图将高尚理想注入现实政治者可能面临的悲剧。历史虽然发生在过去，但它提出的问题却永远新鲜。在这个意义上，《大宋之变》既是对特定历史时刻的还原，也是对永恒政治难题的探索。它告诉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简单的褒贬远远不够；真正的历史理解需要我们在具体情境中，体会那些艰难选择背后的深刻困境。这或许就是历史研究最珍贵的礼物——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发人深省的问题。

读之忘倦，然忘倦处，正是被牵处。 善史者，当使读者自站，而非代站。 ——————分隔线——————— 这部文笔较好，架构清晰，史料扎实，但选取有方向，叙事流畅，留白却少。观感时好时坏，对个别事物的理解较浅薄或者说是脱离正轨，但有一些有趣的值得参考的看法，对我而言是有启发的，思虑再三决定给了“中评”。另外，我坚信赵老师不单单是在写北宋政治变革史，第二部第13章有弦外之音，这里或许有她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看到一个评论说的很有道理:“每个人都是你有你观点我有我看法，大家不同的观点想法一起碰撞才有思想上的进步。”是啊，看书总不能以批评为最终目的，因为彼此观点不同而口诛笔伐又得到了什么呢？ 最后再补充几句🤔这本书读起来给我的感觉是作者确实是科班出身的人，但有时会因为情绪化解读过度影响学术性，这种情况在第二部和第三部尤其严重（段评区在这两部吵得很厉害😣）但是我也不想一杆子打死，毕竟有些观点的确不错，整体读起来是泥沙俱下的，所以不太推荐小白看，容易被带偏，即便要读也要结合邓广铭、漆侠等人的相关作品（评论区有人贴书名我就不赘述了。） ——————以下是书摘—————— 1.衡量士大夫集体道德败坏的标准，不是个别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这个群体是否陷入“恶性分裂”。所谓“恶性分裂”，指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朝廷国家的整体利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甚而至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现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单等。一旦陷入“恶性分裂”局面，“忠义廉耻”必然变成虚伪的口号，士大夫必将跌下道德制高点，沦为权势的奴仆；而皇帝也将失去超越性，不得不与更善于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一个王朝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注:我有意没有使用“党争”这样常用的词语，主要是因为“党争”含义的不确定性。个人认为，既往的党争研究大多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君子—小人二分法，并且习惯于站在传统的“君子”一边论其成败，对于政治中本来就应该存在的分歧与斗争的涵容度不够） 2.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从“现在”看过去显得非常“先进”“具有现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额信贷、免役法像现代税制，然其本质却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历史时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释就必然是“不伦不类”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提”出来，用现代的逻辑去解释、包装，这种做法，是打着历史的旗号反历史，必须警惕。 3.在很多时候，“字面所展现的”与“实际所发生的”甚至可以南辕北辙 4.形势比人大，个人若不肯委屈情感，服从于形势格局，到头来只能是两败俱伤。问题是，人在伤心时，哪里还顾得上形势格局？ 5.如今，十五年过去，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青松弊庐在，白首故人稀。外饰服章改，流光颜貌非。”院子里亲手栽下的松树已经亭亭如盖，当年宽敞明亮的书房却透着老旧寒碜。身上的官服更加高级，镜中的容颜却日渐衰老。故友凋零，黑发斑白，牙齿脱落，身体不再结实，生命的活力就像是岸边的沙，被岁月的流水悄悄带走—除了远处巫咸山的轮廓，一切都不复从前。 6.在这种时候，是非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绩效，是要上峰满意！大宋朝官僚队伍的良心和操守就这样一点一点在半推半就中流失了。 7.古汉语行文崇尚简单，确切含义通过上下文达成；一旦抛开上下文，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是很容易被歪曲的。 8.好名声，本身就透着清高，比金钱美女“高级”多了。但是，如果把名声本身作为对象，不择手段地追逐它，那么，求名跟求利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都是欲望的泛滥。 9.道德是什么？它看上去空空洞洞，实际上却渗透一切、覆盖一切。它决定对错，判断当否。它是最软的，也是最硬的。若无道德堤防，欲望的洪水必将湮灭一切。 10.“嘉祐四友”的记载，最早见于徐度笔下，后来的人都是转抄徐度。所以，我猜，它极有可能是徐度根据后来历史的发展想象出来的。徐度落笔之时，距离嘉祐年间已经过去七八十年，偏安已成定局，杭州暖风熏人醉。开封城早已被金人占领，嘉祐年间的故都风流失去了声音和色彩，就像是一座废弃的舞台。而徐度的想象则像是追光灯扫过舞台，最后聚焦在这四个人身上。一瞬之间，“嘉祐四友”复活了，从徐度开始，他们成了很多南宋人心中当年开封的标志。 11.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让国用丰饶，不从老百姓那里拿，又从哪里拿呢？

此书，评一句挂羊头卖狗肉都是抬举，何也？其一，书名与内容严重不符，“大宋之变，1063——1086”，二十余年历史，中间主体部分1071——1085一笔带过，不足全书十分之一；其二，视角混乱，司马光视角与上帝视角随意切换，旨在更好的批判煕丰新法与司马光的执政，运用起来如臂使指、得心应手；其三，盲目堆砌文献资料与其他学者的成就，此书却只讲清楚的了一件事，那就是司马光的君子之风、德行高妙，作为整本书批判靶子的煕丰新法，诸如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等，语焉不详，支支吾吾，能仔细讲讲吗？作者难道是对批判对象不屑一顾？那你批判得如此起劲，根基在哪里呢？底气在哪里呢？其四，预设立场，双标明显，如同司马光的后人一样仰望、崇拜他，如同仇眦一样看待神宗及王安石的执政，可否把对司马光的温情脉脉、极度同情分百分之一二给神宗与王安石？其五，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以结论为导向的叙述，事后诸葛亮的表述，把成王败寇的恶臭展现得淋漓尽致，宋朝进入到神宗朝不改革行吗？其他人主导的改革就一定比王安石主导的改革成功吗？其他人主导的改革引发的政治风气与社会风气的改变就一定强于王安石的改革吗？把北宋的灭亡归咎于神宗与王安石合适吗？倘若继位的几个君主励精图治、大有作为，挽狂澜于既倒，你还会说神宗王安石的改革就一定导致北宋的灭亡？你这不就是说907年唐朝的灭亡是在唐玄宗安史之乱时就注定了吗？那唐朝中后期的150年是在靠你续命？其六，此书的行文是初中生水平，没有半点文采，词句干瘪，且多重复赘语，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当需要引用文献的时候，小学生翻译的文言文强势上线，你就这么自信你翻译的文言文最贴合原文意思？古人是这么小孩子一样说话的？就你看得懂文言文？你是在瞧不起谁？又或者是你认为你的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最没有文化的人看的？如此霸气的书名、如此精彩的历史被你写成如此杂乱的堆砌、如此稀乱的演义，惭愧乎？一句话总结，这是一本充满着傲慢与偏见的以赚钱为目的写给小学生的无学术性、无思想性、无文学性的通俗易懂的作品，与史学大师的著作差了一个光年！

《大宋之变，1063-1086》——一流的论点，二流的论证，三流的论据 在写本篇书评时，我已经阅读这本书90小时40分钟。我将分成三部分：本书架构、本书论述、本书存在问题，来介绍本书内容，并指出本书问题。 一、《大宋之变，1063-1086》架构 （一）作者的架构。作者将按时间顺序将全书分为五部分：英宗即位至驾崩（父子君臣，1063-1067）、神宗即位至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旧邦新命，1067-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至司马光离朝（风云初变，1069-1071）、司马光离朝至神宗驾崩（长安不见使人愁，1071-1085）、司马相业及之后（黄叶在烈风中，1085-1086）。 （二）每章的主要内容。 1、父子君臣，1063-1067： 第1章：总结仁宗之治，介绍英宗即位的艰辛。 第2章：介绍英宗与曹太后的矛盾，分析其根源所在。 第3章：在曹太后与英宗的斗争中，士大夫集团支持英宗，以韩琦最终强撤帘为高潮结束，以及司马光对此的担忧。 第4章：司马光对北宋凋敝的担忧。 第5章：英宗发起濮议，最终司马光离开谏官岗位。 第6章：司马光离开过程以及离开后的工作。 第7章：皇伯派与皇考派激烈的斗争，以及对北宋的破坏性影响。 2、旧邦新命，1067-1069 第8章：神宗即位后的一些措施，重点介绍了神宗纵容台谏官攻击皇考派宰相，以及司马光试图调和的努力。 第9章：司马光接任御史中丞，与神宗发生一系列冲突。 第10章：神宗新任命一批二府大臣，司马光反对张方平的任命，最终被罢免御史中丞，改任翰林学士兼经筵侍讲。 第11章：张方平丁忧离职，神宗寻找新的理财人选。本章简要介绍了王安石的一些背景，交待了王安石进京。 第12章：分析神宗与王安石的两次谈话。 第13章：针对南郊大典赏赐问题，司马光与王安石爆发了争论，神宗最终选择了王安石的主张。 第14章：介绍使司马光与王安石产生第一次重大分歧的阿云案。 3、风云初变，1069-1071 第15章：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并初步进行了改革，以及司马光的担忧。 第16章：韩琦的报告使神宗动摇，王安石以告病抗议，司马光的批答进一步刺激了王安石。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多次拒绝。 第17章：神宗最终倒向了王安石，王安石结束了病假，开始打击反对派。 第18章：介绍了神宗与王安石共同的法家思想基础，分析了司马光“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点。 第19章：司马光请求离京。 第20章：王安石以青苗法为红线，决定人事任命。司马光到永兴军后的奏札。 第21章：司马光在永兴军抵抗新法，最终辞职到洛阳任闲职。 4、长安不见使人愁，1071-1085 第22章：神宗遇到挫败。司马光给吕诲的墓志铭激烈抨击王安石。 第23—24章：神宗发布求言诏书，司马光上疏，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第25章：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坎坷经历 第26章：司马光写作《遗表》，神宗拓边西北惨败，给司马光批下“不候替人，发来赴阙”的批示 第27章：介绍了司马光离朝后，神宗朝其他一些重要事件。神宗驾崩。 5、黄叶在烈风中，1085-1086 第28章：高太皇太后摄政，司马光奔神宗之丧。 第29章：司马光多次要求广开言路。 第30章：高太皇太后任命司马光为副宰相。 第31章：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司马光无法作为。 第32章：介绍了蔡确和章惇。 第33—34章：分析了司马相业的困境，以及台谏官打破僵局，通过役法改革诏赶走了蔡确、章惇。 第35章：分析了章惇《驳司马光论役法札子》，从中可以看到士大夫集团的恶性分裂。 第36章：司马光病重，就职首相，进行了学校和科举的改革。 第37—38章：王安石逝世，以司马光为首的宰执谋求与新党和解，以台谏官群体为首的旧党群体拒绝和解，并影响了太皇太后，“和解诏书”成一纸空文。 第39章：司马光逝世，官僚集团恶性分裂愈演愈烈。太皇太后逝世后，哲宗、徽宗相继即位，士大夫群体无休止的分裂、恶斗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二、《大宋之变，1063-1086》论述 本书向读者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大宋发生了什么变化？其次，大宋是如何变化的？最后，这场“大宋之变”导致了什么。这三个问题作者有个关键句简单地回答了：“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那么作者是如何论述的呢？ 作者首先向我们介绍了英宗与仁宗——曹太后尖锐的个人矛盾，这一矛盾直接导致了濮议，濮议破坏了朝廷风气、制度，宰相与台谏官相互攻击，士大夫集团发生分裂，直接影响了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政治生态。 英宗的种种荒唐行为使神宗产生了为血统正名的强烈动机。而神宗想要开疆拓土，就先要解决财政问题。张方平突然丁忧使神宗不得不寻找替代人选，而司马光等人与神宗的性格、政见存在巨大差异，难以得到重用。 遇到王安石后，神宗与王安石共同的法家思想基础使神宗与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王安石有缺乏度量、固执己见这种性格缺陷，但同时道德高尚、学问高深，因此司马光等人一开始并不反对王安石担任宰相。王安石执政后，这种性格缺陷慢慢显露出来，“一道德”成为指导思想，而实质上就是排斥异己公开化。最终，司马光选择离开朝堂。 司马光离开后，王安石变法的争议越来越大，士大夫集团的分裂也越来越严重。士大夫集团的分裂和皇权——相权的集中是一体两面的，也即“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 神宗驾崩后，司马光得到高太皇太后的重用，台谏官猛烈的攻击使新党骨干离开中央，打破了司马光九个月无法作为的局面。司马光为首的宰执试图弥合士大夫集团的分裂，但以台谏官为核心的旧党团体拒绝和解，并最终影响了太皇太后。我们看到了好的政策因为政治纠葛无法施行的景象，这就是所谓的“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随着司马光的逝世，官僚集团的恶斗愈演愈烈，统治集团的团结无法修复。最终北宋灭亡。 三、《大宋之变，1063-1086》存在问题 （一）笔误 1、前言“这就是‘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本书第32章），实际上是第31章。 2、第四章“式微歌”两次提到仁宗的陵墓是定陵，但仁宗的陵墓是永昭陵。 3、第15章“开封山雨欲来”写“富弼是熙宁元年二月二日被任命为宰相的，比王安石的参知政事任命早一天”，而第十四章写的却是“熙宁二年二月初三，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可知第15章笔误，富弼应是熙宁二年二月二日被任命为宰相。 （二）史实错误 第13章“理财争端出延和”写“反驳常衮的话，说得最响亮的是他的前辈张文瓘（606-678）”，但常衮是729年才出生，他们虽然都对食料丰厚的问题发表过看法，但张文瓘不可能反驳常衮。 （三）史实有争议 1、本书认为“三不足”之说是王安石说的，但这点是有争议的。见卢沁娴《王安石“三不足”之说的流传与争议考论》。 2、本书认为司马光针对“三不足”之说出题的馆职考试时间在三月二十八日，与范镇讨论；黄复山认为在八月二十三日，范镇没有参与讨论，见《王安石三不足说考辨》。 （四）论述问题 1、第5章说濮议对当时人来说，“胜负关乎国运”“称呼即名义，每一个称呼之中都蕴含着相应的权力、义务和责任”，而到了第37章，“英宗是否称呼濮王父亲，对于本朝政治又有何损伤？” 2、第16章说“神宗想要的是，保留王安石的执政地位，让司马光加入中央领导集体，加以牵制，缓和改革措施，避免激化矛盾”；而第18章又说“神宗给司马光枢密副使，也不过是要收买他，要用高官厚禄堵他的嘴。” 3、本书第10章，当神宗为保留张方平，绕过吕公著扼守的通进银台司，给司马光调令时，“皇帝正在试图破坏祖宗法度，摆脱一切能够束缚他的制度和人事，走向独裁”，而第19章，到了王安石任知制诰，拒绝为苏辙起草制书，韩琦换了知制诰却成了“大度开解”。 4、第17章论述“三不足”时，“天命是什么？民意上达，就是天命”，而“三不足”的“天变不足畏”中的“天变”指的是自然现象，与古代天命观中受民意影响的“天命”是不同概念。 5、第32章，章惇说“谏官的任命首先需要由两制以上的官员推荐，然后由执政官拟定候选人，再报请皇帝批准”，作者从政治传统与政治伦理两方面反驳章惇，但章惇说的是制度，而不是政治传统与政治伦理。如果凡事以政治传统与政治伦理为依据，那么神宗——王安石的许多做法都能找到依据，台谏官凭借“风闻言事”恶毒攻击宰相、诛心立论也能得到依据。 6、本书的论点是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朝廷国家因而失去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最终走向灭亡，但本书对北宋的灭亡着墨不多，失去应对打击能力的朝廷是如何灭亡的这一点没有论述完整。 根据作者的论述，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士大夫集团的恶性分裂虽然确实是可信的，但我们看到，在英宗即位之前，北宋的官僚集团就存在着分裂，比如范仲淹——范纯仁父子与吕夷简的矛盾。作者在本书中没有提到仁宗朝的这种分裂，而是以“异论相搅”的和谐氛围概括了仁宗朝，这是作者论述的起点，但这个起点是令人怀疑的。 在我思考后，我发现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存在政治共同体的斗争，而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其中不乏“无法因应内外打击”的恶性分裂。如果这种恶性分裂无法避免，那么我们无法从王安石变法的教训中学到任何东西，本书作为一部历史著作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政治共同体的恶性分裂是否可以避免，这一点作者没有论述。这或许需要其他的读物来解答了。 四、总结 本书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作者知识丰富，旁征博引，辨析史料，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1063-1086年间北宋政治生态的剧变。从这一点说，本书有着一流的论点。 很多读者似乎很奇怪为什么有《大宋之变，1063-1086》这样名字的书会以司马光为主角，实际上如果读懂了这本书，这一点很好解答。这里“变”的意思，不仅仅指王安石变法，同时也指1063-1086年间北宋政治生态发生的剧变。司马光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在具体政策上激烈对抗王安石，但却与王安石共同埋葬了政治生态，王安石是掘墓人，而司马光则是埋葬者。因此，如果想了解这场剧变为何无法挽回，以司马光为线索人物是最好的选择。 读者们还有一个问题讨论得很激烈：作者有偏向司马光而贬损王安石吗？我认为有的地方是的，比如我在论述问题中提到的几点，作者对司马光与王安石有些“区别对待”。不过这一点不影响整体的论述。作者承认，并赞美司马光与王安石高尚的道德学问，同时指出两人共同的性格缺陷：固执己见。不同的是，王安石将这种缺陷上升到自己的执政风格，寻求“一道德”；而司马光的固执只是在具体政策上，执政风格却是要求“异论相搅”。王安石的缺陷上升为理性，而司马光的缺陷只是停留在感性。当论述这些内容时，并不存在偏见的问题。 我提到了，有些论述问题，因此我认为本书是二流的论述。 同样，本书还存在诸多笔误、史实错误、史实争议而作者并未指出的问题，我相信如果仔细筛查还能找到更多，因此我认为本书的论据是三流的。

书名不应该叫大宋之变，或许叫司马光通鉴更合适点。全文以司马光为线索，以司马光的主观心理作为评判是非标准。如果不是披着宋朝的幌子，或许我倒真不会翻开此书。和之前列传有区别的是，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也好，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也行，无不直观透露出对立传者本人难掩的喜爱。梁任公写的荆公更是为自己喜爱的人物疯狂支持赞美。可是，反观本书，确是挂羊头，卖狗肉。赵老师可以直接为司马光立传，在后记也直呼“光光”，“我的稿子还没交，那这世界上就失去了这样一部如此用心的“光哥和他的时代”的传记了，直接表达改成《司马光传》也未尝不可。可我厌恶的便是，套着1063-1086的年代，大宋之变，究竟多少解释了书名呢，变在哪里呢？ 如果我不曾了解这段历史，我或许会崇敬司马光五体投地，会对王安石以及神宗愤怒交加。可是，还好，我看过不少宋朝的书籍，所以不曾被书中观点所影响。这本书是否会影响其他人对王安石的看法以及那场他的变法的态度呢？我想会的，毕竟赵老师读者众多。可我希望，大家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多去看一下其他学者的传记。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无法还原那段历史了，可是我们却可以最大程度上去一窥当时的面貌。历史，绝非一家之言。 折服于作者的春秋笔法，在看到文献参考时候发现赵老师是看了邓广铭和漆侠老师的书的 前有宋史学界泰斗级人物 可为何作者还能如此粉饰太平，主观色彩如此浓厚？ 很多人都说，现在对王安石那场变法逐渐深入，本来我也这么以为。可是当看了赵老师这本书，这几天一直萦绕我的便是，对王安石的评价，似乎走过了漫长的圆形曲线，回到了起点。赵老师的态度，让我觉得，又回到了南宋那会子。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北大历史学系教授之手。作为一个通俗读物，其水准也难以说算得上高。治史者，该有如此态度吗？

很敬佩有勇气去书写历史的人，无论是历史里的司马光，用生命十多年的时间编写《资治通鉴》，还是现今各路研究历史然后用他们的表达方式将历史展开给我们看的人 他们不怕繁琐庞大的历史而投身洪流之中，只为摘取他们觉得值得书写的一段史实，不管他们的立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站在真实的史料里来写出他们想写的角度的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角度和观点，他们同样也有，但请尊重他们敢于去书写他们心中的历史，如果没有他们用心血日夜去查阅去翻找，又怎么会让现在的人看到当年的历史呢？ 所以我觉得应该尊重任何人写出的历史，但同时也要有自己的思辨和考量，读史书看见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人心，是历史人物的心，也是写作者的心，更是我们自己的心 作者喜欢司马光没有错，作者书写时也没有过于偏僻，通过作者写下的北宋历史，去看看那个时代都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值得看的